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一篇數月前發表的文，有着當今的現實意義。

不認同文標題將這些說成是“國人深藏..文化意識”。這說法有為毛時代以來的宣傳洗腦洗地之嫌。好像這些意識是代代相傳、自發產生似的。非也。這種意識，多半是由紅宣長年向國人灌輸反美反西方政治文化而形成的。經歷過毛時代的有知人們，對此有清醒的認識。

清華教授：中國人深藏一種中國與西方勢不兩立、你死我活的文化意識

互聯雜談14 2019-10-16

本文首發於《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文本源自愛思想網。

本文作者任劍濤，清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研究政治學多年。1962年8月生於四川蒼溪，1982年本科畢業於西華師範大學，1996年獲得中山大學哲學博士學位並留校任教。曾任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院長，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學社高級訪問學者，中山大學政治研究所所長。

告別受害者心態與“戰狼”式愛國

——現代中國應該建立怎樣的世界政治觀？

自晚清“中國人睜眼看世界”以還，由西方人開創的現代“世界”突入自居“天下”中心的中國。如何看待“世界”，就成為橫亙在中國人面前的一大課題。對這個“世界”，中國處在後發現代、“被動挨打”的位置，為自己民族的現代不公遭遇感到極度的無奈、憤懣和悲憫，因此，對“世界”懷抱極深的敵意。

悲情中國的世界觀

在被動捲入西方國家建構的現代“世界”過程中，中國陷入悲情主義的精神氛圍，由此塑就被動挨打、指責侵略與愛好和平相互支撐的悲情主義歷史觀。“天下”體系從容運轉時的國家軟硬實力觀，被抵抗西方侵略的道義世界觀所替代。

在悲情籠罩的“被動挨打”歷史觀建構中，中國看待“世界”呈現出一種突兀的悖謬：理智上中國完全認同西方國家代表的現代發展方向，並盡力模仿西方國家的現代發展模式，但感情上堅決拒斥與西方國家打交道。

源自晚明開始厲行的海禁政策，讓中國人在封閉且被動挨打中逐漸固化了西方侵略者的強權角色、中國受害者的悲情主體定位。發誓改變這一悲情角色，登頂“世界”巔峰，成為晚清以來中國縈懷於心的國家意欲，並直抵民族心靈世界的深處。

在悲情中確立的現代中國世界觀，凸顯了不是同情中國就是侵害中國的情緒性國際思維。一旦被中國認定是侵略者，不僅會被放置到審判的平台，遣用頂級的道義激憤辭藻加以痛詆，而且被視為中國不共戴天的仇敵。假如被認定是同情中國現代被動挨打遭遇，並承諾放棄與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且願意與中國結伴而行、共謀發展的，不僅讓中國深懷感激，而且全情擁抱、視為摯友。

在這種受悲情支配形成的簡單化國家思維中，人們很容易理解獲得國家獨立後何以還會出現“一面倒”的幼稚外交政策：那是因為蘇聯曾經作出的友好表示，讓悲情中的中國頗受安慰。而歐美國家慣於以國家利益為名與中國打交道的舉動，讓中國人隨時隨地舔舐受其欺凌的傷痛遺痕。因此，一時友好與一世友好、短暫交惡與永久仇視的國家情緒化外交，也就成為一種外交慣性。國家受面子心理的驅動，遠比受利益盤算的影響為大。

受人欺凌，在實力上難以抗拒，自然就會訴諸道義的力量並將之視為抵抗侵略的精神依託。中國既然深陷在悲情中觀察和處理國際事務，因此，習慣於將自己視為愛好和平的國度，把現代先行者看成是侵略成性的野蠻國家。循此思路書寫國家的歷史，中國便將自己的歷史書寫成自古至今愛好和平、立於國際關係道義山巔的偉大國家，而把西方國家的歷史書寫成慣於侵略、習於戰爭的獸性國家史。

這樣的書寫，內里潛藏的歷史哲學預設是，中國作為被侵略的國家，沒有任何道義上的瑕疵；而侵略別國的西方國家，在道義上則沒有託詞地理應承受嚴厲譴責。

受此思維定式的影響，中國在看待西方創製的“世界”時，總是習慣於以侵略與反侵略、道義與野蠻、和平與戰爭、情誼與利益的二元對立思路找尋種種問題的求解之道，很難在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利相權取其重的國家妥協中謀求國家利益的最大化。至今國人習焉不察的、以“中西”對“古今”的表述定式，就深藏一種中國與西方勢不兩立、你死我活的文化無意識。

在現代“世界”，中國似乎一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這是一種多麼撼人心魄的悲情。“目前，世界秩序的中心不在中國；世界秩序的學說與中國傳統的學說完全不同；中國在這個世界秩序中的地位很低（至少到不久前為止）。”

從晚清到改革開放前，中國的國家處境沒有根本的改變。即便中國的獨立自主有了政權保障，但由於沒能躋身世界強國之林，弱者的處境及其心理態勢，也就沒有結構上的改觀。因此，以悲情為方法審視世界的思維慣性也就延續下來，並沉澱為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唯有中國的國家處境發生根本的變化，才有可能走出悲情，促成中國的新世界觀。

孤傲與國家主義衝動

中國近四十年的經濟成長，讓中國躋身GDP世界第二位。這無疑是一項偉大成就。這是晚清以來中國國家處境發生根本變化的標誌。但隨之引發的國家心理變化，不是讓中國回歸現代國家之間理性共處的常態，而是跨越現代世界秩序，直接搭掛到古典“天下”秩序上，迅速重建起類似於傳統的中國中心主義那種支配世界的當代世界秩序理念。

環顧當今中國，孤傲的國家心理正在社會各個階層瀰漫開來。這不是一種純粹虛幻、自我陶醉的國家心理。相比於此前中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地位，躋身GDP世界前列帶給國人的自我認知變化，絕對只能以天翻地覆四個字來形容。這種對國家的世界地位採取的單一、物化認知標準，本身儘管有它的缺陷，但硬實力確實是支撐現代國家自我認知的現實基礎。

隨着國人對自己硬實力自信心的增強，曾經長期左右國人自我認知的、由自卑與自負混合而成的悲情，一掃而光。不僅如此，GDP與強大國家的直接勾聯，讓國人的驕傲心與自豪感迅速上升，國家崛起的自認感讓中國人領導世界的雄心陡然增強。這種國家觀念的塑造，除開GDP的數據鼓舞以外，主要源自三種基本動力：

第一，由權力自覺引導的“國家崛起”論說，給這種孤傲的國家觀提供了權力動能。“國家崛起”的論說，如果是一種諸國家競相崛起的表述，自然沒有什麼令人驚怪的地方。但中國的崛起論說，基本上是一種霸權國家衰落、新興中國崛起的一起一落、一勝一敗的尖銳對立說辭。

由國家電視台熱播的《大國崛起》電視政論片，很好地代表了權力塑造崛起中國的社會政治心理變化——它向國人刻畫了九個大國遵循時間先後次序的崛起故事，不僅暗示人們，大國只能排斥性崛起，不能並立性飛躍，而且明示觀眾，當下中國的崛起，已經是歷史趨勢、現實表現。

第二，西方國家一些人士提出的“中國統治世界”言說，給孤傲而尚乏自信的國人提供了自傲的間接動力。類似“中國統治世界”這樣的言說模式，大致建立在三個支撐點上：一是西方世界明顯衰落；二是中國出現令世人矚目的增長；三是中國必然代替西方成為世界的新統治者。

加之這種論說將西方限定為自利的民族國家，將中國確認為超越民族國家利益藩籬的文明型國家，因此，中國足以建立起完全不同於西方國家的國際秩序，而且這種秩序的文明程度更高。這類論說對一個百餘年極為在意侵凌自己的西方強國對自己評價的國度來講，自然具有極大的精神激勵作用。

第三，崛起國家的處境給中國注入的孤傲精神動力，具有侵入國人內心深處的強大能量。崛起中的國家，常常面臨雙重怨恨：一是發達國家在所謂守成與崛起的矛盾認知情況下展開的狙擊；二是欠發展國家對崛起國家又恨又愛所表現出的對之必然的排斥。

崛起國家常常沒有真誠的朋友，大致便是這兩個原因造成的。加之崛起國家本身很容易在國力的迅速增長中顧盼自憐、孤芳自賞，一種內心極為孤獨的感覺與自大的自戀心態，讓孤傲的國家主義理念，具有了侵入國人內心世界深處的強大能量。

當下中國人瞧不起老舊的歐洲、衰頹的美國、老化的日本，就此可以理解。至於根本不將其他發展中和欠發展的國家放在眼裡，那簡直就是自近代以來一心只學西方強國的國度再正常不過的國家心態。

近期中國國家主義的盛行，與這種孤傲的國家心態緊密聯繫在一起。由於對外部世界認知的匱乏與錯位，人們轉而將自己的國家看得非常神聖，這完全合情合理——比歷史，中國是悠久的文明古國；比國家韌性，中國多難興邦，是唯一延續下來的古文明形態；比現實發展，中國是當今世界的經濟引擎，經濟增長率雄踞世界第一；比未來，中國代替西方國家領導世界的潛力已經展現出來。

國家主義在中國獲得了強有力的現實支持。猶如論者所指出的：“中國的國家主義並非傳統的皇權專制主義或現代極權主義的翻版，它的正當性以人民主權論為號召，有某種似是而非的民意基礎，通過民主而實現威權，乃是一種民粹式的威權主義。中國的國家主義在中國崛起的大背景下，力圖證明自己是一種與西方不同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道路和政治模式，是足以挑戰普世性的西方民主的制度創新，正在通過將人民利益與中華文明的神魅化，建立一種國家的拜物教。”

這一概括是比較準確的，將中國國家主義的內外部動力以及目的指向，展現在人們面前。

孤傲的國家心理催生國家崇拜心態，這是一種相倚的心理反應機制。但孤傲的國家一定無法融入真實的世界。因為世界是各個國家共生的空間，如果一個國家獨美其美，拒絕與其他國家美美與共，無論這個國家具有多麼強大的國家崇拜心理資源，它既無法為其他國家所接納，也無法準確認知自己國家在世界中的真實位置。

對中國而言，在近代歷史上積累的悲情，與這種被迅速發展催生出來的孤傲相貫通，很容易生出敵視世界各國、不惜與敢和中國爭高下的強國或弱國斷絕往來，甚至與所有被自己敵視的國家開戰的畸形社會心理。

多年前充斥坊間的《中國可以說“不”》、《中國不高興》一類的書籍，已經凸顯了一個孤傲國家的獨特心態。而在國家間利益稍有衝突、需要磨合之際出現的民眾暴力行動，也表明孤傲心理很難讓公眾冷靜看待國際關係。一種憑什麼其他國家阻止我發展的道德衝動，常常激發權力方面的偏失性應急和公眾的暴力相向。

這種社會心態下誘發的政治理論觀念，也就必然是施特勞斯式的英雄膜拜、施密特式的國家崇拜。轉向傳統思想資源，也就引導出中國的問題訴諸中國的傳統可以完全徹底解決的封閉主義思路。極而言之，西方國家成為現代世界的萬惡之源，中國才是拯救人類於水火之中的救星。“學術上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由此道出，政治上的當下義和團行徑由此屢屢出現。

顛轉行動：重寫歷史與推高現實

從沉重悲情跳躍到孤獨傲慢，是國人看待世界的心態激變軌跡。之所以出現這種跳躍，是有其客觀理據與主觀意念的雙重緣由的：從自認全面落後到中國經濟總量的顯著增大，不僅讓國人對國家硬實力日益充滿自信，也促使國人在孤傲心態下重建讓人自豪的歷史敘述與國際理念。

在國家崛起的自認狀態中，受硬實力迅速增長的驅動，國人必然致力於增強軟實力。這樣的嘗試，勢必引起中國國家理念引人矚目的變化。

這一變化，從總體上講，是對國家如何看待世界的方式作出的結構化修正。分開來講，有兩個相倚的轉變：一是對近代以來中國的歷史敘述和文化闡釋的全面顛轉，這是中國重新認識世界的自我調適；二是對當代世界各國尤其是對長期示範中國的西方國家的典範性深刻質疑，並致力建構與崛起中國相匹配的新世界觀。

（一）全面顛轉近代以來中國人自我認識的定式，構成中國人重新認識世界的第一步

這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國人對反傳統進路的明確拒斥。由悲情支撐起來的近代中國世界觀，體現在歷史觀上就是國人的自我徹底否定。20世紀初興起的新文化運動，領袖人物所表白的“吾人最後之覺悟乃倫理的覺悟”，直接將傳統中國的倫理文化視為萬惡之源。事事不如人的現實認衰，與精神處處缺陷的觀念自損相攜出場，將反傳統作為現代轉變的前提條件。現如今的國家崛起，鼓勵論者大膽清算反傳統遺產，堅定走出自我作賤的精神泥淖，拋卻近代以來反傳統的文化負資產，尋求與國家崛起相適應的歷史連續性。

第二，國人的歷史觀發生了重大轉變。這是清算反傳統思維的必然結果。有人開始表現出一種不再受古代史意識形態和近代史意識形態制約的歷史意識。古代史意識形態認定，中國屬於封建社會，相比於資本主義社會，處在絕對落後的歷史階段上；近代史意識形態確信，近代中國史是在遭受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下奮起反抗的可歌可泣的救亡史。

兩種意識形態均設定了中國的落後，因此，只能“向西方尋找先進真理”。當今論者認為，這樣的說辭與中國歷史真實不符，按照西方人所倡導的“中國中心觀”來重新認識中國歷史，這部歷史從來都很輝煌燦爛，文明印記遠比西方深厚。由此可見，中國必須建立起歷史的自尊、現實的自信和未來的自許。

第三，中國人的自我定位發生了根本扭轉。在“國家崛起”背景下出現的這類論說，重新回到類似古代中國的那種自我圓足、不假外求的思路上，確信中國不僅是一個可以獨立自存的國家，而且是一個自古至今承擔着人類使命的偉大國度。而且相比於西方國家在宗教上形成的強烈排斥性的一神教，中國是“一個文教，多種宗教”的高級文明國家，不僅沒有宗教戰爭，而且甚少宗教間的敵視。這對陷入宗教敵視、宗教戰爭與宗教恐怖主義泥淖的人類來說，不啻是一種福音。中國之拯救人類苦難的獨當重任，不言自明。這樣的歷史書寫，完全徹底改變了自近代以來中國人自我貶抑的理路，躍入一種高度自我讚揚的新境界。

（二）全面顛轉近代以來中國的國際觀，成為國人重新看待世界的必然走勢

重構中國道義邏輯上自我肯定的傳統思路，並以此為基點思考新型世界秩序，是近期相關論者表現出的一種思考世界的新方式。在這樣的思路中，中國人的國際理念發生了顯著變化。

第一，拒斥建立在民族國家利益基礎上的“世界”觀。在論者看來，當下世界是西方國家依靠強權建立起來的，完全缺乏道義基礎。一種以中國傳統儒家的現代重構奠基、體現出鮮明的道義言說特徵的國際秩序設計，便具有了足以顯示其正當性的對立面。在這樣的思路中，限度十分明顯的“民族國家體系、帝國主義、霸權模式”，成為批判西方國家建構的當下世界秩序高頻次使用的詞彙。

第二，致力國家道義取向的“新天下主義”建構。反思和批判西方國家建構的“世界”秩序，必須以建設性的論說作為替代方案，否則，既定的“世界”秩序還會作用於國際社會。引人關注的替代性方案之一，就是“新天下主義”。

“新天下主義”有強弱兩個版本。弱版本的天下主義是對“中國中心觀”的傳統天下主義的平等性修正產物，以適應平等國家的秩序建構之需；強版本的天下主義則以現代知識論證方式重審傳統天下主義的理念與制度設計，強調中國傳統那種內卷性的“天下”秩序的文明屬性，以及這樣的“世界”秩序對當今國際社會的獨特意義。

其論說包含了兩個內在關聯的判斷。一方面，由神性化的“中國”概念引導，將中國視為超國家的“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的絕對道義化存在，凸顯一個絕對不征服別國、但所有國家心悅誠服的“旋渦模式”；另一方面，由“天下”體系取代“世界”秩序的設想，將旨在建構一個完美“世界”秩序的思路引向“中國的”而非“西方的”精神天地。那種足以超越以國家為單位的世界秩序、以天下（整個世界）為政治單位的共在秩序，成為論者所醉心的新型世界秩序觀念。

第三，凸顯中國在國際社會發揮領導作用的新使命。在悲情中確立起來的中國國際觀念、世界秩序想象，總帶有一種弱者印記。這種弱者思維長期塑造出“中國是先進西方的忠實學生”的觀念。因此，如何到西天尋找真經，是中國面對西方國家顯得異常謙遜的心理定勢的強大塑造力量。在這個“世界”上，中國即使國力強盛，也無法找到令國人感到榮耀的“世界”位置。

建構新的“天下”體系、抑或是新的“世界”體系的論說，就成為中國尋找自己崛起後的“世界”位置的必然嘗試。也恰恰是在反思批判西方國家建構的“世界”體系之弊端，構想嶄新的天下與世界體系之際，中國在國際社會展現的領導慾念，也愈來愈明顯和為世人所熟知。

在2016年的世界經濟（達沃斯）論壇期間，中國外交部官員就明確聲稱，中國已經做好了領導世界的心理準備。這與中國不再扮演西方“世界”的學生或尾隨者角色的新世界角色思維，具有密切關係。

將悲情世界觀與孤傲世界觀兩相比較可以發現，在兩個端點之間，中國已經豁然誕生了全然不同於“被動挨打”時期的國家觀與國際觀，這一新生的國家觀與國際觀內涵的世界秩序理念，已經凸顯了崛起的中國建構新的“世界”秩序的豪情。

過渡時代中國世界觀的理性根基

從看待世界的悲情跳躍到審視世界的孤傲，中國的世界觀真可以說是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自近代以來生成的這兩種中國的世界觀，自然都有其客觀支撐的理由，也都各自形成了相應的學理闡釋理路。但稍加思量，人們可以輕而易舉地看出，中國在觀察自己國家和整個世界的時候，最缺乏的，恰恰是最需要的理性精神。

無論是以悲情看待世界，還是以孤傲審視世界，都是以一種情緒化的方式主導中國對世界的觀察與認知，因此，也都是將國家的情緒反應作為處理國際事務的心理基礎。

這是一種非常單純的國際關係的道義邏輯思維。

以道義邏輯引導一個國家處理國際關係，常常會誤導這個國家——不僅讓這個國家很難妥善處理國家之間的交往、衝突和妥協等國際事務，而且讓國家在世界範圍內的利益很難得到周全保障，進而讓國家處在隨時可能出現的風險中心，既缺乏真誠的朋友，也缺乏按規出牌的敵人，結果就使這個國家活在虛幻編織起來的國際空間中。

在現實主義的國際關係理論中，客觀規則的優先性、依據權勢界定的利益和利益的變易性、道義與政治的緊張、國家道德意願無法支配世界、政治領域的獨立性受到關聯性闡釋，都讓國家處在國際政治的現實環境中，以求深刻認知國際政治和妥善處理國際關係。一個國家理性地看待世界，需要這種現實主義的國際政治思維。而一個國家受情緒主導的世界觀，既不可能是理性的世界觀，也不可能是幫助這個國家恰當處置國家事務的行動指南。

中國需要走出從悲情到孤傲兩極跳躍的觀察世界定勢，以求確立理性觀察世界、形成國家理性的世界觀，從而理智地處理國際事務，尋求有利於促進國家長期發展的優良國際環境。為此，抑制隨時可能爆發的、執意譴責西方國家侵略，道義化地為自己辯護的悲情，便成為國家理性發育生長的前提條件。與此相關，克制因國家崛起而野蠻生長的孤傲情緒，友善地與世界各國相處，尋求國家間交往的雙贏與多贏，中國才能華麗轉身成為國際社會的正常成員。

國家理性的生長是一件複雜的事情。國家理性當然不是德國版本的目的性國家的權力理性，而是英美式版本的、由社會限定的國家正常判斷自身處境與恰當處理國家和國際事務的行動理性。

國家理性不可能自然而然地成長壯大，也不可能對國家行動尤其是國家權力行動自動發揮理性化的主導作用。國家理性依賴於一個國家的權力體系的健全規劃，國家與社會的健康互動，國家正常的妥協性行動習性，官民雙方權衡利弊、擇善而從的政治行動能力，國家內部治理的經驗及周全處理國際事務的技藝。這些都是悲情中的國家、孤傲待人的國度不可能具有的國家品質。只有在具備國家理性的國度中，理性的世界觀才可能形成並發揮引領國家融入世界進程的能動性。

對今天中國所處時代的判斷，是中國理性立定恰當的世界觀的一個歷史前提。可以肯定地說，當今中國，不過是處在落後國家向先進國家轉型、傳統國家向現代國家轉變、消極防守國家向積極進取國家發展的過渡時期。

一方面，中國已經決定性地走出了讓人悲從中來的“被動挨打”困境，讓“大國崛起”的大國內涵填充了更為紮實的內容——大國之大，不只是地域範圍、人口數量意義上的大，而是經濟總量、國家實力意義上的大；另一方面，中國遠夠不上發達國家的水準，中國還只是一個大而不強的國家。

GDP總量的急速增長，讓中國在世界經濟總量的占比明顯提高，也讓世界對中國的重視程度大幅攀升，但在科技創新引領國家發展的時代，中國創新能力的世界排位還很低，遠不足以引領世界的發展。

當下中國要想領導世界，取決於中國所處的這個過渡時期及其躍升為強國之列的漫漫前程，中國還必須務實地處理國家事務，以期實現國家穩定、協調和可持續的發展，並在此基礎上更多練習、逐漸積累處理國際事務的經驗。這就註定了中國必須以一種理性的世界觀來衡量自己、評價別人。

由於處理好中國自己穩定、協調和可持續發展的國內事務構成中國恰當處理好國際事物的前提條件，因此，國人必須接受先完成中國現代國家建構的任務，然後尋求發揮更大的國際事務影響力的國家事務排序。這是需要分別看待的兩個問題。

從國內事務來講，在經濟總量繼續做大的基礎上，中國必須完成嘗試數次且未能有效啟動的深度改革任務。簡單來講，以一種現實主義的國家取向來建構國家的基本制度框架，是中國改善自己尚不健全的國家機制必需的取向。而三個基本指標，則構成衡量中國是否成功成為現代國家的標準：一是在國家基本制度機制上完成立憲民主的政治建構；二是在經濟持續增長基礎上實現分配正義的經濟發展目標；三是國家在開放進取的寬鬆機制中尋求現代文化發展的結果。

至於相關於這些目標是否可以落實的發展問題，諸如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調適、城市與農村的協調發展、嚴重的污染問題得到明顯緩解、階層集團之間矛盾顯著下降等，也都在國家必須處理好的種種重大事務的清單上面。這讓國家必須以主次、輕重、先後、緩急來合理排序，只有這樣，才能有望將種種難題循序加以解決。

只要中國處在持續發展的國家上升軌道，中國就絕對能夠逐漸形成冷靜、客觀、平等、友善看待世界的嶄新世界觀。理性的世界觀，不是功利化的世界觀，也不是道義化的世界觀，而是基於規則與所有其他國家打交道、謀雙贏、求妥協、立契約、守信用的世界觀。理性看待世界的中國，面對發達國家曾經欺凌中國的歷史，可以不再為悲情所左右，而能夠在國家間的現實處境中互利互惠、互爭高下；面對尚且弱小、明顯欠發展的國家，可以拒斥早期西方國家以殖民主義粗暴掠奪這些國家的殘酷，致力爭取共同發展的滿意結果。

中國理性地看待世界，需要從根本上克治革命時代遺留下來的敵我思維，不再將那種中國崛起、對手敗落的二元思維作為審視世界的思維先定模式。與此同時，那種基於報復心理而形成的中國將獨霸世界的觀念，也必須徹底抑制。

理性的中國是世界社會的平等成員，國家樂意與任何國家友善交往，國家尋求自己利益的舉動是在既定規則和改良規則的基礎上實施的。國家以其雍容大度、立意高遠、着意現實的姿態，將硬實力、軟實力與巧實力導入國際社會。就此而言，無論是花樣翻新的“天下”論說，還是對舊有西方“世界”觀的改頭換面，都不足為訓。

理性的中國世界觀，把中國自己看做是萬國之一國，把萬國視為與己平等的國度。在國際交往中，中國不把歷史怨恨作為現實行動的理由，也不把現實衝突作為敵視的託詞，更不把某種精神的契合看做是歷久彌新的長青關係之依託。新世界的打造與維持，依賴於國家之間的立約、協商、調適，而不是國家之間的感情、對立與決裂。

道義化的高尚情感庇護的仇視，並不是保證中國國家利益、從別國爭奪來利益的有效依據，而是讓中國難以跟世界各國打交道的精神障礙。中國必須學會融入國際條約體系，並以談判、互利、妥協的理性方式，致力於保護自己的國家利益。在國家之間縱橫捭闔、合縱連橫自然還是需要一些基本技藝，但確立相互信任的機制更為重要。

只有在中國是世界的中國的條件下，世界對中國的友善容納方才可能；這個世界，也才會給中國參與重建或優化其機制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