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背上的青春（58）：钢巴特尔

贺长文

文革中全国都在学习解放军，许多单位都派驻过军代表支左或军管。军代表个人的人品与能力差异很大，因此军代表的作用往往不能一言以蔽之。旗里的干部们也一样。

我插队的时候经历过四位公社书记，有两位没见过面，只与钢巴特尔和他的前任有过一两次交往。

钢巴特尔个头较高，瘦瘦的，说话轻声细语，总是面带微笑地认真倾听你说话。我与他只接触过两次，他没有干部架子，对我这个普通知青也给予尊重，充分体现了他的修养。首次与他接触便有一种亲近感，感到他有长辈的慈祥，其实在去他家请教之前我已经对他产生了好感。

钢巴特尔平反後接受的首个任命便是到我们公社当书记。消息传来，住在公社的人们议论纷纷，好像与他都是老熟人。从阿巴嘎旗到我们公社有一趟过路的班车，每周一次。公社没有公交车站牌，食堂旁边的空地就是车站，公共汽车穿过公社时停一下就走，这里是班车通往边境公社吉尔格朗图的第一站。从我公社基本没有往北部边境去的老乡，向南去阿巴嘎旗的牧民们更愿意骑马去，一般在这个站点上下车的乘客不多。钢巴特尔要来公社当书记的消息传出後，人们就盼望着新书记的到来。

那天天气晴好，估计班车快到了，三三两两的人便站在空地上晒太阳，等着迎接新书记。我从办公室的房间出来回住处，听到人们在议论班车已经过去了钢巴特尔书记没来。没接着书记，人们便纷纷猜测，有说消息不准确的，有说估计有变化的。听後我也未在意。第二天一大早，没有班车也没听见有吉普车来，在食堂吃饭时却听说钢巴特尔已经到公社了。据说钢巴特尔前一天在三队的一个浩特附近下了车，走进了蒙古包，还替社员守了一夜羊群。在浩特的这一天一夜，他了解了牧民现在的生活生产情况。

草原上消息口口相传得很快，有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领导住在家里，还帮助下夜，牧民的感受可想而知。这件事也感动了我，可以说从听到这样的议论起，他的形象就已立在我心中，我认定他是一位好干部。好干部的气场很大，并不一定要和本人接触很多才能感受到。给我留下好印象的另一位干部是我们生产队的书记吉格吉德。很巧的是这两个人年轻时都到过北京，吉格吉德是第一届全国共青团代表大会代表，钢巴特在北京政法学院毕业。这可能也是解放初期对少数民族青年干部培养的结果，他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作风。

我为填表的事请教钢巴特时，他的家已经搬来了，我见到了他的夫人乌兰，一位知识女性。给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个家干净简单。为什么印象这么深刻呢？因为前任书记就住在同一间屋里，此前我为了什么事进过这个门。前任书记是位东北蒙古族干部，从边境吉尔格朗图公社调来。他的蒙古名字很长，因为接触少没记住，只知道他的汉文名字姓白。他也很和气，胖胖的，体态衣着与当地牧民无二。他的家屋里基本没摆设，多的是孩子，孩子们出出进进的，家里不够清洁。他的夫人是家庭妇女，听说她生了15个孩子。我头一次听到生孩子能达到这个记录，不免吃惊。妈呀！怪不得他家里还不如牧民家整洁。所以两下对比，钢巴特尔家的整洁、白书记家里有15个孩子，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钢巴特尔在队里做了什么调查我并不清楚，但他蹲点的时间较长，不是蜻蜓点水那种。他肯定看到了农场北京知青打井的辛苦，看到或听到了我们队女知青们能用蒙文为牧民读报纸、教牧民唱蒙语歌曲„„，亲眼所见，亲耳所闻，钢巴特尔对我们生产队里的北京知青有了了解。这样的知青怎么可能会叛国投敌呢？赵健他们蒙受的“叛国投敌”嫌疑在钢巴特尔的眼里自然就消除了。不久他们几个人落上了户口，粮食关系也转来了。

分别听两位知青说过，钢巴特尔在公社任上时曾讲“二队的知青不论谁走，谁都不许拦”。那时除了小新疆关继英（锡伯族小孩，她来草原时才十五六岁）次年回京探亲没回来，其他知青还没有走的。钢巴特尔这话分量有多重不清楚，但我们生产队从1972年起陆续送走了10名北京知青去读书（关继英也读了大学，未统计在列），推荐上学的北京知青所占比例之高在全国插队知青中恐怕都是罕见的。

钢巴特尔为人随和，心极细腻。他在大队食堂吃饭，知青也在食堂吃饭，一来二去他与大耳朵老李及知青们都熟悉了。他下浩特需要马骑，常换坐骑。周钟林的马群里好马、老实马多，为此他常从周钟林的马群借马骑，他甚至会托周钟林从公社给他带烟回来。一天他问周钟林对前程有什么想法。当时的情况，知青们哪个敢说不准备扎根一辈子呀！看着钢巴特尔和蔼的面容周钟林犹豫半天，吞吞吐吐地说有机会还想学习学习，没想到钢巴特尔笑眯眯地鼓励他。後来有机会时他真的帮助周钟林，推荐他上学，也鼓励他去包头当老师。钢巴特尔对知青的理解与关心是发自内心的，因为他既是党的干部，也是父亲。他没有讲大道理，没有鼓励知青扎根牧区一辈子，没有鼓励知青去与牧民相结合。他看得远，讲真话，鼓励知青学习。那个年代，我们生产队大多数北京知青的家里多少都受到了冲击，能得到如此之“父爱”，感激之情不是一时一事，而是终生难忘。

钢巴特尔给我的感觉是不仅作风好，其政策水平之高也不是旗里其他干部所能比肩的。

与其他公社相比，我们公社离阿巴嘎旗政府所在地最近，旗政府的一些活动常在我们生产队举办。比如，旗里整顿党组织的会议就是在我队召开的，知青们正是通过这次整党会才了解到阿巴嘎旗党龄最长的不是旗党委书记，而是在大车店看门的老头，这让知青们感到很新奇。

有机会接触到旗里干部的知青，能体会到干部们政策水平的差别。

牧民们祖祖辈辈都在这片草原上生活，彼此了解。过去乌兰夫曾根据草原游牧的生产方式与牧民的生活现状提出过：“牧场公有，放牧自由”和“三不两利”的政策。“三不”即指不分配牧主的牲畜、不斗争牧主、不公开划分阶级成分，“两利”是指对牧工、牧主都有利。这些政策促进了生产，提高了牧民的生活水平，得到牧民的拥护。文革中“三不两利”的政策和乌兰夫本人都受到批判，军管後前指的任务里也保留着对乌兰夫的批判。

正在搞阶级成分复查时旗委书记来了。沙旧解放前原本没有什么畜群应属贫牧，社员大会上起初也把沙旧的阶级成份划为“贫牧”，并没出现异议，可是因为前不久有人揭发沙旧与某女牧民关系暧昧，会议快要结束时突然有人提出沙旧有强奸妇女的问题，成分应该划为富牧，会场沉寂了。这时有北京知青提出强奸妇女与阶级成分不是同类的问题，不应该混在一起。旗里来的书记完全听懂了知青的意见，但竟然采纳了那位牧民的意见，沙旧的成份便再次定为富牧。文革初期沙旧以富牧身份进了牛鬼蛇神队伍，他的阶级成分问题这次又没得到纠正。对这两个迥然不同的问题，这位旗委书记不懂么？为什么默认了群众的提议将它们合二为一了呢？知青们谁也没搞懂。

钢巴特尔作为父亲，他能像对待孩子们一样爱护知青，因而也得到我队知青们的尊敬与爱戴。钢巴特尔在我公社当书记时间不长就调回阿巴嘎旗继续做他的旗委书记去了。他有两个比我们小一些的漂亮女儿，其中的一个到南部公社插队并嫁给了北京知青。他能同意这门婚事不知是否与他在我队对北京知青的了解与关爱有关。

由于缺少沟通，钢巴特尔对我队知青的调查与关爱当时我并不了解，我与农场知青的隔阂也一直没消除，直到前不久我才知道我们之间的隔阂最初源于刚到队里时曾在蒙古包前插过红卫兵大旗，那面大旗虽然只挂出几天，但在我们之间蒙上了阴影！农场知青把这面大旗看成是老子英雄儿好汉的标志，对我们严加防范，结果便是直到离开草原我与他们之间始终保持着不相往来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