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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江红/火神山医院大漏水/谁是“零号病人”?
送交者: 一草 2020年02月15日21:58:49 于 [五 味 斋] 发送悄悄话

好一首《满江红》,犀利、悲壮!

ZT 满江红》  

    雨雪霏霏,龟蛇畔,楼台萧肃。

    犹记恨,不传瘟信,但关荣辱。

    十万白衣齐救护,八方风雨集荆楚。

    却无奈,冠毒满江城,黎民苦!


    多少事,官僚误。天地恨,楚江怒。

    看神州处处,万家闭户。

    衮衮诸公皆粪土,百年盛世疑无路。

    问归来,何日赏樱花,英魂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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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零号病人”?

逸云清远 02-15 12:44 查看原网页

武汉在冬天没有蝙蝠,疫情爆发的时间点,华南海鲜城也没有出售蝙蝠。

 据国家卫健委的最新官方数据,截至2月14日21时,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收到全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63947例,现有重症病例10204例,累计死亡病例1382例,累计治愈7076例。疑似病例10109

世界卫生组织紧急委员会在此前宣布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抗击武汉肺炎成了一场人与时间赛跑的艰苦卓绝战役。

中国全民宅家,疫区人人自危。相比武汉患者求医的无奈,中国人最大的幸福变成了健康地呆在家里。

一场对所有人的生活带来如此巨大影响,夺走上千位感染者生命的疫情,至今却并没有发现病毒的源头。人们只能从零星的报告、信息进行各种推测。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的迅速蔓延扩大,令人感到疑惑的是,病毒究竟是如何进入华南海鲜市场?“零号”病人和动物宿主的检测为何不见踪迹?病毒的源头又究竟来自什么?



1 

病毒并非源自华南海鲜市场

英国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曾 在1月底刊出一篇对武汉金银潭医院首批99名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案例的详细分析报告。 

该报告揭示了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的基因组序列与SARS-CoV的差异很大 不过该病毒的原始宿主与SARS-CoV相同,都是蝙蝠。   


同时,论文发现新型冠状病毒进入人类细胞所使用的分子“通道”,即人类的受体,可能也与SARS病毒相同,都是血管紧张素转化酶2(ACE2)。



值得注意的是,论文还披露了4个细节: 

第一,疫情的首次报告是在2019年12月下旬,此时武汉的大多数蝙蝠都在冬眠。

第二,在华南海鲜市场上未发现有蝙蝠或出售蝙蝠,但是有许多包括哺乳动物在内的非水生动物。 

第三,2019-nCoV与它的近亲bat-SL-CoVZC45和bat-SL-CoVZXC21之间的基因序列相似度不到90%,这意味着这两种源于蝙蝠的冠状病毒并不是2019-nCoV的直接祖先。 

第四,在SARS和MERS中,蝙蝠都是其自然宿主,另一种动物作为中间宿主,而人类作为最终宿主。 

上述文章显示,最早第一例患者出现在12月1日,并无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第二例和第三例也一样。 但后来华南市场的确检测出33份样本含有冠状病毒。 

 
更早前的《柳叶刀》另一篇由来自多家机构的中国研究人员组成的大型团队基于首批41名确诊住院患者案例撰写的分析报告也指出: 



首批的41起新型肺炎案例中,有13起与华南海鲜市场无关。专家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在疫情爆发之初,官方的主要信息来源是武汉市卫生委员会的通知。其1月11日的通知开始将41名患者列为唯一确诊病例,直到1月18日计数仍保持不变。

通知没有说明海产品市场是源头,但反复指出没有证据表明存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而且大多数案件都与市场有关。

这41例由武汉市卫生委员会通过诊断测试证实的病例,官员们大概知道每个病人的病史,他们肯定已经意识到这种流行病并非源自武汉华南海鲜市场

权威分析也证明,华南市场极可能并非最早的感染源,病毒是集中大范围进入华南市场摊贩的,并通过这里爆发。那么冠状肺炎病毒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又是如何进入华南海鲜市场的?这就成了至今悬而未接的疑题。

目前可以知道的是,武汉的疫情当地官员最早在12月就上报了,但是他们汇报的内容是什么,病毒当时的传播究竟情况是什么,病毒是病毒研究所外泄还是野生动物市场流出,或者二者合二为一,这些最关键的问题依然不清楚。 

金银潭医院收治的首批 99名感染者不同程度出现肺部发炎的症状,其中 82人出现发烧,81人咳嗽,31人呼吸困难,11人肌肉酸痛,9人神智不清,9人头痛,5人嗓子疼。 


截至到1月25日, 这99名患者中11人死亡,死亡率至少为10%。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病的死亡率为11%。这99名患者中仍在住院的仍可能会出现死亡。但与此同时,许多感染病毒但症状较轻微的人根本没有去医院。

而首批的99名患者中,能够解开新冠病毒来源问题的零号患者,在官方信息中极为神秘。 


2 

“第一个感染者”似乎失踪了 

关于“第一个感染者”,首次见之于文件的是“武汉卫健委关于新冠肺炎情况通报”: 2019年12月8日,武汉市首例感染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的患者发病,即发现“第一个感染者”的时间: 2019年12月8日。 (还有一种说法,是2019年12月1日)

12月1日或12月8日这个时间窗口成为武汉肺炎爆发的起始点,也成为武汉疫情期最重要的历史源头。 

几乎现在所有的研究文章都说“第一个感染者”跟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没有交集。 
比如,中国疾控中心学者在《柳叶刀》上发表的一篇研究论文说: 第一个感染者和后来的感染者,没有发现在流行病学上的连繫。 就是说,零号病人跟武汉华南海鲜市场、跟野生动物没有直接关联。 
 


《柳叶刀》的研究数据显示,最早发现的病例是12月1日出现疑似症状的,而非此前报道的12月8日或者12月12日,根据病毒的潜伏期可以推断,他至少是在11月就已经感染。而根据这位病例的信息,他并没有去过华南海鲜市场,但是官方也没有披露他是如何感染新冠病毒的。

国内外研究人员由此认为,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很可能不是武汉肺炎的新型冠状病毒的源头,或者武汉肺炎有多个源头。

当武汉肺炎源头最初来自海鲜市场的说法遭到质疑和否定后,一些专家根据已有信息提出:新冠病毒的来源有可能是来自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P4实验室。当然这种看法到目前并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支持。




不过至少从目前看,一个比较奇怪的事情是:“第一个感染者”似乎失踪了。

关于“第一个感染者”的信息很少,我们到目前仍不能从官方文件、媒体报道、学者论文中获知“第一个感染者”具体信息的细节——诸如他姓甚名谁?居住武汉哪个区域?发病前到过什麽地方?他是如何感染新冠病毒的?在哪所医院就诊并被确诊?现在情况如何,是已经治愈还是已经死亡?

戏剧性的事情来了:刚刚去世的某位“吹哨人”曾经曝出过“第一个感染者”身份。

在2019年12月30日下午17点43分的某微信群里,他曝出“华南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并且附带了文件,贴出了诊断报告。

报告结果显示:1-检出“高置信度”阳性指标 SARS冠状病毒、铜绿假单胞菌、46中口腔/呼吸道定植菌;随后还公布了11秒的视频:5床峰值逐步提高。



并且这位医生还说:“ 在我们医院后湖院区急诊科隔离,请大家注意。 第一例患者是水果批发摊老板”。他 还披露第一例患者在自己所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急诊科隔离。 
 


上述爆料人因此被当地警方认定”传谣“而受到训诫。但是,他并没有提及这个“水果批发摊老板”在哪开店做生意?家住哪里?患病前到过什么地方?

而且,上述关键信息目前还没有出现在官方通报、媒体报道、学者研究报告中,即没有得到证实。

也正因此,坊间出现了一种对于武汉新冠状病毒阴谋论的说法,认为导致疫情的直接原因是病毒泄露。中国科学院武汉P4病毒研究所由此受到了格外关注。



3 


崔永元的三个故事

两周前,以市场研究为主的英文网站zerohedge.com发表文章,暗示新冠病毒与武汉病毒所研究项目的关联性。

文章披露,武汉病毒研究所多年以来在负责研究,为什么蝙蝠能够携带多种冠状病毒而自身不受感染?

菊头蝠(来源:武汉病毒所石正丽团队) 


文章甚至认为,冠状病毒也就是导致了2003年中国的非典疫情和2012年中东的呼吸综合症流行的病毒类型。但文章并没有指出武汉病毒所的研究与新型冠状病毒的直接相关性。

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蝙蝠冠状病毒的石正丽教授2014年曾发表论文说,只要把蝙蝠身上S蛋白里的ACE2这个受体开关一调,这个病毒马上就可以传染给人类。

不过面对外界怀疑新型冠状病毒是从武汉病毒所流出,石正丽日前宣布用她的生命担保实验室没有泄露病毒

而在此之前,石正丽曾在朋友圈发文,说“新冠病毒是大自然给人类不文明生活习惯的惩罚””。




但不仅专家对此提出质疑,央视前主持人崔永元也公开质疑了这种说法。1月28日,他撰文讲了三件事。从专业以外的角度,带给人们不一样的思考。

第一件事发生在2004年。

安徽一位照料生病女儿的母亲,因不明原因肺炎去世,这位母亲死于2004年4月,她到去世都不知道,是女儿染上非典又传染给了她。

死者女儿是安徽医科大学的一名研究生,2004年3月在中国疾控中心的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的形态实验室学习了半个月,因为病毒所一个实验室人员将P3实验室中的SARS病毒,带到普通实验室操作,引发了北京安徽2004年的非典疫情。2003年非典人人皆知,崔永元讲的这个是2004年的非典。





第二件事发生在2005年的湖北。

2005年,湖北铲除了数万亩非法种植的转基因水稻。这些转基因水稻的种子来源,张启发院士解释说是转基因水稻种子被农民偷走了私下种植的。但崔永元在文中指出,张启发为包括孕妇和儿童在内的试吃人群“提供转基因大米是众所周知的”

第三件事发生在2020年1月。

中国农业大学的李宁院士被判刑12年,判决书称李宁院士贪污课题科研经费共计人民币3756万余元,其中1017万元是销售实验室淘汰动物和牛奶所得。那些实验室淘汰的动物和牛奶,有没有毒?能不能食用?都卖给了谁?无从得知。

崔永元最后质疑,实验室里有最危险的病毒,管理和操作保证严格规范、没有泄漏吗?市场上那些售卖的野生动物,会不会有实验室淘汰下来的?




文章表示,凭着他对科研院所的管理和一些科研人员操守的了解,这事无法乐观。而“左手查右手、老子查儿子是很难查出问题的”,他呼吁第三方介入调查。

武汉病毒流行是实验室泄露所致的传闻,虽然没有根据,却未必是空穴来风。国际生命科学期刊《科学家》2004年报道,当年北京专门研究非典病毒的实验室不慎让病毒两次泄露,造成感染。

2017年,武汉病毒研究所成立时,国际上就有科学家在《自然》期刊上提出警告,如果缺少严格管理,与非典类似的病毒很有可能从这样的实验室外泄。

英国《每日邮报》近日的一篇报道也指出,中国的动物实验室相比西方国家在管理上要松弛得多,这种因素可能带来危险。



专家指出,武汉病毒实验室是研究最毒病毒的实验室,有非常复杂的工程学构造,很难预估什么时候会出现系统失灵的情况。 因此一种开放性的文化对于保障该种实验室的安全非常关键。

4 
武汉病毒被人为修改? 
疫情爆发以来,虽然有大量新闻报道和部分研究指出,部分新冠病毒是来自武汉的华南海鲜市场,宿主可能是蝙蝠。 
但这并未完全解释病毒的来源,同时,有不少网络舆论认为,病毒可能是离海鲜市场不远的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 


对此说法,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进行了反驳。

他表示,“对于病毒我们知之甚少,美中两国和世界其它国家的科学家都在努力了解这一新的病毒。捕风捉影、造谣传谣都会带来很大的危害。”

这一争议是几周以来,关于非冠病毒来源争议的又一波高潮。

最近,中国一家网站也发表了一篇标题为《武汉病毒被人为修改,石正丽致命铁证被抓住》的文章,该文引起国内外关注。

这篇文章发表在“西陆网”上的文章指控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石正丽及其团队,从2015年起,自己设计研发了新冠病毒。

石正丽团队野外作业

文中指出,石正丽2014年关于蝙蝠S蛋白的ACE2受体开关的实验引起了国外医学界非常大的争议,有专家指出这种实验没有意义,而且风险很大。

因为当时石正丽团队是与美国一个医学小组合作,当时美国疾控中心意识到这个病毒有可能成为生化武器时,立刻叫停了这种病毒改造计划,并停止了拨款给相关研究。

文章斥责石正丽自己研发了这个杀伤力极强的病毒,还怪罪百姓乱吃野味等。

对于石正丽团队将新冠病毒归因于人类不文明习惯的说法,有一个关键漏洞在于:武汉在冬天没有蝙蝠,疫情爆发的时间点,华南海鲜城也没有出售蝙蝠。

西陆网的文章指出,就算那里有蝙蝠,它身上携带病毒的S蛋白也不可能传给人。蝙蝠病毒要传给人,至少得有1~2个中间宿主。



不过到现在,政府一直没有公布华南海鲜城里面有多少野生动物、有多少种类等相关信息,也没有公布关闭市场时,如何管理和处置那些动物。对这些,外界都是一无所知。

而且,官方也没有公布任何有关通过病毒核酸检测发现病毒的动物样本信息这些对掌握毒源、防疫控疫都是非常重要的数据。

北京大学传染病学博士董宇红在查阅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国际顶级医学和生物学期刊,了解来自一线的第一手资料、读过十几篇文献后,对石正丽等的说法提出了几个疑点。

第一个让董宇红警觉的是,新冠病毒有两颗来自蝙蝠的病毒,但是它全基因组序列的相似度并不高。这让她质疑,可能并非石正丽所说的“大自然惩罚说”,而是有可能存在人工干预。

第二个疑点是,病毒如何进入宿主的细胞?病毒表面有一个蛋白,就像钥匙一样。细胞表面也有一个蛋白,就像一把锁。钥匙开锁的道理,与病毒表面蛋白和细胞表面蛋白结合很相似。结合后,身体细胞就发生一种内吞噬作用,把病毒和整个病毒颗粒都包进去。简单说,这就是病毒感染的过程。



但是冠状病毒有个共同点,表面都有一个关键蛋白“S蛋白”,术语称为“棘突蛋白”,这是病毒发挥毒力的重要部分。

顶级权威论文中都提到一个现象,S蛋白基因片段与这个病毒非S蛋白区域的其它基因片段非常不同,序列非常不同

有17年抗病毒研究和临床经验的董宇红非常困惑:S蛋白序列中,找不到任何来源的一个中间序列。这是让人感到“非常奇特和惊讶”的地方。

第三个疑点就是两篇论文中都提到,S蛋白表面的四个胺基酸被替换了,而且替换之后,居然它不改变S蛋白和它受体之间的亲和力。其中一篇是中科院专家崔杰的论著,另一篇是印度研究团队的文章。

这种病毒间的组合,既保证了病毒受体蛋白的功能,又保证了突变的准确性。这种“精准的定点突变”令人非常惊讶。这在自然界中出现的概率不能说没有,但作为“搞病毒专业的生物学家来讲,观察到这种现象的概率非常非常小”。

美国进化生物学家詹姆斯根据分子生物学的基因分析方法,经过研究比对,也感到非常疑惑。

他在与董宇红的通话中表示,“在我们实验室中,有可能因为基因重组产生一些非常危险的病毒。这些病毒就是因为我们把一个病毒的某些序列,放到另一个病毒的某些序列上,最后人为地产生出一种人工的重组病毒。人工的重组病毒,可能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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