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祖父的兄弟迈克尔·阿德勒(Michael Adler)是一名杰出的拉比，曾于1916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线上编撰了《犹太水手士兵祈祷书》(Prayer Book for Jewish Sailors and Soldiers)。作为“随军神职人员”，他在战场上巡视，主持临终圣礼。在战争结束后，他提出一个问题：英国犹太人是不是尽到了自己的义务。
“国家已经在大约六十年前，向这些出自以色列家(House of Israel)的英国公民赋予了同等的权利和同等的机遇。这些男男女女在战争的磨难中，有没有尽到自己的义务？”他写道。“我的回答是明确、不容置疑的‘是’！英格兰的犹太人有充分的理由，对自己在国内的参与、以及在前线奋战取胜的投入感到满意。那超过2300名阵亡英烈的记忆，就能证明这一点。”
欧洲犹太人面临的问题始终是相同的：归属感。无论是法国人还是德国人，即使是在经历了解放运动之后，也仍在担忧，并未全心全意接纳他们的基督教社会，有朝一日会与他们为敌。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在德雷福斯(Dreyfus)事件期间，目睹了法国的反犹太情绪。他认定了全面接受犹太人永远不会实现，于是在1896年撰写了《犹太国》(The Jewish State)。
赫茨尔有先见之明。犹太复国主义产生于这样一个不情不愿的结论：犹太人需要一个家园，因为其他任何地方都不是家。清瘦的学者来到圣地(Holy Land)满怀热情地耕作。犹太人再也不会温顺地面对杀戮了。
欧洲不接纳犹太人的灾难性影响长期存在。我在自己的家族内部就看到过，一名犹太妇女的失踪对其后代是怎样的折磨。她是1941年在街头被纳粹掳走的。我理解以色列人内奥米·拉根(Naomi Ragen)的愤怒，她的一位表亲转达了她的话：“我想到了欧洲的其他人，他们曾不分男女老少，把我们的祖父母、曾祖父母和其他亲人集中起来，用毒气熏死，没人提出任何疑问。我想：他们如今居然成了自由世界的道德裁判？他们居然要求被他们杀害的人们的后代，在其他反犹主义者想要杀死自己的时候仍然要老老实实的？”
那些反犹主义者就是哈马斯了，他们正在以色列制造大量恐怖事件，他们的目的就是消灭以色列。以色列提出，面对这样的挑衅，没有国家会不做出武力回应。以色列称，如果说有超过1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包括200名儿童），以及超过50名以色列人死亡，那也都是哈马斯的错；而对于哈马斯来说，在国际舆论的法庭上，巴勒斯坦受害者是反对以色列的最有说服力的论据。
我之所以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是因为我祖先的经历让我相信，犹太人需要祖国，这是在1947年联合国181号决议中通过的，该决议呼吁在巴勒斯坦托管地建立两个国家：一个犹太国，一个阿拉伯国。我还相信以色列1948年的建国宪章中的话：这个新国家将建立在“以色列先知设想的自由、公正与和平的基础之上”。
然而，我不能接受的是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曲解，这种曲解见证了弥赛亚以色列民族主义不可阻挡的抬头，甚至要求获得地中海和约旦河之间的所有土地；它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带来了对西岸另一个民族的长期压迫；它导致了以色列定居点在任何巴勒斯坦国的西岸土地的不断扩张；它以分而治之的名义孤立了萨拉姆·法耶兹(Salam Fayyad)这样的温和的巴勒斯坦人；它推行的政策让犹太人的民主国家成为不可能；它追求的是战术效益，而不是两国和平的战略突破；它封锁了加沙地带，把180万人关进监狱，然后震惊于囚徒的周期性暴动；它做出了过度的反应，发动杀害了数百名儿童的袭击。
这是我作为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不能接受的。犹太人比其他任何人都更知道什么是压迫。几千年来，孩子一直是犹太民族传承的纽带，以色列小说家阿莫斯·奥兹(Amos Oz)和女儿法尼亚·奥兹-扎尔茨贝格尔(Fania Oz-Salzberger)曾说，犹太人传承的目标是“用两代人之间的问答测验确保火炬的传递”。无论是巴勒斯坦人的愤怒还是托辞，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掩盖大批儿童死亡所代表的犹太人的失败。
以色列本可以为轰炸加沙找到无懈可击的依据。如果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做出善意的努力，为实现和平与巴勒斯坦温和派找到共同的目标，然后遭到拒绝，就会是如此。但是他没有。哈马斯是邪恶的。我乐于看到它的毁灭。但哈马斯也是眼下这个局面的产物，以色列选择去强化而非解决这个局面。
以色列对另一个民族实施的恶性控制，激发受压迫者对当权者的蔑视，是对我仍然相信的犹太复国主义的一种背叛。
翻译：王童鹤、王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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