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又是一个造谣虚假贴。我们可以看出右蛮们弄虚作假，造谣诬蔑的本质。第一，照片使用假照片。第二，死因也是假的。这里仅举二例。　上官云珠是因为患乳腺
癌症，后来扩散到脑部导致丧失正常脑功能而跳楼死亡。虽然作者牵强附会地跟文革挂钩，但读者可以用逻辑作正常判断。翻译杨必死于急性心脏衰竭。　这些都
是他们亲人的回忆。请看下面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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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贴中的上官云珠那张照片不对，照片中的美女应是潘迪华。香港著名歌手，原藉上海。

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10-12/04/content_1204926.htm






上官云珠的照片应是这个：




## 2 ##

不尽往事红尘里



         －－我的母亲上官云珠

韦然口述、记者李菁

“上官云珠”，这是一个曾经在中国电影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她塑造的许多角色，已经成为铭刻在一代中国人心中永恒的经典。但谁又知道，在这些令人炫目的光环背后，却又是一个个说不尽的辛酸的沧桑往事？

1978年，上影厂为上官云珠平反，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年那么一个红遍上海滩的大明星，平反大会上竟连一张照片都没有，还是电影厂用她档案里的小照片一次次翻拍放大。

比起她在荧幕上演绎的那些哀怨的角色，上官云珠自己的真实人生故事，缠绕着大历史与人性之间的错综复杂，更令人喟然长叹，黯然神伤。

低调平和的韦然，正式的身份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的编辑，负责上海地区的业务，却又经常被熟悉的电影界长辈介绍，参加电影圈的诸多纪念活动。回忆起美丽的母亲，美丽的姐姐，那些经常让韦然红了眼圈的往事，已滤去了最初的巨痛，转而成为一种淡淡而持久的忧伤。



母亲之死

1968年12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姐姐的来信，让我马上回上海一趟。那一年，我只有17岁，刚离开北京到山西农村插队还不到一个月。我心神不安地上了火车，不知道已经支离破碎的家，又出了什么事。

一路颠簸到上海，迎接我的是这样一个噩耗:11月22日凌晨，母亲跳楼自杀。

1966年，正在江西农村参加“四清”的母亲得了乳腺癌，回上海做切
除手术。手术很成功，她身体恢复得也很快。此时《舞台姐妹》已被定性为
“美化30年代文艺黑线的反面教材”而遭重点批判，母亲与导演谢晋、电影女主角竺春花的原型－－袁雪芬等被牵连。所幸那时有医生的干预，她才被留在医院，
没有过早被卷进那场险恶的政治浪潮。

但是两个月后，母亲又突然昏倒，检查结果表明，病变组织转移到了大脑。接下来她又做了一个大手术，从十几小时的昏迷状态下苏醒过来后，几乎不认得任何人。直到一个月后，母亲给我写了第一封信，告诉我她已经认得300个字了。

而此时，外面的形势变得更险恶，她参演的《舞台姐妹》与《早春二月》成了文艺界的两株“大毒草”，母亲一瘸一拐被赶出医院。她在建国西路高安路口的
家也完全不像个家，一到四层楼道的墙壁上，全是母亲的名字，横七竖八，打满红叉。29室的房门，也被砸得像蜂窝一样，从上到下布满了黑洞。

此后的两年，对母亲来说是黑色的岁月。她出院不久就被逼去电影厂上班，所谓“上班”，其实就是要每天去牛棚报到，那时她的身体，还远未恢复到健康状态。在那里学习、劳动、写交代、受批判。

50年代初，母亲与其他文艺界人士一道，曾被毛泽东数次接见，这一度曾保护她免遭
“右派”的命运，但“文革”一来，这却又成了她最大的罪状之一。出事前一天，1968年11月22日，母亲又一次被传唤，两个外调人员和厂里的造反派轮番
逼问她，要她承认参加了特务组织，并利用毛主席接见她搞阴谋。母亲不承认，他们就脱下鞋用皮鞋底抽她的脸……回到“牛棚”时，母亲的脸被打肿，嘴角流着
血，目光呆滞，身体不停地颤抖。同被关在“牛棚”里的黄宗英和王丹凤阿姨看她被打成这样，马上端来热水安慰她，但母亲始终一句话都没说，只是不住地哆嗦。

当天晚上回到家里，母亲被造反派勒令写交代。也许她实在害怕即将到来的又一场羞辱与磨难，在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她从四层楼的窗口跳了下去……母亲
的身体重重地落在楼下小菜场一个菜农的大菜筐里，当时尚有意识的母亲还向围上来的人们说出家里的门牌号码——也许在那一刻，她还有一种本能的求生欲望，但
等到有人找来黄鱼车把她送到医院时，已经没救了。后来有人告诉我，听说菜场的人只是用橡皮水管冲掉了菜叶上的血，继续卖给来买菜的人，我并没有那么惊讶。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这样的举动并不那么不容易理解;更何况，那时候的人们，对各种非正常的死亡似乎已习以为常。

在母亲去世后的这么多年里，我曾无数次想起这残忍的一幕，我相信母亲在纵身跳下的那一刻，内心一定充满了彻骨的绝望。那时候，她不知道我和哥哥的下
落，追求革命的姐姐到上影厂给她贴了大字报，她身边的那个男人也没有为她遮挡一点点风雨。在我看来，很多“文革”中自杀的人，并不仅仅因为外界的羞辱、事
业的中断或前途的渺茫，家庭的冷漠与不幸，也是促使他们告别世界的原因之一。母亲的内心，已没有了一点点的温暖与光亮，除了死，她还能选择什么？

那一年，母亲只有48岁。

明星的诞生

上海，是母亲结束生命的地方，也是她当年事业开始、转变人生的地方。

1920年，母亲出生在江苏江阴长泾镇，是家中第5个孩子，原名叫韦均荦，又叫韦亚君。舅舅的一位同学叫张大炎，是同乡一富绅的儿子，他原来在上海
美专学西洋画，毕业后在苏州做美术老师，母亲也在那里上学。张大炎一直很喜欢比自己小9岁的同学妹妹，也照顾有加，不久母亲有了身孕，他们只好结了婚。
17岁那年，母亲生下了我的哥哥，为此她中断了学业，回家乡做了富家的儿媳妇。我手里还有一张母亲穿着泳衣，和张大炎在家乡河里游泳的照片，可以看出，母
亲在当地确实属于领风气之先的人物。

1937年抗战爆发，他们的家乡被轰炸，我的一个姨妈被炸死，母亲跟着张家逃难到了上海。刚到上海的母亲，为谋生，到巴黎大戏院(今淮海电影院)边
上的何氏照相馆当开票小姐。母亲有南方女子的乖巧，又聪明大方，何氏照相馆经理何佐民十分器重她。他从霞飞路上给母亲买了时髦衣服，还为她拍了许多照片放
在橱窗里，以作招牌。

何佐民原是明星影业公司的摄影师，跟上海电影界人士来往密切。当时影业公司老板张善琨与红极一时的女星童月娟因片酬产生矛盾，张老板故意想捧母亲，
准备让她取代童月娟出演《王老虎抢亲》。导演卜万苍觉得“韦均荦”的名字太过拗口，于是取了个“上官云珠”的艺名。虽然不久张老板与童月娟重归于好，母亲
又被换了下来，但那也由此成为母亲进入上海演艺界的起点。

母亲与反对自己演戏的张大炎的分歧越来越多，我的大姨是知识女性，终身未嫁，一直鼓励母亲要独立、走自己的路。1940年，母亲离了婚，张大炎带着哥哥回到老家。

第二年，母亲拍摄了她的电影处女作《玫瑰飘零》，这一年又相继拍摄了许多当时非常流行的“才子佳人”、“鸳鸯蝴蝶”类文艺片，开始在影坛崭露头角。

1942年，母亲加入“天风剧社”，在此结识了成为她第二任丈夫的姚克。

姚克是苏州人，早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是20世纪30年代活跃于上海文坛的才子，回国后与鲁迅来往密切。鲁迅去世后，姚克就是10位抬棺者之一。因为
他举止洋化，曾被人叫做“洋场恶少”，他知道后很委屈，黄宗江曾安慰他说：“你哪里是洋场恶少，姚Sir，你是大大的洋场良少！”姚克后来热衷于戏
剧，1941年，他写的《清宫怨》问世，这部戏吸引了很多著名演员加盟，虽然母亲只在剧中演一个没有几句台词的宫女，但不知凭什么吸引了名气远远大于母亲
的姚克。1944年8月，母亲生下了我的姐姐姚姚。

此时的母亲，已是众人眼里的“大明星”。她的事业一帆风顺时，感情生活却再一次遭遇危机－－这一次问题出现在姚克身上。在母亲到天津、济南、青岛等地巡演时，姚克在上海爱上了一个富家女。母亲闻讯后立即决定同姚克离婚，不满两岁的姚姚姐就跟了母亲。

在姚克离她而去后，母亲曾与蓝马有过一段感情。蓝马是一个好演员，也是一个好人，但大家都觉得他们两人不合适，蓝马是典型的北京人，比较粗放，两人最终还是分了手。

很多人认为，母亲的演技真正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还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所拍的那些电影，如《一江春水向东流》、《丽人行》、《万家灯火》、《乌鸦与麻
雀》等，它们后来都成为中国电影的经典，母亲在这些影片中塑造了性格各异的形象，也使她在影坛上的地位更加确立起来。

我对母亲以前在电影界的地位并无多少概念，直到这些年，我看到无数观众仍在怀念她，赞颂她，我才渐渐意识到，母亲是一位多么伟大的艺术家。客观而
言，母亲在进入这个圈子时没什么特殊的优势，但母亲比较聪明，她也会利用一些关系，比如与姚克的结合，与蓝马的交往，以至于后来与我父亲的结合，对她的演
艺道路都有帮助。但光有这些关系，也不足够。沈浮导演曾对我说，母亲排《红旗歌》时有一幕，她一个人站在台上有一大段独白，其实母亲个子很矮，只有一米五
几。但沈浮说，你妈妈一上台就能把台子压住，别的演员上来就没这种感觉，个子高也没用。也有很多被湮灭的女演员，她们曾经得到过各种各样的机会，但并没有
持久。

母亲文化程度并不高，但她感悟能力强，有创造力。她也很会处理在电影界的各种关系，后来有人要拍母亲的电视剧，我在这个圈里的一个好友劝我放弃这个
念头，他说个人传记最难拍，因为文艺圈里关系复杂，拍电视剧总要涉及很多人，他们以什么样的面孔出现？一旦不合适，有些人的亲属就会出来纠缠不休。我把这
个意见反馈给上海筹拍这部戏的人，结果他们回话说：我们调查过了，你妈妈没有一个敌人，完全可以摆脱开那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写她的艺术造诣、写她的人生道
路。我想母亲的成功与此也有关系吧。组成妈妈这一代电影人的成分复杂，有国统区的，有延安来的，也有沦陷区的，这些人到了解放后分成三六九等，但她把几方
面的关系都处理得很好。我想，她能处理好这么复杂的关系，固然有从谋生中学习来的生存智慧，但更多的是出于本性。

荣耀与辛酸

1951年，我的父亲程述尧与母亲在上海“兰心大戏剧”举行婚礼，成为母亲的第三任丈夫。

父亲出生于北京一殷实之家，毕业于燕京大学，与黄宗江、孙道临都是同学，也是学校文艺舞台上的活跃分子。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人跑到燕京
大学扣留了司徒雷登等人，也逮捕了一批进步学生，其中就包括我父亲。其实父亲算不上“进步”，因为真正“进步”的学生早就去西山了，他充其量也就算是个
“活跃分子”。父亲被关在沙滩红楼地下室(注：当时日本宪兵司令部所在地)一个多月，后经亲友斡旋才解救出来。

毕业后，父亲在中国银行做行长的英文秘书，有一份很不错的薪水。他就用自己的工资资助那些朋友的戏剧活动，他组建了南北剧社，自己担任社长，丁力、
黄宗江、卫禹平、孙道临、于是之、黄宗英等都是剧社成员。于是之后来在话剧《雷雨》里演周萍，有一个情节要跳窗而去，我听爸爸说过，于是之跑到灯市口附近
我的祖父家，在窗台上跳来跳去地练习。

1946年，父亲与黄宗英结婚。不久黄宗英去上海拍戏时结识了赵丹，向父亲提出离婚。父亲不甘心就这样结束，从北京赶到上海。父亲追到上海也没有挽救住这一段婚姻，却从此就留在了上海，后来做了“兰心大戏院”的经理。

父亲与黄宗英离婚后，他们之间的友谊却并没有因此受影响。父亲与母亲结婚后，也与赵丹、黄宗英保持着正常交往。

我小时候在上海电影剧团的托儿所，和黄宗英的儿子、寄养在她家的周璇的儿子都在一起，有时候赵丹家的保姆也会把我接到他们家，下了班后父亲再到他们家接我，一切都很自然，那种关系不是这个圈子里的人，好像不太容易理解。

上世纪60年代，母亲到北京来开会，爷爷带我到宾馆等他们到来。那些演员们坐在大厅里，有人介绍说：这是程述尧的父亲，上官云珠是他的儿媳。大家开
玩笑说：“还有一个儿媳妇呢！”黄宗英站起来，给我爷爷鞠了一躬，大家哈哈一笑。那个时候，电影圈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四分五裂，1950年，父母新婚到北京
看望我的爷爷、奶奶，正值孙维世与金山结婚，母亲带着我姐姐，江青带着李讷还参加了他们的婚礼。

1952年，全国开展“三反”运动，有人揭发父亲贪污兰心剧院的款项。父亲平时就是大大咧咧的一个人，他以为数目不多，承认下来将钱补上就可以尽早
摆脱麻烦，于是母亲从家里拿出自己的800美元和两个戒指送到剧院，作为“赃款”退赔。父亲显然太天真了，虽然这件事情后来被证明是诬告，但这样一来，他
就被彻底打上了“贪污犯”的标签。

当时母亲正进行着将自己从旧上海的明星脱胎为新中国文艺工作者的努力，为灾区筹款义演、劳军义演，她每次都积极参加，甚至劳累过度，得了肺病。此时此刻，她不能容忍父亲的“错误”，于是坚决提出离婚。

很多父母当年的老朋友谈及此事，认为只有父亲程述尧与母亲最合适。当母亲要与父亲离婚时，周围的朋友们组织起来，轮番说服母亲，当母亲有些回心转意时，父亲却犯起了大少爷脾气，坚决不同意。这段婚姻维持了不到两年，又以失败结束。他们离婚时，我只有1岁多一点。

很快，母亲与上影导演贺路有了她最后一段感情。贺路对母亲心仪已久，父母感情还很好的时候，他租了我们家的一间房子，中午交饭钱在我家吃饭。当父母
之间产生裂痕时，他“适时”地出现在母亲的生活里。贺路井井有条，或许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父亲那种粗枝大叶的性格对母亲形成的缺憾。

不过他们之间并没有结婚。这是一段不被祝福的感情，母亲也很快就后悔，但那时已经进入到50年代，组织上也不允许她再闹出更多的风风雨雨。

很多年，母亲与贺路各花各的钱，平时是贺路向母亲交“饭费”，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一直以“食客”的身份呆在这个家里，他与母亲周围的朋友也格格不
入。在我的记忆中他们好像从未同时出现在同一场合，我也没有他们两人在一起吃饭、逛街的任何记忆。按我的理解，我一直觉得贺路是生活在阴影里的人，这么多
年来，他崇拜母亲，但与母亲在一起不久，母亲便失去了她曾经令人仰视的位置与荣耀，曾经的光环并没有照耀他多久，相反给他的却是一场灾难。一次体检时他查
出了癌症，结果一周后他就去世了。

悲欢离合

父母离婚时，只有1岁多的我被判给父亲。不久，父亲也结了婚，父亲的第三任妻子是以前上海社交界的名女人吴嫣。她以前是上海滩著名的“玲华阿九”，
解放前协助潘汉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在电视剧《潘汉年》里，还有以她真名出现的一个角色。解放后，在潘汉年的亲自安排下，成了文化局的一名干部。

其实父亲那时在“兰心”戏院的问题已经得到澄清，正要重新进入文艺界工作。但1955年，吴嫣因为潘汉年事件牵连，被关进提篮桥监狱，财产也被充
公。有人上门来劝父亲与她划清界限，虽然当时父亲和她结婚还不到一年，但父亲将来做工作的人骂了回去。这样一来，“自取灭亡”的父亲也彻底断送了他的政治
前途。他后来就在电影院里做起送胶片、领位员的工作，见到他的人又有几个知道，这个落魄的老头儿在国共合作时还为美方做过翻译呢？

父亲与吴嫣的婚姻也并不那么幸福，因为北京的程氏家族难以接受父亲娶了这样一位“茶花女”式的人物。父亲后来得了老年痴呆症，而吴嫣在政治气氛宽松后又慢慢与她原来的“姐妹”热络起来，对父亲照顾得并不是很周到。77岁那年，父亲去世于上海。

因为父亲的再婚，4岁时，我被送回到北京的爷爷、奶奶家。我是程氏大家族的长孙，爷爷、奶奶和叔叔们对我都很好，但我从来没有享受过与父母一起生活
被宠爱的那种快乐。在我看来，即便是父母的责骂，也是一种与父母之间令人渴望的交流。可惜，这一切我从未拥有过。我从小到大的语言能力都非常好，但小学升
初中的语文考试考砸了，就是因为那次的作文题是《我的家庭》，别的孩子自然都会写与父母在一起的幸福生活，而我，因为没有经历过，也不会写。

母亲虽然不和我生活在一起，但我能感觉得到她对我的宠爱。1962年，她来北京拍《早春二月》，与孙道临、谢芳、谢铁骊等几位主创人员都住在白塔寺
电影局招待所里，母亲把我接到剧组里，利用一切机会，增加母子之间的交流。后来赵丹也来到了剧组，周末，他们一起去王府井买东西。很多人围观他们，他们走
到哪儿大家就跟到哪儿。孙道临来了，坐公共汽车去后海，乘客也都围观，我那时也十几岁了，多多少少有些排斥心理，虽然一起上车，他们坐在前面，我远远地站
在后面，装作不认识他们的样子。为此，孙道临还向母亲“抗议”，说我不愿意跟他们在一起。

现在回想起来，在母亲四十几岁时，她也许想到自己的未来，希望我和她在一起，母亲对我的母爱也越来越多地流露出来。10岁那年我回了上海，周一至周
六在母亲家住，周日去父亲家。那段时间，小时候没有得到的母爱得到了些许补偿：夏天洗完澡后，她搂着我坐在阳台上给我讲故事，或是带我和姐姐到附近散步。

母亲断断续续给我写过一些信，她喜欢用绿色的墨水，微微右斜的字体，可惜这些信件，以及妈妈的照片后来都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烧毁了。这几年母亲的
照片都是我断断续续从她以前的朋友那里搜集来的，父亲去世后，我在整理他的遗物时，也看到了当年母亲在台历上留给他的只言片语，这对我来说，是母亲留给我
最后的纪念。

我的姐姐姚姚虽然和我是同母异父的姐弟，但我们之间的感情非常好。父亲当年也对姐姐视若己出。即便离婚后，姐姐还经常来程家找她的这个“爸爸”。姐
姐虽然留在母亲的身边，但她在家里很孤独，母亲对她很严厉，与继父的关系也不好，所以特别喜欢我这个比她小7岁的弟弟。1955年，我要回北京和爷爷、奶
奶一起生活。离开前，姐姐特地领我到照相馆拍一张合影，照相时我总是不笑，姐姐就挠我痒痒。这张表情不太自然的照片，成了我们姐弟之间永远的回忆。有一年
暑假我回上海，下了火车后先到父亲家，正在洗澡，姐姐兴冲冲赶过来，不管不顾地冲进卫生间抱住我，弄得自己也是一身水，她那种高兴劲溢于言表。

姐姐原来学钢琴，后来到上海音乐学院师从周小燕学习声乐。母亲自杀那年，她再有一年就毕业了，我在校园里见到了她，她第一反应是特别高兴，拉我到琴房。琴房是在学校角落里一座两层的小楼，进了琴房，她关上门，抱着我就哭，说：妈妈没了。

母亲的后事，是姐姐、燕凯一起处理的。燕凯是姐姐的男朋友，在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他出身高干家庭，父亲是华东局的一个领导。燕凯长得高高大大，喜
欢穿黑大衣，是女同学眼里的白马王子。他和姐姐在学校里，轰轰烈烈、旁若无人地热恋着。燕凯高兴起来，可以抱着姐姐在校园里转圈，晚上两人就住在学校的琴
房里。

燕凯在学校里也是位激进分子，和于会泳的造反派不合，后来“中央文革小组”选择了于会泳，燕凯一下子成为对立面。1970年3月8日，燕凯在关押自己的房间里，用剃须刀同时割破了手腕和脚腕上的动脉，结束了24岁的生命。姐姐再一次面对又一位亲人的非正常死亡。

一年后，姐姐慢慢从燕凯之死的阴影中走出来。这时，她认识了常来父亲家做客的一对父子。儿子开开长相有点像燕凯，他虽然比姐姐小10岁，但也读了很多书，很讨女孩子喜欢。他的生母早年去了美国，但一直与他保持联络，姐姐便利用这个渠道，设法与生父姚克联系。

1972年冬天，在毕业体检中，姐姐被查出怀有7个多月的身孕，第二天便从上海消失了－－我后来才知道，她在体检第二天便和开开到了广州，想搭车前
往深圳偷渡出境。但开开被边防军抓获，在旅店里苦等的姐姐因为没有实施叛逃、又有身孕，被学校领回。1973年1月17日，姐姐生下一男孩，这个孩子很快
被这个医院的医生夫妇领养。

上海音乐学院原本准备将姐姐分配到上海乐团的合唱团，出事后，学校取消了原来的计划，决定将她分出上海，去黄山农场。但姐姐以身体不好为由，坚决拒
绝离开上海。学校后来又让她去湖南，又被她拒绝。就这样耗着，原来大学毕业生还给生活费，后来也停发，她的生活几乎陷入绝境，只好靠卖母亲的一些旧衣物维
持生计，我已经工作了，有时给她些钱。她就这样在毫无希望地打发日子。

姐姐的举动在当时无疑是属于“惊世骇俗”的。我想，这可能是源自血液里的－－有母亲的，有姚克的那样一种不安分。1974年，已经30岁的姐姐仍然
就这样漂着，她没了母亲，没了男友，没了孩子，也成了众人眼里的异类。于是她又打起出国找姚克的念头，开始从头学习英语。我记得有一天，姐姐似乎不经意地
提到开开，我才知道他已经出来了，还在继续寻找他的出国之路。我对姐姐说：你们最好不要来往了，姐姐听了没有说话，以后再也不说开开的事。

后来，音乐学院给姐姐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两个月内仍然没有单位愿意接收她，她就要被强制送到甘肃或青海。这之前，母亲的一位亲友帮忙，终于把姐姐安排到浙江歌舞团，周围的人都由衷地替她高兴，觉得她这么多年的生活终于要走上正轨了。

1975年9月23日上午，那天下着雨，因为姐姐计划在第二天离开上海开始她的新生活，所以这天一早她就骑车出去，跟朋友辞行。10点左右经过南京
西路时，她的塑料雨衣被一辆载重卡车前面的钩子挂住，她一下子被拉倒在卡车后轮下，两个车轮重重地碾过她的胸和头……一直宠爱姐姐的父亲不敢参加姐姐的葬
礼，而校方致的悼词里说：“她是一个没有为国家做出过贡献的人。”

1975年初，我刚从山西回到上海时姐姐曾对我说：“从此以后，我们俩要相依为命。”半年后，她也死了，我一心一意地要回北京，坚决不肯留在上海，
我在这个城市已经失去了几位亲人。因为没有人去龙华火葬场领回只能存放3年的骨灰，1978年，火葬场将姐姐的骨灰作为无主骨灰深埋。

1995年，我委托上海的一位记者朋友找到了当年收养姐姐孩子的那位父亲。记得那一天，我们俩在一个空旷的即将被拆掉的房子里，各自捡了一块砖头坐
下。那位父亲说这几年有关我母亲与姚姚的文章他都精心收藏着，有一天他会告诉自己的孩子，他身上流淌的究竟是什么人的血液，他答应我会很快给我一个答复。
但第二天他告诉我，那位养母坚决不同意我见那个孩子，他们不愿意破坏他现在的生活。其实我早已知道那个孩子的姓名和上学的学校，如果我真的想找他，就一定
会自己找到的，但我思考了很久，最终还是放弃了。

但那个在1973年1月出生的生命，一直久久地盘踞在我心里的某个角落。说完这些故事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这个孩子马上就要34岁了，他肯定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庭和孩子，他可能永远也无法知道，给了他生命的那个母亲，才仅仅活了31岁……-



转自《三联生活周刊》。







## 3 ##

记杨必



－－作者：杨绛

杨必是我的小妹妹，小我十一岁。她行八。我父亲像一般研究古音韵学的人，爱用古字。杨必命名“必”，因为“必”是“八”的古音：家里就称阿必。她小时候，和我年龄差距很大。她渐渐长大，就和我一般儿大。后来竟颠倒了长幼，阿必抢先做了古人。

她是一九六八年睡梦里去世的，至今已二十二年了。

杨必一九二二年生在上海。不久我家搬到苏州。她的童年全是在苏州度过的。她性情平和，很安静。可是自从她能自己行走，成了妈妈所谓“两脚众生”（无
锡话“众生”指“牲口”），就看管不住了。她最爱猫，常一人偷偷爬上楼梯，到女佣住的楼上去看小猫。我家养猫多，同时也养一对哈叭狗，所以猫儿下仔总在楼
上。一次，妈妈忽见阿必一脸狼狈相，鼻子上抹着一道黑。问她怎么了，她装作若无其事，只说：“我囫囵着跌下来的。”“囫囵着跌下来”，用语是幼稚的创造，
意思却很明显，就是整个人从楼上滚下来了。问她跌了多远，滚下多少级楼梯，她也说不清。她那时才两岁多，还不大会说，也许当时惊魂未定，自己也不知道滚了
多远。

她是个乖孩子，只两件事不乖：一是不肯洗脸，二是不肯睡觉。

每当佣人端上热腾腾的洗脸水，她便觉不妙，先还慢悠悠地轻声说：“逃——逃——逃——”等妈妈拧了一把热毛巾，她两脚急促地逃跑，一叠连声喊“逃逃
逃逃逃！”总被妈妈一把捉住，她哭着洗了脸。我在家时专管阿必睡午觉。她表示要好，尽力做乖孩子。她乖乖地躺在摇篮里，乖乖地闭上眼，一动都不动，让我唱
着催眠歌谣她睡。我把学校里学的催眠歌都唱遍了，以为她已入睡，停止了摇和唱。她睁开眼，笑嘻嘻地“点戏”说：“再唱《喜旦娄》（Sweet and
low，丁尼生诗中流行的《摇篮曲》）。”原来她一直在品评，选中了她最喜爱的歌。我火了，沉下脸说：“快点困！”（无锡话：“快睡！”）阿必觉得我太凶
了，乖乖地又闭上了眼。我只好耐心再唱。她往往假装睡着，过好一会儿才睁眼。有时大家戏问阿必，某人对她怎么凶。

例如，“三姐姐怎么凶？”

“这是‘田’字啊！”（三姐教她识字。）

“绛姐怎么凶？”

“快点困！”

阿必能逼真地摹仿我们的声音语调。

“二伯伯（二姑母）怎么凶？”

“着得里一记！”（霹呀的打一下）

她形容二姑母暴躁地打她一下，也非常得神。二姑母很疼她，总怪我妈妈给孩子洗脸不得其法，没头没脑地闷上一把热毛巾，孩子怎么不哭。至于阿必的不肯睡觉，二姑母更有妙论。她说，这孩子前世准是睡梦里死的，所以今生不敢睡，只怕睡眠中又死去。

阿必去世，二姑母早殁了，不然她必定说：“不是吗？我早就说了。”

我记得妈妈端详着怀抱里的阿必，抑制着悲痛说：“活是个阿同（一九一七年去世的二姐）！她知道我想她，所以又来了。”

阿必在小学演《小小画家》的主角，妈妈和二姑母以家长身份去看孩子演剧。阿必个时剪“童化”头，演戏化装，头发往后掠，面貌宛如二姐。妈妈抬头一
见，泪如雨下。二姑母回家笑我妈妈真傻，看女儿演个戏都心疼得“眼泪嗒嗒滴”（无锡土话）。她哪里能体会妈妈的心呢。我们忘不了二姐姐十四岁病在上海医院
里，日夜思念妈妈，而家在北京，当时因天灾人祸，南北路途不通，妈妈好不容易赶到上海医院看到二姐。二姐瞳孔已散，拉着妈妈的手却看不见妈妈了，直哭。我
妈妈为此伤心得哭坏了眼睛。我们懂事后，心上都为妈妈流泪，对眼泪不流的爸爸也一样了解同情。所以阿必不仅是“最小偏怜”，还因为她长得像二姐，而失去二
姐是爸爸妈妈最伤心的事。或许为这缘故，我们对阿必加倍爱怜，也夹带着对爸爸妈妈的同情。

阿必在家人偏宠下，不免成了个娇气十足的孩子。一是脾气娇，一是身体娇。身体娇只为妈妈怀她时身体虚弱，全靠吃药保住了孩子。阿必从小体弱，一辈子
娇弱。脾气娇是惯出来的，连爸爸妈妈都说阿必太娇了。我们姊妹也嫌她娇，加上弟弟，大伙儿治她。七妹妹（家里称阿七）长阿必六岁，小姐妹俩从小一起玩，一
起睡在妈妈大床的脚头，两人最亲密。治好阿必的娇，阿七功劳最大。阿七是妈妈亲自喂、亲自带大的小女儿，当初满以为她就是老女儿了。爸爸常说，人生第一次
经受的伤心事就是妈妈生下面的孩子，因为就此夺去了妈妈的专宠。可是阿七特别善良忠厚，对阿必一点不妒忌，分外亲热。妈妈看着两个孩子凑在一起玩，又心疼
又得意地说：“看她们俩！真要好啊，从来不吵架，阿七对阿必简直千依百顺。”

无锡人把“逗孩子”称作“引老小”。“引”可以是善意的，也可以带些“欺”和“惹”的意思。比如我小弟弟“引”阿必，有时就不是纯出善意。他催眠似
的指着阿必说：“哦！哭了！哭了！”阿必就应声而哭。爸爸妈妈说：“勿要引老小！”同时也训阿必：“勿要娇！”但阿七“引”阿必却从不挨骂。

阿七喜欢画（这点也许像二姐）。她几笔便勾下一幅阿必的肖像。阿必眉梢向下而眼梢向上。三姑母宠爱阿必。常说：“我俚阿必鼻头长得顶好，小圆鼻
头。”（我们听了暗笑，因为从未听说鼻子以“小圆”为美。）阿必常嘻着嘴笑得很淘气。她的脸是蛋形。她自别于猫狗，说自己是圆耳朵。阿七一面画，口中念念
有词。

她先画两撇下搭的眉毛，嘴里说：“搭其眉毛。”

又画两只眼梢向上的眼睛：“豁（无锡话，指上翘）其眼梢。”

又画一个小圆圈儿：“小圆其鼻头。”

又画一张嘻开的大宽嘴：“薄阔其嘴。”

然后勾上童化头和蛋形的脸：“鸭蛋其脸。”

再加上两只圆耳朵：“大圆其耳。”

阿必对这幅漫画大有兴趣，拿来仔细看，觉得很像自己，便“哇”地哭了。我们都大笑。

阿七以后每画“搭其眉毛，豁其眼梢”；未到“鸭蛋其脸”，阿必就哭。以后不到“小圆其鼻”她就哭。这幅漫画愈画愈得神，大家都欣赏。一次阿必气呼呼
地忍住不哭，看阿七画到“鸭蛋其脸”，就夺过笔，在脸上点好多点儿，自己说：“皮蛋其脸！”——她指带拌糠泥壳子的皮蛋，随后跟着大伙一起笑了。这是阿必
的大胜利。她杀去娇气，有了幽默感。

我们仍以“引阿必”为乐。三姑母曾给我和弟弟妹妹一套《童谣大观》，共四册，上面收集了全国各地的童谣。我们背熟很多，常挑可以刺激阿必娇气的对她
唱。可惜现在我多半忘了，连唱熟的几只也记不全了。例如：“我家有个娇妹子，洗脸不洗残盆水，戴花选大朵，要簸箕大的鲤鱼鳞，要……，要……，要……，
要……，要……，要十八个罗汉守轿门，这个亲，才说成。”阿必不娇了，她跟着唱，抢着唱，好像与她无关。

她渐渐也能跟着阿七同看翻译的美国小说《小妇人》。这本书我们都看了，大家批评小说里的艾妹（最小的妹妹）最讨厌，接下就说：“阿必就硝艾妹！”或“阿必就是艾妹！”阿必笑嘻嘻地随我们说，满不在乎。以后我们不再“引阿必”，因为她已能克服娇气，巍然不动了。

阿必有个特殊的本领：她善摹仿。我家的哈叭狗雌性的叫“白克明”，远比雄性的聪明热情。它一见主人，就从头到尾——尤其是腰、后腿、臀、尾一个劲儿
的又扭又摆又摇，大概只有极少数的民族舞蹈能全身扭得这么灵活而猛烈，散发出热腾腾的友好与欢忻。阿必有一天忽然高兴，趴在二姑母膝上学“白克明”。她虽
然是个小女孩，又没有尾巴，学来却神情毕肖，逗得我们都大乐。以后我们叫她学个什么，她都能，也都像。

她尤其喜欢学和她完全不像的人，如美国电影《劳来与哈代》里的胖子哈代。她那么个瘦小女孩儿学大胖子，正如她学小狗那样惟妙惟肖。她能摹仿方言、声调、腔吻、神情。她讲一件事，只需几句叙述，加上摹仿，便有声有色，传神逼真。所以阿必到哪里，总是个欢笑的中心。

我家搬到苏州之后，妈妈正式请二姑母做两个弟弟的家庭教师，阿七也一起由二姑母教。这就是阿必“囫囵着跌下来”的时期。那时我上初中，寄宿在校，周
末回家，听阿七顺溜地背《蜀道难》，我连这首诗里的许多字都不识呢，很佩服她。我高中将毕业，阿必渐渐追上阿七。一次阿必忽然出语惊人，讲什么“史湘云睡
觉不老实，两弯雪白的膀子掠在被外，手腕上还戴着两只金镯子”，原来她睡在妈妈大床上，晚上假装睡觉，却在帐子里偷看妈妈床头的抄本《石头记》。不久后爸
爸买了一部《元曲选》，阿七阿必人高兴。她们不读曲文，单看说白。等我回家，她们争着给我讲元曲故事，又告诉我丫头都叫“梅香”，坏丫头都叫“腊梅”，
“弟子孩儿”是骂人，更凶的是骂“秃驴弟子孩儿”等等。我每周末回家，两个妹妹因五天不相见，不知要怎么亲热才好。她们有许多新鲜事要告诉，许多新鲜本领
要卖弄。她们都上学了，走读，不像我住校。

“绛姐，你吃‘冷饭’吗？”阿必问。

“‘冷饭’不是真的冷饭。”阿七解释。

（默存告诉我，他小时走读，放晚学回家总吃“冷饭”。饭是热的，菜是午饭留下

的。“吃冷饭”相当于吃点心。）

“绛姐，你吃过生的蚕豆吗？吃最嫩的，没有生腥味儿。”

“绛姐，我们会摘豌豆苗。”

“绛姐，蚕豆地里有地蚕，肥极了，你看见了准肉麻死！”她们知道我最怕软虫。

两个妹妹带我到妈妈开垦的一亩菜园里去摘最嫩的豆角剥出嫩豆，叫我生吃，眼睁睁地看着我吃，急切等我说声“好”。她们摘些豆苗，摘些嫩豌豆、胡乱洗
洗，放在锅里，加些水，自己点火煮给我吃。（这都是避开了大人干的事。她们知道厨房里什么时候没人。）我至今还记得那锅乱七八糟的豆苗和豆角，煮出来的汤
十分清香。那时候我已上大学，她们是妹妹，我是姐姐。如今我这个姐姐还在，两个妹妹都没有了，是阿必最小的打头先走。

也不知什么时候起，她们就和我差不多大了。我不大看电影，倒是她们带我看，介绍某某明星如何，什么片子好看。暑假大家在后园乘凉，尽管天还没黑，我
如要回房取些什么东西，单独一人不敢去，总求阿七或阿必陪我。她们不像我胆小。寒假如逢下雪，她们一老早便来叫我：“绛姐，落雪了！”我赶忙起来和她们一
起玩雪。如果雪下得厚，我们还吃雪；到后园石桌上舀了最干净的雪，加些糖，爸爸还教我们挤点橘子汁加在雪里，更好吃。我们三人冻红了鼻了，冻红了手，一起
吃雪。我发现了爸爸和姑母说切口的秘诀，就教会阿七阿必，三人一起练习。我们中间的年龄差距已渐渐拉平。但阿必毕竟还小。我结了婚离家出国，阿必才十三
岁。

一九三八年秋，我回上海看望爸爸。妈妈已去世，阿必已变了样儿，人也长高了。

她在工部局女中上高中。爸爸和大姊跟我讲避难经过，讲妈妈弥留时借住乡间的房子恰在敌方炮火线上，四邻已逃避一空，爸爸和大姊准备和妈妈同归于尽，
力劝阿必跟随两位姑母逃生，阿必却怎么也不肯离去。阿必在妈妈身边足足十五年，从没有分离过。以后，爸爸就带着改扮男装的大姊和阿必空身逃到上海。

逃难避居上海，生活不免艰苦。可是我们有爸爸在。仿佛自己还是包在竹箨里的笋，嵌在松球里的松子。阿必仍是承欢膝下的小女儿。我们五个妹妹（弟弟在维也纳学医）经常在爸爸身边相聚，阿必总是个逗趣的人，给大家加添精神与活力。

阿必由中学而大学。她上大学的末一个学期，爸爸去世，她就寄宿在校。毕业后她留校当助教，兼任本校附中的英语教师。阿必课余就忙着在姐姐哥哥各家走
动，成了联络的主线。她又是上下两代人中间的桥梁，和下一代的孩子年龄接近，也最亲近。不论她到哪里，她总是最受欢迎的人，因为她逗乐有趣，各家的琐事细
故，由她讲来都成了趣谈。她手笔最阔绰，四面分散实惠。默存常笑她“distributing
herself”（分配自己）。她总是一团高兴，有说有讲。我只曾见她虎着脸发火，却从未看到她愁眉苦脸、忧忧郁郁。

阿必中学毕业，因不肯离开爸爸，只好在上海升学，考进了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主管这个学校的是个中年的英国修女，名Moth er Thornton，我女儿译为“方凳妈妈”。

我不知她在教会里的职位，只知她相当于这所大学的校长。她在教员宿舍和学生宿舍里和教员、学生等混得相当熟，“方凳”知道杨必向往清华大学，也知道
她有亲戚当时在清华任职。大约是阿必毕业后的一年——也就是胜利后的一年，“方凳”要到北京（当时称北平）开会。她告诉杨必可以带她北去，因为买飞机票等
等有方便。阿必不错失时机，随“方凳”到了北京。“方凳”开完会自回上海。阿必留在清华当了一年助教，然后如约回震旦教课。

阿必在震旦上学时，恰逢默存在那里教课，教过她。她另一位老师是陈麟瑞先生。

解放后我们夫妇应清华大学的招聘离沪北上，行前向陈先生夫妇辞行。陈先生当时在国际劳工局兼职，要找个中译英的助手。默存提起杨必，陈先生觉得很合
适。阿必接受了这份兼职，胜任愉快。大约两三年后这个局解散了，详情我不清楚，只知道那里报酬很高，阿必收入丰富，可以更宽裕地“分配自己”。

解放后“方凳”随教会撤离，又一说是被驱逐回国了。“三反”时阿必方知“方凳”是“特务”。阿必得交代自己和“特务”的关系。我以为只需把关系交代
清楚就完了。阿必和这位“特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呢！可是阿必说不行，已经有许多人编了许多谎话，例如一个曾受教会照顾、免交学费的留校教师，为了表
明自己的立场，说“方凳”贪污了她的钱等等离奇的话。阿必不能驳斥别人的谎言，可是她的老实交代就怎么也“不够”或“很不够”了。假如她也编谎，那就没完
没了，因为编动了头也是永远“不够”的。她不肯说谎，交代不出“方凳”当“特务”的任何证据，就成了“拒不交代”，也就成了“拒不检讨”，也就成了“拒绝
改造”。经过运动的人，都会了解这样“拒绝”得有多大的勇敢和多强的坚毅。阿必又不是天主教徒，凭什么也不必回护一个

早已出境的修女。而且阿必留
校工作，并非出于这位修女的赏识或不同一般的交情，只为原已选定留校的一位虔诚教徒意外地离开上海了，杨必凑巧填了这个缺。我当时还说：“他们（教会）究
竟只相信‘他们自己人’。”阿必交代不出“方凳”当“特务”的证据，当然受到嫌疑，因此就给“挂起来”了——相当长期地“挂”着。她在这段时期翻译了一本
小说。阿必正像她两岁半“囫囵着跌下”时一样的“若无其事”。

傅雷曾请杨必教傅聪英文。傅雷鼓励她翻译。阿必就写信请教默存指导她翻一本比较短而容易翻的书，试试笔。默存尽老师之责，为她找了玛丽亚·埃杰窝斯
的一本小说。建议她译为《剥削世家》。阿必很快译完，也很快就出版了。傅雷以翻译家的经验，劝杨必不要翻名家小说，该翻译大作家的名著。阿必又求教老师。
默存想到了萨克雷名著的旧译本不够理想，建议她重译，题目改为《名利场》。阿必欣然准备翻译这部名作，随即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订下合同。

杨必的“拒不交代”终究获得理解。领导上让她老老实实做了检讨过关。全国“院系调整”，她分配在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评定为副教授。该说，她得到了相当高的重视；有些比她年纪大或资格好或在国外得到硕士学位的，只评上讲师。

阿必没料到自己马上又要教书。翻译《名利场》的合同刚订下，怎么办？阿必认为既已订约，不能拖延，就在业余翻译吧。她向来业余兼职，并不为任务超重
犯愁。阿必这段时期生活丰富，交游比前更广了。她的朋友男女老少、洋的土的都有。她有些同事比我们夫妇稍稍年长些，和她交往很熟。例如高君珊先生就是由杨
必而转和我们相熟的；徐燕谋、林同济、刘大杰各位原是和我们相熟而和杨必交往的。有一位乡土味浓厚而朴质可爱的同事，曾警告杨必：她如不结婚，将来会变成
某老姑娘一样的“僵尸”，阿必曾经绘声绘色地向我们叙说并摹仿。也有时髦漂亮而洋派的夫人和她结交。

也许我对她们只会远远地欣赏，阿必和她们却是密友。阿必身材好，讲究衣着，她是个很“帅”的上海小姐。一九五四年她因开翻译大会到了北京，重游清
华。温德先生见了她笑说：“Eh，杨必！smart as
ever！”默存毫不客气地当面批评“阿必最vain”，可是阿必满不在乎，自认“最虚荣”，好比她小时候自称“皮蛋其脸”一样。爸爸生前看到嫁出的女儿
辛勤劳累，心疼地赞叹说：“真勇！”接下就说阿必是个“真大小姐”。阿必心虚又淘气地嘻着嘴笑，承认自己无能。她说：“若叫我缝衣，准把手指皮也缝上。”
家事她是不能干的，也从未操劳过。可是她好像比谁都老成，也有主意。我们姐妹如有什么问题，总请教阿必。默存因此称她为“西碧儿”（Sibyl，古代女预
言家）、阿必很幽默地自认为“西碧儿”。反正人家说她什么，她都满不在乎。

阿必和我虽然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北京，但因通信勤，彼此的情况还比较熟悉。她偶来北京，我们就更有说不完的话了。她曾学给我听某女同事背后议论她的
话：“杨必没有‘it’”（“it”指女人吸引男人的“无以名之”的什么东西。）阿必乐呵呵地背后回答：“你自己有就行了，我要它干吗！”杨必翻译的《名
利场》如期交卷，出版社评给她最高的稿酬。她向来体弱失眠，工作紧张了失眠更厉害，等她赶完《名利场》，身体就垮了。当时她和大姐三姐住在一起。两个姐姐
悉心照料她的饮食起居和医疗，三姐每晚还为她打补针。她自己也努力锻炼，打太极拳，学气功，也接受过气功师的治疗，我也曾接她到北京休养，都无济于事。阿
必成了长病号。阿七和我有时到上海看望，心上只是惦念。我常后悔没及早切实劝她“细水长流”，不过阿必也不会听我的。工作拖着不完，她决不会定下心来休
息。而且失眠是她从小就有的老毛病，假如她不翻译，就能不失眠吗？不过我想她也许不至于这么早就把身体拖垮。

胜利前夕，我爸爸在苏州去世。爸爸带了姐姐等人去苏州之前，曾对我说：“阿必就托给你了。”——这是指他离开上海的短期内，可是语气间又好像自己不
会再回来似的。爸爸说：“你们几个，我都可以放心了，就只阿必。不过，她也就要毕业了，马上能够自立了。那一箱古钱，留给她将来做留学费吧，你看怎样？”
接着爸爸说：“至于结婚——”他顿了一下，“如果没有好的，宁可不嫁。”爸爸深知阿必虽然看似随和，却是个刚硬的人，要驯得她柔顺，不容易。而且她确也有
几分“西碧儿”气味，太晓事，欠盲目。所以她真个成了童谣里唱的那位“我家的娇妹子”，谁家说亲都没有说成。曾几次有人为她向我来说媒，我只能婉言辞谢，
不便直说阿必本人坚决不愿。如果对方怨我不出力、不帮忙，我也只好认了。

有人说：“女子结婚忧患始。”这话未必对，但用在阿必身上倒也恰当。她虽曾身处逆境，究竟没经历多少人生的忧患。阿必最大的苦恼是拖带着一个脆弱的
身躯。这和她要好、要强的心志调和不了。她的病总也无法甩脱。她身心交瘁，对什么都无所留恋了。《名利场》再版，出版社问她有什么要修改的，她说：“一个
字都不改。”这不是因为自以为尽善尽美，不必再加工修改；她只是没有这份心力，已把自己的成绩都弃之如遗。她用“心一”为笔名，曾发表过几篇散文。我只偶
尔为她留得一篇。我问她时，她说：“一篇也没留，全扔了。”

文化大革命初期，她带病去开会，还曾得到表扬。到“清队”阶段，革命群众要她交代她在国际劳工局兼职的事。她写过几次交代。有一晚，她一觉睡去，没有再醒过来。



她使我想起她小时不肯洗脸，连声喊“逃逃逃逃逃！”两脚急促地逃跑，总被妈妈捉住。这回她没给捉住，干净利索地跑了。为此她不免蒙上自杀的嫌疑。军医的解剖检查是彻底的，他们的诊断是急性心脏衰竭。一九七九年，复巴大学外语系为杨必开了追悼会。



阿必去世，大姐姐怕我伤心，先还瞒着我，过了些时候她才写信告诉我。据说，阿必那晚
临睡还是好好的。早上该上班了，不见她起来。大姐轻轻地开了她的
卧房门，看见她还睡着。近前去看她，她也不醒。再近前去抚摸她，阿必还是不醒。她终究睡熟了，连呼吸都没有了。姐姐说：“她脸上非常非常平静。”

一九九0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