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母亲

　　　　　　  （十四）

　　我觉得自己当“知青”起就再也不可能成为父亲那样的理想主义者了。“上山下乡”对我来说完全是被动地接受。和“反动的家庭划清界限”也是越来越多的不得不然和装模作样。这是时代的烙印。说父亲他们天真，就是说他们从没有“适应”当今这个时代。

　　１９６９年我１６岁，我们这些成天在学校里胡闹的孩子们分批“上山下乡”了。在１９６８年是这场全国范围内的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牧）再教育的运动”的高潮。可以说“知青”中不乏理想主义的热血青年，可对大多数人，包括我在内，可没那么高的热情，尤其一年前去农村的“知青”回来向我们诉说了那里的贫困和愚昧。

　　在我去“北大荒”的一个农场“上山下乡”之前，父亲也要下“五七干校”劳动。当时我想了又想，鼓足勇气对父亲说，希望他能带我去“干校”。当时我知道学校里有些同学就是随家长去了“干校”，从而逃避更加艰苦的“上山下乡”。那时父亲的“特嫌”问题解决已经半年，对去“干校”劳动有点欣然前往的劲头。但他对我要求跟他一起去“五七干校”的想法有些惊讶，一愣，看了我几眼说：“让我再想想。”就上班去了。

　　见父亲说“再想想”就知道自己的希望破灭了。果然，下午他下班回来便开导我，当然很多都是“套话”，主要意思是，革命现在需要“上山下乡”，你不该回避。大家都去了，你也不必思前想后。“好儿女志在四方嘛，你现在是年轻人了，该独自闯荡。”他见我不说话，又说：“你如果跟着我去‘干校’，我要是又挨斗怎么办？”

　　知道父亲不同意，我也不想多说什么。我的那几个跟家长去“干校”的同学，哪个不是父母有些“政治问题”？可人家家长主动领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下“干校”了。后来我知道,这些下“干校”的孩子后来没几年就回城了，从某种角度讲，就是躲过“上山下乡”这一劫。

　　我当然不能说父亲讲的“好儿女志在四方”不对。问题是后来证明，中国一、两千万“知青”到农村去基本上是浪费青春。在农场我拼命地干活，处处“好好表现，积极要求进步”，为的就是能早日离开农村这个当时没有希望的地方。但我这样的“出身”，母亲是“叛徒”，父亲是“右派”，“表现”再好也没用，最多当“劳动模范”，入党当干部，当“工农兵学员”上大学都没戏。可是我不“积极要求进步”，思想上还有什么别的出路吗？

　　对，你可以说我这样的想法是投机。几十年之后，我现在仍在为当时这种想法惭愧。不是这种想法是否有“投机”的性质，而是想法本身就是懦弱的表现。

　　父亲是坚决支持我“积极要求”进步的。他在“干校”不断地给我寄“人民日报”（上面往往有社论）、“红旗杂志”和“参考消息”。农场里很多青年都能收到家长不时寄来的邮包，里面都是吃的，就我收到的邮件是“学习材料”。我当时就有难堪的感觉，想着“爸爸为什么这么‘左’呢”。

　　１９７４年我去“干校”探望父亲。他那时在一个小小的制药厂里干活。工作很轻松，简直是无所事事。当年跟随父母下“干校”的孩子们也集中在那里。每月拿二十多块钱，工作可有可无。我特意去“干校”，他心里明白我的想法。他先请了假带我到附近的一些风景点游览，还到城里下馆子。可是我毫无兴趣，一直盘算着如何让父亲答应我去“干校”。因为在农场“积极要求进步”没有让我得到一点希望――离开农村。我当时还知道“干校”很快就要撤销了，那时不但干校所有干部回原单位工作，子女也应该回原城市。就算回不了原城市，也可以在“干校”驻地附近进城里的工厂。如果能来干校，我的生活起码能改善很多。然而父亲再一次拒绝了我的要求。我心中充满着失望。他说“年轻人不应该贪图安逸”。当时我已经毫无政治前途可言。他这么讲让我感到隐隐的绝望。

　　只能返回我厌恶的农场了。此后，父亲所在“干校”撤销。随家长去的子女都纷纷返城。父亲回到原工作单位工作后，仍不忘不断给我寄“学习材料”；但我已经再也不想打开看。

　　再也不“积极要求进步”了！我完全卸下了伪装。能不出工就不出工，成天和几个青年偷鸡摸鸭，没事就寻衅打架斗殴。干部们开始说“你变了，堕落了”，后来拿我也没办法，因为我无所求。我开始酗酒，思想越发地极端。我敢说，如果１９７６年毛泽东不去世，“文革”不结束。我们这些思想无出路的“知青”可能变成土匪，在社会上作乱！

　　１９７７年，“文革”结束后恢复了高考。父亲犹如大梦初醒。冬天我从农场探亲回家，他急切地告诉我要学习功课准备高考。我一肚子的气，在家里有机会就灌个大醉，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什么话也不想说。临回农场前我跟父亲讲：“您在我这个年龄都当助教了。我现在仅仅是个文化程度小学毕业的水平。我怎么上大学？”见父亲哭起来，我有报复的快感！其实知道国家恢复高考后我还是暗自准备功课的。我数理化虽然空白，但平日还是读了些书。不过当时农场说我不能参加考试，因为我“政治表现太差”。真滑稽。什么狗屎“政治”！

　　既然这样，我只能先回城。１９７９年初，去农场九年多以后，我又一无所有地回来了，内心充满着创痛。满脑子反社会情绪。

　　回来后我经过认真准备，终于在１９８０年上了大学，开始了我人生的又一旅程。我一上大学，父子关系大大改善，因为父亲觉得很有面子。他从来都讲自己的家门“往来无白丁”。

　　现在想起这些好像恍如隔世。似水流年，似水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