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讲科学的程开甲

程开甲（1918年8月3日－）江苏省吴江市盛泽镇人，核武器技术专家，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著名物理学家，中国核试验科学技术的创建者和领路人，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1946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工作，1948年获博士学位后任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1950年回国，历任浙江大学物理系副教授，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副主任，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第九研究所）副所长、核武器研究院（第九研究院）副院长，国防科工委中国核试验基地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基地副司令员，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常任委员、顾问，吉林大学名誉教授。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顾问。

程开甲只想让人生无憾。“以前我与陈芳允（“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之一）经常在一起讨论存在的价值，我们都认为只要活着就应该有所价值。我们努力了，我们也就无憾了。”

立足于“新”

“我小时候就有当科学家的想法。”初中二年级时，程开甲曾画了一张自己想发明的大船模型图。“想法很幼稚，但是数学老师还是与我探讨了很长时间。”至今，程开甲都很感谢老师对他那份敢于想象、敢于“发明”的童心的呵护。

1937年，程开甲以优异成绩考取浙江大学物理系的“公费生”。在这所被誉为“东方剑桥”的大学里，程开甲接受了束星北、王淦昌、陈建功和苏步青4位教授严格的数理学习训练和科学精神的训练。在学习的过程中，王淦昌告诉他，科学研究最重要的就是要紧跟前沿，抓住问题，扭住不放。

1944年，程开甲完成了论文《弱相互作用需要205个质子质量的介子》，该论文提出了一种新介子的存在，并计算给出了新介子的质量为205个质子质量。王淦昌对此十分支持，并推荐给当时在湄潭访问的李约瑟博士，李约瑟看了很高兴，亲自对文稿修改润色转交给狄拉克教授。狄拉克回信说，“目前基本粒子已太多了，不需要更多的新粒子，更不需要重介子”，使文章未能发表。后来，这方面的实验成果于1979年获得了诺贝尔奖，而他当年粒子质量的计算值与实验所测基本一致，他对自己没有扭住不放感到遗憾。

1946年，经李约瑟推荐，程开甲到英国爱丁堡大学，成为被称为“物理学家中的物理学家”M.玻恩教授的学生。一见面，玻恩就要求他每天去办公室交流20分钟。玻恩还常让他一同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会议。

在玻恩身边的4年，程开甲选择超导理论研究作为主攻方向，学到了许多先进知识，特别是不同学派、不同观点的分歧，还结识了狄拉克、海特勒、薛定谔、谬勒、鲍威尔等科学巨匠。

在导师的指导下，程开甲先后在英国的《自然》、法国的《物理与镭》和苏联的学术杂志上发表了5篇有分量的超导论文，并于1948年与导师玻恩共同提出超导的“双带模型”。

1948年，在瑞士苏黎世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程开甲与师兄海森伯就学术观点展开针锋相对的激烈争论，连主持人泡利都无法裁判。当玻恩听到此事，非常高兴，跟他讲起自己与爱因斯坦长时间针锋相对的争论。玻恩说，爱因斯坦是一个“离经叛道”者，因而能对经典常规实施超越。这次谈话，让他终身受益。

“不管是学习、科研、任务，我总是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和比较，总是立足于‘新’，最后采用最好的和最有效的。”程开甲说，创新是科学的生命之源。面对所遇到的每一个问题，首先要有科学的态度，决不能有束缚，不能跟着已有的跑，拿着现成的做些锦上添花的事；只有创新，才有突破，才有发展，才有成功。

“一切为了祖国需要”

常有人问程开甲对自身价值和追求的看法，“我的目标是一切为了祖国的需要，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是我的信念。”他说对回国的选择一点也不后悔。

1948年，程开甲获得爱丁堡大学的博士学位，任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1949年，新中国成立，程开甲决定回来报效祖国。

回国前玻恩与程开甲长谈，嘱咐他“中国现在很苦，到了埃及，自己多买些吃的带回去”。但他的行李中，全是收集购买的新中国建设急需的固体物理、金属物理方面的书籍和资料。

回国时，中国在学习苏联的经验，优先发展重工业。南京大学物理系确定要开展金属物理研究，任务交给程开甲和施士元教授。为此他主动向青年教师学、向工人师傅学，还专门到沈阳金属研究所向著名物理学家葛庭燧先生学习。

1950－1960年，程开甲先后发表了《内耗热力学研究》等10余篇内耗研究论文，开创了国内系统的热力学内耗理论研究，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固体物理学》教科书。程开甲一次又一次改变自己的专业，从零开始创业。但他说：“我一直很愉快，因为这是祖国的需要。”

1958年至1960年，程开甲根据需要，与施士元一起创建南京大学核物理专业。同时，他还参与江苏省原子能研究所的筹建。

程开甲和师生们自己动手，研制成功一台双聚焦β谱仪，测得元素的衰变曲线，这是南京大学第一台核物理实验仪器。不久，他们又完成南京大学第一台直线加速器，为南京大学核物理发展打下了基础。

程开甲所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的需要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我只是代表，功劳是大家的”

1964年10月16日，新疆罗布泊上空升起巨大的蘑菇云，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这些成功的背后是程开甲及其团队的无私奉献。

1960年，一纸命令，程开甲调入核武器研究所任副所长，分管原子弹攻关的状态方程和爆轰物理方面的研究。

原子弹研制初期，他第一个采用合理的TFD模型估算出原子弹爆炸时弹心的压力和温度，为原子弹的总体力学计算提供了依据。负责原子弹结构设计的郭永怀拿到结果时，高兴地对他说：“老程，你的高压状态方程可帮我们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1962年上半年，原子弹研制关键问题得到突破，试验问题提到了日程上。中央适时作出“两年规划”，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1962年夏，程开甲成为核试验技术的总负责人，担任核武器试验研究所副所长。

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滩，素有“死亡之海”之称的罗布泊，程开甲一待就是二十多年。在这里他将全部精力投身到中国核武器试验事业。

20多年中，作为我国核试验技术的总负责人，程开甲成功地参与主持决策了包括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增强型原子弹、两弹结合以及地面、首次空投、首次地下平洞和首次竖井试验在内的多种试验方式30多次核试验任务，并带领科技人员建立发展了我国的核爆炸理论，创立了核爆炸效应的研究领域，领导并推进了我国核试验体系的建立和科学发展。

1984年，程开甲离开核武器试验基地，担任原国防科工委（现总装备部）科技委委员。

除继续负责核试验外，程开甲开始进行战略层面的思考谋划， “假如打一场高技术战争，我们怎么办？”

程开甲提出必须提高我国战略武器抗辐射能力的思想，开创了抗辐射加固技术研究新领域，促进了我国抗辐射加固技术的持续发展；他还倡导开展了高功率微波研究新方向，为国防科研和武器装备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同时，程开甲又开展基础研究。他分析了国际上超导理论的研究现状，进一步发展、完善了高温超导和低温超导普遍适用的双带理论，出版了Study of Mechanism of Superconductivity（1991）和《超导机理》（1993）两部专著。

程开甲还提出、发展了系统的TFDC电子理论，开展了材料的力学、电学等方面的理论和实验研究，取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1999年，程开甲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如今，他又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对于这些崇高的荣誉，程开甲有他自己的诠释：“我只是代表，功劳是大家的。功勋奖章是对‘两弹一星’精神的肯定，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整个核武器事业和从事核武器事业团队的肯定。我们的核事业是研究所、基地所有参加者，有名的、无名的英雄们在弯弯曲曲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去完成的。”

为共和国铸造“核盾牌”

程开甲参与主持决策了包括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两弹”结合、首次空投、首次地下平洞试验、首次地下竖井试验等30多次核试验。近半个世纪以来，他对核武器内爆机理进行了深入研究与计算，为核武器爆炸威力与弹体结构设计提供了重要依据；他开创了中国系统核爆炸及其效应理论，为核武器战场应用奠定了基础。

鲜为人知的是，程开甲在神秘领域中默默坚守，隐姓埋名近40年。一直到1999年9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表彰大会，程开甲等23位科学家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他才从幕后走向台前。当象征荣誉和成就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挂在程开甲胸前时，全场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钱三强“点将”，元勋“消失”40年

1960年夏，经钱三强点将，南京大学教授程开甲走进了核武器研制的队伍，从此在科学界销声匿迹几十年。在我国原子弹研制初期，程开甲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1962年上半年，我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露出希望的曙光。为加快进程，钱三强等领导决定进行核试验准备和技术攻关，程开甲成为我国核试验技术总负责人。此后，他主持设计了第一颗原子弹百米高铁塔爆炸方案。1963年，他前瞻性地筹划了核武器试验研究所的性质、任务、学科设置、队伍、机构等。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1700多台（套）仪器全部拿到测试数据。据资料记载，法国第一次核试验没拿到任何数据，美国、英国、苏联第一次核试验只拿到很少的数据，而我国首次核试验中97%的测试仪器记录数据完整、准确。

1966年12月，我国首次氢弹原理性试验获得成功，程开甲提出塔基的若干米半径范围地面用水泥加固以减少尘土卷入的效果很好。1967年6月，第一颗空投氢弹试验成功，他提出改变投弹飞机的飞行方向，保证了投弹飞机的安全。1969年9月，首次地下平洞核试验成功，他设计的回填堵塞方案，实现了“自封”，确保了试验工程安全。

程开甲是中国地下核试验的重要倡导人和重要的试验主持人。1978年10月14日，中国首次地下竖井核试验获得圆满成功。随着地下核试验技术日趋成熟，1980年后我国不再进行大气层核试验，试验全部转入地下。程开甲当年关于核试验由大气层向地下转移的主张，不仅解决了大气层实验无法解决的许多核技术难题，也使我国核武器研制和试验避免了可能出现的被动。

从1962年筹建核武器试验研究所到1984年离开核试验基地，前后22年，程开甲先后成功筹划、主持了30余次各种类型的核武器试验，基本上都达到预定的目标。

20世纪80年代，程开甲又提出开展抗辐射加固技术研究，主持开创了抗辐射加固技术研究所，倡导开展了高功率微波研究新领域，为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进入爆心去见“魔鬼”

许多人谈核色变，说核是“魔鬼”。作为新中国第一代铸造“核盾牌”的科学家程开甲，就是跟“魔鬼”打交道的人之一。

遥想当年，每次开展核试验，程开甲都会亲身到最艰苦、最危险的一线去检查指导。他多次进入地下核试验爆炸后的现场，爬进测试廊道、测试间，甚至到最危险的爆心。

在首次地下核爆炸成功后，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程开甲和朱光亚等科学家决定进入地下爆心去进行考察。

到原子弹爆心作考察，在我国前所未有，在世界试验史上也无先例。为了掌握准确、真实的数据，程开甲勇敢地穿上防护衣，戴上口罩、手套、安全帽，和几百名工作人员冒着40度以上的高温，向已被爆炸波挤扁的洞口前进。他们心里非常清楚，这是深入“虎穴”追踪考察，对于个人来说是有危险的。然而，他们顾不上身体的承受能力，抓紧时间查看着试验中所发生的问题，仔细观察、取样、测试，取得了许多第一手珍贵的资料和数据。

程开甲对工作有着一种严谨的作风。如果说每次核试验120%的把握，那他说把握只有80%，这种科学态度一直保持到现在。

多年来，不论在什么情况下，程开甲始终主张和坚持按科学规律办事。第一次核试验前夕，挖好的一条又一条的电缆沟从核爆中心铺向各个测试点，一贯严字当头的他经过周密分析后提出：向所有的电缆沟铺垫上细砂子。这需要动用数百辆汽车，是个不小的工程。有的同志说“没有必要这样干”，程开甲则坚持自己的主张。

作为核试验测试技术的总负责人，他搞总体规划，靠的是技术，依据的是可靠的数据。有一次，程开甲设计了抗电磁波干扰的“全屏蔽槽”，即给所有的仪器和设备都穿上“盔甲”，保证所有测试仪器都能在屏蔽的情况下测到准确数据。这遭到了包括当时的白斌司令员在内的许多人的反对。有人劝他说：“人家是司令员，你不要再和他争了，出了问题由他负责。”程开甲则坚定地说：“我不管他是不是司令员，我只看讲不讲科学。要保证安全，就得按要求进行屏蔽。”结果，白司令员还是采纳了程开甲的意见。在以后的测试中，这种方法一直沿用了下去。

作为核试验的创始人之一和科研与测试的总负责人，程开甲以自己深厚、全面的理论功底，白手起家筹建了包括爆炸力学、光学、核物理、电子技术、放射化学、理论研究、试验安全和技术保障等一系列学科，创建了专业配套的核武器试验研究所，圆满地完成了每一次核武器试验任务。

在程开甲眼中，“我国的核试验是有名的、无名的英雄们，在弯弯曲曲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完成的”。

作风严谨，身先士卒的好领导

对于程开甲来说，最让他引以为荣的就是白手起家组建了核武器研究所，招募了大批优秀的科技人才，集智攻关，协同作战，圆满完成了一次又一次核试验的测试任务。

在程开甲身边工作过的人都深知，他不但是一位勇于攻关、敢于创新、善于攀登的科学家，而且是一位作风严谨、工作细致、身先士卒的好领导。他在科研工作中注重实践，尊重事实，经常深入第一线，想方设法获取感性认识，在重大试验的关键时刻，他又是一位奋不顾身的勇士。

几十年来，程开甲一直把带科技队伍、育科技人才作为自己的使命，从试验筹备起就开始培养。核武器研究所成立之初设在北京通县马蹄楼，他经常住在那里。理论实验需要用化爆原理测试获取数据，他和研究所的同志经常到北京官厅水库搞化爆实验，从化爆力学参数计算出核爆力学参数。

程开甲深深懂得，核试验是一项尖端的事业，也是一个创新的事业，必须要有人才。通过干事业，带出一支能吃苦、能战斗、能创新的人才队伍，这是程开甲的又一大贡献。核武器研究所成立之初，程开甲根据专业需求，从全国各地研究所、高校抽调了一批专家和技术骨干。对于他们，程开甲给予充分的信任，做出了许多具挑战性的工作安排。在选才用人上，程开甲始终牢记钱三强的一句话：“千里马是在茫茫草原的驰骋中锻炼出来的，雄鹰的翅膀是在同暴风雨的搏击中铸成的。”在第一次核试验中立下大功的测量核爆炸冲击波的钟表式压力自计仪，就是程开甲鼓励林俊德等几名年青大学生因陋就简研制的。同样，我国第一台强流脉冲电子束加速器的研制，也与程开甲大胆将这一高难度项目放心交给邱爱慈不无关系。后来，林俊德、邱爱慈都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邱爱慈还是研究所10位院士中唯一的女性。对此，邱爱慈感慨地说：“决策上项目，决策用我，两个决策，都需要勇气，程老就是这样一个有勇气、敢创新的人。”

时光如流，岁月如歌。如今，程开甲已是96岁的耄耋老人。虽然已离开戈壁滩30多年，但他仍保持着那个年代质朴的生活方式。在那个艰苦的年代，没有计算机，一把计算尺、一块黑板伴了他一辈子。现在计算机虽然代替了计算尺，但程开甲对黑板还是情有独钟。长期以来，他已经养成了一种独特的习惯，总爱在小黑板上演算大课题。他的家里有一块茶几大的小黑板，办公室里也放着一块黑板。后来，他搬进了新居，装修时，还专门空出了一面墙，装上黑板。每当想起和思考问题，搞演算，总爱在小黑板上写写画画。有客人来访，讨论学术问题时，他就让把想法写在黑板上。

虽极富威望，程开甲为人仍低调谦和，素来淡泊名利。他曾说：“搞科研，不能急于求成，不能光想着出名，要重视平凡而艰巨的基础工作，要有奉献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求是、创新，才能超过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