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埃即将落定，水落能否石出？

——郭小宁

2019年12月，一只蝙蝠在武汉扇动翅膀。掀起了一场席卷全国乃至全球的新冠病毒风暴。历时近百天，中国终于看到一线曙光，而国外则正处在风雨飘摇中。

疫情还未过去，一组沉甸甸的数字摆在眼前：

截至2020年3月9日止，全国新冠病毒肺炎确诊80904例，死亡3124例。其中湖北确诊67743例，死亡3007例（武汉确诊49948例，死亡2388例）。

这组数字中，还不包括武汉疫情爆发前期大批住不进医院，得不到确诊的感染和死亡人数，保守估计，这场疫情受害者人数超过十万，死亡人数也不会少于五千。

据财新记者统计，截至3月3日，目前已有26位医护工作者去世，其中13人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据央视新闻数据，截至2月24日，全国共有476家医疗机构3387例医务人员感染新冠肺炎病例（2055例确诊病例，1070例临床诊断病例和157例疑似病例）；90%以上的医务人员（3062例）来自湖北。（详见《特稿|仁心赴国难 全国医护殉职已达26位》）

这些冰冷的数字后面都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有的饱受磨难死里逃生，有的则撒手人寰死不瞑目。

病毒还扩散到海外，截止到3月9日，有100个国家发现新冠病毒感染者，整体确诊达30378例，死亡达761例。疫情已在全球爆发。

这场疫情，还使武汉这样一个特大城市封城，900万人困在城内，宅在家里，500万人在封城前离开了武汉，封城后有家不能归；全国各地相继宣布进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级应急响应按一级应急响应管控，全国范围的停产停业停课停交通，几乎停摆一月有余，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几万亿（黄奇帆文章中的数据）。一场疫情让我们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在历史上将会留下重重的一笔。

尘埃即将落定，每个人心中还有一个大疑问没有落定：这场灾难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状况如此惨烈？疫情发生的真象会调查公布吗？会有追责吗？

感谢有心人做了武汉疫情发展的时间轴，可以追溯到在一些关键的时间点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给我们提供了分析事态发展变化的相关依据。

通过现能够收集到的相关资料的归纳，我认为有以下三个问题需要搞清楚：

1，疫情是如何发生的？也就是说感染源头在哪里？

2，武汉发生的这场疫情，专家们做了些什么？

3、政府在这场疫情前期究竟做了些什么？

针对这三个问题，结合资料谈谈自己的看法：

1、查清这次疫情发生的源头，对搞清楚病原是什么以及如何控制疫情都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而且也是一件比较容易做到的事情。

就按政府公开发布的信息所说的第一个不明原因肺炎感染病例发生在2019年12月8日，如果当时立即着手调查他所接触过的人或者物，应该是很快就能找到源头。就算当时对不明原因肺炎的认识不足没有及时去追溯源头，那么从2019年12月24日开始将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样本送有关基因检测机构进行检测的同时，开展对“零号感染者”的调查也为时不晚；即便是再晚一点，到2019年12月30日，武汉市卫健委发布通知要求各医疗机构要及时追踪统计救治情况，也应该对“零号感染者”开始调查了吧！但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有看到政府相关部门调查感染源的信息报道，或者是有了调查的结果不愿意公开。这是一件十分让人疑惑不解的事情。正是因为政府关于感染源头的信息不透明，各种猜测纷至沓来。真真假假，铺天盖地。

关于感染源究竟来自哪里？归纳起来有以下三种说法。

第一种“野生动物说”。

疫情初期武汉市卫健委发布的信息说，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的首批感染者来自位于江汉区的华南海鲜市场，感染源疑是果子狸或穿山甲等野生动物。似乎很轻易地就对感染源头下了结论。随着记者曝光资料，说第一例感染者出现在2019年12月1日，且没有去过华南海鲜市场，证据是2020年1月29日发表在国际医学期刊《柳叶刀》上的一篇研究文章。官方一直没有正式承认这个第一例，但华南海鲜市场是这场疫情的源头也遭到质疑并实际上也被否定。

上海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教授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大家都在苦苦追寻“零号病人”，一说“零号病人”显得非常有戏剧性。这个只是流行病学上的一些证据，事实上还有非常重要的是关于病毒起源的证据是什么呢？通过全基因组测序，我们发现这个病毒的遗传进化上肯定属于蝙蝠冠状病毒来源，这次这个病毒和蝙蝠携带的冠状病毒就是一家的，因此也引起了部分类似2003年SARS样的临床表现。既然已经非常清晰它来自于蝙蝠携带的冠状病毒，那蝙蝠是在这个海鲜市场上带到人间，还是在隔壁县里的市场上带到人间，最后又传到这个市场，并在这个市场上暴发，你觉得有意义吗？

张文宏教授作为这个领域专家，他的话肯定具有权威性，但还不能完全说服人。武汉肯定有人卖野味也有人吃野味，但比起卖野味更甚吃野味人更多的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福建等地，武汉还排不上号。为什么这次疫情没有发生在那些省而发生在武汉？再说远一点，越南，印度，非洲……这些地区和国家吃野味的习惯更成风气，为什么疫情没有发生在他们那里而发生在武汉？仅说蝙蝠是冠状病毒的来源似乎还不够。

第二种“美国投毒说”。

特别是有鼻子有眼地说到2019年9月在武汉举办的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上，美国队中有几个可疑人员没有比赛任务，在武汉三镇到处遛达，并因不明原因发热而住院。加之美国正在爆发的流感，又有日本，台湾等电视节目中有论点论据的分析，病毒从美国飘洋过海来到武汉也似乎有那么一点道理。但说成是美国的“故意投毒”则完全是无稽之谈，不值一驳。我认为在病毒源头没有彻底弄清之前，一切科学理性的怀疑都是应该的，我也是赞同的。

第三种“实验室泄露说”。

这一说法在一段时间内也闹得沸沸扬扬，尤其是印度学者发布的那篇论文，指出新冠状B·毒植入了四个艾滋B·毒片段，阴谋论就瞬间传遍了全球。接着又有人挖出了石正丽两年前发表的关于冠状B·毒的论文，之后不久又传出其实验室的“零号病人”黄某某，后又有解放军少将陈微接管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传闻，更是将“实验室泄露说”推向高潮。

对于“实验室泄露说”，我基本上不赞同但也不完全否定，故意为之肯定不会，疏忽所致则有一定可能。我们国家和单位在管理上的漏洞实在太多了，这次国家卫健委整个信息系统的滞后延误，政府疫情初期的指挥混乱都说明管理体系的不健全，更不用说一个小小的病毒研究所。

 我的疑问仍在这里：2020年1月24日国际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在线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首例不明原因肺炎确诊患者于2019年12月1日发病，且无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而武汉卫健委2020年1月11日通报的首例不明原因肺炎确诊患者是2019年12月8号发病。文章白纸黑字发布在《柳叶刀》上了，武汉卫健委为什么不承认这名患者为首例？政府为什么迟迟不公开病毒的源头的信息？

2、对专家的质疑

武汉发现有不明原因肺炎确诊患者后，国家卫健委先后派出三批专家组来汉调查，第一批专家组来汉的人员和时间不详，应该在2019年12月底；公开的资料显示，第二批专家组于1月8日至16日在武汉指导防疫工作，成员有北大第一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主任王广发，地坛医院感染二科主任医师蒋荣猛，北大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任高占成等临床专家，以及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原副主任杨维中等疾控专家；1月18日，钟南山院士率第三批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到武汉的信息则是通过电视家喻户晓了。

有三批国家级的专家队伍来武汉，说明国家卫健委对武汉疫情严重程度的关注，急于摸清疫情的真实情况。但前两批专家组的调查非但没得出正确的结果，反而传出“人不传人，可防可控”这八个字。正是因为这八个字，让武汉一千多万人陷入灾难之中！这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愤怒，并强烈要求追究那些专家的责任。

“人不传人，可防可控”究竟是哪个专家提出来的？

有文章说首先提出“人不传人，可防可控”的是“第一个专家组组长、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又有他的学生发文说“高福根本不是第一个专家组成员，更别提什么组长”。网上确实查不到高福参加了最初的专家组，也查不到他在1月20日前接受过任何媒体采访的消息和说过“人不传人”之类的话。（来源：今日头条）

现可查到正式提出“可防可控”和“没法确定人传人”的人是国家卫健委派出的第二批专家组成员王广发。戏剧性的是他讲完“可防可控”、“没法确定人传人”后，自己就被感染了。

王广发在事后接受凤凰网采访时说：“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人传人，但当时我们确实没有证据。给我们的41例确诊病例，有两起聚集性病例。我们请教过CDC专家，没法得出“人传人”结论。人传人是复杂的科学概念，要经过一系列的计算，不是说靠哪一个人就能够说出来。我要特别强调，不是个人去判断疫情，而是集体一起研判，但是研判的资料，必须得是没问题的。原始资料有欠缺，甚至有些信息根本没拿到，判断上就会失误。”（凤凰网 经纬新闻）

“人不传人”最早出现在人们视野是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2019年12月31号通报：“近期部分医疗机构发现接诊多例与华南海鲜城有关联的肺炎病例，经专家会诊系病毒性肺炎，到目前为止调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来源：新华网）而这个时候王广发还没到武汉。王广发说疫情“可防可控”、“没法确定人传人”在市卫健委通告之后。

那么问题来了，是谁第一个提出“人不传人，可防可控”这八个字的？

我想多半还是首批来汉专家组的某个或某些专家。道理很简单，既然国家卫健委的专家组都来了，武汉市政府理应要听专家的意见，请他们给予不明原因病毒一个定性。当然也不能排除武汉市卫健委自己下的这个结论，因为他们一直在隐瞒被感染的人数，隐瞒医护人员被感染的实情，胆子也是够大的。再作一个“人不传人，可防可控”的结论也不奇怪了。

在这之后武汉市卫健委的两次通报中都说到未发现“明显人传人”和“医护感染”。（见武汉市卫健委2020年1月3日和1月11日的疫情通报）

直到2020年1月14日，武汉市卫健委才弱弱地承认“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

正是因为“人不传人，可防可控”出自专家之口并见诸于政府公布的通告之中，才造成疫情初期广大的武汉市民根本没有把它当一回事情。最能说明当时武汉市民心态的就是下面这个段子：

世界人民觉得中国是“疫区”。

中国人民觉得武汉是“疫区”。

武汉人民觉得汉口是“疫区”。

汉口人民在开心的置办年货，

赶着吃年饭聚会，不想搭理你们。

可以这样说，因“人不传人，可防可控”的误导，是使武汉的疫情演变成一场灾难的根本原因之一。

也许是感到“人不传人，可防可控”造成的严重后果，疫情还未结束，专家就开始向地方政府甩锅了。

凤凰网财经记者在采访第二批来武汉的专家时，专家们说，武汉方面不合作是最主要问题。“每到一个地方我们都会问有没有医务人员感染，得到的答复都是没有。从现在情况看来，他们在说谎”。如果当初告知有医务感染，哪怕报一个，专家组对疫情的判断肯定就是另一码事，但“人家不说实话，我们也没办法，基本就负责临床救治了”。

该专家还告诉财经记者，当时有41例检测确诊，还有一批更多的疑似病例。专家组一致意见是，疑似的、确诊的都报，但地方最终报的仅仅是确诊病例。“让他们如实报，卫健委领导当场反问‘你们是不是怀疑我瞒报啊’，他都这么说了，我们还能说什么？ ”（来源：凤凰网）

也有人对专家的说法提出质疑。方方在她家封城日记中写到：“我问医生朋友，听说过有专家给医生打电话吗？医生朋友告诉说，不可能打到医生这里。我说有没有可能给医院领导打过电话呢？医生朋友说不知道。同样问题问另一个医生朋友，回答得很干脆：他们都到医院来过，怎么会不知道？”

当第一、第二批专家组到武汉这个时间段，2019年12月29日，省新华医院医生张继先已上报可疑疫情，12月30日武汉市疫情“吹哨人”李文亮等八人在微信群中发出提醒，并于2020年1月1日作为“谣言制造者”被公安部门传唤训诫并由央视新闻播出。专家们多少也应知晓一点这方面的情况吧？退一步说，就是完全不知晓上述情况，作为到武汉来指导疫情控制的专家组肯定不会仅仅是听汇报吧？他们肯定去过现场调查了解情况。即便是政府和医院领导对专家组有隐瞒，你专家的专业知识在哪里？你们的职业敏感性又在哪里？然道就没有怀疑过不明原因肺炎病毒具有传染性？即便一时不能确定，也不应轻率就得出“人不传人，可防可控”的结论吧！

不管政府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专家的责任同样是推卸不了的。

更可悲的是说出“没法确定人传人”，“可防可控”的专家王广发居然出现在政府表彰新冠肺炎预防中表现好的集体个人名单中。

方方在她的封城日记中写到：

“北京的王广发医生走后给武汉留下了“可防可控”四个字。这四字和“人不防人”搭配起来，让武汉人遭受灭顶之灾

……王医生这次先进了，但是他欠下了武汉人一笔债。包括两批专家组的成员，他们都有欠债。这笔债，是要还的……当他们轻率地告诉人们“人不传人”“可防可控”这个结论时，他们就已经犯下滔天大罪。”

3、对政府的质疑

从2019年12月1日发现第一例新冠肺炎患者到2020年1月20日国家卫健委派出的第三批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公开宣布“肯定人传人”这五十一天的时间里，省市两级政府到底在做什么？他们对疫情的控制究竟采取了哪些措施？对疫情的真实情况究竟隐瞒了多少？对疫情扩散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究竟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这些都是人们一直在质疑并抓住不放的几个问题。

顺着时间轴往前追溯，我们基本可以厘清一个大轮廓。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从2019年12月1日到2020年1月20日，感染新冠病毒肺炎的人数变化情况（来源：《柳叶刀》医学刊物及武汉市卫健委发布的通告）

2019年12月1日1例（《柳叶刀》）

2019年12月8日1例（以下均来源武汉市卫健委通告）

2020年1月3日累计44例

2020年1月9日死亡1例

2020年1月15日累计41例，出院12例，死亡2例（不清楚累计数为什么比3日少3例）

2020年1月18日新增4例，累计45例

2020年1月19日新增17例，累计62例

2020年1月20日武汉市卫健委通报修正武汉市18、19两天新增为136例

2020年1月20日我国境内报告病例224例，其中确诊217例（武汉198例，北京5例，广东14例）；疑似病例7例（四川2例，云南1例，上海2例，广西1例，山东1例）境外日本1例，泰国2例，韩国1例（来源：央视新闻）

从以上数据看，有一个很大的质疑点：2020年1月19日之前，武汉市确诊的新冠病毒肺炎的感染者仅62例，但到1月20日就猛增到224例，疑似7例，除武汉外，境内有7省、市发现有感染病例，境外也有3个国家发现感染病例。

为什么1月20日病例数猛增？不得不联想到这个时间点正是钟南山院士带队的第三批专家组到汉调查疫情现状。是不是因为钟南山院士穷追不舍，政府才不得不公布实情？那么在1月20日之前，政府公布的确诊病例是有隐瞒的。

财新记者对香港袁国勇院士有一篇采访文章很说明问题。

袁院士是第三批来武汉的专家。他也是世卫组织新冠肺炎联合考察组成员。

袁院士说：“我要讲一个真实说法，我们在武汉到访的地方可能都是‘示范单位’，我们问他们什么，他们就答什么，似乎已准备好。不过，钟南山就异常尖锐，他追问了好几次‘究竟还有没有？’，‘究竟还有没有更多病例？’，‘是不是真的是你们讲这么多的个案？’。最后他们被我们问出说：好像神经外科有1个病人感染了14个医护人员的情况。但他们也说，那些医护人员并没有确诊。

财新记者很厉害，继续追问道：“‘他们’是谁？你们当时考察武汉医院的时候，主要是哪些人士在场？”袁国勇院士的回答是：“武汉卫健委、武汉疾控中心、武汉当地医院以及湖北卫健委等人士。”记者继续追问：“你觉得当时他们对你们有没有隐瞒？”袁院士回答说：“我吃饭的时候看到与钟南山坐一桌的一个副市长，面色好差，心情沉重，他们那时候应该已经知道出大事了，因为第三批专家都到了。我相信他们之前如果有什么隐瞒的话，到那个阶段也没什么隐瞒的了。但他们一直在强调，试剂盒是刚刚才下发到武汉，没测试就没法确诊。”（财新网）

还有一篇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提供的《新冠病毒疫情处置情况的说明》的文档也能印证有关部门隐瞒疫情的事实。文档中说，2020年1月4日，医院就接到国家卫健委下发的指导手册，指导手册规定12小时内上报传染病报告卡，报告国家疾控中心。但医院1月5日接到江汉区的指示，医院专家会诊后还需报区里再组织会诊；1月12日，省卫健委带队到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督导工作时说，传染病报告卡报告要慎重，要经省市卫健委确定后才能报卡；1月13日，武汉市卫健委也指示中心医院，要经区市省逐级检测，省卫健委同意后才能报卡。（国际简报网）

由于区市省逐级设卡，医院发现的传染病病例无法第一时间上报国家疾控中心，被省市两级拦截隐瞒了。

省市两级政府为什么要对疫情进行隐瞒？

第一批专家组成员曾光有一段话比较说明问题。他说：“当时湖北省武汉市有关人员对他说，患者病情较轻，和季节性肺炎差不多，密切接触者中没有发病，说得很轻松”。也就是说在疫情初发阶段，尽管国家卫健委已派专家组来汉了解疫情，但省市两级政府根本没有把疫情当一回事。他们对专家组都是一副轻描淡写的样子，并隐瞒真实数据不报，又怎么可能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呢？

2020年1月7日至10日到18日，正值武汉市和湖北省先后召开“两会”，“两会”的重要性远远大于疫情，所以武汉市卫健委在“两会”期间没有发布新增病例的消息。省市“两会”结束不久，武汉市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就呈井喷状增加。

为了开好“两会”而置疫情于不顾，确实是造成后来疫情发展失控的重要原因。

 再看看同一时间段内台湾、香港他们是如何应对疫情的：

台湾：

早在1月2日得知武汉出现不明肺炎的消息后马上召开专家会议拟定应对策略，包括彻底的边境管制、以健保卡追踪旅游史、口罩实名制购买等措施，有效地防止疫情扩散。

香港：

1月2日，香港特区政府召开跨部门会议，检视针对武汉肺炎疫情的预防措施。（来源：第一财经）

1月4日，香港医院管理局公布，因应政府就武汉不明病毒性肺炎病例启动严重级别应变计划，辖下公立医院即日起会启动“严重应变级别”，在医院及诊所加强监察和感染控制的应变措施，包括限制探访。（来源：@香港文汇网）

1月8日，香港政府将「严重新型传染性病原体呼吸系统病」（即 2019 年 12 月起在武汉出现的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纳入《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下须法定呈报的传染病，并于当日生效成为法律。（来源：财新网）

1月13日，港澳台地区专家组赴武汉市考察，专家组对疫情防控与应对处置、医疗诊治、病原检测等进行了全面考察，与参与此次疫情防控和患者诊治的国家、省、市级专家进行面对面交流，咨询了解了防治相关信息，并实地参观疾控机构的实验室和收治病例的医疗机构。（来源：国际合作司）

而湖北省及武汉市两级政府在疫情发生后，除了卫健委发出几个疫情通报，组织相关人员对华南海鲜市场感染者有密切接触者进行调查外，实在找不出还做了哪些应对工作。

1月20日钟南山院士肯定了新型冠状病毒人传人之后，武汉市的广大市民才如梦初醒，恐慌起来。接下来的日子，有发热症状的人们纷纷涌向医院，医院发热门诊人山人海，医院床位和设备不够，医生难以应付，病人看不上病住不进院。武汉市政府根本没有作好应对疫情的准备，武汉市处于一片混乱之中。

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兼医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国强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副院长江帆教授牵头撰写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下的思考》一文中写到：“……我们认为, 在这3~4周防控初期的“误判”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公众甚至是医务工作者的警觉和防护意识, 进而加大了后阶段疫情防控的难度。”（来源：《中国科学：生命科学》）

Winnie Yip，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国际卫生政策与经济学教授，哈佛中国健康合作项目主任美东时间2月28日在哈佛大学新冠病毒研讨会上的发言中说：“

假如中国的初级卫生保健系统能更好的话——这里我指的“好”不仅仅是在医疗水平方面，还是在公信力方面——那么我们不会看到在一月份人们蜂拥而至在医院扎堆的现象，我相信很多人是在那时被传染的；医疗系统也不会如此崩溃，因为医生可以将更多精力用在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身上，而不是分心于实际上没必要来医院的人。当时是流感季，所有人都聚集在医院。……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的报告也指出，武汉有80%的（聚集性）病例是家庭传播。”

百分之八十的病例都是发生在民众知道了“人可传人”的信息之后。如果早一点公布实情，早一点作好防疫准备，患病的人早一点隔离而不是在家里，事情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模样！钟南山院士的团队作过一个模型分析，湖北隔离措施若提前5天干预，感染人数或减少三分之二。

只要提前五天就可以减少三分之二的感染人数。那么提前十天呢？提前十五天呢？要知道从发现第一例到钟南山院士公布“肯定人传人”，武汉市整整耽误了四、五十天！

1月23日，武汉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封城，一座有着一千几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被彻底封闭了！

以后的情况就不再述说了，方方的封城日记作了详细的记录。引用方方日记中的两个来概括：“惨烈”！

这场疫情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其实已经不言自明了。

刚刚又有猛料报出，国家卫健委于2020年1月14日曾召开过全国性关于疫情防控的电话会议，“会议指出，当前疫情防控工作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疫情虽然仍局限在武汉市有限范围，但是新型冠状病毒传染源尚未找到，疫情传播途径尚未完全掌握，人与人间的传播能力仍需严密监控。随着泰国卫生部通报了一例武汉输入性实验室确诊病例，疫情防控形势出现了重要变化，疫情传播扩散可能大幅提升，尤其是随着春运的到来，不排除病例数和疫情发生地增加的可能，不排除境内病例再次输出到境外的可能。要坚持底线思维，强化风险意识，用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研究制定好辖区疫情防控方案，及时发现、有效处置可能出现的新发疫情。”

“会议要求，武汉的疫情防控工作决定今后全国疫情防控工作的走向。湖北省和武汉市要采取严格管控措施，重点加强农贸市场管控；加强发热人员管控，筑牢体温监测和发热门诊筛查两道防线；加强人群活动管理，减少大型公众聚集性活动，提醒发热患者不要离开武汉；加强患者救治和密切接触者管理，落实最严格的措施，下决心把疫情控制在当地，尽最大努力避免武汉疫情扩散蔓延。”

国家卫健委现在才公开这个文件，并把上网的时间由2020年2月21日修改前移到1月14日，毫无疑问有甩锅之嫌。但这个文件也清楚的说明在钟南山院士公开“肯定人传人”之前，湖北省和武汉市两级政府已经知道了这次疫情具有传染性。明知有传染，国家卫健委又有较具体的要求，省市两级政府为什么没有行动？

武汉大学博导、东南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华生在《疫情预警的第一道防线为何形同虚设》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湖北和武汉方面的相关责任人和主事人，并非偶然或无意犯错，而是蓄意为之”。

“蓄意为之”！！！

疫情即将过去，水落能否石出？我们已经看到了露出水面的石头尖，而真象能否大白于天下？责任是否一追到底？

我怀疑...

郭小宁

2020年3月10日

广东惠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