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之随想

12月底武汉市发生27宗不明原因肺炎。 2019年12月31日，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1100万人口的武汉市发生多起呼吸性感染病例，病毒来源不明。当全世界各地流行病学专家们迅即启动了对该病毒真面目的探寻的同时，即2020年的元旦，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有8名网民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散布关于肺炎疫情的谣言， 造成社会不良影响，已被依法查处。1月2日中共喉舌【人民健康网】醒目报道，散步武汉肺炎谣言的8人已被依法处理。法网恢恢，全国百姓的嘴巴，眨眼功夫就被控制住了。但这种连自身复制动能都不存在的新型冠状病毒，却能藐视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在不到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武汉肺炎已发展到必须史无前例的封城，并造成全人类恐慌的被哈佛流行病教授称为是核武级别瘟疫。

如今学术分类很细，隔行如隔山，我搞了半辈子的肿瘤生物,对流行病一知半解，更不用说病毒源，传播机理和治疗。但不难理解武汉肺炎在短时间里蔓延迅速到失控的地步，相当的因素是出于作为传播介体的百姓的不知情。

图1， 邹容，根据今天的法律，他的【革命军】无疑为让人民法庭判以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而在1903年仅获2年拘禁！

自1851年洪秀全的长毛起义，接着是迷恋暴力能解决一切，谁给钱就是同盟的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直至1949年毛泽东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共产革命，多达2亿的中国人送了命，中国社会也变迁无比，但唯一依旧的乃是中国人的嘴巴还是只能用来吃饭。

最近看了大陆出版【民国逸史】第一部，其中有一节专门讲殉国英雄，提到了邹容（1885-1905）。18岁的邹容曾写了《革命军》小册子，【民国逸史】第一部的作者王习耕在介绍此本小册子时说， “邹容呼吁民众用革命的手段与祸国殃民的清王朝决一死战，推翻封建皇权。继而扫荡“外来之恶魔（指满洲人）”，进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自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人们争相传阅《革命军》，使之在短短的几年中，竟再版20余次，发行量高达110多万册。” 在故事的结尾，作者不提审判，只是简单地说邹容最后死于狱中。

稍有头脑的此刻就会想到，1903年正处于慈禧太后统治的晚清，那么朝廷是如何处置这个著书鼓动血腥造反，坚决推翻它的叛逆分子呢？

图2，遇罗克，他的《出身论》，仅仅是因对血统论的质疑和善意批评，却在十万人公审大会上，被宣判死刑并被处决。不用说文明的西方，即使在被中国人口诛笔伐的晚清时期也是无法想象的。

1901年八国联军撤出北京后，慈禧太后从避难的西安回到紫禁城。同时也从义和团的噩梦中逐步清醒过来，决心启动缓慢但持续的政治改革。根据大清以往的惯例，《革命军》的内容不仅仅是言论不规，更是纯属暴力谋反。哪怕当时最开明的，曾一度支持戊戌变法的直隶总督瑞方也建议对邹容至少判以无期徒刑的惩罚。但当时上海租界法庭，根据重行轻言的西方法典，仅判邹容两年徒刑。这个最重要的细节也是这位大陆文人所故意“忘记“写的。

此案例对慈禧太后的触动很大，为此她不顾朝廷保守派的反对，决定采用西方和日本的文明法律来管理百姓的言论和出版。当时天津的大公报对直隶总督袁世凯经常著文公开进行百般侮辱和攻击，气得袁将军可谓怒发冲冠。堂堂直隶总督唯一能做得杀手锏，只不过是禁止他的下属不再购买大公报。

但祸从口出却自辛亥革命，清朝被推翻后，虽程度有异，但从未停止过片刻。因孙中山对长毛头子洪秀全顶礼膜拜之极，1929年蒋介石为了禁止国人对国共两党之父有任何亵渎之意，竟然颁布了一个令世人啼笑皆非的【禁止诬蔑太平天国案】，任何言论，戏台演出或出版物，如把洪秀全污蔑为“长毛粤匪“，都将严厉依法惩处。

当然1949年后被问斩的遇罗克，张志新就更难以启口了。相比邹容的【革命军】，使他们被处极刑的言论仅仅是一种对现实，善意的无奈呻吟而已。几十年过去了，今天的舆论有时也被允许公开为这他俩假惺惺地美言几句。提起“旧社会“他们是很会忆苦思甜的，但又是故意”忘了“在晚清时，或150年前人们的言论和出版物已开始得到类似西方和日本的法律的保护了。

今天，不管持什么政治信仰的中国人，凡提起革命和造反，就像吃了春药一般全身亢奋，但他们是否愿意冷静地扪心自问，150年来那些被称颂追求正义，所谓推翻旧制度的杀戮，除了2亿条性命被灭，是否真的为中国人带来一丝一毫的尊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