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胡志明市——越南政府必须允许媒体自主经营。只有这样，越南才有可能继续走经济和政治自由化道路，共产党才有可能重获人民的支持，从而保证自身的生存。

在过去五年间，越南媒体的面貌发生了巨变，共产党失去了对这个行业的很大一部分控制权，由此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越南目前共有数百家官方媒体，它们均为政府所有，并受控于越南信息通信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及其在地方上的相应机构。所有高级编辑都是由政府和共产党在仔细审查后任命的。

越南也有一些半私营性质的媒体，负责制作电视节目，经营新闻门户网站，或者发行《时尚先生》(Esquire)和《时尚》(Cosmopolitan)等外国杂志的越南版。但按照规定，私人运营商得和国有单位合作才行，这意味它们也必须把审查制度铭记于心。

眼下，随着越中关系、领土争端、高层领导人健康状况等越南政府眼中敏感题材的范畴不断扩大，许多媒体公司制作的新闻受到了越来越严厉的审查。大批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已经不看这些新闻了，转而去寻找不太带有宣传色彩的东西。来自《少年报》(Tuoi Tre)和《青年报》(Thanh Nien)高层的消息称，2008年以来，这两份最受欢迎的日报的发行量和广告收入几乎下降了三分之二。为了防止读者的流失，其他一些出版物纷纷变身通俗小报，专门报道具有轰动性的丑闻。

然而，公众却把目光投向了很容易就能在网上找到的外国新闻资料。Facebook和社会化媒体也在这里遍地开花：一些知识分子以及前党员开通了自己的博客，并在上边公开批评政府，每天的点阅量都能达到数万。尽管政府设置了网络防火墙，但翻墙的方法是人所共知的，也很容易获得。越南的互联网普及率在人均收入水平相近的国家中居于前列。

但非传统信息源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因为这些信息源并非全都可靠。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公众对官方媒体以及官方本身太缺乏信任，以致于常常不假思索地把批评政府的报道照单全收——即便是在某些报道并未得到充分证实的情况下。

近年出版的大量书籍纷纷宣称揭开了国家机密，几乎涉及越南的所有重大问题：从共产党的起源，到在奠边府抗击法国人的宏大战役，从中国对越南的真正意图，到胡志明的私人生活，可谓无所不包。陈庭(Tran Dinh)的新书《Den Cu》对一些证明胡志明叔叔(Uncle Ho)是民族主义者的依据提出了质疑。该书还声称，他直接参与了1953年至1956年的强制性土地再分配计划——该计划让超过17万人死于非命——可能还出席了公开审判某些富裕地主的大会。

党和政府一般不会去反驳这类指控。相反，它们一心要维系已经过时的管控形式，斤斤计较于婆婆妈妈的琐事——比如歌手的裙装领口可以开多低。这种做法反映出它们缺乏自信心；同时也削弱了党的威信，削弱了它在打击腐败、遏制中国的地区性野心等关乎国家根本利益的问题上的公信力。

腐败是个大问题。它造成了越南巨额的公共领域债务、居高不下的不良贷款率以及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越南的公共债务正在迅速逼近政府设定的上限，即国内生产总值的65%。）党、政府和国会已宣布，反腐是当务之急。但经过这么多年的媒体管控后，人们已对当局高度警惕，不再相信他们。有高官和企业领导因贪腐被捕时，民众会认为那是派系斗争的结果。

在与交恶几百年的敌人中国的较量中，媒体缺乏透明也是越南的一个问题。5月，中国政府将一座石油钻井平台移至南海帕拉塞尔群岛（Paracel Islands， 中国称西沙群岛——译注）附近。该水域位于越南专属经济区内。然而，越南政府最初的反应，在我们许多人看来却唯唯诺诺：外交部长起初称该举动“无耻”，但后来，外交部发言人只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中国必须退出越南不容置疑的领海”。

主流媒体的报道声音也受到了压制，也就是说，反华示威者的极端民族主义，以及学者和前官员发起的充满敌意的网上请愿，主导着公开讨论。其中一名官员是越南前驻华大使。博客圈盛传已达成了某项不公平协议，臭名昭著的成都会议被频频提起。在1990年的成都会议期间，越南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被认为达成了一项共同保护条约，涉及让越南在经济和政治上更依赖中国。

非传统的信息来源，并不是解决官方对主流媒体的控制的良药。人们欢迎它们，但却不能仅依赖他们。尤其是在打击腐败、反抗中国的生死之战中，必须允许越南的传统媒体自主地传播及时、中立的信息。越南有许多经验丰富的记者。长期慑于审查制度的他们，除了稳妥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其他什么都不想了。

宪法已规定人民享有完全的言论自由，必须得到贯彻执行。开放媒体将有助于领导人赢回人们的信任。如果想推进越南的重大目标，他们就需要这种信任。言论自由有利于国家，也有利于越南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