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州榮休大法官:依據公正社會的原則改革警政 |
| 送交者: 一草 2020年06月23日18:53:23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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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推薦！依據公正社會的原則改革警政： 論明尼蘇達事件
依據公正社會的原則改革警政：論明尼蘇達事件 保羅·安德森（明尼蘇達最高法院榮休大法官） 張雅倩譯 【王昶律師導讀】 2020年5月25日，明尼阿波利斯市發生喬治·弗洛伊德慘案，隨即引發了美國全國範圍的抗議警察濫用權力的大規模抗議示威和全面改革警政的呼籲。6月7日，明尼阿波利斯市通過決議，誓言解散現存的警察局結構，重組警力，並建構全面公共安全體系。明尼阿波利斯市的決議是遵循新澤西州肯頓市(Camden, New Jersey) 警政改革的前例。但是明市的決議和其他州、市的類似警政改革措施被廣泛誤報和誤讀。 觀察當前黑人新民權運動“尊重黑人生命” (Black Lives Matter) 的發展，理解美國警政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我們需要1）對美國憲法框架下的刑事訴訟法程序(Constitutional Criminal Procedure)主要原則和基本法律概念有常識性的理解，客觀分辨各種警方行為的合憲性和合理性；2）對1954-1968年的民權運動(Civil Rights Movement) 有基本知識，理解新民權運動“尊重黑人生命” (Black Lives Matter) 能得到全社會各階層、各種族以及歐洲社會的廣泛支持的深層背景；3）對美國警察的軍事化(Police Militarization) 和與當地社區疏離對峙的趨勢，以及各市警察預算的嚴重擴張的現狀有基本了解（例如只有840萬人口的紐約市警局本年度預算為60億美元，下一年度將近110億美元，遠超過有4千萬人口的烏克蘭全國的軍費）；4）了解明尼阿波利斯市和其他很多主要城市的警察局基本被警察工會所控制，抵制警政改革的事實；5）從嚴肅、權威、中立的新聞媒體和信息源泉獲得真實準確的一手信息，把問題還原到原始語境中來討論和觀察。 這裡翻譯的是明尼蘇達州最高法院(The Supreme Court of Minnesota) 榮休大法官保羅·H·安德森（Paul H. Anderson）於6月11日發表在《明報》(Minnpost)上的文章。安德森大法官從法官的角度，結合本人幾十年審判經驗，對警政改革的必要性發表了意見。保羅·H·安德森1968年畢業於明尼蘇達大學法學院，多年從事律師執業，後擔任負責明州公安部刑事局的明州副總檢察長(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in the Criminal Division and Department of Public Safety)。1992年經共和黨州長阿尼ˑ卡爾森(Arne Carlson) 提名，擔任明州上訴法院(Minnesota Court of Appeals)首席法官，1994年起擔任明尼蘇達最高法院大法官，直至2013年按法定年齡榮休。安德森大法官在任期間，撰寫了許多具有影響力的法律判決書，包括多部涉及警察權力與犯罪嫌疑人權利之關係的憲法和刑法判決。安德森大法官榮休之後，在美國、中國、菲律賓、格魯吉亞、利比亞、突尼斯等多所法學院擔任客座教授和訪問教授，講授美國憲法、刑法、刑事訴訟法和上訴技巧等課程。安德森大法官曾五次訪問中國，在中國政法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西安交通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等校講學。 保羅·H·安德森大法官 與許多明尼蘇達州人不同，當我看到明尼阿波利斯市的一名警察使用暴力涉嫌故意殺人時，我並未感到驚訝。我擔任明尼蘇達州上訴法院法官和最高法院大法官二十餘年，這期間所積累的經驗告訴我，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局是明尼蘇達州最無能無效的警局之一。我在明尼蘇達州上訴法院審理了幾個明尼阿波利斯市刑事案件，從中察覺到了警察的不良行為，並且我能預料到類似案件仍將發生。 我對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刑事案件進行了詳細的審查，希望梳理出其中的不良行為。我發現，許多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警察經常會做出不專業的行為，卻未受懲罰。他們經常恣意地使用警察一職所帶給他們的權力和威信，這種行為體現了種族偏見。濫用武力，卻無需擔心任何後果，這種說法似乎過於苛刻，其實不然，這一論斷有着諸多證據的支持，其中一些見於我所撰寫的明尼蘇達州最高法院判決書中。 1 警察不良行為的歷史 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有使用不良行為的歷史，尤其是當他們與有色人種接觸時。在涉及未成年人飲酒或駕車，和輕微毒品犯罪的案件時，他們過分地關注有色人種。該市警察與有色人種接觸時，存在增強質問和暴力使用度增高的情況，這導致逮捕和刑事指控的增加；此外，他們還有在缺乏正當理由的情況下，濫用武力的現象。我讀到的警察報告顯示，該市的警察們接受了如何寫報告來掩蓋或正當化其不良行為的培訓。 這些政策和做法助長了毫無法律依據的迅速逮捕、快速羈押，然後把一切事情都推給法院去處理。大量逮捕有色人種，尤其是其中的年輕男性，導致他們在未受任何指控的情況下被解僱。這一政策帶來了毀滅性的影響，因為當一個人的記錄上有逮捕記錄，可能會對他的就業、住房和教育機會產生附帶的影響。這諸多問題並不單單是由幾個毒蘋果造成的，而是這棵蘋果樹的部分枝幹已經出現了病害，【注i】我們早就該進行體制性改革了。 然而不幸的是，許多關於警察的不良行為的報道被忽略，駁回或壓制。包括我本人在內的許多人已經就此問題發表過一些意見，但是我們未能形成足夠的力量與聲音以克服解決這一問題的阻礙——警察團體的力量與文化。警察試圖使他們的犯罪行為保持沉寂或最小化，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都得逞了。 好消息是，該市以及警局的領導們都看到了改革的必要性，並致力於實現改革；棘手的問題在於如何將它們實現。壞消息是，為改革所做出的努力已被捍衛現狀的（警察隊伍的）內在文化所阻礙。這種文化得到了善於利用現有規則來維持現狀的警察工會的大力支持。一些市民和"民間團體"得到了警方和工會的栽培，協助他們完成這些勾當。這些力量仍然存在且強大，因此必須以坦率而堅定的態度來對待他們。 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工會會長、被某些民權人士稱作白人至上主義者的鮑勃·克 羅爾(Bob Kroll)是特朗普的堅定支持者 (www.citypages.com) 所需的改革包括對警察不當行為的仲裁、警察工會領導權以及警察的居住問題。很少有住在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警察，他們大多在城市工作，當輪班結束，回到郊區居住。我們需要那些與城市生活有直接關係、與社區利益一致的警察；否則，他們很容易被視為由外國人把持的治安力量，比如密蘇里州弗格森市（Ferguson, Missouri）的警察【注ii】以及我國負責維護伊拉克和阿富汗和平的部隊。 在當前的仲裁制度下裁斷對警方的投訴，幾乎無法對做出不良行為的警察進行紀律處分或解僱。警察工會及其爪牙已經獲得了對該系統的控制權，他們操縱這一系統保護本應受到紀律處分或被解僱的警察。我在審理案件期間最大的遺憾之一是，在投訴警方仲裁案件明顯錯誤的情況下，無法正確審查和撤銷仲裁案件。敏銳的法律觀察家們多年來一直在就這一問題撰寫文章，立法機關必須解決仲裁問題。 警察責任制最重要的問題在於警察工會，因為他們擅長保護這個問題隊伍中的害群之馬。曾有各方面人士指出警察工會職能的失調：至少有兩位前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局長告訴現任局長，他們已經失去對警察工會的控制。從警察隊伍或公民中當選的警察局長需要增加自主權，以重新控制工會，為此，必須削弱工會的權力。工會改革最主要的任務是對現有警察隊伍的改革，這個隊伍中的大多數人是盡職盡責的好警察。這些優秀的警察必須明白，當前警察工會政策和做法保護了不良行為的系統性文化，傷害了他們，並且將他們的核心利益置於危險之中。工作保護以及“一切承蒙上帝的恩典”【注iii】的態度是支持警察工會的部分理由，但這種觀點是存在缺陷的。 弗洛伊德慘案中四名涉事警員的入獄照 在職警察們只需要看一下前警官肖文(Derek Chauvin)，雷恩(Thomas Lane)，昆恩(J.Alexander Kueng) 和都濤(Tou Thao) 的大頭照，仔細思考一下他們被毀掉的人生，想象一下肖文被限制在監獄的6x10英尺牢房中，就能明白我的意思。保護和掩蓋不良行為的多個實例（就警官肖文而言，有18宗投訴）使該行為得以延續，不良行為造成了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失去了生命，也毀掉了四位警察的人生。通過改革警察工會，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不僅將保護自己未來的核心利益，與此同時，還將保護明尼阿波利斯市公民的核心利益。 明尼蘇達州長蒂姆·沃爾茲（Tim Walz）通過對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行為的審查，開始發揮領導改革的作用。這次審查將會發現許多需要變革之處。法院也需要提高參與度。我們擁有一個優秀的明尼蘇達州最高法院，但作為最高法院的前任大法官，我知道它可以做得更好。1993年，最高法院研究種族偏見問題的特別工作組的報告指出了許多問題，其中一些問題已得到解決，例如保釋金改革，培養優秀法院口譯員和提升法官教育等。但是這份報告已經嚴重過時。前大法官艾倫·佩奇（Alan Page）和我曾奮力工作，以期獲得一份後續報告，但是由於種種我不願提及的原因，未能完成。當前的努力正在被稀釋，我們也缺乏足夠的資源來完成這項工作。法院需要建立一個新的工作組，並擴大其任務範圍，包括對警察做法的審查。法院需要迅速採取行動，設計並實施行動計劃。 擔任治安民警是一項艱巨的工作，而由於我們對槍支的鬆懈態度以及無視精神健康問題的意願（使許多人在與警察互動時行為失常和不可預測）使得他們的工作愈加困難。警察在處理這些社會問題時處於第一線。我們必須採取行動改變愈加惡化的情況。在短期內，這是我們必須生活的環境。如果我們繼續保護警察的不良行為，大環境就不會得到改善。 美國部分市警察局預算與外國軍費預算對比表(https://jen2020.com/) 我們公民的責任 最近，一個更為宏觀的問題一直在我腦海中縈繞，這個問題需要我們這些目前占據美國人口比重最大的群體——美國白人來解決。像我這樣的人，是任何解決方案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必須努力建立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以便所有公民，不論膚色，國籍或性別，均受到平等對待。國父們認為，公民個人追尋幸福要求政府為最大多數公民實現幸福提供最多的機會。最近的事件表明，我們未能履行這一任務。 目前，我們未能身處於一個幸福的社會。我們當中的許多人為找到有效的補救措施所付出的努力太少。但值得期待和樂觀的是，鑑於當前的動態，變化將會發生，尤其是在年輕人群體中。 我們需要進行那種審視我們自身以及國家的靈魂深處的反省。我們需要更深入地理解和思考我們作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身份；我們擁有一個不分膚色、信仰或民族血統的共同的人性。我們必須致力於建立一個更加公正的社會，一個更加安全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我們對那些我們賦予他們權力以保障我們安全的人，有充分的信任和信心。為了追求幸福，我們需要一個社會，在這個社會裡，每個父母晚上都可以安心上床睡覺，而不必擔心孩子在警察手中的安全。 目前，這個社會尚未建成，但真正的變革潛力正在顯現。如果我們能勠力同心，那麼它遲早將會實現。 【全文完】 本文經安德森大法官授權全文翻譯，文章名和中文譯本根據中文語言習慣，經安德森大法官許可確認後，略作調整。 英文原文鏈接：https://www.minnpost.com/community-voices/2020/06/police-practices-in-a-just-society-the-potential-for-real-change-is-in-the-air/ 【注釋】 i 毒樹之果理論（Fruit of the poisonous tree）是美國刑事訴訟法和證據法概念，指的是調查過程中，警方和公訴方通過非法手段取得的證據。該術語的邏輯是如果證據的來源（樹）受到污染，那麼任何從它獲得的證據（果實）也是被污染的，在訴訟審理的過程中將不被採納，應被排除。即使該證據足以扭轉裁判結果。安德森大法官在此借用此來形容部門警局的系統性腐敗問題。 ii 弗格森事件，即邁克爾·布朗命案，2014年8月9日發生在美國密蘇里州聖路易斯縣弗格森市。18歲的非裔美國青年邁克爾·布朗（Michael Brown）在未攜帶武器的情況下，遭到28歲的白人警員達倫·威爾遜（Darren Wilson）射殺。布朗沒有任何犯罪記錄，在被射殺前他僅與警員接觸了不到3分鐘。這起命案引發連續多日的抗議行動，甚至出現暴動，警方派出大量警員、裝甲車，並發射了催淚瓦斯和橡皮子彈試圖平息騷亂。美國總統貝拉克·奧巴馬向布朗的家人發出慰問，並要求美國司法部進行調查。而在8月16日，為了維持當地治安，州長傑伊·尼克松宣布當地進入緊急狀態；第二天州長出動密蘇里國民警衛隊以協助當地警察維持治安。雖然經歷了大規模的抗議行動，涉案警官仍被判正當防衛，免於起訴。弗格森事件成為當代美國警察暴力的一個標誌性事件， “尊重黑人生命” 運動隨即在全國範圍擴散。在弗格森緊急狀態期間，市民與警方緊張對峙，市民普遍視警方為占領者。安德森大法官舉此例來說明警察的軍事化問題。 iii “多虧了上帝，否則我也有麻煩” （there but for the grace of God go I），英語諺語，在此意為：我自身作為警察，意識到類似的對警方的投訴和不滿可能也發生在我自己身上，所以我應該保護我的同事，不應支持投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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