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文凱：奧運停擺是日本人心中永遠的痛

新冠肺炎疫情襲來，已經捲入了全球200個國家和地區，其衝擊性破壞力絲毫不亞於過去100年裡發生過的兩次世界大戰。大地在顫抖，仿佛天空在燃燒，一切都在改變中，沒有人可以倖免。此時此刻，心存僥倖是無知無畏，也是毫無責任之舉，全球感染人數和死亡人數每天都在飆升的嚴酷現實，就是警鐘，就是代價。
日本在國內疫情防控上，貌似暫時穩住了局面，從全球排行榜前列迅速退居到26位。但在這場無差別的瘟疫恐襲中，日本絕對算得上是受傷既重且深的國家，因為前有鑽石公主號，後有東京奧運會。
日本相隔56年再次舉辦東京奧運會，原以為抱得一個金娃娃，足以為未來十年的國家振興揚起風帆吹響號角，卻不料疫情橫行把世界沖得七零八落，奧運會現在成了燙手山芋，很可能落得一地雞毛。此前，國際奧委會一直堅稱還不到對奧運會做出重大決定的時候，安倍晉三首相也表示要以最完善的形態舉辦奧運會，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如果全球疫情在5月下旬得不到控制， 2020年東京奧運會在7月如期召開基本沒戲。
3月24日晚，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與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通話，確認了取消本屆奧運會不在選項之內，東京奧運會將延期一年舉行，名稱仍保持“東京2020”。在全球疫情爆發的狂瀾中，東京奧運會的懸案終於靴子落地了，但無論是取消還是延期，日本都會是受傷最深的那個人。
日本副首相、財務大臣麻生太郎吐槽說，奧運會“每40年就出現問題”，1940年夏季和冬季奧運會原定由日本東京和札幌分別舉辦，因為戰爭而取消；1980年莫斯科奧運會則因抗議蘇聯入侵阿富汗，遭到美國和日本等西方陣營聯合抵制，他形容東京奧運是“被詛咒的奧運”。這話聽起來頗為怨天尤人，帶有宿命論色彩，發言的時間和身份都越出了邊界，卻反映了日本人內心深刻的痛。類似的言論也曾經聽到過，那是針對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的。當時，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記者會上說，地震和海嘯對日本來說是“天罰”，後因犯眾怒而撤回發言。
事實上，從311大地震到本次新冠疫情，日本作為防災防疫大國，在防控原生災害方面還是有成效的，但日本的悲哀是總在意料不到的次生災害中受傷無比，甚至會經受傷筋動骨的空前打擊。比如311大地震本身沒有造成重大損害，而由地震引發的海嘯和由海嘯引發的核電站泄漏卻釀成了萬劫不復的世紀悲劇；再如，本次新冠肺炎在國內尚可控制，但疫情蔓延引發的全球恐慌和各國紛紛啟動緊急狀態累及東京奧運會，進而打擊了日本的士氣和國運，勢必帶來無法估量的損失。
日本人慣以“無常”來看待人生和世事，“諸行無常”不僅是人生觀，也被上升為美意識，因為那裡面有超越所有現世努力的不測，更沉澱着無數個深入骨髓的傷痛，最終只有無奈地從“拒絕之哀”轉化為“接受之美”。力不盡則憾，命不聽則枉——日本人可以把人事做到盡善盡美， 卻一而再、再而三地抗不過天命的籠罩，所謂“盡人事，知天命”，不過如此吧。
在當前的情勢下，東京奧運會延期對各方來說，都不失為最好的選擇。在日本奧組委6300億日元的預算中，900億寄望於觀賽門票收入，還有850億來自國際奧委會IOC提供的負擔金。當然，國際奧委會自身也不能空手套白金，八成收入源於國際媒體轉播費用。比如，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已經投資120億美元（約合1兆2600億日元），取得了自2014年索契冬奧會到2032年夏季奧運會的十屆奧運轉播權，成為重要財源。如果奧運會被取消，牽一髮而動全身式的連鎖損失讓人不敢想象。
事實上，國際奧委會絕不是一個單純的體育機構，也有充滿着政治意味的人事鬥爭。2021年是國際奧委會主席選舉年，巴赫主席能否成功連任，則繫於奧運會是否成功舉辦——這也是東京奧運會必須延期的重要理由之一。
日本國內自不待言。奧運正式延期之後，百廢待興，百業待舉。日本強調“一個聲音”，但並不是凡事都可以推到重來的。許多預想以外的問題應運而生，充滿了現實性和緊迫感。
比如，不少臨時徵用的大會相關設施可能難以確保。東京奧運會借用位於江東區的東京國際展示場（BIG SITE）作為國際媒體中心和國際放送中心，已經引發了都內展示場館不足的問題。像這樣在首都屈指可數的大型展覽場館被借用一年甚至兩年，不僅遭到展會業者的抵制，也會受到輿論批判，更有甚者，奧組會需要向大量已經預定出展的行業機構、企業單位等支付龐大的賠償金。
在位於中央區晴海新建的奧運村完成在即，計劃在奧運會後加以修繕並出售， 23幢奧運公寓樓共計5600戶，頗受歡迎。其中4145套住宅啟動銷售，去年2回銷售了940套，超過9成的893套已經簽約，預定在2023年3月入住，還有個人投資者已將奧運樓轉售了。奧運延期後，前景不透明，奧組會收到部分信息顯示，如果晴海的奧運村無法如期交付入住，不可避免會發生一系列的補償問題。
人工費也是奧運會的支出重頭。2020年初，日本奧組委的職員人數已經超過3000人，大都是在大會舉辦前的一年、甚至半年之內採用的。組委會有人哀嘆道，大會延期了，卻不能解僱職員，預算外的人工費將膨脹數倍。而且在3000多人的職員中，有約三分之一的人員（來自東京都的職員等）回不去原來的崗位了，對於他們今後的職歷和晉升都會產生影響。來自國家和地方自治體的職員，也面臨同樣的難題。
還有龐大的志願者隊伍。東京奧運會已經募集了8萬人的大會志願者，3萬人的都市志願者。大會延期後，這些志願者原來空出的檔期被打亂，一年後的日程需要重新規劃。如何確保足夠的志願者人數來滿足大會的各種需求，難題不小。
當然，東京奧運會延期而不是取消，迴避了最壞的結果。如果因疫情影響而取消奧運會，日本的直接損失將超過4兆日元，慘不忍睹。如今大會雖然延期，巨額損失還是會發生。很多機構都在忙着算賬，即使目前根本看不清誰來埋單，但奧運會將扛下空前的財務壓力，日本將承受深重的經濟之痛是實實在在的。
根據日本會計檢查院去年12月公布的數據，日本政府已為東京奧運會投入1兆600萬億日元，東京都地方政府投入1兆4100萬億日元，東京奧組委投入6000億日元，日本為奧運會總共投入超過了3兆日元(約合273億美元)。東京奧運會在日本國內也打破了企業贊助紀錄，總金額超過30億美元，共涉及62家日企。豐田、普利司通和松下作為國際奧委會全球合作夥伴出資最多。15家“金牌”贊助商包括佳能、瑞穗金融、野村證券等每家都支付了1億美元。日本國內的航空、酒店行業也為東京奧運投入巨大，日本航空花費2億美元開設廉價航空Zipair Tokyo，預計5月開航。2019至2021年間，日本九大都市新增8萬間酒店客房，不少酒店斥巨資翻新，東京大倉酒店投入10億美元重建新樓。
東京都地方政府對奧運會的經濟效果初步估算顯示，從2013年申奧成功直至2030年，東京奧運會將帶來32萬億日元的經濟效益。其中21萬億日元來自奧運會舉辦之前完善各種基礎設施，11萬億日元來自奧運會期間及之後的10年裡舉辦各種活動。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新冠疫情蔓延打亂了奧運會的籌備進程。今年3月以來，日本各界都在關注一旦奧運會中止，日本會蒙受多少經濟損失。比較有代表性的幾種推算包括：第一生命經濟研究所永濱利廣首席經濟師表示，按照1984年洛杉磯大會之後各奧運舉辦國的經濟成長率來推算，東京奧運一旦取消將帶來3兆2000億日元的損失。關西大學名譽教授宮本勝浩推算，奧運會取消的經濟損失約為4兆5151億日元，包括大會運營費、觀賽費、電視購置費等經濟效果，還有大會之後的觀光等衍生收入；如果大會延期一年，各種損失合計6408億日元。
據宮本教授推算，2020東京奧運會和殘奧會的經濟效果可分三類，即大會舉辦前、大會舉辦中、大會舉辦後，整體經濟效果可達大會本身收益的三倍以上。目前，東京奧運會延期一年已成定局，日本花費了2520億日元修建的新國立競技場，光年度維持費為24億日元；大會比賽場館有43處，其中東京都投資1300億日元整理、新建了6大場館，年度維持費用不菲。
延期一年的支出費用，首先是場館和奧運村等設施的維持、修理、管理費，總計約為225億日元；其次，各種體育競技團體為準備奧運會而多支出一年經費為3900億日元，兩者合計達4225億日元。另外，根據東京奧運會準備局推算“東京2020 大會相伴的經濟波及效果”及其項目，可以推算直接損失為2183億日元。大會延期一年所需的剛性支出加上直接損失費用，合計為6408億日元——這其中，還不包括訪日觀光客減少和國民消費減少帶來的損失額，以及轉播權和贊助商廣告方面的損失。
東京奧運延期，日本在人力、物力、財力各方面損失慘重，已是鐵板釘釘。原來經歷了消費稅漲稅衝擊後，日本寄望於成功舉辦一屆奧運會打一次翻身仗，實現經濟振興計劃，沒想到全球疫情泛濫衝擊東京奧運會，日本經濟突然必須同時面對消費稅提升、新冠疫情衝擊、奧運會受創的三重打擊，陷入斷崖式下滑的危險境地。年初以來短短三個月，東京奧運就從迎來“正念場”到面臨“土壇場”，最終走上了“修羅場”，其轉場之快不以任何人的意願為轉移，可謂天命不可違，人事難有為。滿腔熱情迎來一盆冰水，國民的傷感和無奈，內心的傷痛和無助，莫過於此了。
在日本國內，疫情蔓延和奧運延期也打亂了安倍首相和執政自民黨的政治安排，使得2021年原本輕鬆自如、志得意滿的凱旋政治轉變為前路莫測、荊棘叢生的奧運政治。從今夏到明秋，是日本政治日程集中的選舉年。2020年7月5日，是東京都知事選舉的投開票日；7-8月，原定舉辦東京奧運會和殘奧會；2021年9月，自民黨總裁選舉，9月30日安倍首相預定在第三期自民黨總裁任滿後退位；10月21日眾議院議員任期滿了，舉行眾議院選舉；2022年，將舉行參議院選舉。
東京奧運延期，改變了日本政治展望的起點，既有的劇本不靈了，新的可能性在涌動。如果按照上述日程，明年奧運會結束後馬上會迎來自民黨總裁選舉和眾議院選舉，政局變動太匆忙。如何迴避這個難題，不排除安倍首相會行使解散權，在適合的時候提前舉行眾議院解散總選舉，以確保奧運之後政局的穩定。回顧1964年東京奧運會時，安倍年僅10歲，安倍的祖父岸信介在首相任上申奧成功，開會時由池田勇人擔任首相。當時抱病在身的池田首相在奧運會閉幕式的第二天宣布退任。安倍首相要避免64年東京奧運會的政治結局，需要提前布局。
自2月末安倍親自披掛上陣，帶領國民防控抗擊新冠疫情以來，其支持率在上升。共同社3月中旬民調顯示，內閣支持率為49.7%，較前一個月提升了8.7個百分點，遠高於不支持率的38.1%，這個勢頭持續下去，將為安倍提前舉行解散總選舉提供信心。在自民黨內，現在還看不出有競選總裁的實力人物出現，自民黨幹事長二階俊博一直是安倍四選總裁的熱心鼓吹者，在3月25日的最近演講中，二階表示從年齡、政策、國際信用各方面着眼，安倍都是最適合人選，表達了支持的意向。如此看來，如果安倍能夠在危中尋機，領導日本扛過新冠之災，並成功舉辦東京奧運會，他的政治威信和國際聲望會進一步提升，也為四選黨總裁和續任首相鋪平道路。
無疑，東京奧運會將是“安倍經濟學”的集大成之作，也會成為安倍執政期最重要的政治遺產。但是，奧運會不是安倍一個人的奧運，而是日本的奧運、亞洲的奧運、世界的奧運。日本是亞洲首個第二次舉辦奧運會的國家，儘管天不隨人願，也要忍痛負重前行，為世界點燃希望之火。東京奧運會原來定位成311東日本大地震復興的標誌，是日本走出失去的年代重返榮光的象徵，如今更會作為世界全面戰勝新冠病毒的成果展示，作為疫後重新凝聚人心推動全球化的引領者而亮相——如果在這個意義上順勢延長並成全了安倍的政治生命，日本國民或許也會認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