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公司总资产160亿元,员工23000人，主营包括铁路、城轨、机场等在信号通信方面的设计、制造、施工以及集成调试，并占据着国内高速铁路信号行业的垄断地位，在国资委管理的156家中央企业中排名第81位。但大多数人知道中国通号集团，应该还是通过2011年发生的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安全事故。

      2008年随着欧美金融危机的开始，中国政府为了保增长、稳经济，开启了浩浩荡荡的铁路建设大提速时代，中国高铁迎来了巨大的历史机遇，具有铁路背景的各行各业都开始了迅猛发展，但高速发展的同时伴随着的却是迟滞的监管，处于行业中心的中国通号集团也不例外。2011年中国通号集团因技术管理不到位，前铁道部人员的贪污腐化，国资委监管缺失等多方面原因，造成了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安全事故，该事故最终造成了43人死亡， 83人重伤，119人轻伤，直接经济损失1.9亿元的惨痛教训。事故发生后笔者通过多方面、长时间的跟踪调查，在这里不想再赘述事故的起因，只是预感到3年之殇后的今天，或者更大的灾难即将到来，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正在走向它的终点。

      2011年底中国通号集团送走了因“7•23事故”压力过大而去世的马骋总经理，迎来了它的新主人——原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周志亮。翻开周志亮的简历不难看出其升迁速度之快，升迁势头之猛，升迁过程之蹊跷。

1999年12月至2001年11月任铁道部第四勘察设计院工会主席，

2001年11月至2004年12月任铁道部第四勘察设计院院长、党委副书记（2003年2月至2004年1月在中央党校第19期中青班学习），

2004年12月至2007年11月任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

2007年11月起任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副总裁[1]。

2012.1任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兼任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副书记。

       笔者通过走访中铁四院（原铁道部第四勘察设计院）后了解到，周志亮1999年初当选该院工会主席时曾有人在私下议论他的升迁原因，但因国有企业工会主席不是业务领导，所以在当时也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波澜，真正令人侧目的是时隔两年后其突然被委任为该铁院长并赴中央党校进修1年，政工干部转为企事业单位一把手本身就不多见，而其马不停蹄的进入中央党校学习更是让很多人觉得意外。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铁四院人士告诉笔者，自2001-2004年四年间，中铁四院在周志亮及其幕僚的带领下产值确实有了一些增长，表面上看上级对下级的各种考核，铁四院完成的都比较达标，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表面文章，才有了后面的中央党校进修，以及当2004年中铁四院持续发生大规模群众聚集事件和无数起上访事件后，周志亮仍能安然调往中铁四院的上级单位——中国铁建集团担任集团副总。该人士告诉笔者，在周志亮担任铁四院院长后提拨了大批不懂业务的人员，原企业骨干人员不是被调离就是被辞退，院里的主业也被严重偏离，一个原属于勘察设计的企业自他上任后，开始了大规模的BT/BOT项目。但正当笔者想继续跟上述人士深入了解时，他告诉笔者“事情已经过去10几年了，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当年说的那么多也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有些东西你可以去网上查，现在他都不是中国铁建的人了，能怎么样。”当笔者还想追问时，该人士已起身离开。

        笔者从一位在该行业内摸爬滚打十几年的人士处得知，BT/BOT项目是可以很快的做大产值，但利润却很不稳定，风险很大。但对于急于做出成绩的企事业单位领导来说，这些确实是很好的招牌。搞过基建的人都明白，只要动土就是一笔糊涂账，从前期的设计、招标，到中间的施工、采购，再到后期的装修等方面，包含了项目的初始投资、融资、承建方的选择、供应商的选择等等诸多事项都是根本说不清楚的。基建项目往往就像是一个满是小鱼的池塘，每次撒网，鱼虽不大但量却很大，建一层楼要用多少沙石水泥，谁能算的出来？正是因为这样，很多国企领导都愿意搞基建项目，地方政府也愿意搞基建项目，银行也愿意搞基建项目，因为谁都不清楚对方在池塘里打了多少鱼，但都清楚自己可以打多少鱼，这就形成了一个互相牵制的稳固链条。一方面BT/BOT项目顶着一个响亮的名头并可以做大产值，另一方面还可以与地方政府搞好关系为以后的仕途铺平道路，更重要的是可以从中获取巨大的个人利益。

       笔者从中国通号集团的内部了解到，周志亮到任后不久，便先后更换了集团总部各部门及下属多个单位的负责人,提拔了一批根本没有集团管理经验的人员，并先后从中国铁建调入中国通号集团担任领导干部的不下30人，一般人员不下百人。新提拔人员中大部分连基本的职业操守和道德素养都没有，更谈不上学历和学识了，其任命方式也基本不走组织程序，不在董事会讨论，毫无民主可言。上述内部人士坦承，现在集团下属企业以及集团总部在管理和经营指向上已经是混乱不堪、漏洞百出，新提拔的人员在对业务不了解的同时，也不做相应的调查研究，说一套、做一套，对待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之前不调查，之后不检查，只是一味地奉迎媚上，不做实质性管理。一般人员定岗混乱，有能力、有经验、不愿意同流合污的的人，不是被调离就是被挂起。

      上述人士告诉笔者，“7•23事故”后，国家财政拨给中国通号集团15亿元用于更新完善信号技术，但周志亮接手中国通号集团后，马上立项了“中国通号集团北京科技产业园”项目 ，该项目预算接近35亿元，并将上面提到的专项科研资金中的14亿元用于该项目建设。经过笔者实地走访位于北京市丰台区西南四环的该产业园项目后，发现该项目建设的其实就是中国通号集团的若干办公大楼。相关人士还透露，项目涉及如此巨大的金额，但只有周志亮从中国铁建调入的少数几个人在管理着包括设计、土建、装修、后期配套等所有事务。一旦大楼建成，原北京地区的相关单位都要搬迁到此，这就使得原单位的房屋、土地闲置出来并将用于商业开发。上述人士继续跟笔者说，因投资公司主要经营BT/BOT项目，而周志亮在中国铁建时期就是主管铁建的投资公司，所以在他到任后，第一时间就成立了通号投资公司并着手开始若干BT/BOT项目，BT/BOT项目实施周期长、回款慢、不确定因素多，对非建筑类企业的中国通号集团来说风险很大，如果没有充分的调查研究根本就不能上马，但像他这样没有经过缜密的调研评估就匆匆的开始项目运作，究其原因实在是令人怀疑。另一方面，笔者从工商处获悉于通号投资公司之后，成立的通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主业为房地产开发与经营，资产管理与服务。这与国资委在2010年公布的，“除16家以房地产为主业的中央企业外，剩余中央企业在完成企业自有土地开发和已实施项目等阶段性工作后要退出房地产业务。”的政策相违背。通过集团内部人士，笔者了解到2013-2014年两年间，中国通号集团集中上马了昆明项目、贵州铜仁产业园、西安产业园、长沙产业园、郑州产业园、温岭产业园，南京项目因季建业下马再无下文，加上先前提到的北京产业园，中国通号集团正在建设的或准备建设的大型项目已经达到八个，资金需求大致在350-400亿元之间。笔者通过国资委内部人士了解到，中国通号集团2012年资产总额仅为165亿元，营业收入120亿元，营业利润8亿元，通过已公布的2013年铁总公司投资规模以及中国通号集团在行业中的占比，大致可以估算出2013年集团利润增长率应在8%-15%之间，以自有资金开发上述项目显然不够，那么这么大笔的资金投入要从哪里来呢？集团内部人士告诉笔者，为获得相关的建设资质，集团还专门收购了一家具有一级建筑资质的贵州九建集团。除此之外，集团还收购了一家拥有良好地方关系的民营企业——浙江万全信号工厂，事后温岭市政府同意批给中国通号集团3000亩土地用于土地开发。对于将一个主业为通信信号的高科技国家队伍，转型从事劳动密集型的基建企业，中国通号集团内部的诸多人士都对此表示出了极大的困惑和疑问，难道房子盖好了，信号设备就安全了？笔者也询问过上述人士，面对这么多的问题，为什么中国通号集团的管理层没有人站出来反对？上述人士苦笑着告诉笔者“现在的中国通号集团管理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这很多人清楚，不是能力问题就是经济问题而且都不是小问题，大家都想自保，再加上国资委对他的任命本身就说明着什么，自然管理层就不会干涉他的决定了。”

        在谈到中国通号集团的主业通信信号时，上述人士告诉笔者，周志亮到任的三年来，集团在通信信号的科技研发、技术创新等方面的资金和人员投入，比起上面提到的BT项目低的可以忽略不计了，在安全质量管理方面也相当的混乱。因我国高铁建设，涉及到发展、巩固国家技术，铁路运输的战略保障，集团作为国家队肯定占有绝对的市场份额，可以说不用找市场，市场就会来找你，也就产生了主营收入大幅增加的现象，但信号技术对比三年前却没有变化，相应的安全指标也与“7•23事故”前没有改变。集团制定的发展蓝图极其模糊，规划宏伟但毫无根据，一项工作刚有了开始，就没了结尾。制定的各项制度主要就是用来应付主管部委的监督检查，制定的战略目标为的就是索取国家的优惠政策和行业补贴。

汇总上述内容后笔者有了诸多疑问，中国通号集团作为专业性很强的国资企业，为什么在“7•23事故”后，会调入了一个并不熟悉该行业的人担任集团老总？为什么中国通号集团面临这么大的蹊跷变革，中国通号集团的管理层又会集体失语？为什么作为国资监管的监事会在上述问题暴露时也会听之任之？60多年的中国通号集团作为国家信号产业的核心队伍，面对着主业的畸形转变，高精尖人才的不断流失，灰色链条的不断巩固，中国通号集团或许正在走向它的历史终点，笔者在这里感到深深的惋惜。

        中国通号集团作为中央直管的企业，是国家的企业，但也是人民的资产，更何况它还关系着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出行安全。为什么本应该响应十八大精神，走在前面的国资改革，实际上却困难重重。终其原因无非是一些人或者说一些特殊的利益集团不愿意放弃手中的权利，不愿意改变拖沓的机构，享乐的生活，贪婪的欲望。李克强总理曾说过，“触及一个人的利益，比触及一个人的灵魂还要难”，但没有身临其境的人很难体会到这句话的真正意义。当年身处漩涡的中铁四院人，至今任有不少人坚持上访持之以恒，或许有道理或许没道理，待相关部门调查后，给出公正的结论。但笔者也同时认为，正是因为监管不严才导致了地方政府、国有企业、银行内部、监管机构等一批价值观扭曲、道德感低下的人员屡屡抱在一起，并由此衍生出了一个完整的、稳固的利益链条，而且他们都具有同样的高大背景，这样一来又有哪一个敢站出来，质疑这样一个组合呢？谁又能这么干呢？这就像是一个利益黑洞，吞噬着它能触碰到的所有人，谁又能从中幸免呢？笔者将视情况发展，决定是否继续发布调查结果。

       望相关职能部门不磷不缁，确实调查中国通号集团现存的乱象，并给出负责的结论。

       仍存顽疾，谨以此文警醒之二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