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燕：也谈女红卫兵的暴力

红卫兵一代是在阶级斗争的教育模式下，在疯狂造神却又奉行无神论的极大扭曲中长大的，他们一方面对领袖个人无限迷信无限忠于，另一方面对上天给予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不知敬畏不懂珍惜。他们头脑里极少知识内涵，内心却充满阶级仇恨，对人没有爱和怜悯，只有冷漠和无情。他们没有思想，没有个性，没有自由意志，也没有觉醒的条件和可能。

突然，文革了，红卫兵可以奉旨造反怀疑否定打倒一切，毫无顾忌地打人骂人批斗抄家破四旧打砸抢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青少年的个性和胆量不再受到束缚，青春的生命力得到充分释放，人性恶被迅速激发出来，如何花样百出地在肉体上打倒摧残阶级敌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得以尽情发挥，加上有红五类出身的护身符，那些老红卫兵怎么施暴都顺理成章不足为奇。

然而，1966年8月5日第一起恶性暴力打死校长的事竟发生在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校园里，发生在该名校的一伙女革命小将身上。

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後的第二天，北京女三中的红卫兵们也开始暴力毒打校长。她们用带铜头的武装皮带把沙校长打得五官扭曲，满脸是血。“在北京所有被打死的中学老师和学校负责人中，沙坪是被打得最惨的。她在厕所里被打死的时候，头发差不多都被拔光了，连头皮一起薅了下来，嘴里塞满了污秽物。”（王友琴《北京第三女中校长沙坪之死》）

8月23日，在批斗老舍、肖军等时，北京女八中的红卫兵是主打。舒乙说：“当年肆意凌辱我父亲的，打他的，大多数是那些中学的女红卫兵，按照年龄还是些少女啊。”

後来，到外地去“煽革命之风，点造反之火”的北京红卫兵批斗当地牛鬼蛇神时，也是女生往往比男生更残暴。梁晓声说：“北京的女红卫兵比全国其它一切城市的女红卫兵都要心狠，颇敢往死里打人。”

为什么文革初这些北京女校的女红卫兵们如此凶残呢？

文革前北京市有一批旧中国沿袭下来的男中和女中，这些男女分校都是有着悠久校史的名校。解放後，女校不再设家政等性别意识敏感的课程，不再秉承旧式女校以培养或淑女型的贤妻良母，或贵族式的职业精英女性为目的，而以造就注重自我发展和特立独行精神，其智能和体能都得到充分释放和发挥的女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为宗旨。其中，去女性化是这些女校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女生要摒弃柔弱娇羞温文尔雅封资修的那一套，要比男生更自信、更勇于承担风险、更成功、更有竞争力、更有职业抱负。

然而，教育的目的之一是开拓视野，包括不干扰两性生命的自然成长。性别角色的形成父母老师不能给予，书本上没有，全靠个人在与异性不断予取的交往中协调和制约，自我规范符合社会期望的品质特征、思想方法和行为模式。可是在封闭的女校环境里，没有男阳刚女阴柔的对比和鉴别，也没有性别角色的认同和期待，女生本该有的在与异性接触中自然产生的性意识的觉醒被阻断，性本能被抑制，失去了对异性的好奇、紧张、兴奋、吸引、交往和关爱等等的心理体验，也不可能有同男生在思维上的碰撞，从而阻碍了她们整体人格的塑造。结果女校的女生不再温柔含蓄、娴静文雅、秀外慧中，而是越来越粗旷刚毅、威武雄壮、不懂男女、不解风情，更无从在道德、宗教、艺术、哲学等更高层面上获得性的认知。

心理学研究表明，少男少女从13岁左右起，自我体验和自我感受即开始觉醒，开始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和外在形象，形成并发展生理自我和社会自我的心理意识，极力摆脱家长和老师的束缚，渴望得到他人的承认和尊重。在情感上也开始期待同龄异性对自己的认可和欣赏，甚至对某个异性产生懵懂喜爱之情。

但由于禁锢在女校的女生没有属于异性的“他者”，久而久之，她们身上的女性特征变得模糊不清，有的女生还对自己的性别产生了排斥厌恶感，甚至滋生出改变自身性别的潜意识。她们在打扮和做派上处处或以文艺作品里的男英雄，或以自己想象的理想男生为榜样，逐渐变得不拘小节、洒脱、豪爽、义气，成了假小子，并被同校的另一些女生追逐羡慕喜欢。文革造反风潮中，这些假小子们变得愈加争强好胜、 斗狠好勇。

在有电视台直播的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时，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代表红卫兵唯一的发言者是大名鼎鼎的女红卫兵彭××。彭正是毛在8月1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中提到的“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的那位“演说者”和北大附中“红旗”负责人。

彭的那次演说是在7月26日晚上北大批斗刚失势的工作组组长张承先万人大会上，她慷慨激昂狠批了北大工作组，又用铜头皮带抽打了张承先，并得到江青的赞赏和拥抱，因而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从此开启了红卫兵打人之风。

而“红旗”也是最早向该校校长、老师和同学施暴的红卫兵组织之一。

八一八使彭××又一次风光无限，女红卫兵的地位、威望、权威性甚至领导力也随之一时间超过了男红卫兵。加之，被授予了“要武”这个尚方宝剑，广大女红卫兵们便误以为，全社会不再以温婉而以尚武作为评价女生的标准了。

既然越是重点学校越被公认为贯彻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最坚决最成功，其学生受毒害也最深，那么有着既出身红五类又出自重点校的双重优越感的女中老红卫兵们当然最“造反有理”，最具打校长和老师的资格，而施暴也成了她们自命不凡地“肃清”母校和自己身上“修正主义毒素”的必要过程和手段。

一方面，在青少年成长阶段女生一般比同龄男生发育成熟得早，这也是女红卫兵对新生事物更敏感，更见微知著，积极投入文革的原因；但另一方面，女性固有的低情感阈值又使她们极易偏激、冲动和走极端，不如男生理性，因而往往比男红卫兵更残暴。场依存性也使她们在批斗现场表现得更无情更暴力，以期获得包括男红卫兵在内的观众的认可和欣赏。那些父母正在或将要面临运动冲击的女红卫兵们则因极怕被排斥在革命队伍之外，而表现得越发残忍。因为只有这样，才越能表明她们对阶级敌人最充满仇恨最勇敢最革命。

从八一八起，军装成了时尚，由于女式军装的稀缺，女红卫兵们身穿完全掩盖了女性柔美线条和性感气质的男军装，不断语出三个字的国骂，完成了从外形、语言到做派，甚至思维方式的男性化暴力化转变。

费洛伊德说人有两种本能：生的本能即性本能和死的本能即攻击的本能，一旦这两种能量同时迸发并相互融合，破坏力极大。施暴的女红卫兵们正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