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一二十天前寫了《你們，我們，難道就沒有一點愧意？》，稍後方方又在日記中說到“戴建業教授”，有些熟人和網友以為我與方方女士很熟，常常問我要她的手機號和微信號。

大家有所不知，我與方方倒是都住在武昌，但彼此不是干一個行當，我本人又不太喜歡與人交往，藉用老子的話來說，雖然“雞犬之聲相聞”，但大家“老死不相往來”。

我與她既未曾謀面，也從未通過電話，更沒有加她的微信。

寫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我不是由於私交而“助陣”，完全是出於道義而發聲——既肯定“方方日記”的社會和文學價值，也維護一個作家真情書寫的權利。

當然，我同樣維護讀者批評“方方日記”的權利。“方方日記”，不過是一個有良知和勇氣的作家，在武漢封城的疫情期間，每天在電腦上敲出來的文本。

目前所見到的這六十篇日記，並非完美無暇的經典。不過，希望不要由這些日記，牽扯到什麼“陰謀”“煽動”“抹黑”“砸鍋”上面去，並進而展開對作者的人身攻擊。

不用說，方方日記受到社會大眾的狂熱歡迎，而方方本人更贏得了各界人士的尊敬。武漢以外的情況不太了解，我身邊的同事同行同學同鄉，這兩個月來，聊得最多的話題就是“方方日記”。

“方方日記”以其非虛構的敘事形式，寫武漢這次疫情中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

它們在文字上不事修飾雕琢，在情感上毫不矯揉造作，真切地表現了封城中武漢人的喜怒哀樂，極大地豐富和延展了日記體的功能。

這些日記既直面抗疫前期的隱瞞失誤，也肯定後期的努力彌補；既記載失去親人萬箭穿心的痛苦，許多病患求治無門的絕望，表現前期較高死亡率的憂慮，也抒寫後期逐漸清零的喜悅，並表達對疫後生活的展望與期盼。

與過去災難和戰爭中的文學不同，

它們沒有選擇性地塑造抗疫中“誰是最可愛的人”，

沒有一味讚美領導的得力指揮，

更沒有專註上級“睿智沉着的目光”，

它們沒有用光明來“裝扮”死亡，

沒有以成績來掩蓋瀆職，

沒有用醫護人員的感人事跡來遮掩紅十字會的營私舞弊，

錯誤、成績、血淚、困惑、悲痛、喜悅……全都交織在一起，正如《一位高中生給“方方阿姨”的信》所埋怨的那樣，方方日記“把家裡好的孬的一股腦都端到大街上”，它們為武漢抗疫留下了真實的歷史記憶。

作家將日記自由靈活的文體特點發揮得淋漓盡致，時而工筆描摹，時而一筆帶過，時而柔情似水，時而怒不可遏，在留下真實歷史記憶的同時，“方方日記”也真實地呈現了方方自己。

每一天日記里書寫的那些真人、真事、真情、真史，就呈現在我們武漢人的眼前，就發生在我們武漢人身邊。

既然名之為“日記”，就不可能千錘百鍊，“方方日記”的語言全是未經化妝的素顏；而它們所書寫的人和事，都為大家所耳聞目見，日記中的所有事件都不必也不敢着意修剪；加之日記不可能講究章法，像意識流似的想到哪就說到哪，日記更不會端起架子拿腔拿調，“方方日記”讀起來像是在拉家常，但它們從形式到內容都一派天然，因而比起那些精雕細琢的文學作品更具有穿透力。

以平民視角來書寫這次“大國抗疫”，是“方方日記”的一大特點，這在體制內的著名作家中可能相當另類。

從一開始，方方對自己的站位就有清醒的認知，她在接受“東方網”採訪時說：

“我非常想提醒一下我的湖北同行，以後你們多半會被要求寫頌文頌詩，但請你們在下筆時，思考幾秒，你們要歌頌的對象應該是誰。如要諂媚，也請守個度。我雖然人老了，但我批評的氣力從來不老。”

這席話表面上是在提醒同仁，實際上她也是以此自勵自警。

因此，她沒有和官方一道在抗疫中唱豪邁的“英雄進行曲”，為疫情中血淚斑斑的武漢美容妝點，也沒有存心扮演“監督”官方的角色，有意對官方抗疫的問題找茬挑刺，而是從一個武漢市民的角度，對武漢封城前後因隱瞞造成的災難感到憤怒，和失去親人的市民一起哭泣，因大量武漢醫護人員感染而痛心，向外省市的醫護表達感激，也對省市委後期的措施充分肯定，就疫後的心靈撫慰提出建議，尤其是多次呼籲追究隱瞞者的責任。

她沒有彎腰去肉麻地捧場，沒有為災難去寫諛詞鬧曲，沒有為隱瞞瀆職去開脫粉飾。馮天瑜、丁帆教授稱讚“方方日記”是一次啟蒙。

從個人理性的運用和書寫視角的選擇來看，方方具有個體與作家的雙重覺醒，但這僅限於她個體自覺的範圍，與其說具有對社會的啟蒙意義，還不如說具有對作家的示範效應。

順便在此稍加解釋，我這裡所謂“示範效應”，是指獨立的作家身份和獨特的書寫視角，既不是鼓勵所有作家在場書寫，也不希望所有作家即目成章，更不是要所有作家都面對社會發言。

每一個作家的藝術個性不同，生命體驗的重心各異，有人可能對社會疫情無感，而對個體存在的荒謬和虛無敏感，所以對作家的寫作方式和題材選擇不能強人所難。

就個體而言，參差多態乃幸福之源；就創作來說，參差多態是文學繁榮的標誌。

啟蒙是一個歷史的漸進過程，“方方日記”是否具有啟蒙意義，這不是我們要討論的迫切問題。切不可低估了啟蒙的難度，眼下還很難判斷“方方日記”的啟蒙意義。

昨晚最後一篇日記《那完美的仗我們已經打過了》，後面有一條網名“老留”的留言：“你確實跑累了，怎樣活得有尊嚴，是你領跑的意義。”恰恰是這一則短短的留言，讓我修正了對“方方日記”的某些評價，覺得這些日記也許具有某種啟蒙的“神力”。

當然，即使它們不具有啟蒙的價值，“方方日記”仍然富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它給作家和學者做了一次成功的演示，它讓大家有機會見識見識，什麼叫做風骨，怎樣才有風範。

百姓的視角，百姓的體驗，百姓的情懷，“方方日記”可以直達百姓的心坎。它比任何一部電視連續劇更叫人牽掛，許許多多的人每天看“方方日記”，那種迫不及待的心情酷似少女少婦們追劇，不少朋友每天要等到看完“方方日記”才上床睡覺。

昨天一位年輕朋友說，方方稱寫完60篇日記後就要擱筆，以後晚上的時間怎麼熬呵？

如果現在突然在武漢街頭露面，方方一定會受到凱旋式的歡迎。

“方方日記”之所以產生巨大的影響，當然是日記使疫情中的國人產生廣泛的共鳴，是這些日記具有社會、歷史和文學價值，是這些日記回應了社會大眾的關切，緩解了困境中人們的焦慮，是這些日記表達了各個階層的心聲，是日記中書寫的酸甜苦辣與大眾產生了心理共振。

但更主要的原因可能還是，寫真事，說真話，有真意，露真情，在我們今天這個社會裡，在作家學者這個群體中，像方方這樣的人實在太少了！

《一位高中生給“方方阿姨”的信》說，方方是“這場疫情中最大的贏家”。寫信人不懷好意地說了一句大實話，不管是從目前的社會影響來看，還是就未來的歷史地位着眼，作為作家的方方無疑是一大“贏家”。

可是，所有作家，所有學者，所有文人，都可以做這場疫情中的“方方”，為什麼疫情中只有她一個方方呢？

捫心自問：要是再讓大家選擇是否做“方方”，誰願？誰敢？

正因為鳳毛麟角，所以才鶴立雞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