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一二十天前写了《你们，我们，难道就没有一点愧意？》，稍后方方又在日记中说到“戴建业教授”，有些熟人和网友以为我与方方女士很熟，常常问我要她的手机号和微信号。
大家有所不知，我与方方倒是都住在武昌，但彼此不是干一个行当，我本人又不太喜欢与人交往，藉用老子的话来说，虽然“鸡犬之声相闻”，但大家“老死不相往来”。
我与她既未曾谋面，也从未通过电话，更没有加她的微信。
写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我不是由于私交而“助阵”，完全是出于道义而发声——既肯定“方方日记”的社会和文学价值，也维护一个作家真情书写的权利。
当然，我同样维护读者批评“方方日记”的权利。“方方日记”，不过是一个有良知和勇气的作家，在武汉封城的疫情期间，每天在电脑上敲出来的文本。
目前所见到的这六十篇日记，并非完美无暇的经典。不过，希望不要由这些日记，牵扯到什么“阴谋”“煽动”“抹黑”“砸锅”上面去，并进而展开对作者的人身攻击。
不用说，方方日记受到社会大众的狂热欢迎，而方方本人更赢得了各界人士的尊敬。武汉以外的情况不太了解，我身边的同事同行同学同乡，这两个月来，聊得最多的话题就是“方方日记”。
“方方日记”以其非虚构的叙事形式，写武汉这次疫情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
它们在文字上不事修饰雕琢，在情感上毫不矫揉造作，真切地表现了封城中武汉人的喜怒哀乐，极大地丰富和延展了日记体的功能。
这些日记既直面抗疫前期的隐瞒失误，也肯定后期的努力弥补；既记载失去亲人万箭穿心的痛苦，许多病患求治无门的绝望，表现前期较高死亡率的忧虑，也抒写后期逐渐清零的喜悦，并表达对疫后生活的展望与期盼。
与过去灾难和战争中的文学不同，
它们没有选择性地塑造抗疫中“谁是最可爱的人”，
没有一味赞美领导的得力指挥，
更没有专注上级“睿智沉着的目光”，
它们没有用光明来“装扮”死亡，
没有以成绩来掩盖渎职，
没有用医护人员的感人事迹来遮掩红十字会的营私舞弊，
错误、成绩、血泪、困惑、悲痛、喜悦……全都交织在一起，正如《一位高中生给“方方阿姨”的信》所埋怨的那样，方方日记“把家里好的孬的一股脑都端到大街上”，它们为武汉抗疫留下了真实的历史记忆。
作家将日记自由灵活的文体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时而工笔描摹，时而一笔带过，时而柔情似水，时而怒不可遏，在留下真实历史记忆的同时，“方方日记”也真实地呈现了方方自己。
每一天日记里书写的那些真人、真事、真情、真史，就呈现在我们武汉人的眼前，就发生在我们武汉人身边。
既然名之为“日记”，就不可能千锤百炼，“方方日记”的语言全是未经化妆的素颜；而它们所书写的人和事，都为大家所耳闻目见，日记中的所有事件都不必也不敢着意修剪；加之日记不可能讲究章法，像意识流似的想到哪就说到哪，日记更不会端起架子拿腔拿调，“方方日记”读起来像是在拉家常，但它们从形式到内容都一派天然，因而比起那些精雕细琢的文学作品更具有穿透力。
以平民视角来书写这次“大国抗疫”，是“方方日记”的一大特点，这在体制内的著名作家中可能相当另类。
从一开始，方方对自己的站位就有清醒的认知，她在接受“东方网”采访时说：
“我非常想提醒一下我的湖北同行，以后你们多半会被要求写颂文颂诗，但请你们在下笔时，思考几秒，你们要歌颂的对象应该是谁。如要谄媚，也请守个度。我虽然人老了，但我批评的气力从来不老。”
这席话表面上是在提醒同仁，实际上她也是以此自励自警。
因此，她没有和官方一道在抗疫中唱豪迈的“英雄进行曲”，为疫情中血泪斑斑的武汉美容妆点，也没有存心扮演“监督”官方的角色，有意对官方抗疫的问题找茬挑刺，而是从一个武汉市民的角度，对武汉封城前后因隐瞒造成的灾难感到愤怒，和失去亲人的市民一起哭泣，因大量武汉医护人员感染而痛心，向外省市的医护表达感激，也对省市委后期的措施充分肯定，就疫后的心灵抚慰提出建议，尤其是多次呼吁追究隐瞒者的责任。
她没有弯腰去肉麻地捧场，没有为灾难去写谀词闹曲，没有为隐瞒渎职去开脱粉饰。冯天瑜、丁帆教授称赞“方方日记”是一次启蒙。
从个人理性的运用和书写视角的选择来看，方方具有个体与作家的双重觉醒，但这仅限于她个体自觉的范围，与其说具有对社会的启蒙意义，还不如说具有对作家的示范效应。
顺便在此稍加解释，我这里所谓“示范效应”，是指独立的作家身份和独特的书写视角，既不是鼓励所有作家在场书写，也不希望所有作家即目成章，更不是要所有作家都面对社会发言。
每一个作家的艺术个性不同，生命体验的重心各异，有人可能对社会疫情无感，而对个体存在的荒谬和虚无敏感，所以对作家的写作方式和题材选择不能强人所难。
就个体而言，参差多态乃幸福之源；就创作来说，参差多态是文学繁荣的标志。
启蒙是一个历史的渐进过程，“方方日记”是否具有启蒙意义，这不是我们要讨论的迫切问题。切不可低估了启蒙的难度，眼下还很难判断“方方日记”的启蒙意义。
昨晚最后一篇日记《那完美的仗我们已经打过了》，后面有一条网名“老留”的留言：“你确实跑累了，怎样活得有尊严，是你领跑的意义。”恰恰是这一则短短的留言，让我修正了对“方方日记”的某些评价，觉得这些日记也许具有某种启蒙的“神力”。
当然，即使它们不具有启蒙的价值，“方方日记”仍然富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它给作家和学者做了一次成功的演示，它让大家有机会见识见识，什么叫做风骨，怎样才有风范。
百姓的视角，百姓的体验，百姓的情怀，“方方日记”可以直达百姓的心坎。它比任何一部电视连续剧更叫人牵挂，许许多多的人每天看“方方日记”，那种迫不及待的心情酷似少女少妇们追剧，不少朋友每天要等到看完“方方日记”才上床睡觉。
昨天一位年轻朋友说，方方称写完60篇日记后就要搁笔，以后晚上的时间怎么熬呵？
如果现在突然在武汉街头露面，方方一定会受到凯旋式的欢迎。
“方方日记”之所以产生巨大的影响，当然是日记使疫情中的国人产生广泛的共鸣，是这些日记具有社会、历史和文学价值，是这些日记回应了社会大众的关切，缓解了困境中人们的焦虑，是这些日记表达了各个阶层的心声，是日记中书写的酸甜苦辣与大众产生了心理共振。
但更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写真事，说真话，有真意，露真情，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里，在作家学者这个群体中，像方方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
《一位高中生给“方方阿姨”的信》说，方方是“这场疫情中最大的赢家”。写信人不怀好意地说了一句大实话，不管是从目前的社会影响来看，还是就未来的历史地位着眼，作为作家的方方无疑是一大“赢家”。
可是，所有作家，所有学者，所有文人，都可以做这场疫情中的“方方”，为什么疫情中只有她一个方方呢？
扪心自问：要是再让大家选择是否做“方方”，谁愿？谁敢？
正因为凤毛麟角，所以才鹤立鸡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