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非常欣賞方方的坦率直言，敬佩她的才華和為人。她比我年長些，是同時代人，經歷也有相似處。讀她的文，有很多共鳴。
方方 中華好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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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來就知自己有死的一天，活着是通向死的必然通道。只是人不是一個人活着，是與很多人一起活着。大家結伴而行，能好好走，就好好走吧。
方方，本名汪芳，祖籍江西省彭澤縣，1955年5月生於江蘇南京，成長於湖北武漢。1974年高中畢業後在武漢當過裝卸工，1978年考入武漢大學中文系，獲學士學位。畢業後分配至湖北電視台工作。曾任湖北省作家協會主席、省文學創作系列高評委會主任，中國作協全委會委員，一級作家。
小時候，因為父親熱愛閱讀，對我的影響非常大。父親學工，卻喜愛文學。他常給我講《唐人小說》，那是他伯父（編註：即南京大學教授汪辟疆）編撰的。“南柯一夢”“柳毅傳書”這類故事，都是從父親那裡聽來。閒時他還給我們講古文。中學年代我把“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當座右銘。“文革”時許多書被禁，哥哥借來一本《第三帝國的興亡》，立即被父親霸占。場景非常有趣：哥哥白天看，父親一回來就立即讓位。父親看時，旁邊還要放一本地圖，以便核對。而父親一走，哥哥又全盤接管。在家裡，父親隨時都在看書。當年父親上廁所前找不到書大發脾氣的場面，直到今天，家人聚會時還當笑話說。父親這一代知識分子的命運，可謂一言難盡。他懂五國語言，那麼有才華，那麼勤奮，但大半輩子都在政治運動中蹉跎。“文革”中有一種批鬥方式叫“坐飛機”，即從身後架起被斗者的雙臂，令其彎腰，又從其身後揪扯他的頭髮，令其抬頭望着群眾。父親擔心自己挨斗時會經受不住，就把頭髮剪得很短，以免被人揪扯，又天天在家裡練習坐飛機。他在門背後練習時，我就坐在他的椅子上看，有時父親會問我動作標不標準。少年時不懂其中滋味，但三十多歲後，想起這些，真覺得悲涼入骨。一個人的人生觀是許多事、許多人，以及個人經歷、甚至包括閱讀所共同塑造的。父親這代人以及父母家族所有人的命運，都讓我看到個人的渺小和在命運面前的無望。無數個人的悲傷，無數個人命運的不可抗拒，導致我的悲觀。我的宿命感好像與生俱來。人活着就是一件虛無的事，這沒有辦法。人生來就知自己有死的一天，活着是通向死的必然通道。只是人不是一個人活着，是與很多人一起活着。大家結伴而行，能好好走，就好好走吧。19歲那一年，我當了搬運工。這是我很感激命運的事，仿佛上了人世間一堂大課。最初接觸搬運工，我很受驚。比如他們總是隨地大口吐痰，脫口罵髒話，還有女工們追逐着脫男人褲子。有天一個青工上班時說：我老娘在我跟前囉嗦，我煩不過，一腳把她踹到牆角，她半天都爬不起來。他說時興高采烈，一邊還比劃，聽得我驚心動魄。當我來到棚戶區，也就是我的小說《風景》中寫到的“河南棚子”之後，所受的震動更大。一個同事家只有五六個平米，他跟父親睡上下鋪，桌子是一個紙盒子，裡面裝衣服，平常鋪塊塑料布當飯桌。即便如此，他們對生活還是持一種達觀態度。當然，這種達觀中也有無可奈何，用他們的話說：怎麼辦呢？只能這個樣子呀。他們的狀態，不可能不影響我的人生觀，以及我多年的寫作態度。知識分子相對自私，工人則豁達得多。這當然也是不同的工作方式所造成的。知識分子多數不關心他人之事，有時這是好事，但更多讓人有冷漠感。工人卻不。他們對朋友很仗義，江湖氣比較重。他們活得有強度也韌性，扛得住人生的艱辛勞苦。知識分子眼裡的苦難，在他們那裡可能什麼都不是。他們沒有那麼矯情，表現得很自然，很放鬆，很坦蕩。我寫過不少底層人物，像《萬箭穿心》的李寶莉，她是我很喜歡的人物。她大大咧咧的，粗糙而沒文化，但遇到大事卻不糊塗，能扛得住事。在這點上，我是像她的。我遇事不會害怕，不會退縮，典型吃軟不吃硬的那種人。年輕時我也很沖。1982年我還在上大學，一次詩會上，老詩人讓我這個在場唯一的大學生發言。我說，很多老詩人已經寫不出詩來了，可他們還在使勁寫，這是很悲哀的事；更悲哀的是，他們不知道他們的詩已經沒人讀了（大意）。那時太年輕，說話太不客氣，也不知道自己得罪了人，結果被批了很久，嚇得我好幾年開會都不敢發言。其實不過是說了真話罷了。我說話向來直率，時間一長，大家也習慣了，有時候還笑我“童言無忌”。至少在湖北，我的坦率直接是很有名的。自然有人會不高興，不過我想，你不高興也不關我的事。我其實多是對事不對人。我也認真思考過：是改變自己性格的難度大呢，還是扛住別人、尤其是上級的厭煩難度大？後來想，就算全世界的人都煩我，又怎麼樣？誰想煩就讓他煩好了。多大個事呢？如果一個人無所求，就可以按自己喜歡的方式生活和說話，沒什麼可以畏懼的。我可以扛住我自己所作的任何選擇，以及性格帶給我的所有：幸和不幸。在我看來，在對一件事情或一個人的判斷上，偽知識分子多以對自己有利無利為標準，真知識分子則站在一個健康社會共同認定的價值標準上進行判斷。當下的知識分子圈比起從前嚴重退步，知識分子從未像現在這樣墮落。我寫過一篇小說，《惟妙惟肖的愛情》，談到父子兩代知識分子。前一代人雖然也有問題——比方被各種運動折騰得精神畸形，但到底有底線。他們至少尊重知識，尊重規則以及尊重大學。現在卻是無底線的為所欲為時代。官本位的學校已沒有大學的尊嚴，沒有學術自由的空氣。大量知識分子迅速向權貴靠攏以及儘可能諂媚，儘可能為己謀利。說退步，還太溫和了，知識分子一直都在退步，而現在，用墮落一詞更準確一點。我家的人都對政治不感興趣。文壇有很多派，但我不屬於任何一派。我也曾有機會當官，三十幾歲時被選去當省人大常委。大家告訴我，這是要培養你了，但我就是沒興趣。我這輩子就是想做一個自由自在的作家，這是我最大的歡喜。但我也不算特別叛逆的人。比方讓我當省作協主席，我也不想當，但同事們希望我不要拒絕，我想，只要能讓我繼續寫作，當也可，不當也可。多大個事呢？
方方近照像我這樣的作協主席不是公務員，不是黨員，基本也不管事。但這個身份還是會影響我說話的尺度。我認為自己只代表個人，但人家不這麼看。比方我在微博上批評魯迅文學獎評委“重人情而輕文學”，雖然這是事實，但到底還是不太合適。畢竟評委是作協請來的，而我是這家作協的主席。妥協的事自然也會有。比如黨組領導常是空降來的，他們從未在文學圈待過，會有一些不合適的決定。所謂妥協，就是我不參與。若說有沒有限制，還是看自己的人生態度，只要自己不拿自己當個主席使也就沒什麼。我覺得這個社會的問題還是出在體制本身，改革是必須的。我常跟人說，看中國的改革有沒有深入，就看作協和文聯這樣的機構有沒有取消，或者以其他方式存在。在眼下這樣的社會，作為作家，精神上的痛苦當然是有的。它們來自看到全社會墮落和潰敗的失望感，看到文化被破壞得難以挽救的悲觀感，還有看到人性之惡已然放大到無以遏止地步的絕望感。事到如今，我們卻還不回頭。問：回頭看這些年，你怎麼評價自己跟這個世界的關係？相處得好嗎？答：還好吧。這個職業可以讓自己更個人化，更隨心所欲。很多年來，我幾乎沒有同事，朋友也多是遠距離的，沒有利益衝突，也沒有經濟窘迫。這樣可以更冷靜而客觀地看社會看世界。我與這個世界的關係，就是一個觀者的關係。答：喜歡自由自在、對名利淡泊、與現世不合作、對諸多事情持無所謂態度，但同時也遵守基本社會規則的人生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