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背上的青春（52）：清理队伍

贺长文

“继续清理阶级队伍、批判乌兰夫”是前指的主要任务。批判乌兰夫我们在基层感觉不到。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在我们这儿却是高潮不断。由于地处边境，战备任务趋紧，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的年代，边民的阶级成分、政治态度变得尤为重要，必须调查清楚。运动除了向内地转移不受信任的人员外，就是搞清楚留下人员的阶级成分。

蒙古族原住民大部分世世代代生活在一起，相互了解，阶级成分清楚，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对他们用不着再补做什么工作。队里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主要内容一个是牛鬼蛇神队伍，一个是核实那些盲流的家庭出身。

牛鬼蛇神本来就是群众专政封的，没有法律依据。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初期，我查了一下生产队里两位牛鬼蛇神的情况，又到旗公安局查了档案，忠岱和阿迁尔在刑满释放後都有6个月的监督劳动期。看看刑满的日期，他们都是1966年初释放的，监督劳动的日子早已到了，不幸的是他们赶上了文化大革命，自然而然地成为牛鬼蛇神队伍中的一员。我那时也不懂得什么法，但本能地认为解除了监督劳动後就应该是正常的社员，不应该再让他们继续接受监督劳动，否则何时是个头呢？忘了我是跟领导班子里的哪位讲过了，讲明後他们俩做牛鬼的日子就算结束了。都是一个生产队的，没有什么形式，也没有正式宣布，更用不着出个证明啥的，他俩的事在我这儿算是清了。阿迁尔干什么去了我不清楚。忠岱没有家，也不可能再回旗里当干部，就留在大队农场干活，他住进了老婆去世不久的王庆竹家与之作伴。大队里怎么给他们派活、记工分，我没有问过，这已不是我该负责的事。其他四位牛鬼蛇神的阶级成分没变化，也没有内迁或加重惩罚的必要，印象中他们没再集中一起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没有了惩罚性劳动，也可以回家了，牛鬼蛇神队伍就此解散了。大队领导班子的政策水平不高，虽知道了忠岱和阿迁尔被解放的事，但因居民点分散，生产队很少召开社员大会，并没在社员当中正式宣布，谁知这一漏办，给後来发生的事留下了隐患。

移民与知青的阶级成分不用调查，调查集中在盲流们身上。调查表上成分一栏中只有宋军填的是贫农，大部分盲流填的都是上中农。按当时的认识，上中农是团结对象，富农就该是打击对象了。这种调查表肯定是上面发的，生产队没印过，可我现在记不起向其他生产队下发或回收的过程。宋军老家在河南，他的劳动态度得到全队社员的一致认可，他本人也很快提供了原籍革委会开出的证明，所以没必要再去调查。其他盲流都是困难时期不安心在原地干农活儿或因为吃不饱自己跑到草原谋生的，他们一般比较计较个人所得，劳动方面自觉性差些。这些人来的时候虽没有带户口，缺少劳动力的草原还是接纳了他们，公社也给了他们口粮。现在他们提供不了符合自己意愿的证明就拖着。好在我队的盲流多是冀北、雁北的人，原籍距草原不太远。如去外调核实，跑一圈回来可以调查几个人，省时、省钱。

在我参与此项运动之前，已经搞了多年挖肃运动。我就没有想到过去运动中有没有调查过谁，直接就对现有社员做了分析。我们队成分不明的还有年纪比较大的闫石银，据说他在多伦曾给敌伪干过事。他提供不了自己确切的出生地，说不清履历，让我对他充满疑惑。以我当时的认知，找不到证明人可以，怎么可能对自己的经历记不清呢？我推断他多半有难言之隐。另一位年长者王庆竹，有人揭发他吹嘘过马步芳，说自己曾在青海为马步芳修过机场。据说他来草原时曾穿着呢子制服，而具体到他穿的制服式样和颜色，没人能说得清。王庆竹倒是提供了籍贯的详细地址，但对修机场的事却说的含含糊糊，总绕弯子避免直接回答。在食堂为我们做饭的大耳朵老李，原在水利队干活，也讲不清自己的经历。有人怀疑他存在历史问题，但由于他来生产队时间短，牧民对他不了解，没什么大的反映。我想，闫木匠、王庆竹都有点文化，大耳朵老李基本不识字，也可能农村人对阴历阳历分得不太清楚，但他不糊涂，对自己干过的事也应该记得住呀？工作停滞了一段时间後，我决定选择闫木匠与王庆竹作为第一次外调的主要对象。其他盲流都年轻，本人不会有多大问题。那时生产队班子刚成立不久，军管下我提出运动要办的事，领导们都无异议。说实话也不知道生产班子里哪位领导管运动，好像运动方面的事我说了就算数了。没有相关的蒙文文件下发，领导班子也不清楚运动要如何进行，提不出什么不同意见。我在生产队里借了点钱，到公社开了证明就可以出行。公社是一级政府，出具的证明到外面购车票、住宿就管用。出行之前，我准备了几个要调查的问题，但不知能否查回有用资料，甚至不知道应该怎样调查，不知道人家允不允许我查看资料，心里发虚。如果花了生产队的钱，却查不出来什么结果，回来怎么向大队交代呢？队里对我的工作虽然没有具体要求，但我不出去调查，就什么也确定不下来。有任务在身，不宜下浩特参加生产劳动，天天坐在办公室里，阶级成分复查工作又无法推进，所以必须出去调查，拿到真凭实据，将问题落实。

没人跟我讲过应该怎样外调。我也不知道从哪儿知道的，凭直觉感到应该两个人去。倒不是我怕担责任，两个人去既可以有个商量，也有个证明，我选择了曾经与我同在一个蒙古包的北京知青李保民做伴同行。出来外调後才看到，外单位搞外调都是两个人一起进行的，我暗自庆幸自己的这一决定做对了。我们的第一站是多伦县城，那里是日伪时期的重镇，可能还保存有日伪时期的档案。我想先去查查闫木匠。

听全明和保民讲过闫木匠对知青很友好，在大队办起食堂之前，他们来队里常到闫木匠那儿蹭饭。我猜想肯定是闫木匠过去在得意之时向人炫耀过，否则谁知道他的历史呢？闫木匠，牧民称之为查干木匠，单身，就住在大队部前面的土房里。他行事低调，不大讲话，讲起话来也是慢条斯理的，不知是否是在思考。草原上缺木材，木匠活不多，他在队里的主要工作是维修牛车。应该说全队一年也没多少活儿。但牧民反映他不出活儿，技术也很一般。靠手艺谋生，干了一辈子手艺却不熟练，而且这么大岁数没成过家，我觉得与常规不符。对自己的经历他谈得很简单，从不多说一句。相对其他盲流，他的年龄较大，又交代不清楚履历，经历肯定复杂，因此确实需要查一查。

这是我来大队後第二次出差，第一次是与全明一起送张忠去精神病院。与上次出行相比，这次外出没那么顺利。那次我们乘坐的是长途汽车，而且都有座位。现在军管了，公路上跑的车多了，但长途班车没有增加班次。在阿巴嘎旗、锡林浩特，街面上人来人往，忙于备战。我习惯了空旷的草原，在阿巴嘎旗和盟里有了人满为患不习惯的感觉。车票根本买不到，我们又不能就住在旅馆里等车票，只好求助于顺路的货车司机带我们一程。那时草原上的司机都乐于助人，但他们认识的人多，求他们帮忙的人也多，往往早就约定好了人。我们在旗里、盟里无任何关系，两眼一抹黑，求谁去啊。问了几位师傅，有的车顺路但货物装得太满，怕出事故，司机死活不带人。无奈之下我在旅馆里挨着门打听，最终找到了一位顺道并同意带我们走的司机师傅。当然司机旁边的座位已有主了，那个位置似乎永远是留给女性的。我们两个大小伙儿只能委屈地趴在货物上。

为了赶路，天未亮司机们就起床打热水，把热水浇在发动机上，给冻了一夜的发动机加温，否则汽车发动不起来。天微明，旅馆的小院内地上已有厚厚的积冰，走路得小心翼翼避免滑倒。车下流淌的水冒着白色的蒸汽，冬日清晨停车场这种热闹场景现在根本看不到了。车发动了，车场里一片马达声。我们笨拙地爬到车顶上跟车出发，我们不能躲在驾驶舱後面的背风处，否则紧急刹车时货物会因惯性前移危及我们的生命，而在车顶上那就要经受风的考验。坝上的风总那么强劲有力，初冬时节风已刺骨。尽管在车顶上我们背对前方把自己裹得严严的，风依然毫不留情穿透厚厚的棉大衣，手脚很快冻得失去了知觉。当时的路况不好，车的行驶速度慢，我们一直在车上颠簸，蜷缩的身体在大麻袋上左摇右晃，不时被高高抛起。我们不敢有丝毫大意，一路紧紧把住车帮以免被颠落车下。好在到了灰腾梁，司机停车下来吃午饭，我们才得以下车舒缓一下筋骨。这时脚趾已经失去了活动能力，双脚冻得就像是个冰坨，踩在地上就一个疼的感觉。我们赶紧挤进车站小店取暖。

这里的饭店少，规模也小，但过路的卡车多，饭店的生意兴隆。天冷，人们说话喘气都吐着白“烟”。吃饱饭的人也不愿走，守着火炉再烤一烤。小店里挂着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几样菜名，其中有一道“葱包肉”，是菜谱中比较贵的菜。我过去在旗里人委招待所食堂吃饭只知道馅饼、面条或是酸菜豆腐，没有听到过“葱包肉”这道菜名。心想细细的大葱怎样才能将肉包起来呢？由于好奇，也由于它贵，我记住了这道菜名。多年後我回到北京，才发现真有这么一道菜，那是“葱爆肉”，不是“葱包肉”。

换了一次车，向东，我们来到历史名城——多伦。安顿好住处，我们手持介绍信直奔公安局。多伦县属于内蒙古自治区管辖，军管政策一样，运动同步，所以联系外调事宜比较顺利。不过我们从闫木匠处得到的信息极为有限，没有具体的部门、年代等等，怎么查呀？几经交涉，人家还是搬出了一大摞敌伪档案，我是第一次见到档案资料，忘记它是怎么分类的了。因为我们也讲不清楚具体要查什么档案，好像就是查一些名单，因为有人揭发他在多伦为日伪做过事。我们翻了一遍，没有查到闫木匠的名字，谁知他改没改姓名呀？很无奈。根据已掌握的蛛丝马迹，什么结果也没有查到，这不等于白跑一趟吗？尽管出发时我就没抱太大希望，从公安局出来时还是很扫兴，感到出发前的准备工作还是不足，压力陡然增大。常说不打无准备之仗，可既要清理阶级队伍，又不能搞逼、供、信，自己不交代，揭发不具体，该怎么办呢？这么做专案工作可能获得突破么？我没想清楚，只好怀着忐忑之心掉头继续南下，去河北王庆竹的老家碰碰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