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母親

　　　　　　　（十三）

　　在大夫說“就這兩天了”後，我和妹妹都在早晚去陪着父親。他的喘息已經很微弱了，但還平穩，身上的浮腫繼續蔓延。我覺得他還有意識，但完全無法表達。那天下午醫院再次來電話，告訴父親快不行了，我和妹妹趕到醫院。這次父親沒挺住，我們還沒趕到就停止了呼吸。不過面容安詳。他認命了。我有鬆口氣的感覺，心情有些壓抑，但平靜。想着老爺子終於沒有熬到陽光燦爛的五月。我想妹妹大概也是如此吧。

　　第二天上午在醫院專門悼念的房間布置各靈堂，等着來和父親告別的人們。頭天晚上給父親的還活着的親朋好友打電話，能通知到的有二十幾個，能來的有一半。加上父親原來工作單位的有關領導來告別，告別儀式上不到二十個人。冷清了些。想起二十年前，爸爸在家裡搞朋友聚會，高朋滿座，歡聲笑語，好幾十老頭兒、老太太。現在他們大部分都在父親前邊先“進山”了。

　　能來和父親告別的老友都比父親小不了幾歲，一個個老態龍鍾，顫巍巍地站在那裡。怎麼沒有老太太？女的應該比男的壽命長啊。話是這麼說，可父親的老友多是大學同學，那會兒上大學女生很少。再說二十年前父親在家搞老友聚會，都是老頭子偕夫人一起來。現在老頭子們走了，剩下夫人們和父親也不熟啊。

　　父親尚存的老友們都一臉莊嚴，向父親鞠躬，最後的告別。我原來擔心他們來告別會悲傷，看來他們都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緒。你也許會問：怎麼知道他們和你父親感情深厚？我只是猜測。主要他們都是志同道合者。

　　１９７９年“右派平反”時我們還住在大雜院裡。“文革”初期從原來的宿舍被“掃地出門”後，我們在這個大雜院一住十多年。那是緊靠公共廁所的兩間平房。正式“平反”前好幾個月我們就聽見風聲，家人都興奮異常，可父親到顯得平靜。我還認為是老爺子故作矜持。那天他下班回來，告訴我們，“右派平反”的正式通知已正式下達。我可以說是歡喜若狂。爸爸仍然表現平靜，坐在那裡緩緩地說：“其實當時我也是犯了錯誤。”我一聽都愣了。覺得父親是不是太過高興，精神一下有點不正常，成了“范進”第二。

　　多年前我去親戚家做客，那還是在我“上山下鄉”的時候，我們喝了不少的酒。主人悄悄告訴我當年父親定成“右派”還上了報紙，標題赫然寫着“ＸＸ單位通過揭發檢舉，揪出ＸＸ、ＸＸＸ右派分子”。當時把他們定為“反黨集團”，其中父親的罪名是“藉口外行不能領導內行，污衊黨的領導”；另一條是說“貶低工農幹部政治水平低”。他還真從珍藏在箱子裡拿出那份發黃的報紙給我看。現在聽到父親這麼說，我怎能不詫異呢？但很快我發現，父親是極其認真地如是說。這麼說老爺子是認為“右派平反”定的“擴大化”的調子是對的。

　　在被定為“右派”時，父親的工資被降了兩級。如今“平反”了，工資補發了一、兩萬人民幣。父親和單位的頭兒說，他不想要這個錢，希望當作黨費交給黨組織。可是當時爸爸還不是黨員呀。１９７９年，一、兩萬人民幣和不是個小數目。我對此事的態度是哭笑不得。

　　他“右派平反”後，工作單位的頭兒們犯愁給他什麼官做。父親坦然地說什麼官也不用當了，自己也當不好領導幹部，再說已經是６４歲的人了，想抓緊時間干點實際工作。他也提出自己的要求，而且是非常強烈的，“我希望重新加入黨組織！”為此，父親盼望了將近三十年了。

　　我可以用意氣風發來形容當時父親的精神狀態。他顯得格外忙，好像幹什麼都要一路小跑似的。單位還給他的工會主席的角兒，他儘管抱怨說多了些沒用的事情，可還真當回事兒。正好趕上單位分房子，單位的頭兒就把分配住房的事情歸父親管。當年單位分房要打破頭，“狼多肉少”啊。父親忙得不亦樂乎，還是擺不平，最後總算把分房的任務完成。可我覺得我們家最該分到一套像樣的房子呀。老爺子見我抱怨沒說話，他的意思我懂，自己負責分房子，怎能“近水樓台先得月”呢？就連母親也忍不住了。因為那時退休居家已五、六年，每日守在公共廁所邊上熏得精神愉快不了。她在飯桌上得知我們家分到房子的可能早就被消滅在“萌芽”之中，脫口而出“窩囊犯”。實際上母親想說“窩囊廢”，結果口誤說成了“窩囊犯”。我在一邊“敲邊鼓”，“嗯，現在有種行為，比如過於窩囊，可以定罪”。言罷覺得重了，但發現父親好像沒聽見似的。那勁頭好像是說：共產黨員就要先人後己。

　　父親理所當然地認為“精神”高於“物質”。沒錯，我也這樣認為，但理想主義把父親折騰的幾乎蔑視物質享受。成為黨員了，他就更全身心地投入“革命工作”和“思想建設”。那年頭兒國家機關有個特色，就是“上面”不斷地“傳達中央文件”，而且還是分各種級別的。高級黨政幹部一級，普通黨員一級，再下面是普通群眾。這種報告在傳達上基本精神一樣，但內容有所區別。文件上會赫然寫着“傳達至縣團級”，“黨內傳達”等等。這種裝模作樣別說現在的人們認為可笑，我那時都有嗤之以鼻的意思。可父親每次去聽“中央文件”，都詳細地記筆記，然後回來向家人傳達。他夠級別，是高幹，是黨員，我們又不是，“傳達報告”不等於我們也享受了他的“待遇”？你不用在這兒揶揄，人家給我和妹妹、母親“傳達中央精神時”，不時地說“以下就不能說了”，或“只能跟你們談這麼多”等等。呵呵，“中央的精神”是要家喻戶曉的，但報告的具體內容就不該要所有人知道。為什麼呢？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是“無產階級先鋒隊”（現在的提法該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先鋒隊”）成員，其政治覺悟是不一樣的。覺悟不同，領悟中央首長的意思就會有偏差。要不怎麼分級別傳達“中央文件”呢？

　　對於父親這套可笑的東西，我內心是厭倦的。但我不想和正在興頭上的老爸吵嘴。他想傳達“中央文件”請便。不就是給他面子聽一聽嘛。另外，老爸的“右派平反”讓我甩掉背了多少年的“出身”包袱，也有揚眉吐氣之感。當時心情不錯，所以雖然和老爸對國家政治的看法迥然不同，但也“求同存異”了。

　　他的好朋友們常來拜訪了。公共廁所邊上的兩間小屋常常門庭若市。人以群分，物以類聚，他的好友多是大學同學，學校里就有着共同的理想，此時基本都是黨員，很多都有高級職務。他們對老爸的“右派平反”由衷地高興。慶祝會就開了好幾次。此後他們常來我們那兩間陋室聚餐，討論時政，頗有沙龍的味道。我記得有時人來的太多，一些人只好站在屋外談天。公共廁所邊上聚集着群理想主義的老知識分子，誇誇其談時不時地擋住上廁所的人的道，也算一景吧。

　　我那時在上大學，周末回來見他們老頭兒、老太太聚會，我會幫助媽媽給他們做飯。聽見他們如同當年一樣慷慨激昂，高談闊論。我有時也忍不住插話。當時我的思想偏激，可歸類於“憤青”。從“上山下鄉”中喪魂落魄地返城讓我內心充滿了怨恨。雖然有幸上了大學，但九年多在農場沒什麼希望的生活難以忘懷。人生有幾個九年？我與老頭兒、老太太們的想法太不同了。也許我極端否定毛澤東他們還能容忍，但否定中共建立的社會制度，他們就對我“群起攻擊”，且非常激動，臉紅脖子粗。

　　讓我有些意外的是父親並不制止我，只是沉默着微笑，看他的朋友們“收拾”我。這種“雞對鴨談”不可能有什麼結果。忽然，一位老太太站起來聲色俱厲，“你是在逼我們承認自己一生的追求是個完全的失敗。我們絕對不接受這一假設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雖然中國現今社會問題很多，但我們也有成績和驕傲。我們是有崇高理想的！”

　　這種“沙龍”聚會一直持續着。我們搬到新的居所後有三個房間，比過去大雜院廁所邊上的兩間小屋面積大了一倍。老頭兒、老太太們來高談闊論是常事。但再過七、八年，人漸漸來得少了。都是奔“古來稀”的人了，“進山”的人越來越多。１９８９年“六四”之後，這些老知識分子的聚會上有了憂心忡忡。我看着零零落落的幾個老人動着真摯的感情，討論着“政權的穩固”，心裡有很多不同想法，卻沒講出口。

　　我心裡管這些老人稱之為“老天真”，包括爸爸在內。儘管我對中國政治上的很多想法與他們大相徑庭，但我願意尊重他們，甚至羨慕他們。因為他們為了理想一生都在不懈地追求。我們這一代人根本做不到這一點。甚至不知道理想是什麼。很長時間，我常常對他們忘我奮鬥的動力感到疑惑。

　　一次我故意當着爸爸的面感嘆，“如果一個人在事實面前，敢於承認自己一生的追求都是空想，是失敗，我覺得這種勇氣不是人人都具備，而且對人生來講無失敗可言。”父親馬上明白我的意思，笑一笑，“如果你看到舊中國的不堪，就不會認為我們的追求是個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