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读书札记之《南渡北归》

血雨腥风深闭门，疫情时期宜读书。能静心读书是好事，不出门，减少了感染机会；多读书，少看微信，心境不乱，增长知识。

读毕岳南的《陈寅恪和傅斯年》，开始读同一作者的《南渡北归》。南渡北归全三部，第一部《南渡》，抗战时期；第二部《北归》，抗战胜利后；第三册《别离》，写49年后留在大陆和离开的知识分子的两种命运。全书60万字，通读不易，但值得一读。这是首部全景再现中国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的巨著。写人也写史。有很多正史不载的资料。

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对现代中国的走向影响重大。孙晚年做了苏俄的傀儡，没有丝毫自由。孙文病倒在北京时，一切行动都在苏联顾问鲍罗庭和汪精卫监视之下，凡见一客都先要得鲍的许可，每天鲍或鲍妻在病榻前总要两三点钟之久，鲍出后孙便长太息一声，天天如是。

卢沟桥事件后华北自治，宋哲元不听令于蒋，求和，避战，以保存实力。部下张自忠首鼠两端，犹豫不决，不积极备战，二十九军闻声即跑，导致平津陷落。以前正史都归因于蒋的不抵抗政策。其实蒋是主战派。其时在庐山发表谈话，拒绝对日让步。当时舆论皆视张为汉奸。张愧怍痛悔，遂成抗日名将，力战殉国。沿江民众哭送灵柩，蒋在陪都亲临致祭，抚棺痛哭。堪称性情中人。

主战和主和的转换也很惊人。刚开始轻启战端，叫唤最凶的主战派，往往见风使舵，转为主和。最初坚决反对和议，并力主逮捕主和派胡适的司法院院长居正，见华北与上海等地沦陷，转而求和，宣称：“如无人敢签字，彼愿为之！”倒是胡适从主和转变到主战。退无可退时，只有力战。真假民族主义，以此分垒。

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国民书》，号召全国军民放弃一切和谈幻想，并提出“持久战”的战略方针，谓“中国持久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这是中国政治军事高层最早公开提出持久战争的军事战略构想。揭穿了正史说的毛泽东是持久战的首创者的谎言。

1938年1月中旬，国民政府指令，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当时中共驻长沙办事处的徐特立等闻讯，急速来到长沙临时大学讲演，反对逃跑主义，反对西迁，鼓动学生抵制国民政府与学校的号令。幸亏学生们没有听从，否则就没有西南联合大学了。

国民政府派中将参议黄师岳担任“湘黔滇旅行团”团长，率300名师生步行从长沙到昆明。黄师岳婉拒了联大赠送的金表和川资500元。信中说：“虽云跋涉辛苦，为民族国家服务，与数百青年同行三千里，自觉精神上痛快与光荣。”观今日之世风，何止千里之异。

1941年8月30日，蒋介石的重庆黄山官邸再次遭日机轰炸，六名卫士死二伤四。面对血肉横飞的惨象，蒋不为所惧，继续在残破的官邸办公和召开会议。

卢作孚领导民生公司抢运宜昌城的9万吨重要战略器材一段很感人。遇到浅滩，轮船员工与援助的军民一道，拖着木船艰难地一步步前行。有的轮船被日机炸沉，有的触礁而毁。水手和船员伤亡惨重，那硝烟密布、弹片横飞的川江上负重前行的悲壮场面，永远留在中华民族的精神史上。这段历史被称为“东方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为中国反攻和抗战最后胜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后来日本军方检讨，认识到此次抢运战略物资在整个战争中的意义，慨叹道：如果当时攻占了宜昌，其战略就大不一样了。 可叹抗战英雄卢作孚在中共三反运动中，公司破产，人自杀。

胡适学问并不突出，显著的是治学态度和风范。胡从善如流。一韩姓研究生作佛学研究报告，宣读之后，胡适以研究所主任首做批评。话到中途，被韩君打断：“胡先生，你别再说下去了，你越说越外行了。”并指出胡错的地方。胡适毫不动气，转请韩的导师汤用彤评讲。报告会结束后，胡适说：“以后举行报告，最好事先让我们知道题目，以便略做准备，免得像我这次对韩君的报告做错误批评啊！”胡适并未因此怀恨韩君，反而特别重视，为其学习、谋生帮忙多多。

1938年，胡适赴美任大使。胡认为中国凭一己之力，无力和日本对抗。只有长期坚持，伺机拖美国下水，才能取得抗战胜利。所以他赴美之后，到处游说，离间美日关系。美国著名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查理·毕尔在他的名著《罗斯福总统与大战之序幕》一书中，视胡适为日军偷袭珍珠港的祸首。他认为美日之战本可避免，罗斯福不幸上了那位颇为干练的中国大使胡适的圈套，才惹起日美谈判破裂，日本偷袭珍珠港，最终把美国拖入了可怕的世界大战。如果此说属实，胡适确是改变现代历史走向的人物。

张学良是中国现代史的罪人。人品不良，能力平庸，整个一个纨绔子弟。九一八不抵抗，导致东北沦陷，开日本侵华之始。热河抗战中保存实力，指挥失当。西安事变更是改变了中国现代史走向，其责大焉。 奇怪的是，当时“国人皆曰可杀”的他在大陆成了一身浩然正气的英雄人物。其不抵抗的黑锅，也被官方正史转嫁到蒋介石身上。书中还原了真相。

小时曾在一本杂志里看见一副画，名字叫“圣人出，黄河清”。画的是穿着呢大衣的伟大领袖在河边俯看清澈的黄河。三门峡水库就是为了实现这一梦想。中国邀请苏联派专家主持设计。苏联派来的是一位名叫伯克夫的技术工人。临行前，苏联特意为伯克夫破格戴了顶副教授、工程师的帽子。伯克夫率中国专家考察后，将坝址选在潼关，被中国专家质疑：整个关中平原将成泽国，淹没八百里秦川。伯克夫转而选择下游的三门峡。大坝建成后三年多时间就淤积了50亿吨泥沙，占设计库容的一半。导致黄河回水，潼关河床淤高了4.5米，迫使渭河水位上升，中国最富裕的关中平原出现盐碱化和沼泽化，库区移民来回反复迁徙，十几万人，家贫如洗，啼饥号寒。汇报给毛泽东，毛急了说：“不行就把它炸掉！”第一次改建，用炸药在坝底炸开了两个洞用于泄流排沙；1969年又再次改建，耗资八千万元，又炸开了8个孔洞，增大泄流排沙的能力。2003年渭河5年一遇的洪水造成了相当50年一遇的灾害，生活水平倒退了10年，直接经济损失达82.9亿元。从春秋战国时期到1960年的2500年间，渭河河床淤积厚度仅为16米，而自三门峡水库建成后40多年河床升高了4.5米，相当于750年的淤积量。

闻一多年青时鼓吹国家主义，反共，中年后狂热亲共，180度大转向。和一般人的轨迹相反，显得极不成熟。此人太极端。把自己变成了政治斗争的一个斗犬。当昆明民众抗议出卖中国利益的雅尔塔密约进行反苏游行时，闻一多吴晗辈遵照中共指令对游行进行破坏。不仅不是自由知识分子，而且变成了政治动物；不仅不是中国人，连做人的底线也没有了。

吴晗政治投机性强，一辈子跟风。46年以第三党自居。49年共军兵临城下，吴连夜给毛泽东写信，强烈要求加入中共。北京副市长任内，拆北京城墙和古建筑、发掘定陵、当反右急先锋、投毛所好，写海瑞罢官；按照毛泽东的评议改《朱元璋传》。岂知天意难测，跟错了风向，文革时家破人亡。

作者认为蒋政权被美抛弃，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有很大责任。无胆无识与缺乏政治眼光和短视；让一个仆人兼助手傅泾波占据中美沟通的位子；对中共存在幻想，造成局面失控。

鲁迅的好友曹聚仁49年后到香港当记者。曹氏在报纸上发文，说下放的右派分子是心甘情愿到北大荒的，那儿即算不是天堂，也可说接近天堂了。著名作家徐訏说曹“住在自由之地，却引诱别人跳火坑，真是老鸨的作为。”今天这样的老鸨此地颇不乏见。

去台的大师都很清贫。梅贻琦没留遗嘱，因为他没有任何财产，只有一个皮包装着清华基金的账目。胡适募捐为梅治病，自己捐了500美元。死后其财产只有135美元。但是胡梅活得有尊严，可以自由思想，独立地研究学术。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只有屈辱和奴相。

反右运动的原因之一是因为罗隆基说“今天的主要矛盾，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刺激了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中共领导（包括毛泽东）。1958年毛写给周世钊的信中说：“那些留学生们，大教授们，看不起你，口中不说，目笑存之。”

培养出诸多两弹一星元勋的大师叶企孙差点儿成为父亲的导师（考上研究生但没去）。他在文革中被诬陷是中统特务。书中说揭发人是叶企孙的学生、后来担任清华大学中层领导的“某君”。不喜欢替恶人匿名的做法，在网上搜了一下，这个某君叫毕正宣，清华的庶务科长。虞昊的“文革中的叶企孙及其身后”一文说毕正宣在四份材料中写出一大批ＣＣ特务的名字，均为教授，其中有叶企孙。罗逊的“西南联大的办公室政治”一文中也说叶企孙的提审记录包括四份揭发材料，“只有毕正宣揭发了一大批特务，均为教授，其中就有叶企孙。”中共是人性的绞肉机，把人性的恶都发挥到极致。恶人的品性都会被放大。

真正的大师除学术高超外，还有眼光、胆识和对政治的敏感。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德国进入纳粹时代。就在同一天，爱因斯坦携妻子一道，踏上了去美国的旅途。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需要思想和言论自由，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危邦不入是最起码的生存判断。国民党撤离大陆时执行抢救大陆学人计划。81位院士22人选择走，59人选择留下。大部分留下来的人命运凄惨。巫宁坤50年代回国，自投罗网，挨斗入狱。90年代再次返美。写下了《一滴泪》，总结其回国经历为“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 当时李政道为巫宁坤送行。巫问李：“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李政道回答：“我不愿让人洗脑。”追求精神独立，学术自由，对共产党本性认识深刻的人一定会选择走。梅贻琦说：“我若留在大陆，只有两种可能的出路，一是当傀儡，一是当反革命。因为这两者都是我不愿意作的，所以必须离开。”

当1949年1月，北平被共军包围时，陈寅恪和许多其他知识分子选择了出逃到南方。但是后来大陆沦陷时，他们选择了留下。其心路历程是：到南方是希望国民党和中共划江而治。大陆沦陷时则对国民党在一个小岛上能否站住持怀疑态度，不愿再跟随。说明大局观很重要，观望形势不如坚信理念。

诗人穆旦自美国回归的二十几年，自述“几乎没有一天舒心日子，主观的向往和客观的反馈，反差太大。”每天都活得胆战心惊。看最后一部《别离》，常常不忍卒读，掩卷长叹，堪称知识分子的痛史。

写钱钟书爱耍小聪明，对吴宓讥诋备致，极尽尖酸刻薄，而又引经据典，自诩渊博。

书中珍贵的是，附了很多照片。感觉当时相片中人，神采生动，独特，没有奴性。不像今人，不论怎么摆姿势，奴性写在脸上。共产党改变了一代人骨子里的脾性。

也有缺点：文字叙述应更中性。孔二小姐一段不实，既知不实，不应以讹传讹。在李约瑟、费正清的描写上缺乏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