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让我们假设，1945年后以美国为主导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已经开始松动，崛起的中国将接管地球；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安，主要源自这种艰难的过渡；大国与大国的权力交接，通常会伴随着暴力冲突。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傲视群雄。但脚下也是尸横遍野。

让我们再假设，人类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并把这种牵强的假设进一步推演下去。那么人类肯定是要避免又一场大灾难的发生。仅仅兴高采烈地谈着世界如何高度连通是不够的。在这日渐缩小的星球，以众人福祉为名的开明自利会战胜一切的梦想，不过是20世纪末昙花一现的幻象。归根结底，美国与中国是否有能力避免致命的误会，才是至关重要的。在一种对彼此茫然不解的状态下，利益的冲突会升级。

中美两国距离相互的理解还有多远？在听取了前新加坡外交部长杨荣文(George Yeo)的看法后，我对这个问题有了更清晰的判断。他提出，美国在他看来是一个宣教大国，满怀着正义的信念，认为自己必须将自由和民主推广到全世界，而中国是一个反宣教大国，它从自身受外人统治的苦涩经历得出结论，对他国事务采取不干预的态度是一种必要的尊重。杨荣文认为，这根本不是中国在毫不真诚地宣传有利于自己的观念，它选择不对他国事务说三道四，从根本上是其自身历史的反映，是一种对正义的追求。西方认为中国秉持的是霸道、残忍的重商主义，这是完全错误的。

杨荣文是个极有才学和头脑的人，对中国有很深入的了解，也对美式生活有充分的体验。在去那些或独裁或民主的地区采掘资源时，中国乐此不疲，但等到要制止埃博拉病毒或那伙自称“伊斯兰国”的杀人凶手时，他们又不愿意像美国那样出力，这种差异让我很难不心生质疑。我敢肯定，美国再一次卷入中东的冲突，在中国的习近平主席看来是正中下怀。但是杨荣文的话让我陷入思考。宣教式思维能否开始理解非宣教式世界观，甚至接受这种各从其类的分别？

核心问题是例外论的两种形式，美式的和中式的。美利坚合众国是一个国家，也是一种理念。即使在害怕战事、只顾自己的当下，美国人也毫不怀疑自己的这个国家是人性的灯塔。奥巴马总统的外交政策之所以不受欢迎，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公众是想暂时休整，他却把这种愿望解读为只要击出一垒安打，不要被三振出局就心满意足了。那是一个非例外论国家的态度，永远不符合美国对自己的设想。

而中国的例外论的强悍之处也不遑多让。它认为中国是一个千百年来秉承着某种独有的非扩张性特质的大国，用儒家阐述的“仁”来构筑和谐——和掠夺成性的西方站在对立面。本着“和平崛起”的信条，中国共产党将中土之国的思想引入进来，对其意识形态构成了有效的支持。正如《亚洲如何崛起》(How Asia Works)一书作者周博(Joe Studwell)在给我的一封邮件中所说，中共“由于社会主义已经指望不上，转而通过复兴儒家来实现中国例外论”。而西密西根大学(We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副教授王元纲(Yuan-kang Wang)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上写道，这样做的结果是让人们普遍相信，“有着辉煌文明的古中国是天下的中心，将绚烂与和平的文化播向四方。”

无论以何种形式，例外论一定是根深蒂固的。你可以试试对藏人说中国热爱和平的文化，对伊拉克人说美国对自由的笃信。但信念自身的矛盾和错误并不会削弱它们。我仍然相信美国力量在整体上是善的，相信人的灵魂中有着对自由的根本向往，也相信美国对那种向往的独有认同。习近平对互联网的压制，扫清腐败的努力（尽管腐败盛行是一党制国家的必然），他在南海的扩张行为，以及香港那场顽强的民主运动给他带来的困难，这些在我看来都是一种中国体制下“和谐”与“和平”的内在矛盾的体现，这种体制带来了繁荣，但对致富的人民展开的公开辩论，也会进行越来越严厉的打压。

经历了20世纪的创伤后，欧洲人会认为例外论的一切形式，无论宣教与否，都是同样危险的。为了平静的生活，他们降低了要求。在可预见的未来里，美国和中国是不会那样做的，因此看待两国关系势必要带着一种谨慎的悲观。战争给人类带来的苦难，是不存在例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