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文《亞洲周刊》創刊以來，直至本世紀初，一直秉承海外自由派知識分子的立場，鼓吹改革開放，批判獨裁統治，聲援大陸民运，推崇普世價值。我記得你們曾做過很多深入而大膽的報道，對推動中國前三十年的改革開放，發揮過正面作用。

　　我們相識多年，在工作上有過很多合作，個人交往雖說不上非常密切，但也一直有共同語言。我曾有少量文章在你們的刊物發表，你們的書也曾經由天地圖書出版，不管怎麼說，總是有某種程度的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因此長久以來，也一直以朋友相待。

　　因為《亞洲周刊》承辦書展的作家活動，我們也曾有過不少合作。有一年你們邀請大陸自由派知識分子資中筠女士來書展演講，但資先生並沒有作品在香港出版，我聽說後即與江迅商量，取得資先生授權，在書展前趕出一本她的文集。另一次，因為天地圖書出版汪精衛的《雙照樓詩詞藁》，徵得余英時教授寫長序，我建議書展時請余先生來香港，江迅即到處張羅，準備提供兩張來回美國香港的頭等機票，此事後來雖因余先生不便終未成事，但當時的確感覺我們之間合作愉快。

　　如果我沒有記錯，因六四事件坐牢的李旺陽「被死亡」時，你們曾做過一期封面專題，劉曉波零八憲章事件，你們也曾做過深入評析，你們也曾做過搶救六四民呷耸康摹更S雀事件」的獨家報道，你們在做這些新聞專題時，也都一直站在質疑和批判中共的立場。很多採訪都是你們親自做的，文章也是你們親筆寫的，從那時到現在，從站在自由主義立場，到站在中共的立場，這中間一百八十度的轉換是怎麼發生的呢？

　　如果之前的你們是真盏模�那之後呢？如果今天才是你們的真眨�那之前的呢？習近平說：「不能以前三十年否定後三十年，也不能以後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莫非你們以前做的是對的，今日做的也是對的？你們真是深得「辯證法」的箇中三昧啊。

　　這半年來，最多人談論的是「割蓆」二字，你們應該不會忘記割蓆這個典故吧。三國時期魏國的管寧和華歆本為同門，有一次兩人在屋裡讀書，門外有達官貴人經過，車騎顯赫，管寧視若無睹，華歆卻興衝衝跑到門外翹望，羡慕不已。車騎過去，華歆回屋，管寧二話不說就把草蓆割了，然後說：「你不配做我的朋友。」古人交朋友，有如此嚴格的標準﹑崇高的境界，比起他們，我們真是有愧於前賢。

　　我自然遠沒有管寧那樣的決絕，我一直因循地遵從一些交朋友的社會習慣，人都不是完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性格和為人宗旨，也有各自的生活處境，不可能事事都求全責備。自從梁振英競選特首以來，《亞洲周刊》就成為梁的大本營，糾集一批梁粉，日以繼夜為梁振英搖旗吶喊，當時我已經很不理解了。到佔中時，你們更赤膊上陣，唯恐香港不早日變成大陸。考慮到你們老闆的政治立場，我還是盡可能地體諒你們的處境，希望你們有機會盡可能維持個人的良知，為香港人說一些公道話。

　　初時你們仍會玩一點平衡，間中還會有涉及敏感政治議題的綜合報道，貌似仍站在自由知識分子的立場，但在處理上已經相當低調曲折，我明白你們的處境，也自以為體諒你們的苦衷。

　　我已經長期不看《亞洲周刊》了，因為如果你們不敢接觸政治議題，又有預設的立場替中共和特區政府粉飾，我就不想再浪費自己的時間了。直至這一次，你們把對香港人殘酷施暴的黑警，也當作英雄來崇拜，我也是看報道才知道，但做到這樣，你們已經去到盡了，除了文匯大公，已經沒有人可以做到你們這樣了。因此我才發覺，我對你們長期以來都有誤解，我誤以為你們還有一息尚存的良知，我用了二三十年時間，才發現自己全然失察——如此欠缺知人之明，交友不慎，真有愧於古人。

　　我不理解的是，一個新聞工作者，如果明白自己握有第四權，有責任監督政府，維護人民的利益而不是統治者的利益，那麼你們就應該和眾多香港新聞工作者一樣，致力維護香港的新聞自由，而不是反過來，致力維護統治者壓制新聞自由的「自由」。你們年輕時投奔新聞行業時，曾否立志做一個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新聞工作者，而不是做專制政權的代言人？你們午夜夢迴，有沒有試過撫心自問，稍微有點不安和煩惱？

　　現在我終於明白，你們和大多數香港人根本的不同是什麼了。我們為自由可以不愛國，你們卻為愛國可以不自由；你們生活在尚有自由的地方，情願放棄自由，我們生活在不能不愛國的地方，卻敢於不愛國——我們不可調和的矛盾在這裡。

　　俗話說，你交什麼樣的朋友，你就是什麼樣的人。在香港人為自己的命咿账揽範幍漠斚拢�我如果還當你們是朋友，我的人格就有問題了，我愛護自己的人格勝過愛護自己的生命，因此與你們絕交是我唯一的選擇。

　　事已至此，多說無益。我們就在這裡分手吧，從前種種一筆勾消，未來種種楚河漢界。這半年多來，以我的立場和態度，相信你們也早就準備和我絕交了，如此我們就兩便吧，各自割離，不留後路。以後道左相逢，也形同陌路人，你們是你們，我是我，最終，我們各自都去承擔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