德國人為何擁戴了希特勒

  歷史是大人物創造的，但在大人物背後卻站着千千萬萬的小人物。當年，普通的德國人是納粹統治的民眾基礎。二戰結束後，美國記者邁耶在十年居住期間，跟蹤採訪了十位普通德國人，了解到為什麼大多數普通德國人會擁護納粹，最後得到這樣一個答案：他們以為他們是自由的。

  一戰後，德國背負了巨額戰爭賠款，新建的魏瑪共和體制一直處於混亂之中，1929年的世界經濟危機更使德國雪上加霜：馬克大幅貶值，失業率高達30%，而各派政治力量卻整天互相攻訐、無計可施。

  希特勒上台前，這十位普通德國人都處於失業狀態，生活無着。在他們的回憶中，1933年納粹上台至1939年戰爭爆發前是德國歷史上最好的時光。納粹大搞基礎建設，整頓社會秩序，迅速振興了經濟。

  僅僅三年間，德國的高失業率即下降為零，成為當時的經濟強國。納粹所以能迅速壯大，全靠大量工人、失業者、農民與中產人士的支持。在那段時間，這十位德國人的家庭生活都有了很大改善，不再受窮挨餓。

  其中一位裁縫告訴記者，1918年的共和使他父親變窮，是納粹給了他父親工作。他想要的就是安全保障、國家提供的工作，而且有保險和養老金。1935年他成為納粹成員後，這些夢想全都實現了。

  一位木工則說，納粹縮小了貧富差距，每個人都有了工作機會，而戰後雖然有了自由，但自由卻不能作為生活的替代品。

  這表明，儘管納粹上台後就開始鎮壓反對派，迫害猶太人，但只要讓民眾得到他們想要的物質生活，他們就會支持納粹。在他們看來，如果希特勒不發動戰爭，他就仍將作為歷史上振興德國的偉人而載入史冊。

  那位木工就發現，納粹制度“有許多好處”：納粹打破了階級區分，使他與上層人之間有了同等地位，這在以前是從來沒有過的。在群眾組織“勞工戰線”中，他與一位教師也成了戰友，大家完全平起平坐。那位裁縫曾給大學教授做衣服，他對此既自豪又忌恨，成為納粹成員後，他發現自己可以對教授們指手劃腳了，這使他感到極大的心理滿足。

  希特勒非常懂大眾心理，他爭取他們支持的辦法不是提高福利，而是增強他們的翻身意識。社會福利的增加畢竟是有限度的，而平等，甚至在政治上比他人優越，卻能使普通人獲得幸福感。

  實際上，這些普通人都是很正派勤勞的人，他們在納粹統治下沒有受過迫害，也不認識任何高層人士，甚至不知道大屠殺。即使他們知道一點也不相信，認為是猶太人的謠言。

  由於缺乏公民權利意識，他們總覺得猶太人經商太有錢，感到很不公平，認為剝奪猶太人的財產是應該的。那位裁縫就告訴記者，正是猶太人偷走了自己祖先的所有東西。他們渴望社會公平，但卻缺乏把各種事實聯繫起來的能力，把宣傳和事實分開來的能力，因而看不到納粹的“公平”是在攻擊人的基本價值和所含的權利。

  導致納粹上台的不是民主制度本身，而是當時的德國人的政治觀點多是從個人處境出發，對他人的權利漠不關心。他們沒有社會公民意識。所以與許多普通德國人一樣，納粹宣傳說通貨膨脹是猶太人造成的，他們就相信了。那時報紙上整天告訴他們：“猶太人是世界資本家，猶太人統治着英國，猶太人控制着俄國。”那位裁縫曾與記者談到毒氣室便說：“如果發生了那種事，那它是不對的，但我相信它沒發生過。”

  偏見使他只相信官方媒體的宣傳，而不是相信事實。即使發生了屠殺事件，他也認為領袖是好的，壞事都是周圍人幹的，是地方上的納粹濫用了黨的原則，領袖只是受騙了。

  1938年11月10日，發生了猶太會堂縱火案，一群孩子從被砸的猶太人糖果店搬運糖果，警察和成人在旁邊看着。此事他們也都知道，但並不覺得這是在犯罪。

  為了鞏固對民眾的思想統治，納粹強調的都是一些非智性的品格，諸如忠誠、純潔、勞動、簡樸和愛國主義等，並把喜歡思考的知識分子看成是不可靠的、有危害性的階層。

  在這位美國記者看來，這些普通德國人不是不關心政治，而是缺少政治權力意識，不懂得自己擁有最高權力的公民的責任，總認為國家是崇高的，而個人無足輕重，因而對他人的苦難漠然置之，甚至參與迫害。

  戰後德國人開始了新生活，這十位普通人的生活又一度變得艱難，他們需要承擔比從前更多的個人選擇和責任，對此他們總是抱怨和不滿，覺得納粹曾經把一切都管理起來，統治得很好。這表明，他們從來沒有認為自己受騙，他們以為他們在納粹統治下是自由的。事實上，他們渴望的從來不是自我實現的自由，而是想要擺脫“自由選擇的可怕負擔”（陀思妥耶夫斯基語）。

  這是自由制度與不自由制度造成的價值觀之別。從一個習慣於凡事自主的美國人的角度看，這些普通德國人缺少的其實是公民意識和勇氣：“一種能夠使人既不被統治也不統治別人而是能夠自我統治的勇氣。”

  對於同一事物，不同的價值觀會有截然不同的看法，這是現代世界分裂的主要原因。對於從前的許多德國人來說，納粹並不是一目了然的邪惡，只有當他們具備了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公民意識與責任，明白對他人權利的剝奪即意味着對自己權利的剝奪，才會真正認識到納粹的實質與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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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民眾為何狂熱追捧希特勒？

趙剛

　　1933年8月1日，星期一，一個極為普通的日子。

　　德意志第三帝國總理辦公廳的辦公桌上，擺着一封從德國農村寄給總理希特勒的來信。寫信的是一位普通的果農，名叫布魯諾·科赫（Bruno Koch）。他在信中寫到：“我終於如願以償，成功地研製出一個全新的珍貴草莓品種。為了展現對帝國總理的敬仰和愛戴，我懇求將這個新品種命名為‘希特勒草莓’。”信寫得十分誠懇，情感也很真摯。看得出，這位農民非常實在，真心實意地希望帝國元首能夠接受以他的名字命名草莓的請求。

　　像這樣普通人所寫的普通的來信，帝國總理辦公廳每天都要收到成千上萬。信以及郵寄來的包裹來自德國各地，有些還是來自歐洲其他的國家。寫信的有男女老少，職業形形色色，有工人、農民、國防軍士兵、知識分子、政府公務員，還有中小學生。而來信的內容也是五花八門，參差錯綜。多數來信是表達對帝國元首的崇拜和感激之情：“阿道夫·希特勒，我們相信你，沒有你，我們就是一盤散沙；有了你，我們就是一個民族。”“你遞給我們你的手和你的目光，這目光至今仍使年輕的心蕩漾；美好的幸福它永遠將我們陪伴，這一刻產生如此強大的力量。”還有不少是寫給希特勒本人的情書。從“堅決保證真正的愛情”，願意與元首結為伉儷，到表示立誓要為領袖獻身，奉獻出自己的貞操。一些年輕的姑娘在信中寫到：“親愛的元首，聽說您沒有孩子，這令我難以平靜”，“親愛的元首，我想跟你生一個孩子，這是一位薩克 森女人的願望。”

　　希特勒的辦公室里堆滿了這些求愛者寄來的精心編制的五顏六色的毛衣和漂亮的襪子。當然，這些信件希特勒本人還沒來得及拆看，就被手下人處理掉了。如果哪位崇拜者特別執著，一而再、再而三地寫信“干擾元首”，對不起，自然會有人通知蓋世太保去收拾他（或她）。當時的德國，有不少寫信者被宣布為“精神有障礙”，被送進所謂“療養院”。即便如此，仍有許多不明真相者繼續不斷地向領袖抒發情懷，表達情感。

　　在“萊比錫國際電影節”獲得大獎的《普通的法西斯》這部紀錄片中，曾真實地記錄下了德國民眾是如何狂熱地追捧希特勒的。

　　在紐倫堡召開的納粹黨的大會上，莊嚴巍峨的主席台上方，懸掛着希特勒親自設計的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NSDAP納粹）的黨旗，黨旗為紅底白圓心，中間嵌着一個黑色“卐”字，十分醒目。對於黨旗的設計，希特勒自鳴得意。他在《我的奮鬥》一書中說：“任何黨都應該有一面黨旗，用它來象徵莊嚴和偉大……紅色象徵我們這個運動的社會意義，白色象徵民族主義思想，‘卐’字象徵爭取雅利安人勝利鬥爭的使命。”一隻巨大的雕塑即普魯士雄鷹，高高地懸在納粹黨旗的上端，桀驁不馴，睥睨一切。廣場四周強烈的探照燈光柱，將整個夜空照射得如同白晝。數十萬群眾和軍隊聚集在廣場，舉旗列隊，高舉火炬，遊行示威。震耳欲聾的口號聲、鼓樂聲以及瓦格納的雄渾樂曲，與希特勒歇斯底里的演講交織在一起，匯成了令人震撼不已的第三帝國交響樂。成千上萬的人們忘情地呼喊着，高唱着，向着主席台上那個大獨裁者歡呼致敬，如醉如狂。

　　希特勒的演講充滿激情，讓台下的群眾更加熱血沸騰、心潮澎湃，“德意志民族是全世界最優秀的民族，德意志的未來要靠我們的人民！只能靠我們的人民！德意志人民，神聖的德意志人民，必須用自己的勤勞、智慧、冷靜、勇敢來克服一切困難！只有這樣，我們的國家才能前進，我們的民族才能振興！”我想，任何一個德國人身處這樣的環境，一定會激動得渾身顫抖，一定會為自己是最優秀的民族中的一分子而感到自豪萬分，一定會為擁有希特勒這樣最“偉大”的領袖而感到幸福無比，也一定會為德意志即將成為最強大的帝國而感到興奮不已。任何一個德國人一旦陶醉於這樣強烈的種族主義情感當中，一旦痴迷於如此盲目的個人崇拜以及極端的愛國主義情緒當中，自然會從理智走向瘋狂，從善良陷入邪惡，從文明墮落為野蠻。

　　令人悲哀的是，此時此刻，他們自己卻渾然不覺，一直沉浸在一種崇高的榮譽感和責任感之中，真的以為要跟隨偉大領袖投身到無比壯麗的革命洪流中，去創造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神聖事業。

　　面對這一切，正像西方學者所評價的，“攝影機不會撒謊，它把希特勒惡魔般的本質和把人類自制力喪失殆盡的情況表現得如此淋漓盡致，它所揭示的真相永遠使人不寒而慄”。

　　面對這一切，我們又該說些什麼呢？黑格爾政治哲學中有一個極深刻的觀點，至今未曾被人們恰當地理解——他說：國家不是建立在物質上，而是建立在精神上、思想上的。當1932年，已經成為納粹黨首領的希特勒曾躊躇滿志地宣稱“國家社會主義塑造了一個包括兒童和老人的群體，沒有人能夠使這部德國生活的龐大交響曲沉默”時，他的願望實現了。希特勒所締造的第三帝國就是一個建築在納粹主義精神上、建築在那個時代的每一個德國人靈魂中的罪惡之國。

　　七十多年後的今天，當我們回顧這些珍貴的史料時，不能不感到愕然：這難道就是深受魏瑪文化薰陶，產生過康德、黑格爾、歌德、馬克思、愛因斯坦、巴赫、貝多芬等天才巨匠，充滿理性的德意志民族？這難道就是被馬克思譽為由於“高盧雄雞的高鳴”和“思想的閃電”的射入從而得到復活的德國？

　　筆者曾由衷地感嘆過德國人民的素質。在《留德十年》這本書中，季羨老回憶，二戰後期，當年他寄居的德國小城哥廷根因燃料極為緊缺，市政府下令允許市民上山伐木，不過，僅限定在市政府做過記號的樹木，其他樹木仍舊不許砍伐。儘管德國冬季異常寒冷，當時的生活又十分困窘，可是哥廷根的市民無一例外，全都自覺地遵守政府砍伐的規定。我曾設想，如果這件事發生在我們國家將會怎樣？會不會由於生活的艱辛出現亂砍亂伐？會不會為了執行政府的規定而派出軍警去看管這些樹木？

　　二戰後期，美軍攻入法國境內，俘虜了一批德國軍官。一天晚上，美國軍營舉行晚會，也邀請了一些戰俘營里的德國軍官前來參加。一些美國軍官上台表演節目，而德國軍官則旁坐一邊靜靜地觀看。台下有一位名叫施密特的德國少校對表演不以為然。這種情緒被一位美國將軍看出來了，他詢問施密特少校：為什麼？少校言道，你的樂師在演奏柴可夫斯基的樂曲時有許多錯誤。

　　美國將軍頗為自負，特別是作為戰勝國的軍人覺得顏面上受到羞辱。他趾高氣揚地邀請這位戰敗國的俘虜去演奏。施密特有些遲疑，剛一起身就被美國人拉到了鋼琴旁邊。施密特整了整軍服，深吸一口氣，開始了演奏。流淌、優美的音樂旋律伴隨着高雅的演奏風度，使整個大廳一片沉寂。結束以後，爆發出一陣經久不息的熱烈的掌聲。

　　此時，美國將軍尊敬地問起施密特，是不是從哪個音樂學院畢業的？少校頗感驚訝，回答道：我從沒讀過音樂學院，我只是從西里西亞陸軍軍官學校畢業的正規德國軍官。

　　趙鑫珊《希特勒與藝術》一書也曾提到，二戰結束後，駐德美軍清查蓋世太保的財務，結果讓他們大吃一驚，這個曾經在納粹時期權傾一時、掌握着生殺大權的秘密警察組織，竟然沒有貪污事件。聯想起許多國家屢屢出現的腐敗，不禁叫人感嘆：管中窺豹，日耳曼民族的素質和教養由此可見一斑。

　　可就是這樣一個有着高度文明素養、自律廉潔的民族卻如此擁戴希特勒這樣一個製造種族滅絕的殺人犯，一個毀滅世界的戰爭狂，甚至不顧一切後果地跟從他，把整個歐洲，包括他們自己拖進了不堪回首的浩劫之中，成為毀滅人類文明的罪魁禍首，這究竟是為什麼？

　　1938年11月9日，在德國歷史上發生了令人震驚的“水晶之夜”。這個極具浪漫色彩的名稱，卻是與最醜惡的迫害猶太人的暴行聯繫在一起的。從11月9日夜晚到10日凌晨的一夜之間，德國各地的一百九十一座猶太教堂變成了一片火海，超過七千五百間的猶太人的百貨商場和商店被洗劫一空，數百幢的猶太人的居所被付之一炬，數千名猶太人慘遭侮辱、毒打，大約三萬名猶太富人遭到綁架，被勒索的贖金高達十億馬克。劫難之後，四處都是殘垣破壁，破碎的玻璃猶如嗚咽哭泣的水晶，在慘白的月光下閃爍着晶瑩的淚光。事後，為了補償所謂“眾怒”，猶太居民還必須掏出一百萬帝國馬克作為“贖罪金”。

　　據史料記載，希特勒當政時期，曾有數十萬德國人參與了對猶太人的迫害和屠殺。遭到納粹殺害的猶太人高達六百六十萬。參與迫害和屠殺的這些人並非全是希特勒的黨衛軍和蓋世太保，不少是來自各行各業的中下階層民眾。為什麼這些“普通的德國人”會積極地、自願地參與納粹的大屠殺？為什麼他們對自己猶太同胞如此殘酷？甚至當希姆萊已經要求停止屠殺之後，許多人反而還不肯住手？

　　二戰結束後，在德國的盟軍占領區內曾開展了一次名為“去納粹化”的清洗行動。除納粹一級戰犯必須在紐倫堡接受審判外，有四分之一的德國人口在盟軍占領區內接受了“思想改造”。為此，美軍專門成立了一個搜緝與甄別組織，叫做“智慧小組”，小組成員前後共有二萬二千人之多。他們設計了一份詳細的調查問卷，規定凡年滿十八周歲的德國人都必須填寫。問卷雖然只有兩頁，但卻設計了一百三十二個問題。美國人希望藉此篩選出具有危險傾向的德國人，清除納粹勢力在公共生活中，尤其是在政治、觀念、司法制度方面的影響。

　　從1946年春天開始到1949年夏天，“去納粹化”的清洗活動足足忙活了三年。在參與被調查的一千三百四十一萬德國人當中，有六百五十萬人曾是納粹黨員，這其中有將近五十萬名教師。調查還顯示，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公務員、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法官和律師都曾經是納粹黨黨徒。

　　在英克·布羅德森和卡洛拉·施特恩所寫的《他們為什麼效忠希特勒》這本書中披露了一份資料，在希特勒統治時期，共有一千三百多萬納粹黨徒，幾乎占到當時德國整個人口的六分之一，如果加上少年隊和希特勒青年團的人數，當時的德國，簡直可以說就是一個“全民納粹的國家”。

　　一個民族有很高的“文化教養”，有“行為嚴謹”、“舉止自律”、“品質廉潔”的高尚品質確實是好事，也的確能使個人保持潔身自好。但這絕不能保證這個民族不會誤入歧途，也不能保證這個國家在極權專制的體制下不會做出危害其他民族和國家的罪孽來。或許，能否正確地把握國家的自身發展方向，能否真正運用民主手段把握人民的自身命運，使之成為捍衛做人的權利，更能體現一個民族的素質。

　　盧梭曾斥責過歷史上的那些“高貴的野蠻人”，儘管他們很“高貴”，高舉着正義的標語，高呼着高尚的口號，但卻干出了卑鄙無恥的行為。因此“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惡魔；但人想做天使，卻做出惡魔的行為”。由此，更值得我們進一步反思的是：納粹罪惡的形成以及眾人參與的根源；更值得我們進一步檢討的是永遠將人類劃分為敵人與朋友是否理智；更值得我們進一步詰問的是：“為什麼人性中的醜陋與罪惡在極權專制的體制下會得到如此充分的表演和淋漓盡致的發揮”？

　　毋庸置疑，當生活在專制的體制下，每一個人都被灌輸“國家利益至上”的時候；當每一個社會成員渺小到沒有個人意志和權利，只能依附於國家機器的時候，機器上的每一個齒輪與螺絲釘也只能隨着整個機器的轉動而運轉，絲毫無法擺脫這部機器的控制。

　　美國學者亞特蘭認為，極權主義統治者認為最理想的子民並不是真心信服自己觀念的人士，而是喪失分辨力、匍匐在觀念腳下的民眾。德國人民的悲劇告訴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謊言、暴力、恐懼的極權制度下，一切資訊來源受到封鎖，或是只有經過篩選才能得到；一切教育受到歪曲與控制；一切文學、藝術被當作洗腦的工具，這時候，即使是一個文明和修養極高的民族，它也無法具有衡量善與惡的標準，也無法具有明辨真偽與判斷是非的能力。這時候，人再不是作為個體的人而存在，而是作為物質的人而存在，他存在的全部意義就是作為某個政黨的工具、國家的工具、某個統治者的工具。

　　希特勒曾打算通過宣揚自己的學說，把它當作一種指導和團結人民行動的工具，來達到作為推行法西斯主義的目的。在《我的奮鬥》中，希特勒設計了一個“理想的國度”，在德國，孩子出生後，並不能馬上成為公民，而只是“國家的臣民”。只有在接受了為他設計的學校教育和體能訓練，並在統一的軍事系統中參加軍事訓練之後，“這個年輕人，如果他健康而且檔案中沒有污點，才會被授予公民權”。多麼蠻橫又多麼霸道！任何一個德國人只要不接受希特勒的洗腦，不接受納粹的黨文化教育，即使是正常人，也不能算是公民，而只是“臣民”，是奴隸。

　　不客氣地說，希特勒確實做到了。正如他自己所表述的：人們“常常是察覺不到堅決支持的是一種背棄人類社會價值的世界觀。人性和人道主義的價值觀從我們的頭腦中完全排除了”。通過戈培爾指揮下的納粹宣傳機器喋喋不休地灌輸，德國人民完全接受了納粹專政具有歷史及存在的合理性和具有合乎社會發展規律的價值觀念；完全接受了為了“德意志民族的振興”，“為了日耳曼民族獲取更大的生存空間”，有理由將“不適合生存的個體、低劣的民族、墮落的階級驅逐並消滅”；完全接受了納粹文化對於各種詞彙所賦予的新的註解，諸如“人民”、“民主”、“道德”、“正義”、“法律”、“善良”等等具有普世原則的本意全都給顛覆了的解釋。

　　在這種情況下，難道還能期盼德意志民族有理性、有思辨能力嗎？此時，對於他們來說，善良與殘暴，有罪與無罪，正義與邪惡，這類名詞已經變得沒有任何意義，所謂“有罪”、“邪惡”就是任何阻礙他們實現“日耳曼人統治世界”的歷史過程的行為。

　　1938年，希特勒幾乎是用一種傲慢的口吻宣布：“除了以德國人的方式思維，以德國人的方式行動，他們（指德國青年）什麼也不用學習。”正如這位獨裁者所言，德國人十歲開始加入少年隊，十四歲加入希特勒青年團，然後加入納粹黨，加入青年義務勞動軍，加入德國國防軍後，立即又被吸收進衝鋒隊和黨衛軍。他們不可能再是自由人了，他們的整個一生也都不再會有自由了。

　　在《希特勒時代的孩子們》這部書中，真實地記載了納粹是如何通過教育將“法西斯精神”從小就灌輸到每一個德國兒童心中的。

　　宣揚“雅利安人血統優良”與“猶太人血統低劣”，是希特勒種族主義的核心。為了達到“自然的、持久的、不矯揉造作的”宣傳效果，納粹分子在教科書中向孩子們講述：在自然界中，同類物種與同類物種在一起，一群岩羚羊絕不會讓一頭鹿來領隊，一隻公椋鳥只跟一隻母椋鳥交配。同類物種相互吸引，繁育同一物種。只有人類違反自然規律，進行干預，進行“人工雜交”。這樣做的結果，會把最壞的特徵集於一體，形成罪惡的雜種。接着，他們又將這樣的謬論引述到“種族與猶太人問題”上。在當時的學校中，經常會有老師借題發揮，侮辱猶太孩子。魯道夫·巴努什爾回憶說：老師把他叫到全班同學的面前，然後問道：“知道什麼是雜種嗎？”班上無人說話，孩子們只是在生物課上聽說過這個詞。沉默片刻，老師指着魯道夫·巴努什爾說：“他就是雜種。他媽媽是猶太人，這就說明一切。”

　　為了煽動孩子們仇恨猶太人，納粹分子還編造了許多兒童讀物，像《毒蘑菇》、《不要相信綠色荒原上的狐狸》等來毒害污染孩子們幼小的心靈。古德倫·寶澤旺說，她至今也忘不了這些卑鄙的文章。

　　《毒蘑菇》講述的是，有一位女孩，她媽媽要她到牙科醫院看病。她與另外一位女同學共同到了診室，醫生先叫那個女同學進去看病。當然，這個醫生長着一張猶太人的臉，彎鈎鼻子，吊吊的嘴唇，大大的眼袋。這時候，坐在外邊的女孩忽然聽到診室里剛進去的同伴發出尖叫：“不，醫生，請不要這樣！”然後一點聲音都沒有了。後來醫生出來示意要她進去，她嚇得跑掉了。古德倫·寶澤旺回憶道，那時，作為孩子一直在想這個問題，猶太人對那個女孩究竟幹了些什麼？這個故事讓我整個青年時代都無法擺脫噩夢。

　　在這樣的教育和薰陶下，仇恨的種子就潛移默化地種下，並慢慢地開始發芽、開花、結果。當他們長大成人，參加衝鋒隊或是黨衛軍屠殺猶太人時，已經感覺不到有任何內疚，有的只是仇恨的發泄和崇高的歷史責任感。一個吃“狼奶”長大的孩子，不可能指望他具有人的善良品格。

　　歷史上從來沒有任何邪惡勢力在干罪惡勾當的時候，會告訴世人他們的行為是邪惡的、見不得人的。如果邪惡勢力公然以邪惡為招牌，恐怕世界上也就難有邪惡勢力的存在了。任何邪惡必然與謊言相伴，只有摻雜了謊言的罪惡，才會顯得高尚；只有披上正義外衣的邪惡，才會蠱惑人心。但邪惡勢力本身對自己的罪惡是心知肚明的，他們知道如何才能讓善良的人們甘心情願地接受他們的罪惡。正因為如此，世界上才會有悲劇，而最大的悲劇就是被邪惡勢力所欺騙，助紂為虐，卻一直以為在維護正義和公理。

　　著名思想家、哲學家米歇爾·福柯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曾經有效地動員和利用了群眾欲望的法西斯主義，存在於我們所有人中間。存在於我們頭腦和日常行為中的法西斯主義是使我們愛慕權力，渴望被支配和被壓迫的法西斯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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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時期德國人為何支持希特勒以及納粹黨？

　　現代法西斯則是源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運動。在意大利語中法西斯（fascismo）則含有“協會”、“一群”之意，意大利工農運動中的許多團體都採用過此類名稱，如西西里的“勞動者法西斯”組織等。1919年3月，對下層民眾的困苦生活十分同情的墨索里尼在米蘭建立了“戰鬥的法西斯”組織，並於1921年11月在羅馬舉行全國代表大會，正式定名為“國家法西斯黨”，翌年該黨奪取政權則標誌着現代法西斯主義運動作為一種政治力量在國際政治生活中的崛起。　　

　　與此同時，在德國慕尼黑建立的法西斯黨---以下層民眾特別是城市工人群眾為基礎的，團結中等階級下層的保持強烈民族主義色彩的政黨德國工人黨（1920年改稱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簡稱納粹黨。“納粹”是德文nationalsozialist的縮寫nazi的音譯）後來居上，於1933年上台執政，將法西斯主義運動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勿庸諱言，現代法西斯主義運動作為工農運動的分支之一從一開始就與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運動有着千絲萬縷的血緣關係，它們各自政治理念里的對工農利益之關心和維護、對勞苦大眾之同情、對社會公平正義之渴求，簡直毫無二致。　　

　　納粹黨魁希特勒在他的代表作《我的奮鬥》一書中以深切同情的筆觸寫道：“巨大的經濟發展導致社會階層的變化。小手工業者逐漸消亡，工人獨立生存的可能性日漸渺茫；作為結果工人明顯地無產階級化，出現了一個產業工人的階層。其最基本特徵就是工人永遠無法找到屬於自己的生計。他是貨真價實地一無所有。他的晚景淒涼，生不如死。”　　

　　如果不看出處，我們還會以為是馬克思在他的代表作《資本論》裡向我們講述他的政治理念呢。另外我們從一件小事裡也可以看出出身貧寒的希特勒對勞苦大眾發自內心的同情，由於希特勒有失眠的毛病，他睡不着覺的時候，就往地板上撒麵包屑和吃剩的飯菜來餵老鼠，他已養成了這樣一種習慣。他在一篇回憶錄里寫道：“在天亮前，我觀看着這些小東西在美食周圍轉來轉去。在生活中，我曾經歷過許多貧困，我完全能想象出飢餓是什麼滋味，因而也能體會這些小東西的快活。”　　

　　納粹黨的黨綱里更是明確提出要實現社會主義，要求將壟斷性企業收歸國有，工人分享企業利潤，國家以廉價出租的方式扶持小商人，取消地租，禁止土地投機，要求取消不是靠工作而得到的收入，嚴懲高利貸者等；對外則要求廢除歧視性的凡爾賽和約，建立一個強大的超越議會民主的中央集權的人民國家，致力於建立政府控制一切的制度。　　

　　並宣布納粹黨旗的顏色紅色象徵這個運動的社會意義。這對急於擺脫國家屈辱和經濟困境的德國人民來說，具有強大的號召力。以此觀之，說納粹黨徒是狂熱的社會主義者並不過份。納粹黨的綱領和共產黨的綱領的區別僅僅是前者更偏重於民族優越，主張結束階級鬥爭，搞階級調和，讓上層階級明白他們對工人所負的責任；而後者更偏重於階級優越，主張階級鬥爭，搞暴力革命，徹底推翻上層階級，讓工人完全掌權而已。從這種意義上說，法西斯黨和共產黨的確只是政見略有不同的堂兄弟而已。　　

　　在社會實踐中，德國納粹黨更是卓有成效地履行了對德國人民的承諾。1933年希特勒剛上台時，德國經濟幾乎處於崩潰的邊緣，失業率高達33％，德國6600萬人口中，幾乎一半在飢餓和貧困線上掙扎。希特勒上台的第三天就在廣播電台發表《告德意志國民書》，宣布政府要“拯救德意志的農民，維持給養和生存基礎！拯救德意志的工人，向失業展開一場大規模的全面進攻！” 納粹黨創造了消滅失業的經濟奇蹟，到1938年德國失業率僅為1.3%，而同期美國、英國、比利時、荷蘭的失業率則分別為1.89%、8.1%、8.7% 和9.9%。在着力解決失業問題的同時，納粹德國也高度重視社會福利事業。希特勒在1930年指出：“用警察、機關槍和橡皮棒，不能持久地單獨維持統治”。這不僅是他的治國思想，也是他的社會實踐。　

　　希特勒上台後大力推行社會保險制度，增加和提高國民的社會福利，擴大了職工的有薪休假制度，納粹黨的勞動陣線在療養勝地魯根島等地，修建了一批療養院和旅館，建造“力量來自歡樂”旅遊船。僅1937年1年內，全德就約有1000萬人參加了“力量來自歡樂”的休假旅遊，過去只有資產階級上層社會才能享受的休假旅遊，現在德國的普通工人也能夠享受了。納粹德國還通過勞動美化活動來改善工人的勞動條件和勞動環境。 1938年夏天，希特勒甚至宣布，德國要實現“每個德意志職工擁有一輛小汽車”的目標，指令大眾汽車公司去美國福特汽車公司取經，以最小的利潤率、最低廉的價格大批量生產工薪階層買得起的優質小轎車（順便說一句，大眾汽車公司生產的質優價廉的大眾牌甲殼蟲小轎車至今仍然是世界工薪階層最喜愛的車種之一）。　　

　　事實上，納粹政權小心謹慎地不做任何會激發民眾抗議社會福利政策的事，當時普通德國民眾的賦稅得到減免，退休人員開始享受醫療保險，德國士兵的妻子享受了最好的待遇。從1932年到1937年，國民生產增長102%，國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納粹政權創造了德國經濟恢復和人民福利的奇蹟。

　　納粹政權靠社會福利政策的善舉換取了普通德國民眾對其內政外交政策的全力支持，將普通德國民眾對納粹政權獨裁專制的不滿情緒減少到最低程度，以至於普通德國民眾普遍認為希特勒的人民國家是一種討人喜歡的獨裁。在納粹統治的短短12年中，德國民眾與納粹領導層保持了高度一致，德國民眾被積極地動員起來將自己的命運與納粹政權融為一體。這就不難解釋為什麽在蘇聯紅軍的先頭部隊已經打到距希特勒藏身的地堡只有幾百米，納粹政權大勢已去時，納粹德國的十二、三歲的娃娃兵仍在為保衛他們的元首拼死抵抗。　　

　　但，不可否認，德國法西斯政權對包括猶太人在內的世界人民犯下的滅絕人性的罪行。與此同時，這又從另一個角度揭示了法西斯主義的“對本國本民族人民好，對其他國家和其他民族人民狠”的人種優越論的荒謬性---為了本國本民族人民的福祉而禍害其他國家和其他民族人民，到頭來本國本民族人民也要遭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