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母亲

　　　　　　　（十三）

　　在大夫说“就这两天了”后，我和妹妹都在早晚去陪着父亲。他的喘息已经很微弱了，但还平稳，身上的浮肿继续蔓延。我觉得他还有意识，但完全无法表达。那天下午医院再次来电话，告诉父亲快不行了，我和妹妹赶到医院。这次父亲没挺住，我们还没赶到就停止了呼吸。不过面容安详。他认命了。我有松口气的感觉，心情有些压抑，但平静。想着老爷子终于没有熬到阳光灿烂的五月。我想妹妹大概也是如此吧。

　　第二天上午在医院专门悼念的房间布置各灵堂，等着来和父亲告别的人们。头天晚上给父亲的还活着的亲朋好友打电话，能通知到的有二十几个，能来的有一半。加上父亲原来工作单位的有关领导来告别，告别仪式上不到二十个人。冷清了些。想起二十年前，爸爸在家里搞朋友聚会，高朋满座，欢声笑语，好几十老头儿、老太太。现在他们大部分都在父亲前边先“进山”了。

　　能来和父亲告别的老友都比父亲小不了几岁，一个个老态龙钟，颤巍巍地站在那里。怎么没有老太太？女的应该比男的寿命长啊。话是这么说，可父亲的老友多是大学同学，那会儿上大学女生很少。再说二十年前父亲在家搞老友聚会，都是老头子偕夫人一起来。现在老头子们走了，剩下夫人们和父亲也不熟啊。

　　父亲尚存的老友们都一脸庄严，向父亲鞠躬，最后的告别。我原来担心他们来告别会悲伤，看来他们都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你也许会问：怎么知道他们和你父亲感情深厚？我只是猜测。主要他们都是志同道合者。

　　１９７９年“右派平反”时我们还住在大杂院里。“文革”初期从原来的宿舍被“扫地出门”后，我们在这个大杂院一住十多年。那是紧靠公共厕所的两间平房。正式“平反”前好几个月我们就听见风声，家人都兴奋异常，可父亲到显得平静。我还认为是老爷子故作矜持。那天他下班回来，告诉我们，“右派平反”的正式通知已正式下达。我可以说是欢喜若狂。爸爸仍然表现平静，坐在那里缓缓地说：“其实当时我也是犯了错误。”我一听都愣了。觉得父亲是不是太过高兴，精神一下有点不正常，成了“范进”第二。

　　多年前我去亲戚家做客，那还是在我“上山下乡”的时候，我们喝了不少的酒。主人悄悄告诉我当年父亲定成“右派”还上了报纸，标题赫然写着“ＸＸ单位通过揭发检举，揪出ＸＸ、ＸＸＸ右派分子”。当时把他们定为“反党集团”，其中父亲的罪名是“借口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污蔑党的领导”；另一条是说“贬低工农干部政治水平低”。他还真从珍藏在箱子里拿出那份发黄的报纸给我看。现在听到父亲这么说，我怎能不诧异呢？但很快我发现，父亲是极其认真地如是说。这么说老爷子是认为“右派平反”定的“扩大化”的调子是对的。

　　在被定为“右派”时，父亲的工资被降了两级。如今“平反”了，工资补发了一、两万人民币。父亲和单位的头儿说，他不想要这个钱，希望当作党费交给党组织。可是当时爸爸还不是党员呀。１９７９年，一、两万人民币和不是个小数目。我对此事的态度是哭笑不得。

　　他“右派平反”后，工作单位的头儿们犯愁给他什么官做。父亲坦然地说什么官也不用当了，自己也当不好领导干部，再说已经是６４岁的人了，想抓紧时间干点实际工作。他也提出自己的要求，而且是非常强烈的，“我希望重新加入党组织！”为此，父亲盼望了将近三十年了。

　　我可以用意气风发来形容当时父亲的精神状态。他显得格外忙，好像干什么都要一路小跑似的。单位还给他的工会主席的角儿，他尽管抱怨说多了些没用的事情，可还真当回事儿。正好赶上单位分房子，单位的头儿就把分配住房的事情归父亲管。当年单位分房要打破头，“狼多肉少”啊。父亲忙得不亦乐乎，还是摆不平，最后总算把分房的任务完成。可我觉得我们家最该分到一套像样的房子呀。老爷子见我抱怨没说话，他的意思我懂，自己负责分房子，怎能“近水楼台先得月”呢？就连母亲也忍不住了。因为那时退休居家已五、六年，每日守在公共厕所边上熏得精神愉快不了。她在饭桌上得知我们家分到房子的可能早就被消灭在“萌芽”之中，脱口而出“窝囊犯”。实际上母亲想说“窝囊废”，结果口误说成了“窝囊犯”。我在一边“敲边鼓”，“嗯，现在有种行为，比如过于窝囊，可以定罪”。言罢觉得重了，但发现父亲好像没听见似的。那劲头好像是说：共产党员就要先人后己。

　　父亲理所当然地认为“精神”高于“物质”。没错，我也这样认为，但理想主义把父亲折腾的几乎蔑视物质享受。成为党员了，他就更全身心地投入“革命工作”和“思想建设”。那年头儿国家机关有个特色，就是“上面”不断地“传达中央文件”，而且还是分各种级别的。高级党政干部一级，普通党员一级，再下面是普通群众。这种报告在传达上基本精神一样，但内容有所区别。文件上会赫然写着“传达至县团级”，“党内传达”等等。这种装模作样别说现在的人们认为可笑，我那时都有嗤之以鼻的意思。可父亲每次去听“中央文件”，都详细地记笔记，然后回来向家人传达。他够级别，是高干，是党员，我们又不是，“传达报告”不等于我们也享受了他的“待遇”？你不用在这儿揶揄，人家给我和妹妹、母亲“传达中央精神时”，不时地说“以下就不能说了”，或“只能跟你们谈这么多”等等。呵呵，“中央的精神”是要家喻户晓的，但报告的具体内容就不该要所有人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现在的提法该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先锋队”）成员，其政治觉悟是不一样的。觉悟不同，领悟中央首长的意思就会有偏差。要不怎么分级别传达“中央文件”呢？

　　对于父亲这套可笑的东西，我内心是厌倦的。但我不想和正在兴头上的老爸吵嘴。他想传达“中央文件”请便。不就是给他面子听一听嘛。另外，老爸的“右派平反”让我甩掉背了多少年的“出身”包袱，也有扬眉吐气之感。当时心情不错，所以虽然和老爸对国家政治的看法迥然不同，但也“求同存异”了。

　　他的好朋友们常来拜访了。公共厕所边上的两间小屋常常门庭若市。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他的好友多是大学同学，学校里就有着共同的理想，此时基本都是党员，很多都有高级职务。他们对老爸的“右派平反”由衷地高兴。庆祝会就开了好几次。此后他们常来我们那两间陋室聚餐，讨论时政，颇有沙龙的味道。我记得有时人来的太多，一些人只好站在屋外谈天。公共厕所边上聚集着群理想主义的老知识分子，夸夸其谈时不时地挡住上厕所的人的道，也算一景吧。

　　我那时在上大学，周末回来见他们老头儿、老太太聚会，我会帮助妈妈给他们做饭。听见他们如同当年一样慷慨激昂，高谈阔论。我有时也忍不住插话。当时我的思想偏激，可归类于“愤青”。从“上山下乡”中丧魂落魄地返城让我内心充满了怨恨。虽然有幸上了大学，但九年多在农场没什么希望的生活难以忘怀。人生有几个九年？我与老头儿、老太太们的想法太不同了。也许我极端否定毛泽东他们还能容忍，但否定中共建立的社会制度，他们就对我“群起攻击”，且非常激动，脸红脖子粗。

　　让我有些意外的是父亲并不制止我，只是沉默着微笑，看他的朋友们“收拾”我。这种“鸡对鸭谈”不可能有什么结果。忽然，一位老太太站起来声色俱厉，“你是在逼我们承认自己一生的追求是个完全的失败。我们绝对不接受这一假设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虽然中国现今社会问题很多，但我们也有成绩和骄傲。我们是有崇高理想的！”

　　这种“沙龙”聚会一直持续着。我们搬到新的居所后有三个房间，比过去大杂院厕所边上的两间小屋面积大了一倍。老头儿、老太太们来高谈阔论是常事。但再过七、八年，人渐渐来得少了。都是奔“古来稀”的人了，“进山”的人越来越多。１９８９年“六四”之后，这些老知识分子的聚会上有了忧心忡忡。我看着零零落落的几个老人动着真挚的感情，讨论着“政权的稳固”，心里有很多不同想法，却没讲出口。

　　我心里管这些老人称之为“老天真”，包括爸爸在内。尽管我对中国政治上的很多想法与他们大相径庭，但我愿意尊重他们，甚至羡慕他们。因为他们为了理想一生都在不懈地追求。我们这一代人根本做不到这一点。甚至不知道理想是什么。很长时间，我常常对他们忘我奋斗的动力感到疑惑。

　　一次我故意当着爸爸的面感叹，“如果一个人在事实面前，敢于承认自己一生的追求都是空想，是失败，我觉得这种勇气不是人人都具备，而且对人生来讲无失败可言。”父亲马上明白我的意思，笑一笑，“如果你看到旧中国的不堪，就不会认为我们的追求是个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