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学者邹承鲁（下）

邹承鲁与30年前的两起学术腐败事件（摘编）

邹承鲁院士是我国著名的生物化学家，在从事科学研究的同时，邹先生还十分关心科学道德问题。为在我国建立一套良好的科研规范，他不但就此提过很多建议、做过很多演讲、写过很多文章，还与许多违规者进行过激烈的战斗……

刘亚光事件

现在，“刘亚光”这个名字已经鲜为人知了，但在20多年前（应该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算得上一位名人。此人1940年出生于上海，幼年丧父，由哥哥和寡母拉扯大。1965年从复旦大学毕业，然后供职于农林部检疫所，并于1972年底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他勤奋刻苦，头脑灵光，知道一些研究热点，但没有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学术根底很差，骄傲浮躁，没有做出过实质性的成果。这样一位并没有显赫背景、业务水平相当普通，又并不埋头苦干的人看来注定是要被湮没在茫茫人海之中的，但他却凭借一种特殊的本领，令自己一度在整个中国范围内妇孺皆知。

他的特殊本领就是“口才”。他不仅仅敢于撒谎、善于摆弄一般人听不太懂的新概念，还拥有一种仿佛无所不知、真理在握的气概。他非常了解听众——对他而言主要是官员和文化名流——的心理，知道他们了解什么、需要什么、重视什么、欣赏什么。结果，几轮话一讲，那些科学素养较低的官员和文化名流就被“忽悠”得晕头转向，纷纷对这位“品格高尚”、“活跃在科学最前沿”、“创新能力非凡”、“已经取得一系列重要成就”，但遭到“大学阀”压制的“青年科学家”肃然起敬，心甘情愿地给他帮忙，为他造势。这个势一直被造到最高层。然后，有中央领导人为他的事而下指示。即使那些指示只是原则性的，也会被他宣传成“中央领导支持刘亚光”。有了这样的“尚方宝剑”，他自然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在所有被刘亚光利用过的人中，投入最深的应当说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作家杨沫。自1978年11月结识刘亚光以来，她不仅多次向、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王任重、冯文彬等诸多中央领导和铁瑛(浙江省委书记)等地方领导干部上书吹捧他，为他鸣冤叫屈(在杨沫的信上批示：“请方毅同志阅处，如反映属实应对刘的科学研究鼓励、支持。”(参见老鬼：《母亲杨沫》，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第252页)，还为他写了《是这样一个人》、《这个事件出现在正向四化进军的今天》、《不是日记的日记》等文章和书，热情地称颂他，树他为典型，为他打笔墨官司，帮刘亚光联系出版社出书、发表论文等就更不在话下。她甚至还利用自己的能量，促成浙江中医学院在三天时间内，为刘亚光建成了“中国第一个分子医学研究所”……

除宣扬、捏造自己的经历以投合当时的需要，利用别人的同情心，以很高明的方式拍马之外，刘亚光打动杨沫等文化界人士和某些领导干部的，主要是其“科学突破”：他抓住这些老干部岁数大了，对癌症和冠心病异常关注，既重视现代科学，又相信我国传统医学的心理，多次宣称自己在用分子生物学研究中医药方面有重大突破，自己所实验的那些药品对癌症和冠心病有神奇疗效，从而很轻易地博得了他们的支持。

但这一套却糊弄不了科学家。他们头脑冷静，不轻信任何宣传，对任何喜报都存着审慎的怀疑态度。在审查刘亚光的论文时，他们多次发现其论文缺乏科学性并提出了否定的意见。邹承鲁就是因一次专门鉴定刘亚光工作的会议而卷入此事的。

他本来并不认识刘亚光，只是因为曾公开说过应该重视把分子生物学用于医学研究，于是被刘亚光指名参加由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黄家驷出面主持、有50多位专家和科研人员参加的鉴定会(时为1978年1月25日)。但出乎刘亚光意料的是，在听完他的报告之后，邹承鲁不但没有对他表示支持，反而做出了远较其他专家尖锐的批评：

刘亚光的实验方法不能保证他的实验结果。问题在于缺乏严格的对照实验，例如酶实验，两种溶剂不同，实验温度不同，处理也不同，怎么能叫对照呢？这些在大学生化课都讲过，刘亚光却不懂……我赞成研究“生脉散”的作用机制，但像刘亚光这样的实验是否要继续做下去，还请有关单位慎重考虑。

迫于会议一边倒地否定其研究的形势，刘亚光不得不对邹先生当面表示感谢，但这些话深深地刺痛了他。于是邹先生成为他心中最为可恨的“大学阀”。他把这些看法转告给杨沫。富有侠义心肠但缺乏科学常识的杨沫也不去听听专家的反面意见，而是以科学家的伯乐和力挽狂澜的左拉自居，不但在人大五届二次会议上提出了反对邹承鲁等人压制刘亚光的848号议案，还多次在报纸上不指名地批评邹先生——说他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懂装懂、假充内行的‘权威’”——甚至还在《人民日报》上呼吁，要求“有关部门及司法部门”给这种“破坏科研事业的人”以“应有的党纪国法的制裁”。

邹承鲁不肯示弱，他先是“在科协分组会上发言，并给浙江代表团写了信，对文学家杨沫同志不考虑三四十位专家意见的报道(指报告文学)以及祝捷同志给扣帽子的做法提出意见，阐述了自己的看法”。然后，又在《科学报》上发表题为《科学的成果究竟由谁来评价》的文章，质问杨沫：“既然杨沫同志对于分子生物学也是内行，我希望杨沫同志给我指出，在哪些问题上我是假充内行、不懂装懂。”他最后得出结论：

总之，科学成果只能由同行审查予以评价。以种种手段造成政治上或新闻上的压力，都是极不正常的。以“首长批示”的方式来解决科学争端，不能使谬误变成真理。苏联以行政手段强制推行李森科伪科学对苏联生物科学造成严重后果，确实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杨沫为了自己的声誉，还不肯退让。她继续给邓小平、王任重等写信。结果不但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反而在1983年的第六届人大会议上，丢掉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地位。刘亚光见在国内不再可能有出头之日，就开始积极联系去美国。在杨沫帮助下，1982年11月24日，他登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此人到美国 8个月后，才给杨沫写信，并且从此销声匿迹，再也不搭理杨沫。杨沫后来大概也有所醒悟，也不再提及这个人了。刘亚光事件就这样草草收场。

这次论战，邹先生胜利了。可中国类似的事情实在太多，当此事还在进行的时候，他又必须面对另一位更厉害的人物——牛满江。

牛满江事件

如果说刘亚光只是科学界的一个小人物，那么，在改革开放之初，牛满江已经是中国科学界的超级大佬。

牛满江，1911年生，河北保定人。他本是西南联大生物系助教，1944年被学校选派带工资去美国进修。但他1947年从斯坦福大学生物系获得博士学位后就没再回来，而是留在导师身边继续从事研究工作。1955年，他转到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工作；5年之后，又应聘去了美国一个比较普通的高校——坦普尔 (Temple)大学生物系，并于1962年，也即51岁时晋升为教授。

自1950年代后期以来，他把主要精力投在mRNA(信使核糖核酸) 对胚胎分化的诱导作用研究上。他把牛肝细胞的mRNA注射到小鼠腹水肿癌细胞内，声称癌细胞的生长得到了有效控制，并发表了多篇文章。虽然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直接向患了癌症的人注射mRNA，不但控制不住癌细胞，反而会促进它们的生长。但不管怎么样，他声称这个结果给人类攻克癌症带来了一线曙光。他的亲友们也据此声称牛满江将获得诺贝尔奖。

如果牛满江的研究真能攻克癌症，那么，获得诺贝尔奖将只是小菜一碟。可令人遗憾的是，他的体外实验也很成问题。一些研究者在重复他的操作之后，发现得不到同样的结果。他们派人去牛满江的实验室，倒是能得到正面的结果，可回去之后，又得不到了。后来，他们将这个负面结果报道了出来。1967年，曾长期随牛满江工作的希尔曼博士也发表文章说，在离开牛满江的实验室之后，她也不能重复以前的实验。可想而知，这些报道给牛满江的科学声誉带来了极坏的影响。

牛满江随即向台湾发展。1967年夏天，他到台湾某暑期科学讲习班讲课6周。进入科学落后的华人社会，已经年近花甲的他如鱼得水，很快即征服了那儿的媒体。1970年，他和不少美籍华人教授一样，也被选聘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但台湾毕竟只是一个小地方。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牛满江又想到内地来发展。他和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联系，于当年夏天回到阔别了28年的祖国。作为中美关系解冻后首批探访中国的美籍科学家之一，他和杨振宁一样，因为可以理解的理由，受到了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接见，并被誉为中美两国的“友好使者”。

与中国最高层的频繁接触，使得各级政要都对他刮目相看，当时的国家科委主任对他更是鼎力支持。而他也确实利用这个身份以及自己在美国，尤其是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关系，做了一些中美交流方面的事情，比如邀请一些美国科学家访华，帮中国联系购买过一些仪器，替中国科学家争取一些资助，等等。

一位身上有着这么多政治光环，而又喜欢在记者面前展露自己的人当然会受到媒体的哄炒。在整个1970年代，他是中国最受关注的科学明星之一。他与童第周教授于1973年合作发表的结果 ——注射mRNA等入卵可以诱导双尾鳍金鱼发育成单尾鳍金鱼——虽然在1974年即受到了严重质疑，而且迄今无人能重复做出，仍被报道成1949年以来中国最重大的科技成果之一（童第周教授只是一个经典的实验胚胎学家。尤其是在受“文革”冲击而扫了多年厕所之后，他在分子生物学领域已经落后于时代。在合作研究中，相关实验主要由牛满江设计。再加上用于注射的不纯的mRNA也由牛满江提供，所以整个工作也应主要由牛满江来负责）。对他的宣传力度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很多中国人还以为他已经获得了诺贝尔奖。

但政要肯定、媒体哄炒这一套在国外科学家那儿却行不通——他们只承认可以重复的科学实验、实实在在的科学论文。1980年4月底，在第二次国际核酸会议上——该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他们与作为主持人的牛满江产生了激烈的冲突。第一个发难者是1975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得主、逆转录酶的发现者巴尔的摩(D.Baltimore)。他断言高等生物的组织或细胞内没有逆转录酶，从而令在座的其他生物学家也对牛满江的论文——把大豆的mRNA放到水稻内，发育的种子内出现了大豆蛋白；牛满江等解释说这是因为大豆的mRNA被逆转录成了大豆的DNA——产生了怀疑。接着，在会议结束之后，1980年的诺贝尔

化学奖得主、DNA测序方法的建立者之一吉尔伯特(W.Gilbert)也对牛满江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牛满江是中国的李森科，要把中国的生物科学引向歧途。牛满江的工作是炼金术，没有对比试验。”他的发言后来还被发表到了《华盛顿邮报》上。

邹承鲁对牛满江的工作的看法与巴尔的摩、吉尔伯特等科学家是一致的。事实上，早在三个月之前，作为《中国科学》编委的他就已经与这位大人物发生了冲突。事情源于牛满江投来的一篇题为《鲤鱼卵信使核糖核酸(mRNAs)中指导肝脏白蛋白合成的组分》的论文。邹先生认为那篇文章错误百出，根本就没达到值得《中国科学》刊登的水准。可牛满江走的不是一般的路子——他直接让国家科委主任批条，要求《中国科学》发表。《中国科学》总编、中科院副院长严济慈不敢怠慢，赶紧放行。

邹承鲁觉得刊登这样的文章是《中国科学》的耻辱，他在公开场合对牛满江做了不少批评，还直接向国家科委主任进言。这时候，邹承鲁的一位朋友、发育生物学研究的国际权威戴维森(E.Davidson)写来一封信，说牛满江在美国名声很坏。邹承鲁就把牛的文章寄给他看，请他写了一篇评述牛满江论文的错误的文章，并把该文推荐到《中国科学》发表。严济慈也听到了很多关于牛满江工作的负面意见，也想刊登，但在迟疑了一段时间后，最终没有发表。原来上级已经传话给他，不让发表该文。

邹承鲁非常生气，一面在公开场合继续批评牛满江，一面写了篇题为《开展百家争鸣，促进我国科学事业的繁荣》的文章，发表在1980年8月出版的《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之上。以下是文中两段文字：

……如果不顾科学上的严肃性和真实性，片面强调所谓政治影响，对某些在科学上站不住脚的所谓成果给以不适当的评价，甚至公开宣传，恰恰只能造成极为恶劣的政治影响甚至国际影响。

……我恳切地盼望我们的领导同志，我们新闻界的同志们，在处理科学问题的时候，务必要十分慎重，务必要事先广泛听取科学界同行的意见，千万不要轻易表态，千万不要轻率在报纸上发表消息、发表评论等。

虽然没有只字提及牛满江等人，但这样的文字想必令他们十分不快，而邹先生也做好了受惩罚的准备。但有点出乎他意料的是，在1980年底的学部委员增补中，拥有过硬成果的他还是被选上了，而手腕通天的牛满江则一直都没有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这固然跟实际操办这件事情的学部主任副主任们等委婉拒绝了上头有关“由党政部门对当选名单予以调整”的指示、这次选举是一次真正的民主选举有关（《20年前中科院首次民主选举学部委员纪实》）。

经过邹先生以及其他很多科学家锲而不舍的批评，牛满江后来终于不怎么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以“科学巨子”的身份活动了。到了1990年代，因为他多年不出成果，中国科学院给他的每年20万元研究资助也被停止。但直到最近，这个曾经的“典型”在某些小一点的城市、偏僻一点的地方还在继续活动，并拥有相当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