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与毛泽东

    华国锋当年能迅速成为国家领导人，和毛泽东的器重有关。华国锋和纪登奎都是毛很早就看中的人物。然而在毛去世后，随着以邓小平为首的务实派的崛起，他们很快就失势了。毛看中他俩是这二位没有野心，忠厚，不拉帮结派。然而，在中国传统政治中，他们只能跟随“主人”。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华和纪这样的“家臣”在毛死后是占不住脚的。

    先看看华国锋曾任的国家领导人的头衔：

    1976年10月7日－1981年6月28日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1976年2月2日－1980年9月10日任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1976年10月7日－1981年6月2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76年4月7日－1976年10月7日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

    1973年10月－1977年3月任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部长

    华国锋1921年2月16日出生于山西省交城县；2008年8月20日去世于北京。终年87岁。

    华国锋（本名苏铸），1938年参加抗日战争时化名为华国锋，并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委任为中共湖南湘阴县、湘潭县委书记，后升任湖南省委书记。文化大革命期间快速晋升，先后任中共九大中央委员、中共十大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毛泽东去世前让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指定其为自己的接班人，并留下遗言“你办事，我放心”。毛泽东死后，华国锋与汪东兴、叶剑英合手逮捕了“四人帮”等“文革”激进派，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成为名义上的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后来提出“两个凡是”，有心延续毛泽东时期的阶级斗争路线，而与邓小平在政治路线上相左，于1981年辞去中共党政军大权。

    1951年以后，华国锋在湖南湘潭任县委书记、专署专员、地委书记等职务，“文革”中担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代主任。1955年秋天，华国锋因其写的《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充分研究农村各阶层的动态》、《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三篇文章获毛泽东赏识，得以在长沙获毛泽东接见，衣著朴素、面相忠厚的华国锋给毛泽东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华国锋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1955年7月，地点为长沙。当时毛主席召见4人，其他3人是省委副书记谭余保，省委常委胡继宗、徐启文，只有他是地委书记。他汇报洞庭湖区防治血吸虫的情况。

毛泽东从家乡亲友们那里知道湘潭县委书记是个大个子的北方人，比自己小28岁，工作扎实。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他要见见自己家乡的父母官，当面考察。这年，华国锋34岁，但参加革命已近20年。见毛泽东时，华国锋身穿半旧的中山装，脚穿一双圆口布鞋，讲起话来不慌不忙，有条有理。毛泽东一连问了几个问题，都是有问必答，对答如流。毛泽东对他们的汇报表示满意，会见后合影留念。

当时，毛泽东正全力研究指导全国的农村合作化问题。华国锋一向重视把农民组织起来，1950年秋湘阴土改不久，即指导互助组—刘正春互助组开展工作，这是湘潭全区第一个互助组。

1955年9月底，华国锋到北京，住在西郊的友谊宾馆，第一次在国庆节观看了阅兵、游行。10月4日七届六中全会开幕，会议开了7天，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这是华国锋第一次列席中央全会。

1956年1月初，毛泽东到长沙，检查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展的情况。毛泽东在专列上召开座谈会，周小舟、周惠等湖南省领导和湘潭、常德、郴州、长沙等地市领导，还有两个县委书记共11人参加。华国锋作为湘潭地委书记，参加了座谈会。

1956年6月，华国锋调任省人委文教办公室主任、省委委员。1957年8月调到省委任统战部长。1958年7月任副省长，在副省长中排列第五。他到省里工作后见毛泽东的机会就更多了。从1954年起，毛泽东每年都要回湖南，他很重视统战工作，特别是和湖南的民主人士很熟，老朋友很多，每年回来，都要看望或宴请他们。1959年，毛泽东从家乡韶山回到长沙，又要请人吃饭，杨开慧的兄嫂杨开智、李崇德，柳直荀烈士的遗孀李淑一，国民党元老唐生智、程潜、曹曲球及毛泽东的同乡、长沙第一师范同学周世钊。毛泽东让华国锋安排此事，将他们接来。

    1959年庐山会议后，由于支持彭德怀的意见，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被免职，第二书记周惠调到北京降级使用，湖南省委改组。从湖北调来张平化、王延春、苏钢，张平化任第一书记。毛泽东多次和华国锋谈话，知道他实干、工作细致，是个老实人，提名他为湖南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华国锋当时只有38岁，在全国省委领导中也是年轻的。1961年5月，他将家从长沙搬到湘潭。

    1962年10月，胡耀邦任湖南省委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华国锋任湘潭第二书记。11月10日胡耀邦到湘潭上任，他到湘潭首先传达十中全会精神、传达毛泽东讲话，第一句话便说：“华国锋是个老实人”。

1963年1月5日，毛泽东到湖南，要华国锋和胡耀邦汇报工作。胡耀邦下乡，在路上开着车窗，被风吹得感冒了，不能去。华国锋专门向毛泽东说明胡耀邦不能来的原因。

虽然毛泽东在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再次批了“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湖南省委已在各地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华国锋没有汇报社教运动情况，也没有汇报社教运动揭发出来的地富破坏情况和干部被腐蚀的情况，而是如实反映了“大跃进”、人民公社中“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带来的危害。他说：“现在人瘦了，牛瘦了，地也瘦了，农具、种子都不如以前了”，“农具恢复要五年，耕牛要七至十年。”他向毛泽东讲清“五风”危害大。

毛泽东后来向湖南省委和中央的同志说，我们党内有两种人，一种讲真话，一种讲假话。党的干部要讲真话，做老实人。他主张对讲假话的人要针锋相对，不能让其占便宜，对讲真话的人要给予支持和鼓励。这种精神也是党内一贯提倡的。毛泽东肯定华国锋的求实作风和实干精神。他说：“华国锋是个老实人。”毛泽东的这个评价一直保持到他逝世，这也是他最后选择华国锋的一个重要原因。

    1963年10月，华国锋率团与湖南干部到广东参观学习农业生产经验，回来后写出《关于参观广东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获毛泽东批示，肯定了他的地位。

    1966年底，“文革”中中央号召反对经济主义，华国锋因为主持省里的工作，被带上“反革命经济主义头子”的大牌子游街。华国锋气愤地说：我搞什么经济主义？就是因为我是省委书记、副省长，负责财贸，造反派要钱、要物，我没有批，就给扣上这个帽子。和造反派有什么道理可讲？！

1967年1月，造反派已完全取得优势，省委工作瘫痪，领导机关工作停顿。很多单位造反派对“犯错误”当权派要求罢官、开除党籍。长沙的形势很紧张。华国锋提个书包，里面放着牙刷、牙膏、毛巾和换洗的衣服，到处接受批判、挨斗，做检查。

    在此期间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中央决定将湖南省军区领导和两派群众及准备结合的干部召到北京来开会。周恩来总理给省军区打电话要华国锋和两派群众代表一起去北京开会。华国锋因为被“工联”秘密关押，省军区找不到。周恩来连催三次。6月14日半夜3时，周恩来第三次拿起电话，直接找广州军区副司令詹才芳，命令他一定要找到华国锋，限期送到北京来。口气严厉，不容置疑。几经周折，“工联”才将华国锋送到飞机场。

周恩来并不认识华国锋。建国后，华国锋一直在湖南工作。周恩来很少去湖南，1966年前华国锋只是到北京参加会议听过周恩来的报告，并没有个别接触。所以周恩来三次打电话，应是奉毛泽东之命。毛泽东一定要华国锋来北京参加会议，是准备让他参加省革委会领导班子。

华国锋不是“亮相”站出来的干部，是中央“捞”上来的干部。湖北省委书记张体学同华国锋的情况一样，对华国锋说：“咱们俩和有的人不一样，他是自己站出来的，咱们是中央‘捞’上来的。”

    1969年，华国锋在中共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并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1970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接见美国新闻记者斯诺时，提到华国锋。斯诺回国后将此事写入文章并在美国《生活》杂志发表后，华国锋开始受到国外关注。

    林彪身亡前，1971年1月华国锋被调至中央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 

1971年2月，华国锋到北京参加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周恩来同华国锋谈话，说：主席提名，调你到国务院业务组工作，任副组长，接替纪登奎负责财贸、农业、值班室等工作。纪登奎调去管专案。李先念年纪大了，你要协助他多做些工作。随后，周恩来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宣布了这项任命，正式下文是8个月后，“九·一三”事件爆发后不久。

    1971年8月25日，华国锋奉召到武汉。当天晚上，毛泽东将他找到专列上谈话。毛泽东一直住在专列上。那时人人都戴毛主席像章，华国锋胸前也戴着一枚。他一上车，毛泽东看见了，故意问：“你戴的什么？”不等回答，接着说：“不要戴了，万岁就讨嫌。一句顶一万句，其实一句也不顶。屁话！”

在此之前，华国锋刚奉周恩来之命到全国各地考察农业生产。他首先向毛泽东汇报所了解到的情况，讲的全是农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谈了有一个小时，毛泽东认真地听，中间有提问、插话，或发表一些议论。等华国锋讲完了，毛泽东说：“哎呀，我看你是满脑子的农业，我是满脑子的路线斗争。当然你讲的农业也有路线斗争，但是还有更大的路线，光有农业不行，还要考虑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工农业要抓，但当前主要应该抓路线斗争。路线不对，脑袋掉了还不知道为什么。”

华国锋一听就瞪了眼了，什么大的路线？不是庐山会议已经解决了吗？毛泽东并没有谈林彪问题，而是先回顾党的历史。华国锋第一次听毛泽东这样谈党史，他知道毛泽东让他从北京赶来绝不仅仅是谈历史，只好一边听，一边琢磨。

毛泽东话锋一转，开始谈林彪的问题，对林彪的错误做严厉的批评。然后毛泽东说：“不能不管军队，开会不一定到，中南也要有人参加，你兼任广州军区政委、党委书记。可以不到会。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要当武官。”

这次谈话汪东兴在座。毛泽东让汪东兴打电话给周恩来对华国锋兼任广州军区政委、党委书记一事征求意见。周恩来北京研究后，很快下文任命。

到长沙后，毛泽东召开广州军区的负责干部会议，有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广州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刘兴元，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兼广西自治区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韦国清。三人都是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毛泽东先叫华国锋、汪东兴向他们传达他在武汉讲话，吹吹风。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大吃一惊。

8月31日上午，毛泽东坐专列去南昌。临行前，毛泽东要华国锋不去江西，直接回北京。华国锋认为主席讲话的内容涉及党的副主席，事关重大，回到北京怎么办，特地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只同总理一个人讲。”华国锋回忆说：毛主席在火车上和总理通了电话，他们之间有联系，但是在电话中不可能讲到林彪的问题，即使涉及也不可能讲这么细。

毛泽东走后，周恩来让华国锋继续留在长沙，接待吴振宇大将为团长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事代表团。送走外宾的第二天，9月6日，华国锋赶回北京。当日晚10时半，他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参加周恩来召开的讨论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的会议。大家都十分关注毛主席的动向，李先念、纪登奎与他相熟，打过招呼，轻声问道：“你去了，主席谈什么了？”他泛泛说：“主席谈了路线斗争。”他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没有讲具体内容。

旭日东升，会议才结束。人们陆续都走了，华国锋起身上前，拿出记录，交给周恩来，说：主席在外面谈话记录带回来了。主席说我回到北京，只同你一个人谈。并简单地汇报主席南巡的情况。然后提出：主席的讲话要详细汇报，希望总理约个时间详谈。这次谈了近半个小时，华国锋回到家已是8时半。

一连等了几日，9月11日凌晨接到通知，周恩来约他在国务院会议厅谈话。华国锋到北京后为了配合毛泽东、周恩来的夜间工作习惯，也改为夜间工作，此时还没有休息。他出门向西不远就到会议厅所在的四合院，见北屋大厅灯火通明，知道总理已来了，加快步伐。这个院子紧挨着西花厅，在西花厅的东边，两个院子有门相通。

华国锋走进会议厅时，总理已坐在桌边等着。

华国锋坐下后问：“总理，记录你看得清吗？”因为记录是复写的，才有这样的担心。

周恩来答：“看得清。我都看了。”将记录退给他。

华国锋详细地介绍了毛泽东谈话的过程，甚至讲话时的神态、情绪，并谈了记录是怎么整理的。

周恩来自始至终神情严肃，静静地听，有时插话问问情况。俩人没有议论。这件事事关重大，主席讲得很清楚了。周恩来看了记录并听了华国锋详细汇报后，知道林彪问题发展的程度和毛主席的态度，心中有底了。这次谈了一个半小时。一直到4时半结束，此时东方泛白，晨曦微露。

谁也没有想到，在华国锋向周恩来详细汇报后，仅过了40小时就突发了林彪叛逃事件。

“九·一三”事件前，华国锋奉令回京向周恩来汇报毛泽东南巡讲话内容，使周恩来事前详细地掌握了毛泽东的意图。从此周恩来更加信任、倚重华国锋。9月30日周恩来提议，10月3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决定增补华国锋同志为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并任副组长。

    1973年8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召开，华国锋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坐在主席台第一排。根据周恩来指定，华国锋参加东北、华东、西南三个小组的会议。8月30日在十届一中全会上，华国锋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0月兼任公安部部长。这年他52岁。

    1975年，在四届人大上华国锋出任国务院副总理，继续兼任公安部长。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华被任命为国务院代总理。2月，叶剑英元帅被毛泽东劝去养病。毛泽东的晚年言语不清，常使用纸条。据张玉凤称，华国锋的“你办事，我放心”，“慢慢来，不招(着)急” ，“照过去方针办”。的毛泽东批示就是从毛的一次谈话中，由于毛言语不清用字条写下的。4月5日，北京发生天安门事件，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因此下台。华国锋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主持中央工作。

    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联合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等人发动政变，逮捕了四人帮。1976年10月6日晚，华国锋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清样名义，逮捕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随后又逮捕毛远新、谢静宜、迟群等人，并连夜控制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等机关。随后，华国锋又派遣中央工作组深入四人帮的老家上海，控制了上海市委，粉碎了市委书记马天水发动民兵叛乱的阴谋。1976年10月14日，中央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

    在对待毛泽东思想问题上，1977年2月在人民日报上出现了“两个凡是”的说法，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支持这一主张的中央领导人主要有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吴德和陈永贵，这五人和华国锋在党内形成了“凡是派”，以毛泽东的生前指示为纲领“抓纲治国”。华国锋坚持毛泽东生前提出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各个领域维护毛泽东的权威。对待四人帮，华国锋将其定为“极右派”，避免一切涉及评价文革的言论。

    另有网上资料云，华国锋得到毛泽东的看重，实际是得益于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华国锋出任湘潭地委书记之后，对毛泽东故居的完善和保护……（庐山会议后）湖南省委在批判二周（周小舟、周惠）的时候，很有些阻力，新任书记张平化在情急之中看到了华国锋亲笔写的一篇文章《论周小舟右倾反党集团的政治基础》，此文虽然有些粗糙，但是，在那样的现实下也是难得的一支利箭……第三件事，在1967年5月，湖南造反派批斗和关押省委第二书记（主持工作）王延春和书记处书记华国锋时，王延春和华国锋的关系是不错，可以说是那种交心的同志关系。王延春就对华国锋说：“主席他老人家也是老糊涂了，这么搞（指文革）国家乱了，军队乱了，群众也乱了，天下大乱只有对帝国主义有好处。”第二天，这段话就被华国锋报告给专政队了。王延春的下场可想而知。

    华国锋是毛泽东亲手选定的接班人，此前，毛泽东也亲手选定过刘少奇、林彪作为他的接班人，其中林彪还被写入党章，但是，他们两人都没有华国锋幸运，因为华国锋最后终于得以以接班人的面孔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虽则时间不过三年左右。

    华国锋得到毛泽东的看重，实际是得益于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华国锋出任湘潭地委书记之后，对毛泽东故居的完善和保护。华国锋曾经这样说过：“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革命的成功，湘潭的一草一木都是革命的见证，都是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历史文献。我们今天保护好毛主席的故居就是对党、对人民、对革命的高度负责。以后，这里不仅要成为毛主席生活、战斗过的地方的纪念馆，也要成为中国革命的纪念馆。”（详见《英明领袖华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第11页）当这段话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的时候，毛泽东对左右说：“此人（指的是华国锋）很有些理论水平，不简单。”以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居然能给一个普通的地委书记这样一个评价，可见，华国锋的工作还是比较到位的。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中共湖南省委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揭批周小舟的反党和军事俱乐部问题。但是，周小舟在湖南的用人、行政是深得民心的，特别是在湖北等邻省大刮“浮、夸、风”之时，小舟冷静处事，避免了湖南的重蹈覆辙，连陶铸都不能不承认周小舟的所作所为是客观实际的，也是实事求是的。所以，湖南省委在批判二周（周小舟、周惠）的时候，很有些阻力，新任书记张平化在情急之中看到了华国锋亲笔写的一篇文章《论周小舟右倾反党集团的政治基础》，此文虽然有些粗糙，但是，在那样的现实下也是难得的一支利箭。湖南省委因此布置下去，就华国锋同志的文章展开深入揭批周小舟问题的巨大声势。

    张平化进京之后把华国锋的文章也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非常赞赏：“我们的干部中要是多几个华国锋这样务实肯干的老黄牛式的同志，我们在具体工作中就可能少走一些弯路。注意培养中层干部的理论知识水平现在看还是非常重要的。”而张平化和华国锋的订交也在于此。而后，当华国锋青云直上的时候，他没有忘了张平化，提拔此公做了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并且许诺以后可以进入政治局。当然，这也是后来张平化一蹶不振的主因。

    第三件事，在1967年5月，湖南造反派批斗和关押省委第二书记（主持工作）王延春和书记处书记华国锋时，王延春和华国锋的关系是不错，可以说是那种交心的同志关系。王延春就对华国锋说：“主席他老人家也是老糊涂了，这么搞（指文革）国家乱了，军队乱了，群众也乱了，天下大乱只有对帝国主义有好处。”第二天，这段话就被华国锋报告给专政队了。王延春的下场可想而知。

    毛泽东在文革初期，可谓消息异常灵通，随便哪一个地区的事件，他几乎都是了如指掌，以往那种所谓被蒙蔽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这个时期，毛泽东大权独揽、乾纲独断，所以，华国锋的表现自然不会在毛泽东的视野之外。当四十七军主要负责人黎原和省军区负责人龙书金到北京向毛泽东汇报湖南文革动态和三结合组建新班子的时候，毛泽东听罢，说：“湖南有的人就不能打倒，比如华国锋，他就是一个老实人，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同志，基层工作经验丰富，有头脑，理论水平也行，这样的人我看还是要结合进去，左中右，我看华国锋还是左派嘛。”

    华国锋晋升到中央工作伊始，还不是毛泽东心目中的接班人，因为那时候王洪文正在窜红。华国锋作为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几乎和在湖南做省委书记一样对四人帮毕恭毕敬，特别是对江青，这并不奇怪，因为那时，周恩来以下，除了小平还敢软顶一下江青，剩下的都是唯唯诺诺、不知所云。然而，华国锋和李先念、叶剑英，甚至包括纪登奎、吴德这些人绝大的不同是华国锋没有自己的任何班底，没有和京中任何的大老有任何超越工作关系之外的特殊联络。这被毛泽东视作可靠、单纯。

    毛泽东不止一次的提及华国锋：“国锋同志的优点是厚重、朴实，对党忠诚，组织观念、纪律性很强。不像有的同志以为进京了，尾巴翘到了天上去。老子天下第一。”从这些评论中可以看出华国锋凡事很少主张或者基本没有主张。以致于当他成为中央一号文件的主角的时候，毛泽东亲自交待张姚说：以后中央要注意宣传国锋同志，让全国人民都了解国锋同志。

    华国锋真正被毛泽东简在帝心的事情是反击右倾翻案风之前的一系列的表现。众所周知，华国锋在四五事件中的作用，但是，那件事是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都举手通过决定贯彻毛泽东的指示的，而且，那时候毛泽东已经决定抛弃邓小平而选定华国锋了。所以，还不能作为说明华国锋真正意义上的得宠的证据。

    早在中央召开的农业学大寨的会议上，华国锋就陈永贵的发言说了这样一番话：“我发现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小平同志的讲话里面不多讲文化大革命的优点了，不多讲我们取得胜利的成绩了，也不多讲毛泽东思想了。讲的最多的是什么调整，还不是以前右倾分子们经常用经济压革命的那一套吗？正是由于小平同志的倾向，导致了我们身边一部分人开始怀疑、动摇，怀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的现实和历史意义，这是非常应该值得我们警惕的，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说，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毛主席提醒我们要时刻注意一小撮阶级异己分子对我们的疯狂攻击，这是非常英明、伟大的。”（见《英明领袖华主席讲话学习要点》1977年红旗编辑部内部版）

    华国锋的这篇讲话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毛泽东表扬华国锋高屋建瓴的看问题，据汪东兴回忆，毛泽东说：“国锋同志的讲话表明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之后的广大干部群众对资产阶级的一举一动都是洞若观火的。国锋同志的敏锐的政治观察力是值得你们这些同志学习的，我看这篇讲话要印发政治局，引发到县团一级，国锋的水平我看不在春桥之下嘛。（《我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汪东兴著，1995年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第102页）而后，江青在省市领导打招呼会上，说：“这次华国锋同志立了新功，指出了邓小平同志的一些错误认识，难得啊，主席表扬了他，希望你们能够向国锋同志看齐。”作为联络员的毛远新后来给毛泽东所吹的风，其实也是和华国锋的这次讲话异曲同工。

    1976年“四五”事件之后，毛泽东终于决定换马，把年轻“有为”的华国锋提拔到接班人的位置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