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已经基本确定了CCP病毒就产生在武汉

  的“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武汉的两家P3实验室中。

2.本次挖掘将依据现有的挖掘资料，揭示CCP和P4实验室的关系， 

  逐步揭开CCP领导P4实验室对美国发动生化战争的事实。

3.2018年1月发表这篇文章一定是有其深刻含义的，我的理解这是一份向美国的宣战书：“我们已经掌握了终极生化武器”！就像后来2019年6月18日王毅所说的“不要逼迫我们打开潘多拉的盒子”，为什么这样理解，我们慢慢解读。

4. 这是一份丰功榜，就是通过记录的方式将P4实验室建设过程中几乎全部的细节都透露出来，令墙内的国民欢欣鼓舞，但是这个重大设施的意义在这篇文章里明确点出来了，就是和老百姓没有一毛钱的关系！那么这个意义是什么，是国家军事战略上的意义，所以这是一次亮剑行为。

                中共驻法国公使衔科技参赞王绍琪同志

5.中国SARS疫情暴发之时，担任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王绍琪与陈竺和袁志明共商中法合作事宜。当晚，王绍琪让袁志明留在大使馆的机要室，写了一份近万言的内部报告发回国内。这里出现的一个人物-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王绍琪，真正的身份应该是中共军方的情报人员，隶属于当时的总参情报这条线。并且能够进入大使馆的机要室给国内发报告，说明是执行了一项机密任务，获取了一些秘密信息。而陈竺当时是不能进入机要室的，所以可以肯定的是王绍琪和袁志明都有军方的情报身份。

6. 这种安全是为了实验室的科研医学实验而准备的，P4实验室就是为了人类健康，科学实验，而掩盖军事用途的真相。换句话说是欺骗不懂科学的老百姓和无知政客的。但是正是这种表述给2020年的新冠病毒泄漏说打了脸。如果新型冠状病毒诞生在这里，不可能发生泄漏，再次证明了这一结论。

7.所以陈竺的这次出场我们可以理解为告诉真正的敌人美国，我们不仅拥有冠状病毒这种武器，而且还有埃博拉这种更高级别的武器，并且告诉所有要站队的人，我们不仅拥有埃博拉病毒，我们还有埃博拉病毒的解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证书是P4实验室研制生化武器的通行证

8. 还要告诉美国人战略储备：现在保藏的毒株种类有1400多种，保藏量6万多株，除了埃博拉、新疆出血热、冠状病毒还有从法国引进的两株寨卡病毒！它们都安静地保存在P4实验室里，也就是武汉病毒所微生物菌毒种资源与应用中心，它是目前亚洲最大的活体病毒保藏中心。而这个中心的管理者就是胡志红，田波院士的学生

9. 结论：这篇文章就是一篇向美国宣战的文章。这并不是DT在这里危言耸听，我们相信美国相关的人一定读懂了，不然不会有后来的中美贸易协定，没有在香港问题上美国政府的隐忍。

10.2015年1月31日，武汉P4实验室举行竣工揭牌仪式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院士的讲话：“武汉P4实验室的正式运行，标志着我国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研究进入国际先进行列，显示我国国家安全又一“护卫舰”的“远航”，堪比我国“两弹一星”于我国之战略部署”，“国家安全护卫舰，堪比两弹一星”，揭示了P4实验室的真正作用和力量。

11. A 这一定是一个军方绝密的项目，也就是沉船计划的一部分，

所以一定是做好保密工作，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并且不能说，

要研制生化武器，第二必须包装隐藏好。

12. 第一层次，就是选人的团队。这个团队里都有谁？有三个院士：陈竺、田波、饶子和；郭德银、舒红兵、高福这些人是第二层，而石正丽和胡志红这些人是第三层。

13. 无论如何，DT还是要在这里向田波这样的老科学家表示敬意，在郭德银的追忆文章中，我们得知这位老科学家淡薄名利，竭心尽力，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党国的病毒事业，或许他在离世前的那一刻已经知道他追求一生的国家荣誉只是一个谎言，他已生无可恋，因为所研制和试图控制的冠状病毒已经被魔鬼释放出来，或许他的死只是编织的另外一个谎言，斯人已逝，真相只有他的学生郭德银知道。

DT挖掘机说明：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已经基本确定了CCP病毒就产生在武汉的“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也就是武汉的两家P3实验室中，梳理出“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背后真正掌控者是一个组织，也就是CCP。他们在2016年也就是那场著名的猪瘟之前已经研制出了病毒武器，并且在这场生化武器试验之后完成一场战略转移，开始将病毒武器和新武器的研发移交到武汉的另一个实验室，也就是“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简称武汉P4实验室。本次挖掘将依据现有的挖掘资料，深刻的挖掘揭示CCP和P4实验室的关系，逐步揭开CCP领导P4实验室对美国发动生化战争的事实。

以下为详细内容：

首先提出一个问题，在上一文中，DT判断武汉P4实验室建成后接管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那么根据郭文贵先生2020年2月15日的视频爆料，负责地下P4实验室的是两个神秘的研究所303研究所和106研究所，负责安全保卫的是总参保卫部，那么是不是矛盾呢（估计又会成为伪类的攻击目标了），对此，DT只能呵呵，让子弹飞一会儿。

我们还是先挖挖P4实验室。

2018年1月8日《中国科学报》头版刊登《中国首个P4实验室正式运行》消息，并在第四版全版刊登一篇文章《江夏演新文，乘鹤奏悠曲—记中科院武汉病毒所P4实验室建设和研究团队》，这篇文章以充满激情的笔触详细地记录了武汉P4实验室的产生及建设过程。为了分析方便，我们摘录如下:

江夏演新文 乘鹤奏悠曲

记中科院武汉病毒所P4实验室建设和研究团队

郑千里 李莉

1.研究所名字在联合国响起

2017年12月8日，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名字在联合国响起。中国代表团团长傅聪大使以大国政府负责任的态度，在联合国《禁止生物武器公约》2017年缔约国会议上发言指出：

“中国秉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在不断完善生物安全顶层设计的同时，继续加强生物安全领域机制和能力建设，有效实施各项监管，努力提升公众意识，积极开展生物安全国际合作。2017年10月，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举办了‘生物安全实验室管理与实验技术国际培训班’，旨在为发展中国家培养传染病防控研究人才，为国际社会提供生物安全公共产品，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斯里兰卡、埃及、肯尼亚、塞尔维亚、匈牙利等国派员参加，取得良好效果。”

如傅聪大使所言，武汉病毒研究所首次举办的这一生物安全国际培训班，由P4实验室建设和研究团队主讲，旨在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关管理、科研和技术人员了解生物风险管理的关键内容，基本掌握烈性病原的生物学特性及其正确操作，并学习生物安全实验室设计原理等。本次培训班也为沿线国家未来在新发传染病防控和生物安全等领域进一步加深国际科技合作奠定了基础。

2.SARS催生P4实验室

根据处理病原微生物的危害程度及所需要的防护程度，国际上通常把生物安全实验室分为四个等级，一级防护水平最低，四级防护水平最高。

什么叫P4？P是英文protection防卫和防护的意思，P4也就是最高等级的生物安全防卫防护。

在最高等级的生物安全实验室内，除其它等级的一般防护措施外，还专门设置有正压防护服、气密门、化学淋浴、污水处理系统、空气过滤系统等，通过防护屏障和管理措施，避免被操作的有害生物因子威胁。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地域辽阔，随时有暴发如SARS（非典）等传染病的可能，应对此种紧急情况及对烈性病毒进行研究，必须有一个P4级别的实验室。它不仅是中国最高级别的生物安全实验室，同时也将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防治突发传染病的合作。

自2002年进入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以来，武汉病毒所面向国家需求，在保持农业病毒研究优势的同时，积极将科研重点向着影响人类健康的重大或新发传染病病原研究领域扩展。2003年初，中国大地上蔓延肆虐的SARS，无形中催生了我国第一个P4实验室的建造，而这个重任落到了正处于重要转型期的武汉病毒所肩上。

2003年2月，时任中科院武汉病毒所所长胡志红突然接到时任中科院副院长陈竺的电话，询问能否承担在武汉建设P4实验室的任务，胡志红意识到，这对研究所学科方向调整及解决国家重大问题是一个重大的契机，当即表示将全力以赴，并表达了做好该实验室建设的决心。

胡志红马上召集研究所党政领导班子商议，决定由时任副所长袁志明负责P4实验室的筹建，同时电令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做访问学者的袁志明结束行程，立即回国准备P4实验室建设相关工作，并于2003年3月25日，向中科院生物局提交了“关于建立P3 和P4实验室的请示”报告。

3.驻法大使馆密电发回国内

由于P4实验室的建设和维护复杂、技术要求高，而中国尚无建设P4实验室和维护等方面的经验，通过寻求国际合作开展实验室建设，将有利于加快实验室的建设进程，确保实验室今后能在国际上更好地发挥作用。

2003年4月5日至11日，袁志明随陈竺赴法国，就P4实验室建设和新生疾病研究寻求合作，同法国研究和新技术部部长Haignere女士协商，达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

陈竺和袁志明在里昂第一次看到了P4实验室，其玻璃外壳在晚上色彩斑斓，就像我方赠予法国P4实验室主任的刺绣摆件，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进去参观后才觉得内部结构和技术特别复杂。

法国梅里埃公司联合RTV公司，设计建造了里昂P4实验室。该实验室本由梅里埃公司私营，最后交给了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运营。

访问期间，法国电视新闻正播放中国SARS疫情暴发的事态。时任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王绍琪与陈竺和袁志明共商中法合作事宜。当晚，王绍琪让袁志明留在大使馆的机要室，写了一份近万言的内部报告发回国内：

“法国传染性疾病研究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在里昂建立了欧洲第一个从事烈性传染性病原研究的四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巴斯德研究所也是世界上最早开展SARS研究的单位。

开展新生疾病研究，首先要建立生物安全等级高的P3和P4实验室，以阻止传染性病原释放到环境中，同时也给研究人员提供高的生物安全保证。我国建立部分P3实验室开展了一些SARS病原研究，但对一些更烈性的传染性病原及可能出现的新生疾病病原等的研究，必须在安全等级最高的P4实验室进行。因此，P4实验室的建成将成为我国开展相关领域研究的重要技术平台和保证。

考虑各单位的研究基础、地理位置、相关配套设备以及可能造成的国际社会影响，建议由中科院武汉病毒所承担P4实验室建设任务，随后开展新生疾病病原及相关烈性传染性疾病病原研究。P4实验室的建设和维护复杂、技术要求较高，中国没有建设P4实验室和维护等方面的经验，适当而有限的国际合作很有必要……

国家卫生和科研、防疫部门应打破部门界限，为国家利益开展合作研究，将我国新生疾病研究技术平台、新生疾病和烈性病毒研究计划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

2003年5月3日，中科院召开院长办公会，讨论P4实验室建设可行性报告。SARS暴发时期需要测量体温，胡志红因牙痛体温升高，无法通过体温测量走进会场。袁志明代表研究所进行了现场答辩，介绍了P4实验室建设的必要性、目标和规模，得到了中科院党组的高度肯定，并表示全力支持实验室建设。至此，P4实验室建设的立项工作完成。

4.布局落棋江夏区郑店

2003年5月11日，袁志明向莅临的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等湖北省领导，作“抗非典研究进展和新生疾病战略布局”的汇报，介绍了P4实验室建设、规划等情况。俞正声指示：P4实验室的建设是中法合作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国生物安全科研工作的一件大事，湖北省和武汉市政府都应积极支持，做好各项服务工作。

陈竺、袁志明和时任武汉病毒所副所长龚汉洲一行，带队考察了P4实验室的建设地点，最终确定选址在江夏区郑店，一是从专业的角度考虑安全性；二是这里紧邻107国道，交通比较便利，同时也有利于与邻近的生物制品研究所开展合作。

2003年7月，中科院与武汉市政府签订共建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协议书，希望能够依托未来的P4实验室，将郑店建设成生物医药聚集的科研、开发、生产基地。

5.淡定面对国际风云变幻

2004年1月28日，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访法期间，见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关于预防和抗击新生传染性疾病的中法合作谅解备忘录”的签署：设立一个由法国主管政府部门代表和专家组成的中法新发传染病小组；支持中科院武汉病毒所的发展，获取建立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必要的设备和技术、提供有关支持和培训等，在预防和抗击新生传染性疾病领域展开合作。

框架协议中提出围绕P4实验室，在中法两国合作中实现科研合作、人员培训、法律法规标准、实验室建设“四个轮子”同步，使得实验室建设受到中法合作关系变化的影响。

一个没有自己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没有院士甚至在2003年前没有博导的“三无”研究所，却要在我国乃至亚洲建成第一个P4实验室（日本虽然建有P4实验室，但始终未能启用），难免会被人戏称是“小马拉大车”；一个体量还不到两百人的研究所，却得到中法两国政府首脑的共同关注，身影活跃在国际学术舞台上，也难免会被人嘲讽为“小头戴大帽”。

虽然不太和谐的声音时有耳闻，但武汉病毒所笃定自己的信念，开弓就没有回头箭，不断消弭两国人员不同观念和文化产生的冲撞，克服了来自方方面面的阻力与困难。

2004年6月28日，时任中科院副院长陈竺明确指示武汉病毒所：国际风云变幻，要利用国际合作和中法合作契机，开展核心实验室的设计和建设，在此过程中要本着友好合作、内外有别、以我为主、实事求是的原则开展合作。

2004年10月9日，在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访问北京期间，时任国家科技部部长徐冠华与时任法国外交部部长Michel BARNIER握手，正式签订了两国预防和控制新生传染病合作协议，两国合作进入实质性阶段。

随后，我国代表团在里昂同RTV 公司代表等，就P4实验室的设计建设合作框架及技术问题等进行异常艰苦的谈判，终于说服了法方接受建议，亦即：必须按照中国的法律和法规，依据中法合作协议开展实验室设计和建设方面的合作。武汉实验室建设项目合作只涉及核心实验室部分。在核心实验室部分，为了使其设计更好地符合中国标准以及便于实验室后期维护，法方公司不以总承包方式参与合作，由法方公司负责实验室的概念设计，中国公司负责实验室的深化设计，法国工程管理公司联合中方监理公司对工程建设进行质量和进度控制，中国公司具体负责实验室的建设，由作为业主的武汉病毒所进行协调等。

由于P4实验室建设涉及到敏感高尖技术，建设工作曾一度延迟。2007年11月1日，时任法国外交部长库什内访华时，对武汉P4项目作了表态：建设延迟的原因主要是法国政府换届和负责人变更，法国将采取必要的措施把失去的时间赶回来。

2007年11月26日，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访华，中法两国签署了关于预防和控制新发传染病合作协议的补充声明，强调“确保尽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落实包括武汉P4实验室在内的所有计划项目”。

2008年，法方交付了一份实验室图纸，2009年由中方的中元设计院提供了中方设计的图纸。在设计过程中参照了里昂实验室设计的主要概念，保证最高的安全程度。但这个实验室比里昂P4实验室更现代化，拥有最新的设备，功能非常齐全，也非常有安全保障，它由中方负责建造。2010年5月10日，中法新发传染病合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进一步推动了实验室的建设进程。

6.自主创新亮点闪烁

2012年1月9日，核心实验室关键设备——气密门、生命维持系统送达江夏郑店园区，验收合格。

建设武汉P4实验室，我国自主创新的亮点在哪里？

一是实验室的围护结构。其采用激光焊接替代了传统的胶密封方式，具有更好的气密性和耐久的效果，从设计到制作都是我国自主知识产权。

二是轻钢龙骨结构，以机械精加工的形式做实验室的围护。为了让每一块钢板拼接时缝隙都很均匀，不允许钢龙骨有任何的倾斜，机械精加工龙骨的精度以一丝米为单位，在做最后一层混凝土之前就把它的立柱加以固定，然后再浇筑混凝土，考虑到它和混凝土的热胀冷缩参数，还借鉴了高铁的建设经验，每架设好一个框架都要做水平、垂直的激光测距。

三是消防灭火装置。我国传统的灭火器采用七氟丙烷灭火剂，通常在消防时是尽可能一次性喷出去，这和P4实验室应避免正压的基本要求相悖。我方和消防设备供应商经过测试，在保障一定灭火剂流量的情况下，创新设计了灭火器喷嘴的模式，使得七氟丙烷释放处于可控状态，既适应了实验室控制系统的负压要求，也能达到很好的灭火效果。

四是自动控制系统。它借鉴了法国的双机热备技术，但其具体的控制算法和平衡点、起步的频率及控制回路的数学模型，都是我方在实践中摸索，用创新的模式达到了双机的效果。自主设定的自动控制数学模型，达到了更稳定的压差控制效果。

对西门子公司提供的工作机组控制界面，项目办公室副主任童骁认为不适合做后台的界面，便自己动手设计出一个新的界面，调解参数是2秒钟取样还是0.5秒取样，我方在实际调试期间，西门子工程师也是按照我方的建议设定。

7. “软硬”兼施做足功课

针对在国内生物安全实验室中需专门设计缓冲间的要求，在P4实验室早期的设计过程中，袁志明和宋冬林等分析方案利弊，与国家认可委、设计方进行了反复沟通，确定由化学淋浴间实现缓冲和淋浴的双重功能，不再做额外的缓冲间设计。

P4实验室原来没有外部的直接采光，在充分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在武汉P4实验室内安装了双层钢化玻璃，以有效缓解实验人员在密闭环境中工作带来的压抑感，使之更趋于人性化的管理。

在P4实验室硬件建设中，我方团队力求在引进消化吸收中再创新，与此同时，在法律法规等软件建设方面也做足功课。

2011年底，由袁志明、陈宗胜等人负责编译，中国生物安全法律法规标准汇编英文译本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该汇编收集了与生物安全相关的法律、政令和标准/认证认可等方面的63份文件，涵盖了我国政府在2010年12月底之前颁布的与生物安全相关的绝大多数文件。同时中方研究人员“软硬兼施”，还组织翻译了法国的法规文件达61部，完成了《中法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的初步比较研究》英文和中文专著。

武汉病毒所还积极参与国际P4实验室主任联盟，协调建立中国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和标准，完成并出版了《中国生物安全技术标准》；完成《中国生物安全立法初步分析报告》和《中国生物安保立法初步分析报告》，作为修订专家参加国标《生物安全实验室建筑技术规范》新标准的制定，同时有多篇关于新发烈性传染病防控与生物安全的专报，得到了国家领导人批示。

8. “护卫舰”欲出洋远航

2014年3月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参观法国梅里埃生物科研中心，听取了该中心的发展情况介绍，指出：武汉“P4实验室建设对中国公共卫生至关重要。P4实验室建设是中法卫生事业合作的一个很好的象征”。

法国梅里埃在武汉与我国共建P4实验室的报道，由此也正式见诸国际新闻媒体。

2014年，埃博拉病毒在全球部分地区肆虐。9月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来到武汉督促P4实验室建设，指出：武汉病毒所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强烈的使命感，面向国家安全和人口健康领域战略需求，调整优化科研布局、创新机制体制，研究所在生物安全实验室建设、人员培训、生物安全法律法规研究、新发传染病防控等方面，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经过多年积累，已在相关领域具备相当的国际影响力，位列国家前沿。

2015年1月31日，武汉P4实验室举行竣工揭牌仪式，这标志着实验室完成硬件建设和主要设施设备的安装。

P4实验室的核心区域约300平方米，采用的是“盒中盒”结构。实验室的内部是负压空间，也就是内部的压强小于外部，空气只能进不能出。这个“大盒子”内部又被厚重的金属门分隔成不同区域，包括细胞实验室、动物实验室、动物解剖室等。科学家通常两人一组进入实验室，穿着像宇航服一样的正压服，配有独立的供气系统，把研究人员和实验室“隔绝”起来。出实验室时还要经过化学淋浴消毒，杀灭可能沾染的病毒。

P4实验室建筑密封、双重空气过滤器、污染物消毒灭菌设备、双电源供电等，为实验室的安全提供了保障。按照参与的法方工程技术人员的说法，中国的P4实验室比法国里昂的更为先进。

该实验室主要包括烈性疾病病原实验设施、新生疾病研究设施及烈性疾病病原保藏设施等，除了P4还包括有P3和P2实验室等相关配套设施，被纳入国家大科学设施管理，构建了生物安全团簇平台。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院士说：武汉P4实验室的正式运行，标志着我国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研究进入国际先进行列，显示我国国家安全又一“护卫舰”的“远航”，堪比我国“两弹一星”于我国之战略部署，必将推动原始科技创新、相关产业发展与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

中科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在出席P4实验室落成仪式时，殷切希望中科院武汉病毒所的广大科研人员，以传染病防控与生物防范的国家重大需求为牵引，以重大科技问题为突破，加强与国内外卫生部门、医药研发机构的合作，把P4实验室建设成为国际上一流的大科学研究中心，为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9. 对“骑士”精神高度认可

2016年6月16日，法国驻华大使顾山代表法国总统，分别向中科院武汉病毒所P4实验室主任袁志明研究员、副主任石正丽研究员授予“法国国家功勋骑士勋章”“法国棕榈教育骑士荣誉勋章”，感谢他们及团队在中法合作建设武汉P4实验室、推动中法新发传染病预防和控制领域的合作中作出的杰出贡献。

2017年2月23日，在法国总理贝尔纳·卡泽纳夫的见证下，莅临武汉的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秘书长肖建华等，向武汉病毒所颁发了我国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P4实验室）第一张国家认可的认证证书。

2017年8月，经国家卫计委批准武汉P4实验室获得了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的资格，可以从事埃博拉病毒、尼巴病毒、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又称新疆出血热病毒）等病毒培养，未经培养感染材料的操作以及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的小动物感染实验操作。

国家的以上权威认证，也是对武汉P4实验室“骑士”精神的高度认可。

10.持之以恒科研马拉松

除了配合P4实验室的建设，在江夏郑店同时建有P3和P2实验室，武汉病毒所于2003年在小洪山的园区也建成了P3实验室，成为中科院第一个获准能够开展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的生物安全实验室。

围绕高等级生物安全团簇平台建设，武汉病毒所主动调整学科方向。例如，石正丽研究员在SARS冠状病毒溯源研究方面，进行了十余年持之以恒的科研马拉松。

自SARS暴发后，石正丽研究员与中科院动物所张树义研究员合作，在蝙蝠中检测到与SARS冠状病毒类似的冠状病毒核酸，发现蝙蝠是SARS样冠状病毒的自然宿主，其研究论文2005年发表在国际著名学术刊物《科学》杂志上。

2013年，石正丽团队分离到一株与SARS病毒高度同源的SARS样冠状病毒，并参照武汉病毒所的英文简称，将其命名为WIV1，证实了中华菊头蝠是SARS病毒的源头，该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自然》杂志上，并且被推荐为亮点文章。

多年来，石正丽带领研究团队锁定云南省的一处荒野洞穴，对菊头蝠种群开展了SARS样冠状病毒的长期监测，取得蝙蝠的粪便和肛拭子样品。在64份样品中，他们检测到了SARS样冠状病毒RNA。分析结果显示，与SARS病毒高度同源的SARS样冠状病毒均存在于该洞穴的蝙蝠中。

通过进一步分析，研究人员在多个位点发现了频繁重组的证据，并推测SARS冠状病毒的直接祖先，可能是通过这些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的祖先株之间发生的一系列重组事件而产生。

2017年11月底，该研究成果在线发表于病原学权威期刊PLoS Pathogens，并被列为本周推荐文章。12月1日，Nature news也对该论文进行了报道和评论，在国内外引起较大反响。

通过这些锲而不舍的研究，揭示出我国蝙蝠携带有不同株具有跨种传播至人群可能性的SARS样冠状病毒，为相关疾病的预防提供了重要依据。

十多年来，该研究团队在我国及非洲多地采集了1.5万余份蝙蝠样品，已分离或检测出多种新型病毒，例如遗传多样的腺病毒、腺相关病毒和圆环病毒，还检测到尼巴病毒和埃博拉病毒的抗体，为蝙蝠传播的新发传染病预防与控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1.病毒资源提供战略储备

活体病毒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资源，必须进行严格认真的收集与保藏，以提供科学研究必要的战略储备。中非联合研究中心的微生物及流行病控制研究中心，由武汉病毒所负责牵头建设，已在肯尼亚鉴定出多株蝙蝠、鼠、骆驼来源的病原，并在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巴基斯坦等，布局了基孔肯雅热等新发传染病病原分离、鉴定和防控工作。

新疆出血热病毒可能造成的危害极大，也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唯一自然疫源感染的烈性病原。胡志红和邓菲带领的研究团队多次深入到新疆等边远地区，采集了五万多只蜱虫样品，通过乳鼠接种的方法，在亚洲璃眼蜱样品中分离出了三株新疆出血热病毒的新毒株。

武汉病毒所微生物菌毒种资源与应用中心，建立了病原微生物资源与信息平台，它是目前亚洲最大的活体病毒保藏中心。现在保藏的毒株种类有1400多种，保藏量6万多株，是国际最大的病毒资源保藏机构联盟“欧洲病毒资源库：走向全球”的核心成员单位，已成功通过该联盟从法国引进两株寨卡病毒，为中国开展的寨卡病毒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撑。

12.占领国家生物安全制高点

武汉病毒所所长陈新文介绍，生物安全已成为国家安全新的拓展疆域，生物核心技术和国际化进程赋予了生物安全新的特征，现代生物安全的概念包括“五防两保”：即防控新发突发传染病、防范生物恐怖袭击、防御生物武器攻击、防止生物技术谬用、防控外来生物入侵和保护人类遗传资源、保障实验室安全。

武汉病毒所建成的P4实验室很快就明确了三个定位：成为我国新发和烈性传染病预防与控制研究中心、烈性病原保藏中心、联合国烈性传染病参考实验室。

历经十多年的风雨磨砺，武汉P4团队如今已兵强马壮，成长为一支集管理、技术、生物安全标准、科研管理服务于一体的专业化队伍，并将以其独特而鲜明的优势，持续在国家生物安全科技支撑中发挥骨干和引领作用。

围绕中科院“率先行动”计划，依托P4实验室等高等级生物安全团簇平台，武汉病毒所积极在“三个面向”中厉兵秣马，拟在最近几年内建设生物安全大科学研究中心，聚焦传染病防控及生物安全防御创新链条，重点布局高致病性病原的发生、发展规律和致病机理，生物安全威胁因子防范的关键技术及产品研发，生物安全预测体系等核心研究方向。

建设生物安全大科学中心，将大力提升我国P4实验室装置关键防护技术能力，将补齐我国生物安全装备技术主要短板，还将制定我国生物安全及生物安全实验室标准，引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相关生物安全能力建设。

展望未来前景，陈新文说：主动策应我国创新驱动发展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部署和新要求，我们将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密切合作，创新体制机制，打破部门和专业的壁垒，瞄准生物安全国家实验室和综合型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整合设施资源，率先建成国际一流、国内外开放的生物安全大科学研究中心，不负国家和人民的重托。

早年看到武汉病毒所的不断进步，陈竺曾喜不自禁，写下《水调歌头·武汉病毒所赞》，曰：“大江流，彩虹起，三镇屹。瘟神制克可期，铁军全障壁。”如今，“江夏演新文”“乘鹤奏悠曲”的夙愿可谓成真。

首先，我们先来解构这篇信息量超大的文章，摘录出其主要关键词语。

1.研究所名字在联合国响起

• 2017年12月8日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名字在联合国响起

• 中国代表团团长傅聪大使以大国政府负责任的态度，在联合国《禁止生物武器公约》2017年缔约国会议上发言

• 2017年10月，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举办了“生物安全实验室管理与实验技术国际培训班”

• 武汉病毒研究所首次举办的这一生物安全国际培训班的意义和国际影响及为世界做的贡献

2.SARS催生P4实验室

• 什么是P4实验室

• 中国建立P4实验室的必要性

• 为什么选择武汉病毒研究所为基础建立

• 2003年2月，时任中科院武汉病毒所所长胡志红突然接到时任中科院副院长陈竺电话，承担承建任务

• 胡志红马上召集研究所党政领导班子商议，决定由时任副所长袁志明负责P4实验室的筹建，同时电令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做访问学者的袁志明结束行程，立即回国准备P4实验室建设相关工作

• 2003年3月25日，向中科院生物局提交了《关于建立P3 和P4实验室的请示》报告

3. 驻法大使馆密电发回国内

• 中国尚无建设P4实验室和维护等方面的经验，寻求国际合作开展实验室建设必要性

• 2003年4月5日至11日，袁志明随陈竺赴法国，就P4实验室建设和新生疾病研究寻求合作，同法国研究和新技术部部长Haignere女士协商，达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

• 陈竺和袁志明在里昂第一次看到了P4实验室

• 法国梅里埃公司联合RTV公司，设计建造了里昂P4实验室。该实验室本由梅里埃公司私营，最后交给了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运营

• 法国电视新闻正播放中国SARS疫情暴发的事态。时任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王绍琪与陈竺和袁志明共商中法合作事宜。当晚，王绍琪让袁志明留在大使馆的机要室，写了一份近万言的内部报告发回国内。

• 2003年5月3日，中科院召开院长办公会，讨论P4实验室建设可行性报告。SARS暴发时期需要测量体温，胡志红因牙痛体温升高，无法通过体温测量走进会场，袁志明代表研究所进行了现场答辩，至此，P4实验室建设的立项工作完成

4.布局落棋江夏区郑店

• 2003年5月11日，袁志明向莅临的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等湖北省领导，作“抗非典研究进展和新生疾病战略布局”的汇报，介绍了P4实验室建设、规划等情况

• 陈竺、袁志明和时任武汉病毒所副所长龚汉洲一行，带队考察了P4实验室的建设地点，最终确定选址在江夏区郑店2003年7月，中科院与武汉市政府签订共建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协议书

• 2003年7月，中科院与武汉市政府签订共建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协议书

5. 淡定面对国际风云变幻

• 2004年1月28日，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访法期间，见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关于预防和抗击新生传染性疾病的中法合作谅解备忘录”的签署：设立一个由法国主管政府部门代表和专家组成的中法新发传染病小组；支持中科院武汉病毒所的发展，获取建立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必要的设备和技术、提供有关支持和培训等，在预防和抗击新生传染性疾病领域展开合作。框架协议中提出围绕P4实验室，在中法两国合作中实现科研合作、人员培训、法律法规标准、实验室建设“四个轮子”同步，使得实验室建设受到中法合作关系变化的影响

• 2004年6月28日，时任中科院副院长陈竺明确指示武汉病毒所：在此过程中要本着友好合作、内外有别、以我为主、实事求是的原则开展合作。

• 2004年10月9日，在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访问北京期间，时任国家科技部部长徐冠华与时任法国外交部部长Michel BARNIER握手，正式签订了两国预防和控制新生传染病合作协议，两国合作进入实质性阶段。

• 我国代表团在里昂同RTV 公司代表等就P4实验室的设计建设合作框架及技术问题等进行异常艰苦的谈判，终于说服了法方接受建议，亦即：必须按照中国的法律和法规，依据中法合作协议开展实验室设计和建设方面的合作。武汉实验室建设项目合作只涉及核心实验室部分。在核心实验室部分，为了使其设计更好地符合中国标准以及便于实验室后期维护，法方公司不以总承包方式参与合作，由法方公司负责实验室的概念设计，中国公司负责实验室的深化设计，法国工程管理公司联合中方监理公司对工程建设进行质量和进度控制，中国公司具体负责实验室的建设，由作为业主的武汉病毒所进行协调等。

• P4实验室建设涉及到敏感高技术，建设工作曾一度延迟

• 2007年11月1日，时任法国外交部长库什内访华时，对武汉P4项目作了表态

• 2007年11月26日，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访华，中法两国签署了关于预防和控制新发传染病合作协议的补充声明，强调“确保尽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落实包括武汉P4实验室在内的所有计划项目”。

• 2008年，法方交付了一份实验室图纸，2009年由中方的中元设计院提供了中方设计的图纸。在设计过程中参照了里昂实验室设计的主要概念，保证最高的安全程度。它由中方负责建造。

• 2010年5月10日，中法新发传染病合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进一步推动了实验室的建设进程

6. 自主创新亮点闪烁

• 2012年1月9日，核心实验室关键设备——气密门、生命维持系统送达江夏郑店园区，验收合格

• 我国自主创新的亮点在哪里？一是实验室的围护结构二是轻钢龙骨结构三是消防灭火装置四是自动控制系统

• 西门子公司提供的工作机组控制界面，项目办公室副主任童骁自行设计

7. “软硬”兼施做足功课

• 针对在国内生物安全实验室中需专门设计缓冲间的要求，在P4实验室早期的设计过程中，袁志明和宋冬林等确定由化学淋浴间实现缓冲和淋浴的双重功能

• P4实验室原来没有外部的直接采光，在充分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在武汉P4实验室内安装了双层钢化玻璃

• 在P4实验室硬件建设中，我方团队力求在引进消化吸收中再创新，与此同时，在法律法规等软件建设方面也做足功课。

• 2011年底，由袁志明、陈宗胜等人负责编译，中国生物安全法律法规标准汇编英文译本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还组织翻译了法国的法规文件达61部，完成了《中法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的初步比较研究》英文和中文专著。

• 武汉病毒所还积极参与国际P4实验室主任联盟，协调建立中国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和标准，完成并出版了《中国生物安全技术标准》；完成《中国生物安全立法初步分析报告》和《中国生物安保立法初步分析报告》，作为修订专家参加国标《生物安全实验室建筑技术规范》新标准的制定

8. “护卫舰”欲出洋远航

• 2014年3月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参观法国梅里埃生物科研中心，听取了该中心的发展情况介绍，指出：武汉“P4实验室建设对中国公共卫生至关重要。P4实验室建设是中法卫生事业合作的一个很好的象征”。

• 法国梅里埃在武汉与我国共建P4实验室的报道，由此也正式见诸国际新闻媒体

• 2014年，埃博拉病毒在全球部分地区肆虐。9月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来到武汉督促P4实验室建设

• 2015年1月31日，武汉P4实验室举行竣工揭牌仪式，这标志着实验室完成硬件建设和主要设施设备的安装

• P4实验室的核心区域约300平方米，采用的是“盒中盒”结构

• 按照参与的法方工程技术人员的说法，中国的P4实验室比法国里昂的更为先进

•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院士评价

• 中科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在出席P4实验室落成仪式时讲话

9. 对“骑士”精神高度认可

• 2016年6月16日，法国驻华大使顾山代表法国总统，分别向中科院武汉病毒所P4实验室主任袁志明研究员、副主任石正丽研究员授予“法国国家功勋骑士勋章”“法国棕榈教育骑士荣誉勋章”。

• 2017年2月23日，在法国总理贝尔纳·卡泽纳夫的见证下，莅临武汉的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秘书长肖建华等，向武汉病毒所颁发了我国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P4实验室）第一张国家认可的认证证书。

• 2017年8月，经国家卫计委批准武汉P4实验室获得了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的资格

10. 持之以恒科研马拉松

• 配合P4实验室的建设，在江夏郑店同时建有P3和P2实验室,武汉病毒所于2003年在小洪山的园区也建成了P3实验室，成为中科院第一个获准能够开展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的生物安全实验室

• 围绕高等级生物安全团簇平台建设，武汉病毒所主动调整学科方向。例如，石正丽研究员在SARS冠状病毒溯源研究方面，进行了十余年持之以恒的科研马拉松。

• 石正丽研究员与中科院动物所张树义研究员合作，在蝙蝠中检测到与SARS冠状病毒类似的冠状病毒核酸，发现蝙蝠是SARS样冠状病毒的自然宿主，其研究论文2005年发表在国际著名学术刊物《科学》杂志上。

• 2013年，石正丽团队分离到一株与SARS病毒高度同源的SARS样冠状病毒，并参照武汉病毒所的英文简称，将其命名为WIV1，证实了中华菊头蝠是SARS病毒的源头，该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自然》杂志上，并且被推荐为亮点文章。

• 石正丽带领研究团队锁定云南省的一处荒野洞穴，对菊头蝠种群开展了SARS样冠状病毒的长期监测，取得蝙蝠的粪便和肛拭子样品。在64份样品中，他们检测到了SARS样冠状病毒RNA。

• 2017年11月底，该研究成果在线发表于病原学权威期刊PLoS Pathogens，并被列为本周推荐文章。12月1日，Nature news也对该论文进行了报道和评论，在国内外引起较大反响

• 十多年来，该研究团队在我国及非洲多地采集了1.5万余份蝙蝠样品，已分离或检测出多种新型病毒，例如遗传多样的腺病毒、腺相关病毒和圆环病毒，还检测到尼巴病毒和埃博拉病毒的抗体

11. 病毒资源提供战略储备

• 中非联合研究中心的微生物及流行病控制研究中心，由武汉病毒所负责牵头建设，已在肯尼亚鉴定出多株蝙蝠、鼠、骆驼来源的病原，并在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巴基斯坦等，布局了基孔肯雅热等新发传染病病原分离、鉴定和防控工作

• 新疆出血热病毒可能造成的危害极大，也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唯一自然疫源感染的烈性病原。胡志红和邓菲带领的研究团队多次深入到新疆等边远地区，采集了五万多只蜱虫样品，通过乳鼠接种的方法，在亚洲璃眼蜱样品中分离出了三株新疆出血热病毒的新毒株

• 武汉病毒所微生物菌毒种资源与应用中心，建立了病原微生物资源与信息平台，它是目前亚洲最大的活体病毒保藏中心。现在保藏的毒株种类有1400多种，保藏量6万多株，是国际最大的病毒资源保藏机构联盟“欧洲病毒资源库：走向全球”的核心成员单位，已成功通过该联盟从法国引进两株寨卡病毒

12. 占领国家生物安全制高点

• 武汉病毒所所长陈新文介绍，现代生物安全的概念包括“五防两保”

• 武汉病毒所建成的P4实验室很快就明确了三个定位：成为我国新发和烈性传染病预防与控制研究中心、烈性病原保藏中心、联合国烈性传染病参考实验室。

• 中科院“率先行动”计划，依托P4实验室等高等级生物安全团簇平台，武汉病毒所积极在“三个面向”大有作为。建设生物安全大科学中心的意义

• 展望未来前景 早年看到武汉病毒所的不断进步，陈竺赋诗一首

关于这篇文章的一些分析资料，DT在第一季的爆料文章中披露过，但是这篇和郭德银那篇对田波追忆文章一样重要，其透漏的信息非常重要。

首先我们要注意这篇文章的发表时间：2018年1月，也就是早已经进入了习执政时期，这时的爆料革命已经开始将近1年，同时文贵先生在2017年已经烧毁了一份绝密文件。

这个时候发表这篇文章一定是有其深刻含义的，和郭德银那篇文章一样具有深刻的内涵。这份文章，我的理解是一份向美国的宣战书：“我们已经掌握了终极生化武器”！就像后来王毅所说的“不要逼迫我们打开潘多拉的盒子”，为什么这样理解，我们慢慢解读：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份丰功榜，就是通过记录的方式将P4实验室建设过程中几乎全部的细节都透露出来，令墙内的国民欢欣鼓舞，但是这个重大设施的意义在这篇文章里明确点出来了，就是和老百姓没有一毛钱的关系！那么这个意义是什么，是国家军事战略上的意义，所以这是一次亮剑行为。

所以：这必然是在两届国家领导人胡锦涛、习近平指挥下的国家重大战略，但是又不能明白的说是对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的亮剑。然后透露一些细节，参与的关键人物，同时绑架法国，隐瞒从美国窃取关键核心技术的事实。我相信美国的情报部门和专家一定能够读懂这篇报道的真正目的的。

奇怪的是，这篇文章刻意隐含了江核心时代对这件巨世工程的贡献，正是这种奇怪的隐含，帮我们理清了P4实验室背后掌控者的身份并揭开了他的面具。换句话说，P4实验室又是一张面具，和上一文中的两个故事一样，这个面具隐藏了面具下面真实的身份，带着面具的一个个人物的真实面目和身份也将被揭开！

陈竺 袁志明 胡志红的面具

注意这两段话： 2003年2月，时任中科院武汉病毒所所长胡志红突然接到时任中科院副院长陈竺电话，承担承建任务胡志红马上召集研究所党政领导班子商议，决定由时任副所长袁志明负责P4实验室的筹建，同时电令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做访问学者的袁志明结束行程，立即回国准备P4实验室建设相关工作。

法国电视新闻正播放中国SARS疫情暴发的事态。时任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王绍琪与陈竺和袁志明共商中法合作事宜。当晚，王绍琪让袁志明留在大使馆的机要室，写了一份近万言的内部报告发回国内。

第一段话中，时任中科院武汉病毒所所长胡志红突然接到时任中科院副院长陈竺电话。 细节写的如此清楚，和郭德银在追忆导师田波的文章里“三个研究生”一样，先不说这样写的目的，至少我们知道事实是陈竺指示田波的学生—时任武汉病毒所所长胡志红启动P4实验室的项目。注意这个时间点，2003年2月。这时候SARS还没有爆发！而那个“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是在SARS期间启动的，这意味着什么？P4与SARS防治根本没有关系，是另外一个绝密的计划。那么这里会出现一个关键的问题：难道SARS疫情是为了配合P4这个绝密的项目？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还是揭开面具。

第二句话：承担承建任务胡志红马上召集研究所党政领导班子商议，决定由时任副所长袁志明负责P4实验室的筹建，同时电令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做访问学者的袁志明结束行程，立即回国准备P4实验室建设相关工作。电令袁志明回国负责P4实验室的筹建，而且立即回国，注意这个措辞就是领导下命令，下级无条件的执行，那么我的疑问是：A.为什么选择袁志明回国负责P4实验室的建设。B.袁志明作为访问学者为什么立即回国。A的答案是袁志明去美国的伊利诺伊大学做访问学者是组织安排的，当然这个组织绝对不是武汉病毒所的党支部，目标就是美国的伊利诺伊大学，而且和P4实验室相关。关于这方面的挖掘，DT不再劳动了，因为美国的很多信息是公开的，在这里只提示一个信息“美国《生物武器法》的起草者伊利诺伊大学法学院教授、哈佛博士弗朗西斯．博伊尔（Francis Boyle）”B正是胡志红（田波的学生，病毒所的所长，党政领导班子成员）才能以组织的名义电令袁志明立即回国，当然袁志明也是组织的人，我相信他在申请赴美的访问学者签证时一定隐瞒了组织上的身份。至此，胡志红、袁志明的面具揭开，除了科学家以外还是组织上的人。

第三句话：法国电视新闻正播放中国SARS疫情暴发的事态。时任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王绍琪与陈竺和袁志明共商中法合作事宜。当晚，王绍琪让袁志明留在大使馆的机要室，写了一份近万言的内部报告发回国内。结合前文的表述，在疫情期间，陈竺和袁志明在法国执行P4实验室筹建考察任务，关键是这个任务打着军方还是中科院的名义？熟悉中共情报工作的科学家帮我们解读了这句话。这里出现的一个人物-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王绍琪，真正的身份应该是中共军方的情报人员，隶属于当时的总参情报这条线。并且能够进入大使馆的机要室给国内发报告，说明是执行了一项机密任务，获取了一些秘密信息。而陈竺当时是不能进入机要室的，所以可以肯定的是王绍琪和袁志明都有军方的情报身份。至于陈竺，时任中科院副院长也应该是组织上的人，但是应该不是具体负责情报收集的。这段表述清楚地说明了王绍琪与陈竺和袁志明是在机要室外商谈，袁志明是进入到机要室独立完成了报告并发回国内，这是符合组织安全管理程序的。那么这份万言报告在机要室里都发给了谁？DT当然挖掘不到这份高度机密的万言报告，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份报告的内容我们可以猜测出来。1、法国有他们在美国得不到的东西 。2、法国的东西他们可以得到。好了，陈竺和袁志明的面具揭开了，他们两个都是组织上的人。

在后面根据这篇报道的统计表格里揭示了众多和P4实验室相关的人以及出现的次数，简单的看，出现次数越多的人越关键，当然这种次数也可能是一种故意的设计，如石正丽。

那么这份报道性的文章和美国有关系吗 ？P4和美国有什么关系？回答是肯定的，关系是P4实验室的建设目的。既然P4实验室这个项目和SARS疫情无关，那么他的建设一定另有目的，绝对不是为了防疫，明白了这一点就明白了中科院的“知识创新工程”和陈竺提出的“生物技术大平台建设”的真正目的和含义。

这应该是一个巨大的阴谋和布局，这个大的布局轮廓至此显示出来：沉船计划中关键的一个部分，核心终极生物武器的设计研制的过程，我们将在最后一篇文章里给予全面揭示和解密。

其他人面具

其他人的面具已经不主要，因为早在2003年这个组织已经有足够的情报确定从美国获得不了的东西从法国也能获得了，这就叫“东方（美国在中国的东方）不亮西方（法国在中国的西方）”亮。于是该是展现大国实力的时候了，让美国看看P4实验室是怎么建成的。

另一方面，这份报道中所有亮出的所有人和机构也就是参与P4实验室的人和机构都遭到了绑架，被绑定到同美国进行决战的战车上。

王健之死、郭文贵烧毁的神秘文件和法国的犹豫

让我们先记住下面几个时间点：

• 2017年8月，P4实验室经国家卫计委批准武汉P4实验室获得了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的资格，可以从事埃博拉病毒、尼巴病毒、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又称新疆出血热病毒）等病毒培养，未经培养感染材料的操作以及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的小动物感染实验操作

• 2018年1月8日《中国科学报》头版刊登《中国首个P4实验室正式运行》消息，并在第四版全版刊登一篇文章《江夏演新文，乘鹤奏悠曲—记中科院武汉病毒所P4实验室建设和研究团队》

• 2018年中美贸易争端进入深水区

• 2018年7月4日 – 法国警方证实，王健在普罗旺斯博尼约村一处十米峭壁跌落后，伤重不治身亡

• 2017年10月7日 – 郭文贵先生称，他把随身携带的三份绝密文件拿到厕所里烧掉了

这一切有关联吗？

从这篇文章里我们还知道了P4实验室的几乎全部细节：

1. 建设地点是 武汉的江夏郑店，同时还建有建有P3和P2实验室

2. 法国里昂RTV 公司提供了原始设计图纸，2009年由中方的中元设计院提供了中方设计的图纸

3. 2012年1月9日核心实验室关键设备——气密门、生命维持系统送达江夏郑店园区，验收合格

4. 2015年1月31日武汉P4实验室举行竣工揭牌仪式，这标志着实验室完成硬件建设和主要设施设备的安装

5. P4实验室的核心区域约300平方米，采用的是“盒中盒”结构

6. 我国自主创新的亮点在哪里？一是实验室的围护结构二是轻钢龙骨结构三是消防灭火装置四是自动控制系统

7. 西门子公司提供的工作机组控制界面，项目办公室副主任童骁自行设计

8. 针对在国内生物安全实验室中需专门设计缓冲间的要求，在P4实验室早期的设计过程中，袁志明和宋冬林等确定由化学淋浴间实现缓冲和淋浴的双重功能

9. P4实验室原来没有外部的直接采光，在充分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在武汉P4实验室内安装了双层钢化玻璃

10. 在P4实验室硬件建设中，我方团队力求在引进消化吸收中再创新，与此同时，在法律法规等软件建设方面也做足功课

在这10条关于P4实验室的表述中，几乎列出了将来接管P4实验室的几个重要人物，他们深度参与的实验室的建设和设计，并且也会一直呆在武汉病毒所。事实就是这样，这几个人就是童骁、袁志明、宋冬林，而童骁在前文中正是郑店党支部的书记，或者说，这三个人中至少两个人是上文中那个28人名单中的人，至于袁志明应该不在28人之中，因为他是更大的领导。

通过表述我们知道P4实验室的核心区域约300平方米，采用的是“盒中盒”结构，当然这里讲述的更多是外围结构上的事情，核心设备就是P4实验室内部必须拥有的设备就是我们在前文说的生物安全防护隔离系统是不会报道的，因为那是来自美国AAF国际公司的核心设备。我相信这个核心设备的获取一定和中共的GBY计划中的千人计划有关。这篇报道隐瞒这个核心设备的来源而仅仅在外层安全防护系统和建筑上披露信息就是制造一种假象，就是这个实验室的防护系统是安全的，这种安全是为了实验室的科研医学实验而准备的，P4实验室就是为了人类健康，科学实验，而掩盖军事用途的真相。换句话说是欺骗不懂科学的老百姓和无知政客的。但是正是这种表述给2020年的新冠病毒泄漏说打了脸。如果新冠病毒诞生在这里，不可能发生泄漏，再次证明了这一结论。当然他们还要继续对美国，对全世界宣布他们掌握了病毒武器的信息。

请看这一段：2014年，埃博拉病毒在全球部分地区肆虐。9月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来到武汉督促P4实验室建设，再看这一段2017年8月，经国家卫计委批准武汉P4实验室获得了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的资格 配合P4实验室的建设，在江夏郑店同时建有P3和P2实验室,武汉病毒所于2003年在小洪山的园区也建成了P3实验室，成为中科院第一个获准能够开展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的生物安全实验室。 那么我们来看看2017年8月，经国家卫计委批准武汉P4实验室成为中科院第一获准能够开展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的资格是什么？经国家卫计委批准武汉P4实验室获得了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的资格，可以从事埃博拉病毒、尼巴病毒、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又称新疆出血热病毒）等病毒培养，未经培养感染材料的操作以及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的小动物感染实验操作。

就是我们在前文挖掘列表中所列的P4实验室能够开展的病毒研制活动，真正的最高级致病病原。这三段表述透出最重要的信息，就是埃博拉，埃博拉病毒的活体毒株就在武汉病毒所。而研制埃博拉级别病毒武器的P4实验室已经准备好，就是说，不仅有冠状病毒，（配套的P3实验室和小洪山的P3实验室就可以合成）还有埃博拉病毒，并且制作武器的场所已经准备好了。之所以列出“非洲的埃博拉病毒肆虐期间”这句话绝对不是无意，因为全世界的生物医学专家都知道中国的科学家在2014年埃博拉病毒在全球部分地区肆虐期间在非洲的活跃程度，这其中就有中科院武汉病毒所和军事医学科学研究院，其中在埃博拉疫苗研究中做成杰出贡献的就包括在2020年即将接管P4实验室的陈薇少将以及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院士，一切又是那么神奇。所以陈竺的这次出场我们可以理解为告诉真正的敌人美国，我们不仅拥有冠状病毒这种武器，而且还有埃博拉这种更高级别的武器，并且告诉所有要站队的人，我们不仅拥有埃博拉病毒，我们还有埃博拉病毒的解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证书是P4实验室研制生化武器的通行证，可以明目张胆地开展生化武器的研究，因为这一切的权利掌握在一党执政的政府手中。

在和法国合作共建P4实验室的表述中完成了绑架法国目的，当然法国只是提供了设计方案，政府因为安全的考虑并未深度参与。但是这并不是说法国没有责任。因为很多核心的技术如果不能够从美国窃取的话还是来源于法国，我们确信事实就是如此。在DT以前挖掘中曾经透露过一个神秘的基金组织，法中基金会。法国总统访问P4实验室曾经盛赞过这个基金会对于P4实验室合作项目的贡献，当然这种贡献不是针对中方的。也就是说中共通过这个基金GBY法国获取了大量的法国技术，而王健或许是核心执行者和知情者。由这个关系联想到王健之死的时间点就会明白了，王健之死绝对不是抢钱那么简单，总参、国安、公安、外交部都参与王健之死的行动（根据文贵爆料），所以一定是和一个天大的秘密有关，想到这里，文贵烧毁的那三份绝密文件内容是什么可想而知了。

从自主研发独立建造的炫耀性语言中不仅透露了更多的建设细节和技术来源，更主要的是传递一个信息，这就是P4实验室就是军事用途，处于国际监管之外。我们看下面的表述：2004年6月28日，时任中科院副院长陈竺明确指示武汉病毒所：在此过程中要本着友好合作、内外有别、以我为主、实事求是的原则开展合作。 注意陈竺指示的原则：友好合作、内外有别、以我为主、实事求是，核心是内外有别，以为为主，这个原则是不能更改的，如果是一个真正从事科学研究的P4实验室是不会出现这个不能更改的原则的。后面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这段表述：我国代表团在里昂同RTV 公司代表等就P4实验室的设计建设合作框架及技术问题等进行异常艰苦的谈判，终于说服了法方接受建议，亦即：必须按照中国的法律和法规，依据中法合作协议开展实验室设计和建设方面的合作。武汉实验室建设项目合作只涉及核心实验室部分。在核心实验室部分，为了使其设计更好地符合中国标准以及便于实验室后期维护，法方公司不以总承包方式参与合作，由法方公司负责实验室的概念设计，中国公司负责实验室的深化设计，法国工程管理公司联合中方监理公司对工程建设进行质量和进度控制，中国公司具体负责实验室的建设，由作为业主的武汉病毒所进行协调等。P4实验室建设涉及到敏感高技术，建设工作曾一度延迟。 简单的说，就是法国公司负责概念设计，中国公司负责深化设计，建设由中国公司负责，法方完全被排除在外围，做到了内外有别，主权在我。即使如此，涉及到敏感高技术，建设工作曾一度延迟。也就是说法方明白中方要做什么，怕担责任，所以犹豫。所以需要GBY的力量出现起到关键的作用，于是在2007年一切出现了转机：2007年11月1日，时任法国外交部长库什内访华时，对武汉P4项目作了表态。2007年11月26日，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访华，中法两国签署了关于预防和控制新发传染病合作协议的补充声明，强调“确保尽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落实包括武汉P4实验室在内的所有计划项目”。2008年，法方交付了一份实验室图纸，2009年由中方的中元设计院提供了中方设计的图纸。在设计过程中参照了里昂实验室设计的主要概念，保证最高的安全程度。它由中方负责建造。 这种转机是在萨科齐任法国总统后出现的，法方的贡献仅仅是交付了一份实验室图纸而以，你相信吗？或许这个答案死去的王健知道。所以P4实验室彻底置于国际公约和和美国为主的国际社会监管之外的任务完成了，从此，它开动了马力走上真正的建设之路。

不仅仅如此，还要告诉美国人战略储备：现在保藏的毒株种类有1400多种，保藏量6万多株，除了埃博拉、新疆出血热、冠状病毒还有从法国引进的两株寨卡病毒！它们都安静地保存在P4实验室里，也就是武汉病毒所微生物菌毒种资源与应用中心，它是目前亚洲最大的活体病毒保藏中心。而这个中心的管理者就是胡志红，田波院士的学生，也是一个组织上的人。

结论：这篇文章就是一篇向美国宣战的文章。这并不是DT在这里危言耸听，我们相信美国相关的人一定读懂了，不然不会有后来的中美贸易协定，没有在香港问题上美国政府的隐忍。我也相信，正直的美国人不会真正地害怕这种威胁，他们正在认真面对这种宣战，这种从来没有出现的新形式的生化战争，他们还需要确凿的证据，还需要唤醒那些还在沉睡的美国人，需要一个时机，因为这件事就像文贵说的那样，这件事太大了！

所以现在应该理解美国政府所说的这是新的珍珠港事件的含义了，和这篇报道一样，都隐含在文字里。

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2015年1月31日，武汉P4实验室举行竣工揭牌仪式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院士的讲话：“武汉P4实验室的正式运行，标志着我国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研究进入国际先进行列，显示我国国家安全又一“护卫舰”的“远航”，堪比我国“两弹一星”于我国之战略部署”，“国家安全护卫舰，堪比两弹一星”，揭示了P4实验室的真正作用和力量。

DT有机会一定去采访这两位记者，挖掘他们写这篇鸿篇巨著的心路历程，真心地希望他们不会因为这篇文章而脚疼死、下楼死等形式意外死亡。

以下，列出根据这篇报道的一些统计资料。

中国P4实验室大事记（根据报道整理）

在上面我们已经揭开了陈竺、袁志明和胡志红的真正面具并且确定童骁和王扶林是那个28个人中的两个，那么石正丽、王延轶、郭德银、舒红兵这些人和P4实验室的关系是什么呢？他们又是否能够进入实验室的地下部分呢。在揭开这个最终的秘密之前，我们先准备一些挖掘资料。

• A. 郭文贵2020年2月3日和2月15日对P4实验室的爆料资料：在2月3日中，郭文贵第一次爆料出P4实验室和郭德银的名字。在2月15日爆料中详细的说明了霹雳碑上的文字和P4实验室地下部分的空间结构，透出两个负责研制的神秘军方组织303研究所 106研究所，负责安全保卫的是总参保卫部。

• B. 了解中共军方开展科研的组织结构

针对第一份资料，你是查不到任何资料的，因为都是军方的保密单位。那么我们就从二入手，来分析这两个神秘的军方组织303研究所 106研究所的可能构成。

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人员，是指在军民通用、非直接参与作战且社会化保障不宜承担的军队编制岗位从事管理工作和专业技术工作的非现役人员，是军队人员的组成部分。2017年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人员条例，规范了文职人员的使用方法和职责。

简单的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所有技术和准备都是由文职人员和国家指定的研究所或者单位完成的。从事研究的文职人员，一定是在解放军的系统里，是军队人员，例如陈薇少将，她就是一个典型的文职人员，她的工作单位是军事医学研究院，她的职务是军事医学研究院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长，她因为是军人，所以获得少将军衔，相当于政府中的正副部级。同时她还是博士（学位）博导（学术地位），研究员（技术职称）中国工程院院士（学术荣誉）。所以从事学术科研的文职技术人员既有军队的管理体系又有科研单位实验室的管理体系。在这一点上和普通的军人是不同的。至于国家指定的研究所或者单位公司如果从事军队的科研工作，一定需要保密资质。或者说需要保密级别，当然不同的研究工作需要的保密级别是不同的。不仅如此，面对社会的科院院所（包括中科院的下属研究所）包括公司在承接项目主要是一些开放项目时还有更严格的审查制度和规定，简单说，就是你承接任务，只管干活，别的别问，还得保密。在这份2018年度军队后勤开放研究科研项目咨询问题回复的文件里就明确的说明了这一点。

项目的级别也是有规定的，依次分为“重大项目”、“重点项目”“面上项目”，级别越高对人员的要求越高。

在这个文件里列出了2019年度军队后勤开放研究科研项目的具体内容和经费等情况。

那么中科院下属的研究所是怎样承接军队项目的呢？一般是指定项目，军队里的项目就是他们在新闻报道中说的参与。如果是政府指定的项目，在新闻里叫承接。所以只要看看这个研究所的年报，就会知道这个研究所参与了多少军队项目，承接了多少政府项目。当然只是一般的情况。明白了军队项目和中科院系统研究所的关系就会知道，这些重大项目一般不会面向社会招标，一定是指派，也就是研究所参与，主导的是军方，这是保密级别的要求。那么军队领导不懂技术怎么知道哪个研究所能够做什么任务呢？这个问题是关键，军队是归中央军委领导和指挥的，但是科研力量的主体是控制在中科院手中，而不是教育部，也不是科技部，理解了这一点就会明白江泽民为什么当上军委主席之后不仅任命路甬祥为中科院院长，而且先把江绵恒安排到中科院副院长的职位，随后陈竺又从上海调至中科院任副院长主管生物医学板块的意义了。换句话说，中科院是中国军队的几乎全部的科技实力。基于此白春礼继任中科院院长，陈竺成为国家领导人，而江绵恒分管上海分院后创建上海科技大学校长偏于一隅而安全无事就可以理解了。那就是军队的科技实力始终掌握在江绵恒为代表的CCP集团手里，谁也动不得。江绵恒就任中科院副院长以来，领导和主持了几乎所有的和军队战略相关的重大项目和重大工程，包括载人航天工程、北斗工程、登月工程、核应用开发工程包括高铁项目。这些挖掘资料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而且还在主导生物医学板块，只不过是一种更高的控制。中科院生物医学板块的负责人就是陈竺。

明白了这种关系非常重要，那么我们先假设P4实验室是一个重大的军方项目，CCP会怎么做？一定不会指派，因为这是一种更安全级别的项目，一定会采取另外一种方式，就是选派。所谓选派就是选定合适的人来指示完成项目，而不是直接指定一个研究所来完成任务。我们常说一个研究所里一个研究员被抽调去研究什么，就是一种选派。

选派，一个是选派人，一个是选派单位。那么好我们就来挖掘一下P4实验室这个高度机密的项目是怎么选派的。（以下为推测，如有偏差见谅）

A 这一定是一个军方绝密的项目，也就是沉船计划的一部分，如果出现泄密，CCP会直接成为全世界的公敌，立刻玩儿完。所以一定是做好保密工作，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并且不能说，要研制生化武器，第二必须包装隐藏好。

B 这个项目动用资金之巨大，牵扯面之广必须动用国家的整体力量来实施，所以必须要有充足的必要性让13亿民众和国际社会相信是为了人民的福祉。

C 必须能够欺骗过美国获取到核心的技术。

这就是这个从2003年到2016年跨度13年的巨大工程P4实验室的背后布局。

在这个布局下理解前几篇文章的分析和结论就不惊奇了。

我们先来说说选人的选，首先要有选人的人，这个人一定是个这个领域顶级的科学家，当然不只是一个是组成一个小组，这个小组和军队的关系不重要，主要是两个条件政治可靠、技术过硬。组成第一层次，就是选人的团队。这个团队里都有谁？有三个院士：陈竺、田波、饶子和，为什么是这三个人？因为这三个人技术过硬，符合条件，而且能打胜仗。饶子和、陈竺和江家的关系我们不用说了，田波不仅在病毒研究上是当时中国的泰斗级人物，而且从郭德银的回忆表述中可以看到政治上是过硬的。“田波院士的青少年时期正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亲眼目睹了侵华日军给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带来的巨大灾难，因此自幼就立志奋发读书，科学报国。”田波院士的经历表明他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就和钱学森等人当年回国主持研制核武器一样，这位科学家有一颗强烈的爱国之心，如果国家提出研制一种武器保卫国家的安全准备十几年后与美国之战完成统一大业他应该是义不容辞的。所以田波是病毒研制方面的核心专家，而饶子和呢，他的工作应该是负责做解药，前面的文章里说过，生物武器必须具有解药，做到可防可控。至于陈竺，由于他在中科院的副院长地位，组织、人事、资金工作就由他出面吧，毕竟这项工作太危险，绵恒同志不好出面。有了这三个人，选人的工作可以开始了，选单位的工作也可以开始，至于理由吗，先弄个“知识创新工程”“生物大平台计划”启动，国家资金投入问题，制造一个理由，这个理由一定和研究对象相关，于是“SARS冠状病毒疫情爆发”，时机成熟了，开始启动吧。

于是，在病毒制造团队，田波老师选出了他的学生郭德银、吴建国，舒红兵是不是他推荐的不清楚，但是他对舒红兵的关爱是看的到的。也推荐了高福。简单地说，这四个人都是在SARS之后回国的，并且各司其职，组建了一个“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武汉病毒研究所一起开始为P4实验室的建成做前期准备工作。

可以说，选择武汉病毒研究所作为P4实验室的承建单位和落户地址也是田波院士推荐的。因为他和病毒学以及病毒研究所的深厚关系，当然也是当时的最佳选择。高福因为研究方向的问题去了中科院的微生物所，或许有其他原因。

于是陈竺作为中科院副院长执掌的中科院生物医学板块在SARS之一以“知识创新工程”紧紧围绕“生物大平台计划”完成了一场整合和集结，一个是研制病毒团队（包括病毒的采集、研究、实验各个环节）、一个是解药研制团队，一个是制药研制团队（不能放过利用病毒发财的机会）当然这次集结和整合少不了军队的单位因为最终要交给他们。所以从前文中“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P3实验室）学术委员会的名单中可以看出这种布局，因为他们的研究是相关关联的。所以解放军的军事医学研究院和301医院等单位出现在那个名单中并不奇怪了。

后面的故事就不会出现疑问了，因为真相已经揭开，一切顺理成章。

所以石正丽和动物所找到病毒的天然宿主一定是一个关键的一环，那就是如果不能证明将来的生化武器病毒来自自然，他们研制开发以及使用生化武器的事实就会坐实了。他们欣喜的是，石正丽同志冒着被病毒感染的危险光荣完成了任务。

所以，郭德银、舒红兵、高福这些人是第二层，而石正丽和胡志红这些人是第三层。

王延轶呢，王延轶能够作为田波院士的学生，是组织的决定，和她特招上北大生物系一样，和她爱慕嫁个自己的老师舒红兵成为第三任（据说）妻子并追随到美国又追随到武汉一样都是组织的决定。因为她是组织绝对相信的人不仅要照顾舒红兵的生活，辅助他的实验，还要执掌武汉病毒研究所。至于王延轶是不是王岐山和高燕燕的私生女，我不知道，因为那么多神奇的故事都发生了，再多一个故事也不奇怪了。

武汉

这三层选人和选单位的故事讲完了，每个人的面具都该揭开了，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文贵爆料的两个负责研制的神秘军方组织303研究所 106研究所是什么，是两个组织代号，这个代号可能从布局的开始就已经有了，只有在P4实验室建成之后，这两个研究所才真正存在或者出现。因为接管P4实验室是他们，他们是P4实验室的展控者。当然这与DT所说的最后接管P4实验室的是陈薇少将的单位军事医学研究院并不冲突，就是说这两个研究所的组成主体一定是军方的单位，一定是自始至终参与病毒武器研究的，组成的核心一定是自始至终负责病毒毒株采集和相关工作的军医研究院，并且那个没有建成的P4实验室就是为他们准备，只所以终止没有建成是因为如果中国军方建立一个P4实验室会引起美国的警觉所以必须掩盖起来，采用一种新的方式。建成后军医研究院和其他军队单位将变成一个代号，也只能是个代号，因为这是绝密的军事任务。那么武汉病毒研究所郑店实验室的那28个人是否能够进入P4实验室呢，回答是不能，因为他们是第四层，约束他们的是严格的保密条例和政治教育，他们需要在地上，守护那个300平米的P3实验室，进行病毒的研究工作，供一些领导参观，供记者拍照，除了已经闭嘴的科学家又有谁能够分清那个到底是P3还是4P呢。而真正的P4实验室则隐藏在地下，它的真正目的是生产和组装病毒武器，然后交付给传播团队，做到“可防可控”的定向攻击，当然也会在这里研制更高级别的病毒武器。

那么原来那些核心的高层次的人员能够进入地下实验室吗？很简单，所有参与绝密计划的人都会具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公开的，一个是军方的，因为士兵不可能做实验，必须是文职人员。这些做研究的科学家们是看你的价值，需要不需要给你。理解了这一点，文贵爆料中说到国安军委系统给他颁发立功奖励就不奇怪了，记住立功奖励一定是颁发给军队、武警和国保、公安这个体系中的人，就像马云、任正非一样，他们一定是组织上的人。所以如果组织上需要，你就能进入地下，如果不需要你就不能进入。

无论如何，DT还是要在这里向田波这样的老科学家表示敬意，在郭德银的追忆文章中，我们得知这位老科学家淡薄名利，竭心尽力，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党国的病毒事业，或许他在离世前的那一刻已经知道他追求一生的国家荣誉只是一个谎言，他已生无可恋，因为所研制和试图控制的冠状病毒已经被魔鬼释放出来，或许他的死只是编织的另外一个谎言，斯人已逝，真相只有他的学生郭德银知道。

2020年 4月12日晚，来自15个国家的艺术家在上海、纽约、武汉三地线上共同演绎了谭盾作曲的《武汉十二锣》，来缅怀在这场因冠状病毒而引起的瘟疫中逝去的人。武汉的十二锣已经敲响，那么这篇文章就叫《武汉十二锣》吧。

P4实验室的故事还有很多，先讲到这里。

请听下文分解。

新闻出处：西陆网综合 作者：木兰花令 2017-01-05 14:11:16

【西陆网综合】遗传工程武器（genetic engineering weapon）又简称基因武器，是即为透过分子遗传学以及合成生物学的技术，以重组DNA的方式将基因混合以及结合的方式制造的生物武器。

基因混合的方式例如苏联于1970年代在俄属中亚咸海附近的“复兴岛”（Vozrozhdeniye）成功地将“鼠疫”与“天花”结合在一起，亦即如果患者感染这种“Plague-pox”就会先出现鼠疫的症状。

例如全身淋巴腺发炎、红肿、压痛且可能流脓，也会有发烧现象。在感染后3—8天会出现倦怠感、寒颤、发烧等现象。

但是鼠疫发病后期就会出现天花的症状，例如脓泡。脓泡出现后，会因为皮下出血而导致皮肤变黑，患者多数会因此死于内脏出血、感染其他并发症、或是多重器官衰竭。

这种生物武器的可怕在于鼠疫与天花均为潜伏期长的重大流行疾病，亦即带原者发病前已经造成大规模的传染与散布，其后发病时，病患的唾液与分泌物又会再一次造成大规模的传播。

目前此疫病并无疫苗可资对抗，亦无药物可以治疗；更令人毛骨悚然者，即为自1990年代苏联垮台后，军方各单位均因经费大幅衰减而出现人员逃役，武器遗失等重大管理缺陷与疏失，此病毒株与技术资料亦然。

而近日，据英国媒体日前报道，以色列科学家正在全力破译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基因差异，以研制只攻击阿拉伯人的“基因炸弹”。

英国生物学家断言，基因武器近年即将问世。20克超级基因武器就足以使60亿地球人死亡。目前，多个国家正在研制基因武器。

基因武器可称为第三代生物战剂，可分为三类：致病或抗药的微生物、攻击人类的“动物兵”，以及种族基因武器。与核武器、化学武器相比，基因武器的威力更大，并有以下特点：

一是成本低，杀伤力强，持续时间长。据测算，如果建造一个核武器库需耗资50亿美元，而要建造一个基因武器库，仅需要5000万美元，两者对人的杀伤力旗鼓相当，有时基因武器的杀伤效果甚至还大于核武器。

比如，将超级出血热菌的基因武器投入敌方水系，能使整个流域的居民全部丧生。有消息称，某国拼接出一种剧毒的“热毒素”基因毒剂，仅用万分之一毫克，就能毒死100只猫。倘用其20克，就足以使全球60亿人死于一旦。

二是使用方法简便，施放手段多样。基因武器是经过特殊处理，重组之后的细菌、病毒和致病基因组成的多种微生物，可以做成气体、液体、颗粒等，用人工、普通火炮、飞机、舰船、气球或导弹等多种工具进行投放。

三是保密性强，难防难治。只有制造者才知道致病基因的遗传密码，别人很难在短时间内破密或控制它。

此外，由于基因武器的杀伤作用过程是在秘密中进行的，就如同空气中的尘埃钻入人体内一样，在毫无感觉的情况下给人以致命打击。所以，基因武器一般不易被发现从而有效地进行防护，一旦感受到它的伤害，则为时已晚。

四是伤人不坏物，作战费效比低。比起原子武器，“经济性”也更好，基因武器所具备的其他武器不可比拟的特性，会对未来战争产生深刻的影响。首先，战争概念将发生变化。

敌对双方不再仅依靠使用大规模“硬杀伤”武器，进行流血拼杀来摧毁一支军队或一座城市，而是有可能在战争前就致使对方丧失战斗力，不费一枪一炮就征服对方。

其次，将出现新型的军队组织结构形式。前线与后方的人员比例将形成“前轻后重”，战斗部队将大为减少，拥有基因武器的小部队，需要更多的后勤保障和救护部队。

再次，心理战作用会更加突出。基因武器具有比原子武器和化学武器更强大的威慑力，甚至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最后，战争的进展将变得更加难以掌控。

由于基因具有分别物种的功能，尽管灵长目人科黑猩猩属（Pan）与人属（Homo）在基因上有极大相同之处（黑猩猩的染色体除了第22对和额外的一对，其他的都与人相近）。

但是经过DNA定序之后，基因武器即可以定序后的基因码，排除各物种之间的基因差异，然后针对特定族群进行攻击导致发病，或者降低一定的免疫力以致于容易死于轻微的生物感染。

另外终极基因武器还可改变策略，利用遗传学中的种系发生学及遗传系谱学改变被攻击对象的基因，以致于被攻击的对象出现绝育或产生严重缺陷的后代子嗣。

英国生物学家甚至断言，基因武器的问世不会晚于2020年。为此，他们向全球发出强烈呼吁，各国政府有必要采取紧急措施，以制止基因武器的研制与扩散。人类千万不能打开基因武器这只“潘多拉匣子”，基因武器一旦问世，人类将面临巨大的灾难。

对此，作为物学家的霍金也曾发出严重警告，假如人类真的发明制造出基因武器，那无疑是给通向人类灭亡的路上又添加了一块儿砖。核武器已经够恐怖的了，人类应该停止为研究杀死自己的武器而投入更大的精力的行为。

http://www.xilu.com/jsdt/20170105/1000010000975557.html

著名军事病毒医学专家徐德忠是全国著名流行病学专家，曾任卫生部非典疫情分析专家组组长。

徐德忠领导的课题组撰写的著作和论文，国际上首次阐明了非典病毒的起源，并以多种学术证据判明：自然界根本不存在其直接祖先和贮存宿主，其也早已于流行后不久在自然界和人群中消失，直到今天以人为改造后明显不同形态，选择春运特殊时机和全国交通重地武汉突然爆发。某些病毒学家发现的云南蝙蝠身上的病毒，同非典病毒只有96%的相似度，不会导致人生病，倘若没有国际上公认存在的对动物基因的人为改造技术，上万年也无法演化为非典病毒。最重要原因是：以“非寻常进化”方式，很可能是“非自然”地引人人群的，故不能遵循正常的流行规律。将动物病毒改造成人类病毒的方法（如基因改造技术）成熟与否，现在已经是国际公认和毫无疑义的。

徐德忠领导课题组的研究成果还发现，非典病毒流行中还有明显、快速的反常逆向进化，即明显丧失在人体传播中出现的适应性基因进化特征，迅速返回到传播最初的原始基因样本状态，这说明后来不断发病人群身上的病毒，很可能来自多次投放原始状态的病毒，这不符合传染病流行规律，但符合生物战争中反复攻击确保效果的特征。

非典和武汉疫情的早期，都存在多地点的无联系的多人发病，而且早期病人症状较轻，后来突然出现爆发性恶性扩散。这也不符合传染病流行规律，却符合生物作战的特点，一开始投放病毒剂量太大容易引起高度警惕阻止传播，需要反复调整投放剂量，让病毒隐蔽扩散一阶段后再突然加大攻击投放剂量，因此，新投放病毒才会呈现出迅速、明显返回到病毒原始状态的特征，完全违反了传染病的病毒进化规律。

这意味着中国应该高度警惕有人可能在特定时机、地点，采取反复多次的隐蔽方式进行多次生物战争攻击，应该把防范这种风险纳入国家安全系统、卫生防疫系统、医疗系统、各级政府公共安全系统。

军事病毒学家具备研究病毒特殊特点的意识、知识和科研环境，一般病毒学家缺乏意识、能力考察复杂的人为因素，担心被指责阴谋论评不了职称，只能用研究比较简单的野生动物，单纯依据一般病毒学家的结论，容易误导决策、舆论，必须高度重视军事医学专家，才能抵御人为反复投放病毒的生物战争攻击，否则难以避免带来巨大社会经济代价的疫情灾难反复发生。

作者郭继伟是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教授、主任医师兼博士研究生导师，军衔陆军大校。郭继伟的职业是医生，但他显然对军事理论也颇有兴趣。2008年，郭继伟在《世界军事》11月号发表了一篇科幻式的文章，题为

“‘制生权’时代：这里的战场静悄悄”。他在文章开头写道：“尖端生物技术和传统武器的结合，是未来战争的一大发展趋势。生物科技运用于军事斗争，将在诸多方面催生创新性的突破，乃至彻底颠覆现行战争观念。”

两年后，郭继伟出版了《制生权战争——新时代的军事战略重构》这本书，并且提出了“制生权战争”这个概念。制生权战争的提出受到“超限战”概念的启发。超限战的概念是乔良等人在1999年出版的同名著作中提出的。1955年出生于军人家庭的乔良是中国大陆的军事理论家，国防大学教授，国家安全政策研究委员会副秘书长，解放军空军少将。

乔良为郭继伟的制生权战争一书作序，十分推崇这本书的思路和对未来战争的预测。这是一群中国大陆军界的后起之秀对人类战争态势的讨论，这些少壮鹰派将支配中国军队和军事战略。

乔良在序言中欣赏郭继卫提出的论断：“老战争死了”。也就是说，人类战争至今为止的原有方式已经过时了，而未来战争将以全新的技术和战略出现。这种新旧交替将静悄悄地废除原有的先进与落后之分，在战争爆发的时候，一夜之间改变强弱态势，原有的强者变得被动，原有的弱者后来居上而不可战胜。而这一切，并不一定要在“老战争“天崩地裂的炮火中进行，而是包括生物科技、资讯、网络、舆论等诸多方面的博弈对决，是一场“静悄悄的战争”。

这一新战争概念的破土，就是“超限战”，而“制生权战争”

是对超限战思想的深入细化。

所谓“制生权”，即“生物科技领域控制权”。“制生权战争”

（Biotechnology Supremacy）是和“资讯战”（Information

Supremacy）平行而提出的，“在未来军事行动与武力威慑中，在一定

时间内对一生命微观空间为结构基础的军事生物科技运用的优势控制

权”，包括各种生物科技攻防手段的有效使用，对军事人员生命力的

监视、维护与增强，对己方人员生存品质的保障和战场生态的保护。

这些说法听起来有点抽象和玄奥，说得简单一点就是要全方位的利用

生化武器，为此，必须在生物化学和生化工程技术方面占据优势，

开发和掌握先进技术，在战争中打击和制裁敌方，保护自己。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样的未来战争还只是在科幻小说和电影里，

可是中国大陆的最高层和军方少壮派已经思考、讨论了十几年，他们

在做准备。郭继卫为本文开始时的某航母作战群军医道克特设想了两国

爆发战争的经历。由于敌方猝不及防，“实验室高传染性病毒外泄，

一场现代瘟疫在大片地区蔓延，所到之处工农业生产及生活秩序受到

巨大破坏”，双方国土都未能幸免这场瘟疫。

（ 汤森路透 ）

十年前该书出版时，这一描述可谓纯属科学幻想。然而，当下放眼全球，从中国科学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即现在已经闻名于世的武汉P4实验室所在地发生的“武汉肺炎”（新冠病毒）在短短几个月内蔓延到全球几乎所有国家，欧美所有国家都不得不宣布封城封国，每天都有几千人死亡，经济停摆，学校关闭……上面的这种预测描写，听起来是不是不再是科学幻想了？而且，病毒来袭之时，欧美各国惊觉自家仓库里居然没有足够的个人防护用品，美国总统川普不得不启动1950年为韩战而制定的《国防生产法》，动用战时权力，紧急扩大口罩、呼吸机的生产，才能保障全国医护人员的供应。美国人民也只是在紧急情况下，才知道本国的医药产能几乎已经全部转移到了中国。也就是说，在过去若干年里，中国在静悄悄地谋求“制生权”，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成功。

郭继伟最后的结论是，如果你没有为此而做好准备，那么，一旦你被卷入未来战争，你就只能投降。

于是，没有做好准备的一方不得不放弃抵抗，其最高军事

指挥官说：“尽管我们建设了无可匹敌的热兵器力量，但是

由于在制生权关键领域的缺陷，所以给我们的选项只有一个：

结束战争！”

如果你仍然觉得这仍然只是一种预测，那么，请读今天的新闻：

2020年4月13日，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罗斯福号感染新冠病毒

的官兵中，出现了第一例死亡。该舰之前已发现超过500名官兵

感染武汉肺炎病毒，舰长因写信求助而被免职，之后他本人也

检测出感染了病毒。该舰将有多少人确诊感染或发病死亡，

暂时还不可知。

http://blog.creaders.net/u/8994/202005/374377.html

http://blog.creaders.net/u/8994/202005/37482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