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晴朗的周六，早上8点刚过，缅甸木姐(Muse)边境口岸就已经熙熙攘攘了。在高耸的仿宝塔口岸大楼下排队等待通关进入中国工作的缅甸人，已有数十人之多。身着橄榄绿制服的卫兵在检查一名女子的通关文件，这名女子推着堆满箱子的手推车等待通关。一名长发、时髦的缅甸人穿着皮夹克，骑着崭新的低车把红色本田(Honda)摩托车，未受干扰地过了关。接下来是一名年轻漂亮的中国女子，她笔直地坐在配有蓝色阳伞的粉红色电动摩托车上，沿着崎岖不平的路肩骑过了关，勉强避开了迎面而来的卡车。这些卡车上堆满了包装箱，箱子里装着中国造的电视机和洗衣机，它们颠簸地开上了大道，扬起了漩涡状的灰尘。

一群中国游客看着这一切，兴奋地用相机拍下他们眼前的这番狂野西部边疆景象。我注视着这些游客，42岁的司机梭敏拉（Zaw Min Latt，见左图）则注视着我。梭敏拉正在等那些愿付100美元搭他的丰田(Toyota)车去曼德勒(Mandalay)的中国商人上门。他将近6英尺高，身穿一件羊绒衫，仪态优雅。梭敏拉对这些给他带来大部分生意的人也很警惕。他将头转向那群中国游客、嘟囔着说，他们经常不带适当的证件偷偷穿越边境，缅甸政府也没有下足够的功夫来控制这股人流。这种关系是“不平等的”，他抱怨道，“感觉好像我们正在成为输家。中国人占了上风，因为他们帮助了原先的军政府。”他停顿了几秒钟，然后补充道：“他们在生意上总是占上风。”

世界上还有更繁忙的边境。但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很少有哪个边境能在未来几年里经历比这里更深刻的变化。生气蓬勃的木姐与其霓虹灯闪烁的中国邻居——瑞丽市——组成了中缅最繁忙的边境。这两个地方也是一条古商道的重要枢纽，这条古商道正以其先前的旅客难以想象的方式重生。

木姐是中国长期以来寻求的、通往孟加拉湾的大门：地图上具有地缘战略意义的一个节点。去年10月，一条穿越附近边境的新管道开始从孟加拉湾向中国输送天然气，为中国西部云南省的电厂和工业提供其所需的原料。并行的另一条管道将开始输送从中东运来的石油，输送量最终会占中国石油进口量的20%。通往曼德勒的道路正在升级改造。中国人希望，另一条道路能在数年内成为进入印度的陆上通道。中国甚至还计划迅速修建一条价值200亿美元的高速铁路，将中国商品运至众多大型港口和集装箱码头，再从那里装船一路运至欧洲。

如果一切按北京方面的计划发展，那么十年内，木姐将成为连接世界最大贸易国与欧洲和印度（另一个崛起中的亚洲巨人）消费者的一条关键走廊的入口（下图为木姐镇一个摆满了中国商品的市场）。这个结果将意味着，在自300多年前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首次拜访中国以来一直主导中国对外贸易的华南港口之外，诞生了另一种选择。

不过，如果北京方面的计划能够实现，也会对将缅甸从军政府统治下的“经济贱民”改造为全球经济的关键一环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缅甸正在经历政治转型，如果转型能够持续下去，那么世界目前仍然健在的最知名的异见人士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大概再过一年左右的时间就会成为执政者。游览木姐，可以让人展望一下可能伴随这场政治转型而来的经济前景，以及中国可能在其中扮演的不可避免的角色。

从曼德勒到木姐，即使中间不停也要花13个小时。曼德勒往东的道路只有两条车道，有的部分比英格兰乡村的车道大不了多少。这条路向北穿越乔治&＃8226;奥威尔(George Orwell)和其他英国殖民官员曾经待过的山中度假胜地，然后绕进掸邦山区(Shan Hills)。几个世纪以来，这些山构成了一道将侵略者和商人挡在门外的强大天然屏障。

这条曾被称为“滇缅公路”(Burma Road)的道路历史悠久。英国人在1885年征服了上缅甸(Upper Burma)，部分原因是他们渴望得到一条进入中国西部的商道。英国探险家兼记者柯乐洪(Archibald Colquhoun)是这项计划的倡导者。温斯顿&＃8226;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父亲、时任英国印度事务大臣的伦道夫&＃8226;丘吉尔(Randolph Churchill)采纳了该计划，以之为理由发动了将缅甸末代国王赶下台的战争。“上缅甸的财富以及中国西部和掸邦的资源是不可估量的，”柯乐洪在他1898年的著作《转变中的中国》(China in Transformation)里写道，“但它们现在却因彼此之间以及与外部世界缺少连接而得不到耕耘。”

附近的铁路最远通到腊戌(Lashio)。腊戌是缅甸一个杂乱无章的小镇，距中缅边境五小时路程。英国殖民者的渴望催生了这条铁路，但当出资者发现中国西部比预想的还要荒凉时，就遗弃了它。1930年代，这条路获得了重生，并扩展为英美援华物资的通道，用来支援蒋介石和他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人——他们试图以中国西部城市重庆为基地，击退日本侵略者。切断这条补给线是日本1942年入侵缅甸的原因之一。美英从印度发起反击，在1945年打到木姐和中缅边境，主要就是为了收复这条路。

该地区还有一个较为近期的历史。直到去年，外国人——当然包括西方记者——还只得在持有特别通行证的情况下才能穿越腊戌。缅甸政权在掸邦山区同少数民族民兵和毒枭打了几十年仗。掸邦山区构成了“金三角”的西部边缘。“金三角”位于缅甸、泰国和老挝交界地区，是世界第二大海洛因产地，仅次于阿富汗。木姐南边和东边毗邻佤邦联合军(United Wa State Army)掌控下的半自治地区。佤邦联合军是一支由3万名战斗人员组成的分离主义民兵武装，自1980年代末以来，一直经营着繁荣的毒品贸易和迎合中国商人和官僚的赌场生意。

今天，腊戌与木姐之间的收费公路是由曾被称为“海洛因教父”的罗星汉(Lo Hsing Han)旗下的商业帝国“亚洲世界”(Asia World)运营的。罗星汉已于去年去世，他曾因与缅甸政权的关系而受到美国的制裁。作为缅甸最大的企业集团，亚洲世界现由他的儿子史蒂文&＃8226;罗(Steven Law)经营。史蒂文也被控贩毒，目前仍是美国的制裁对象。史蒂文和他的几个兄弟是在美国受的教育。

但现在也有很多合法的对华贸易“隆隆作响地”穿过掸邦山区。许多贴着威士忌广告的茶馆和餐馆都精心配备了软管，开着超载卡车的司机可以用这些软管给过热的刹车喷下水，再赶下一段山路。这是中缅两国政府都积极鼓励的一种贸易，但这种贸易也因中缅关系出现困难而受到影响。

2011年9月，缅甸总统登盛(Thein Sein)暂停了一项36亿美元的中资大型水坝项目。这成为凸显缅甸政治风向改变的一个最大标志。当时，他尊重了当地人民的要求，违抗了北京方面的意愿。此举的部分原因在于，缅甸领导人担心他们在经济上过于依赖中国。但它也是对众人眼中缅甸军政府过于频繁地对华卑躬屈膝的一种回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都是缅甸唯一值得信赖的盟友。

自那以来的变化令人瞩目。西方的制裁缓解了，缅甸与美国和英国的关系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在仰光(Yangon)中国驻缅大使馆的高墙后面，你会发现抑郁的外交官明显对当地形势的改变感到困惑。去年我登门拜访时，时任中国驻缅大使馆政治新闻处主任的高明波抱怨道，过去的几年很“困难”。

现在仍然很容易找到许多缅甸人对中国不满的迹象。今年1月，铺设石油管道（该管道定于今年晚些时候投入运营）的缅方工人与中方工人起了争执，导致两座建筑被烧毁、20余名缅甸人被逮捕。7月份，一名缅甸铁路官员以“社会和环境问题”为由，宣布他想取消修建通过木姐的高铁的计划。如缅甸历史学家兼作家吴丹敏(Thant Myint-U)所说，“中国在这里的形象出了很大的问题”。

但还有一个现实是，缅甸的觉醒已进入第三个年头，这里的西方投资者却依然寥寥无几。外交官们抱怨说，投资者似乎仍因缅甸明年选举引发的政治不确定性而裹足不前，仰光写字楼的租金（可能比新加坡还贵）也令他们望而却步。另一方面，虽然中国对缅投资因中国投资者接受了暂停大坝项目的决定而陷于停滞，两国之间的贸易额却多次创下新的纪录。去年，中国对缅商品出口额为75亿美元，相当于缅甸进口总额的40%。这个出口额数字较两国关系看似恶化的2011年高出52%。

当我拜访高明波和他的同事时，他们正因这一数据而备受鼓舞。但他们也在为“收复失地”而努力工作。在接受我采访的下一天，高明波将飞往缅甸北部城市密支那(Myitkyina)。他已为密支那附近处于搁置状态的大型水坝项目的投资者做了一个安排，用已完工的辅助电厂发的电，去照亮这座城镇，为缅甸政府与分离主义民兵之间的一次和平会议添彩。他希望通过展示这座大坝的潜在好处，来为他的外交成绩加点分。高明波拥有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硕士学位，曾自夸中国驻缅大使馆是中国驻各国使馆中唯一有Facebook页面的。

当时即将结束外派工作的高明波，还很留意他所打的公共外交战。他告诉我，缅甸在战略上“非常重要”。“（否认这点）是不诚实的。每个人都看到了这一战略紧要性。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赶回来了。”他紧锁着眉头说，“但对中国来说，缅甸并不是唯一选择。我们有其他选择，比如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甚至印度。我们与印度的关系非常好。缅甸只是选择之一。”（下图为从木姐镇通往曼德勒的公路）

我们生活在一个越来越难以躲避中国产品的世界里。但在木姐，躲避中国产品几近于不可能。走进镇子中心的市场，你一眼就能看出贸易关系的不平衡。（去年中国仅从缅甸进口了28亿美元商品；其中12亿美元为玉、红宝石以及其他宝石。) 除了蔬菜和人以外，一切都来自中国。那些从你身后悄无声息滑过你身边的电动摩托车是中国制造。自行车、“火锅”、锅、灶具、手机、DVD播放机、儿童玩具、“意大利式”梳妆台、人字拖以及挤占了市场通道空间的蓬松的冬季夹克，也是如此。就连外观传统的缅甸笼基（longyi，也就是纱笼(sarong)），也是中国制造的。

水果蔬菜摊是例外。大多数情况下是如此。我在一个摊位前停下来，问年轻的摊主东西产自哪里，她羞怯地答道：“都是缅甸产的”。当我指着苹果、香蕉、山竹和甜瓜问时，她连连点头示意答案相同。“除了那些，”她指着一筐小橘子补充道，“那些来自中国。”

木姐的民众受庞大邻国的影响也越来越深。如果说木姐是一片杂乱、尘土飞扬的边境城镇景象，那么隔壁的中国瑞丽市就是一个高层酒店和购物中心林立的仙境。

波埃漂（Poe Ei Phyu，见下图）的家族商场销售各种商品，从卫浴设备到口香糖。当她不在商场里上班时，她的整个生活都是围着中国转的。这名33岁、讲汉语普通话的女子，白天会去瑞丽购物或与朋友聚会，晚上则在电视上看《中国好声音》(The Voice of China)，那是中国现在最火的才艺大赛节目。她不怎么关注仰光的很多同龄人所热衷的政治转型。她说：“在仰光可能发生了些变化，但这里变化不大。经济方面没有多少变化。”

赛密昂(Sai Myat Aung)则有着不同的感受。从他的家里可以俯瞰中国，他出生在这所房子里，现在则与妻子和两个幼子住着这里。他说，一切都变了。只不过变化发生在远处，即他住所山脚下那片荒芜平原的对面。我们注视着河对面瑞丽市内的起重机和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他告诉我说，“我很小的时候，那边没多少东西。那时只有几座建筑。（与缅甸）没多少区别。”但三十多年后，一切都变了。他说：“当你看到别的国家发展起来了、而你自己的国家却没有，你真的会嫉妒这种发展。”

缅甸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应对这种嫉妒。历史学家吴丹敏在他2011年的著作《中国和印度在这里相遇：缅甸与亚洲的新十字路口》(Where China Meets India: Burma and the New Crossroads of Asia)中主张，如果应对得当，缅甸的经济前景应该是光明的。他写道：“以曼德勒为圆心画一个半径略超过700英里的圆。这个圆西将孟加拉国涵盖在内，穿越印度山区诸邦至阿萨姆邦(Assam)、西孟加拉邦(West Bengal)、奥里萨邦(Orissa)和比哈尔邦(Bihar)；北和东至中国云南省、四川省和西藏部分地区，南将老挝和泰国的大部分地区涵盖在内。圆内住着不少于6亿人，接近地球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在写下上面那段文字几年后的今天，吴丹敏的激动情绪略微减缓了一些。他告诉我，缅甸正处于一个尴尬转型的中间阶段。如果像大多数人预计的那样，明年选举后昂山素季所在的全国民主联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成为下届政府的领导者，尚不清楚会有什么样的经济政策。

他为眼前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感到担忧。但中国的通海之路，即经由木姐的这条贸易走廊，现在已“几乎不可避免”会成为现实。不管发生什么，“形势都大体上是朝着让这个国家成为十字路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