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背上的青春（60）：居在公社

贺长文

在公社里我有许多其他知青没有的便利，最起码的是居住条件的改善和一日三餐的便利，完全没有了风吹日晒与忍饥挨饿的折磨。住房不大，不愁用水也不愁燃料，居住条件远胜于蒙古包。我“宅”在屋里，交友不多，也不深。公社所在地有革命委员会。这里的革命委员会组成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有来自各系统的代表。一些革委会委员年龄与我也差不多，但经历各不相同。那时选革委会成员讲的是出身，不论学历，也无所谓党团员。在牧民面前，凡是吃公粮的人都称为干部。粮店青年刘金武就进了革委会，他比较活跃。当过兵的蒙古族青年一般都会讲汉话，最适合当干部，如公安特派员潘景林、武装部长宝泉都是复员兵。常驻公社的军代表——曹干事，山西人，个头很高，来自农村。这位军代表不够平易近人，不知是端着架子还是本身就呆板。我的办公室与曹干事的住房相邻，那么多空闲时间里我们竟然没有对过话、串过门，想起来也是一件挺奇怪的事。军管撤销前，他老婆来公社探亲，几天没动静，突然一天两人动起手来，面盆、茶缸等物件抛来掷去，响动太大了。隔着墙，我被他们吵得坐立难安。头一次碰到这样的场面，也不知该不该去敲门劝架，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我跑回住处找隔壁的郭万义。他们两口子都是分下来不久的大学生，有个孩子，我想请他俩去劝劝架。没想到郭万义听後动也不动，慢条斯理地说：“两口子吵架不用劝，一会儿就好。”这反而让我感到尴尬。他没起身，我也不好马上转身就走。他们的女儿小红不大，挺可爱的，为遮掩我的不自在，我把小红抱在怀里坐在椅子上逗她。片刻功夫我感到肚子处湿热，举起她来一看，她的一泡尿已把我衣服裤子尿湿了。我举着孩子看着尿往下滴，不知该往哪儿放。他夫人见状也不搭话，冲我一笑，直到孩子尿完了才起身接过去。他俩比我大不了几岁，但社会经验却比我丰富多了。他俩的反应令我意外，我可是一本正经地去请求他们帮助的。

郭万义夫妇都在兽医站工作，与我队一些知青很熟。我占着兽医站的屋子做办公室，却与他们交往不多。我回到自己的住处换洗完衣裤来到办公室，隔壁的吵闹声果然息了，也许两口子吵架真像郭万义讲得那样不用劝。这番折腾後我的心却静不下来了，桌角上有本毛主席语录，一只手胡乱翻开，扉页上的签名映入眼帘，我名字中的“文”字被改写成“腿”字，“长文”变成了“长腿”。搬来没两天後我就发现了这个变化，但不知是谁什么时候改的，也没往深处想。这时我突然明白了，这事八九不离十就是他俩之中的一位。

头一次请人劝架没办成事，头一次抱小孩内衣裤都被尿湿了，真是诸事不顺。但烦恼中竟来了灵感，自以为破了个小“案”子，心情又随而转好（後经与郭万义夫妇核实，改名字的事与他们无关）。

在公社接触人多，信息也多，但我不懂得交朋友，更不懂得利用这个机会为自己谋划个前程。公社的年轻干部们或有自己的家庭，或有自己的事业，都有奔头。潘景林复员後开始在商店售货，没两年，当上了公安特派员。他的事业从公社商店起步，到1995年我们回访时他已经是盟公安局的局长了。兽医郭万义两口子专心“生产”，文革一结束，改行调走了。宝泉当上武装部长。看似寂寞平静的草原，看似懒散的起居，公社里的年轻干部们都有着自己的梦想与追求。

我们年龄相近却有不同。他们是干部，都以公社为家，我是知青，在公社始终找不到家的感觉，所以融不进公社的工作与生活圈。人虽在公社，但我一直认为萨如拉塔拉大队才是家。所以偶回大队，赶上什么没干过的工作也想尝试参与，比如拔麦子（忘了种的是什么）、脱土坯。这两项工作我干得都不好。因为长期脱离体力劳动，我个子高，需要蹲下或弯腰干的活就吃力，我干得甚至不如牧民。脱土坯更需要气力，干得腰酸腿疼还不出活儿。好在我干这些活都没有量的要求。倒是有一次加固我们居住的土坯房时干得挺来劲。就是将干草与土和成泥，往房顶和外墙上糊。草原上风沙大，糊在土坯墙外层的泥土易脱落，露出土坯砖，这不仅影响房屋外观，更重要的是影响房屋的牢固程度，所以需要适时给房屋外层糊上“新衣”。黄沙土和泥容易，土坯房不高，往屋顶送泥时，一锹泥水平地抛起，上面的人接住铁锹，直接把泥翻倒在需要的地方。连土带锹往上一抛的活儿似乎有点儿技术含量，干着不算累，自己就有点得意。

由于在大队里与其他北京知青、老乡交流也很少，屋里冷清时我又会莫名其妙地生出一种漂泊的感觉。萨如拉塔拉大队的北京知青到公社办事几乎没有人找过我，这也和我来公社之前一直独自走场有关。我天生不适应游荡的生活，肯定也没做好扎根一辈子的准备，但也没有尽快离开草原的设计，前途十分模糊。也有可能是因为没有“事业”，若学有所成，心里有目标有追求，处在什么环境里我也会踏实工作。好在这个时段的生活安定，与放羊牧马相比，与人的交流机会多了，那种被放逐的孤独、寂寞感淡化後，恐惧感消失了，生活有时还是愉快的。

在公社时，曾收到已调离的知青寄来的两封信。一封来自在青海酒泉三九公司工作的王志强，他托我帮他转一下粮食关系；另一封来自到安徽巢湖当兵的李保民，他向我打听一位知青的通讯地址。王志强的信开头就称我为“大哥”。看到这个称呼我有点儿吃惊，从来没有人这么亲切称呼过我，这“大哥”听着多少带点儿江湖味儿。我虽不习惯这个称呼，但也兴奋了几日，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我想若再见到他，我肯定会更感亲切。与王志强相比，我与李保民一起外出调查过，相互要多一些了解，但他离队去当兵的事并未告知我，许是来不及吧。他寄来张穿着军装的照片。他能托我办心想之事，也让我感到是一种信任。达布嘎家的知青真正在一个蒙古包或土坯房里日夜相处的日子并不多，更多的是相距几十里或上百里。现在他们有了新的工作岗位，我们相隔千里了，友谊还在保持着。我当时与同学们的联系几乎断绝，也无法融入公社的群体，十分孤独。前两年是与畜群相伴无人对话的孤独，现在是有人可以对话却无话可说的孤独。这时收到他俩的来信与照片，我感到心里暖暖的。

在公社的生活，如果说有什么遗憾的话，就是没有抓紧时间读书，学习点儿什么。上大学没希望，未来也没有方向。我曾读到过一篇豆腐块大小的文章，讲在澳大利亚放牛放羊都是把它们圈在围栏里，不用人看守。一次进城我买了一本介绍可控硅的小册子，可控硅那时问世不久，属于新科技。经历了一年放羊的辛苦，搞个通电的围栏成为我的一个愿望。我小学时曾组装过矿石收音机，能收听到一两个无线电台的广播节目，中学时又组装过三波段的收音机，对电器有点爱好与实践经验。这几年学业虽荒废了，但见到这方面的消息，而且有可能改善牧区的放牧环境，我马上又来了学习的兴趣。当时真不知道我们的草场与澳大利亚的草场有着很大不同。

当然，读懂了知识也没用，要实现这个愿望还需要相关元件和其他材料等诸多条件。我的愿望没能实现。几十年後回访萨如拉塔拉，“围栏”出现了，但不是通电的那种，是铁丝网。草场被割得七零八碎，看不到游牧的畜群，阉割之後的草原变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