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母親

　　　　　　  （十四）

　　我覺得自己當“知青”起就再也不可能成為父親那樣的理想主義者了。“上山下鄉”對我來說完全是被動地接受。和“反動的家庭劃清界限”也是越來越多的不得不然和裝模作樣。這是時代的烙印。說父親他們天真，就是說他們從沒有“適應”當今這個時代。

　　１９６９年我１６歲，我們這些成天在學校里胡鬧的孩子們分批“上山下鄉”了。在１９６８年是這場全國範圍內的城市“知識青年”，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牧）再教育的運動”的高潮。可以說“知青”中不乏理想主義的熱血青年，可對大多數人，包括我在內，可沒那麼高的熱情，尤其一年前去農村的“知青”回來向我們訴說了那裡的貧困和愚昧。

　　在我去“北大荒”的一個農場“上山下鄉”之前，父親也要下“五七幹校”勞動。當時我想了又想，鼓足勇氣對父親說，希望他能帶我去“幹校”。當時我知道學校里有些同學就是隨家長去了“幹校”，從而逃避更加艱苦的“上山下鄉”。那時父親的“特嫌”問題解決已經半年，對去“幹校”勞動有點欣然前往的勁頭。但他對我要求跟他一起去“五七幹校”的想法有些驚訝，一愣，看了我幾眼說：“讓我再想想。”就上班去了。

　　見父親說“再想想”就知道自己的希望破滅了。果然，下午他下班回來便開導我，當然很多都是“套話”，主要意思是，革命現在需要“上山下鄉”，你不該迴避。大家都去了，你也不必思前想後。“好兒女志在四方嘛，你現在是年輕人了，該獨自闖蕩。”他見我不說話，又說：“你如果跟着我去‘幹校’，我要是又挨斗怎麼辦？”

　　知道父親不同意，我也不想多說什麼。我的那幾個跟家長去“幹校”的同學，哪個不是父母有些“政治問題”？可人家家長主動領帶着自己的孩子一起下“幹校”了。後來我知道,這些下“幹校”的孩子後來沒幾年就回城了，從某種角度講，就是躲過“上山下鄉”這一劫。

　　我當然不能說父親講的“好兒女志在四方”不對。問題是後來證明，中國一、兩千萬“知青”到農村去基本上是浪費青春。在農場我拼命地幹活，處處“好好表現，積極要求進步”，為的就是能早日離開農村這個當時沒有希望的地方。但我這樣的“出身”，母親是“叛徒”，父親是“右派”，“表現”再好也沒用，最多當“勞動模範”，入黨當幹部，當“工農兵學員”上大學都沒戲。可是我不“積極要求進步”，思想上還有什麼別的出路嗎？

　　對，你可以說我這樣的想法是投機。幾十年之後，我現在仍在為當時這種想法慚愧。不是這種想法是否有“投機”的性質，而是想法本身就是懦弱的表現。

　　父親是堅決支持我“積極要求”進步的。他在“幹校”不斷地給我寄“人民日報”（上面往往有社論）、“紅旗雜誌”和“參考消息”。農場裡很多青年都能收到家長不時寄來的郵包，裡面都是吃的，就我收到的郵件是“學習材料”。我當時就有難堪的感覺，想着“爸爸為什麼這麼‘左’呢”。

　　１９７４年我去“幹校”探望父親。他那時在一個小小的製藥廠里幹活。工作很輕鬆，簡直是無所事事。當年跟隨父母下“幹校”的孩子們也集中在那裡。每月拿二十多塊錢，工作可有可無。我特意去“幹校”，他心裡明白我的想法。他先請了假帶我到附近的一些風景點遊覽，還到城裡下館子。可是我毫無興趣，一直盤算着如何讓父親答應我去“幹校”。因為在農場“積極要求進步”沒有讓我得到一點希望――離開農村。我當時還知道“幹校”很快就要撤銷了，那時不但幹校所有幹部回原單位工作，子女也應該回原城市。就算回不了原城市，也可以在“幹校”駐地附近進城裡的工廠。如果能來幹校，我的生活起碼能改善很多。然而父親再一次拒絕了我的要求。我心中充滿着失望。他說“年輕人不應該貪圖安逸”。當時我已經毫無政治前途可言。他這麼講讓我感到隱隱的絕望。

　　只能返回我厭惡的農場了。此後，父親所在“幹校”撤銷。隨家長去的子女都紛紛返城。父親回到原工作單位工作後，仍不忘不斷給我寄“學習材料”；但我已經再也不想打開看。

　　再也不“積極要求進步”了！我完全卸下了偽裝。能不出工就不出工，成天和幾個青年偷雞摸鴨，沒事就尋釁打架鬥毆。幹部們開始說“你變了，墮落了”，後來拿我也沒辦法，因為我無所求。我開始酗酒，思想越發地極端。我敢說，如果１９７６年毛澤東不去世，“文革”不結束。我們這些思想無出路的“知青”可能變成土匪，在社會上作亂！

　　１９７７年，“文革”結束後恢復了高考。父親猶如大夢初醒。冬天我從農場探親回家，他急切地告訴我要學習功課準備高考。我一肚子的氣，在家裡有機會就灌個大醉，一根接一根地抽煙。什麼話也不想說。臨回農場前我跟父親講：“您在我這個年齡都當助教了。我現在僅僅是個文化程度小學畢業的水平。我怎麼上大學？”見父親哭起來，我有報復的快感！其實知道國家恢復高考後我還是暗自準備功課的。我數理化雖然空白，但平日還是讀了些書。不過當時農場說我不能參加考試，因為我“政治表現太差”。真滑稽。什麼狗屎“政治”！

　　既然這樣，我只能先回城。１９７９年初，去農場九年多以後，我又一無所有地回來了，內心充滿着創痛。滿腦子反社會情緒。

　　回來後我經過認真準備，終於在１９８０年上了大學，開始了我人生的又一旅程。我一上大學，父子關係大大改善，因為父親覺得很有面子。他從來都講自己的家門“往來無白丁”。

　　現在想起這些好像恍如隔世。似水流年，似水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