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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恩伯是蒋介石的亲信将领，抗战时期驻守河南一带，陈伯达写本书，说河南人民有四
害：水、旱、蝗、汤。把汤恩伯比做洪水蝗虫，为害一方。抗战时期我在河南一年半，
就我所见，汤恩伯部队的军风纪是严整的，汤恩伯驭下极严，因为犯有贪污罪，一天就
枪毙了一个上校团长和一个少将高参，是我亲眼所见。

1942年是河南省大旱之年，庄稼颗粒无收，灾民靠野菜度日。抗战官兵为了节约粮食，
每天仅吃两顿饭，节余部分粮食，发放给附近居民。我还配合陶干事，到各村大户人家
，查看财主们的粮囤，说服动员富人，出卖粮食，救助乡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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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岭文史资料第九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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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岁月回顾
陈宝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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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逢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五十周年纪念日，铁岭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刘志刚先生，
敦促我写一篇纪念性文章，说来惭愧，我虽然在一九四二年六月八日夜间，凫过黄河，
投入了抗日部队，却错投了河南国民党的汤恩伯部队。主观愿望是好的，客观现实不容
选择，因此，虽有抗日救国志，未获奋勇杀敌功。后来，我脱离了这个部队，辗转流离
，到了大后方，亲眼目睹了国民党政府的黑暗腐败，思想起了变化。后来又到西北大学
潜心读书，接触革命书籍，进步师友，盲目爱国思想和正统观念受到冲击，并亲身参加
一次反对国民党专横统治的西北大学学潮，认识提高了，思想觉悟了，它的结果便是千
里寻党参加革命，然而人生苦短，世路崎岖。但是，这毕竟是一个东北爱国青年探求摸
索革命道路的一番过程。文史资料注重真实，笔者不敢违背这个原则。

一　金色童年
辽南平原，蜿蜒奔流的太子河畔，有着我可爱的家乡——辽阳县黄泥洼乡道岔子村。村
庄只有百多户人家，多是刘、陈两姓。我的父亲陈君箴，在辛亥革命后，进县城读了简
易师范，毕业后，做了中学教师。父亲在外地教书，放假回家，除带糖果，还带回许多
儿童书籍给我，使我大开眼界。七岁那年，我上了学堂。
学堂在一个小土包上，仅有三间草房，四周围绕着树林。一位老师，教四十来个学生，
分四个年级，实行复式教学，我们一年级，只有四名学生。老师姓赵，非常喜爱我，常
让我坐在他腿上，看他画陶渊明赏菊花，学校有只旧的风琴，赵老师教唱的第一支歌是
《日本小鬼真正顽》歌词是：
日本小鬼真正顽，夺我旅顺大连湾，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期满了它还不交还。
满教室的小学生，憋足劲头，涨红了脸，用尖哨的童音，齐声高唱……日本小鬼真正顽
……当时我们哪里晓得这时正是日寇肆虐，我们中华民族炎黄子孙面临生死存亡之秋呢！

二　幼稚心灵入民族观念
由于“九·一八”事变，东北社会失去正常秩序，每天听父辈们谈论国家民族的生死存
亡，幼小心灵虽然理不出头绪，但对“日本鬼子”这个丑恶的代名词，也充满了民族仇
恨。当时的东北，各种反日组织蜂涌而起，在辽南有王全一的忠义救国军，有绿林出身
的“三胜”、“老北风”、“海宽”、“海乐”……有的打着抗日名义，有的就是土匪
，家乡一片混乱，父亲和母亲一商议，举家迁入辽阳城里。
在辽阳读高中时，有位历史老师，学生不习惯记老师名字，只称呼他“姜二楞”姜老师
，因为他不惧日本人的权势，敢讲敢说，一身正气，日本人也奈何他不得。他讲宋代岳
飞的抗金报国，被奸相秦桧陷害，韩世忠责问秦桧“莫须有何以安天下”，姜老师声色
俱厉，义正词严，深深打动了我的心，也教育了我，使我萌发了抗日救国恢复中华的志
向。我默默心许，我也要像岳飞那样的民族英雄一样献身祖国！

三　确立抗日救国志组织读书会
1939年冬，我从辽阳高中毕业，考上了两个院校，一是长春的财务职员养成所，一是吉
林的高等师范学校(相当于师范大学)。前者是伪满的税务官吏培养班，后者是中学教师
的培养基地。因为，前者录取发表比较早，我在1940年1月8日，到长春财务职员养成所
报到。谁能想到，这所只有一年的学校，竟是我的民族意识彻底觉醒，抗日志愿终于形
成的源地。
入学不久，我就注意观察和自己志同道合的同学，设法接近。我和钟华(钟士尧)、崔国
强、赵德臣(赵景林)、周绍儒、李元实、徐晓钟（徐国光）、许宝顺、秦海山、平岳山
、施长义、王雅斌，孙生田、朱维新、安治国等人常在一起，互相借阅图书看，钟华在
这方面办法最多，常常弄来许多进步书籍供给大家。记得有鲁迅的《呐喊》《傍徨》《
阿Q正传》，茅盾的《子夜》，巴金的《灭亡》《新生》，郭沫若的《归去来》《女神
》，蒋光慈的《鸭绿江上》，萧军的《八月乡村》，萧红的《生死场》，曹禺的《日出
》《雷雨》，邹韬奋的《萍踪寄语》等等，还有许多俄国和苏联的文艺书籍。特别值得
一提的是我们的上期生老大哥，他们利用种种机会，譬如同乡，同学，邻铺等条件向我
们讲述民族衰盛，国家存亡的道理，并借阅进步书籍给我们，常常这样做的有陈树满、
李金山、洪宝环、刘荣久、马成龙等同学。书籍启迪我们的思路，蒙昧中，在日本人的
统治中，我们看到光明前途，找到了我们年轻人应该走的路。
但是，年轻人不都一样。在这所伪满财务学校。也有一批人，认贼作父．他们向日本人
巴结，在伪政权里弄到一官半职，发财致富。我们瞧不起他们，称他们为“糖客”，不
与为伍，而大部分人则是随波逐流，得过且过，不喜读书，在浑浑噩噩之中消磨岁月。
一年的时光很快，1940年冬，我们“财职”四期生，经过一年财务专业学习，已到了毕
业出校前夕。实事求是说，我对这里的各科专业，毫无兴趣。课堂上，日本老师叽哩哇啦
的讲，中国讲师小心翼翼的翻译，我却紧皱眉目，想着自己的心事，我什么时候才能冲
出伪满这个樊笼，走向广阔自由的天地。
日本人为了培养我们这批为他们向中国人民敲骨吸髓的税务官吏，狠下了笔血本和功夫
。这一年，我们是吃官穿官，临末了还送我们去日本国土，进行一番官费参观旅游。其
原意是想增进亲日感情，可适得其反，我们想到的是，我们的国家，什么时候才能成为
一个强盛繁荣的国家！这次日本之行的意外收获，是在东京神田区内山书店买到一批很
有价值的中文书籍。
这些书籍中，最有价值的是一部《中山全集》，我常在夜深人静之时，偷偷走到教室，
全神贯注地读阅这厚厚的四本书，思想深处牢牢地打下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烙印。
我们收集到很多书籍，大部分是文艺性的，也有哲学方面的和政论性的。我和钟华把这
些书编成详细目录，又油印成册，分发给我们志同道合的同学。
毕业出校的日期，越来越近了。某一天，就寝的铃声已经叮当响过了，我和专卖班的王
雅斌同学，还靠在滚热的暖气片上不肯睡，都在想心事。忘记了是谁先开的口，说今晚
把我们的同志召到一起开个会。那个年代——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统治下，胆敢深夜集合
，确实是个大胆行为。我们两个按平日观察，觉得哪些人忠实可靠，和我们志同道合，
有抗日救国之志，便分头去找，唤他们起床，摸黑到楼上第十三教室集会，会由我主持
，到会的有钟华、徐晚钟、李元实、秦海山、许宝顺、崔国强、周绍儒、安治国、孙生
田、施长义、平岳山、朱维新等，约有十几个人。黑夜不敢开灯，大家漫谈，没有慷慨
激昂的演讲，却都实实在在地说出了心里话……我们中华儿女不能甘心当亡国奴、当汉
奸、当顺民，我们要团结起来，结成抗日秘密组织，名字叫“读书会”，以读书交友为
名，行反满抗日之实。这次是大家初步表态的会。以后，我们又连续召开过三四次会，
大家议定：离校后以沈阳、长春、哈尔滨为三大据点，构成东北的全面联络网。同志们
在各自工作岗位上，进行反满抗日宣传，广泛交结同志，壮大抗日力量……有情况随时
以通信方式联络。必须说，那时我们都很幼稚，没有什么党派作后盾，只凭一股爱国热
情，自发地成立了这个爱国秘密团体——财职第四期生“读书会”。有一些人，曾和上
期生如陈树满，李金山，刘荣久，侯德操等人发生联系，都属于个别现象，没有上下领
导关系。
1941年3月，四期生毕业出校，依三个不同专业——内国税、海关和专卖，分配到全东
北各个地区。我和钟华，李元实、周绍儒、安治国等“读书会”成员，分配到沈阳税务
监督署，其他同志则零散各地去了。在沈阳期间，二期生侯德操主动和我们接近，对我
和钟华，他毫不掩饰他的国民党立场，常常把他们暗中得到的重庆国民政府的战地公报
，拿来给我俩看，又要把我和钟华引见给沈阳国民党组织地下头头——魏先生，但忘记
什么原因了，没能实现。后来我们知道，所谓魏先生，就是沈阳国民党特派员罗大愚。
在沈阳，国民党立场的侯德操想争取我们，有着进步倾向，常把革命理论书籍，借阅给
我和钟华的财职三期生张洪顺、杨晋元和丘秋阁等同学也想争取我们。说实在的，那时
候，我们思想主流是爱国、反满抗日。对于阶级斗争，党派分歧，所知甚少。比较来说
，倾向于中国共产党，认为共产主义学说新颖而具有诱惑力，基本上我们还是一群政治
认识处于朦胧状态的小青年。

四　入关读书寻求垫脚石
我在沈阳税务监督署上班两个月，又分配到昌图税捐局，很不安心工作，一心想着走上
抗战前线，实现抗日救国之志。
机会终于来了，我与一位高中同学方湛之在沈阳街头相遇，他身着黑色呢制服，头戴四
角帽。相询下，得知他在北京新民学院读书。引起我的惊喜，这不是个冲出伪满樊笼，
跃进关内的好机会吗?他回校后，给我寄来新民学院招生简章。八月，我去北京，一考
录取。
新民学院是一所华北伪政权为培养中层官吏设立的学校。院长是王揖唐，副院长是日本
人佐藤三郎。学院座落在宣武门内旧国会。学制四年，分行政、司法两科。学生多来自
华北各省市，也有部分东北青年。学生待遇优厚，服装伙食都是公费。我的目的不是来
念书、当官，是寻求向抗日阵线跃进的垫脚石。因而我特别注意交接关内同学。上班生
胡大椿是河南开封人，和我成了要好朋友。他文雅有风度，听了我的自叙，立即允诺，
帮助我实现志向。后来果然在我投奔自由祖国，多次穿越军事封锁线中，给予全力援助。
一九四一年，欧洲苏德战争爆发，远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日益激烈，日本帝国主义为了
巩固在东北的统治，先后制造了两起对东北爱国青年逮捕和残害的事件。前一起，是日
本田中和白丸部队搞的，我们把它叫“田白事件”；后一起，发生在1941年12月30日，
我们叫它“一二·三○事件”，在这两起事件中，王耀钧、史履升、周善恩、刘荣久等
同志被日寇处以极刑，马成龙、潘忠纯、张贵林、王德林等同志，遭敌人迫害，病死狱
中，王雅斌、刘长青、左连贵、孙海峰、高德生、徐连汉、崔立福、常青、徐鸿昌……
等几十人，被敌人关押狱中，直到八一五光复，日寇投降，才获得自由。“一二·三○
事件”发生前，陈树满、李金山等人已先期入关，免遭于难。我们四期读书会成员，我
的好朋友钟华，预先闻得风声，和记者吴玉桐逃入关内，来北京和我共同商议，我们下
一步该怎样走。后来人难以理解，那个时代，处于敌伪严密统治下的爱国青年，要想报
效祖国，抗击日寇，是怎样的困难啊。为了寻求投奔自由祖国的路，钟华做先锋先到河
北邯郸去找他的老师张秉懿。不久钟华来信，说他结识了两个女友，一个叫芝，一个叫
露雅，决定不了和谁订婚好，叫我们去人研究。我和吴玉桐一看就明白，所谓芝，是指
国民党，露雅是指中国共产党，钟华不简单，居然同时找到了两条路。狂喜之下，吴玉
桐和我决定投奔中国共产党。并决定由我去邯郸，和钟华共同落实。如何离开新民学院
，也要做番手脚。我按预先约定，叫沈阳周绍儒给学院来封假电报，回家参加“国兵检
查”。那时国兵入伍是件大事，日本人总队长横泽高记大佐，送给我一张名片，意思让
伪满征兵官对我关照。狡猾的日本人没有想到，我利用这张大佐军衔的名片，在敌伪营
垒中几进几出。这是后话。这样我离开了新民学院。

五　探索抗战路夜凫黄河
1942年4月，北京已是早春天气，但在敌伪统治下，人们仍有瑟缩之感。
我离开仅仅读了一个半学期的伪学校新民学院，吴玉桐和胡大椿送我上路。好友大椿一
再叮嘱我，到邯郸如果不合意就到开封去找他的同学王世慧。夜车到了邯郸，张秉懿和
钟华师生二人都在车站接我，经过日本宪警检查，我们来到张老师家里。张老师是位农
业专家，在邯郸棉花学校任教。饭后，钟华向我讲诉他探索到的两条路：一是，他认识
了一位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姓王，现在到大名去了；另外他还认识了一位国民党的敌
后工作人员姓秦，在邯郸街上开一家“庆祥号”纸烟店做掩护，我真佩服钟华好友的活
动能力。第二天，便叫他去大名找王某。三天后钟华才回来，不无失意地说，王某人没
有找到。退而求其次吧，只要能参加抗战便好，我这样想，钟华领我去庆祥号见秦某人
，他是四十多岁的一个胖子。据他自己说，曾在宋哲元部队参加过喜烽口抗战。现在以
纸烟店为掩护，从事敌后工作。他说能把我们送到汉阳的国民党部队去。我们信以为实
，安心等待，并把消息告诉了北京吴玉桐。可是一天深夜，纸烟店老板秦某突然被日本
宪兵捕去，这条投奔国民党的路子也断了。我记起胡大椿的叮嘱，和钟华商议，由我去
开封继续寻路。在开封我找到大椿同学王世慧，他腾出一间屋，安排我住下，一日三餐
，待我如兄弟。胡大椿、王世慧都是河南人，对我这个东北人，本无亲谊，却一见如故
，给我多方援助，大概是中国青年对日本侵略者，同仇敌忾的心情，把我们牢固地结在
一起了吧。后来，我的许多东北同学如赵景林等也是经过胡大椿、王世慧的帮助，到了
抗战大后方的。
在开封，我四出活动，了解到出开封西行，经中牟可到黄河岸边，渡过黄河就是我们日
夜思念的自由祖国。路程不远，约百多里路，可是有敌伪宪特，四处活动。而最关键的
是如何渡过天堑黄河。事已至此，我决不退缩。我自幼生长在太子河边，练就了一身泅
水本领，自揣不惧黄河的水宽浪大，一定能泅凫得过。为此，暗中购买一幅准备包裹衣
物的黄色油布，和一只防备迷失方向的指南针。事有凑巧，在开封我遇到新民学院的同
班同学于学谦。他和我同样，以回乡“检查国兵”为理由，欺骗日本人，来到开封，寻
找到抗战大后方的路。他已经认识了一位“商人”，能够带我们到黄河对岸去。我马上
唤来了吴玉桐和钟华。六月八日，我们四个东北青年，尾随“商人”从开封出发，奔向
中牟黄河岸边。可惜，途中，我和钟华同他们失掉联系。朱、吴二人在九日夜间，随商
人乘皮伐，在日寇炮楼上发出的枪声中，渡过了汹涌的黄河。我和钟华来到岸边，因为
他不会泅水，我只得把他留在河东岸，自己脱掉衣服，用油布包好，绑在身上，在沉沉
暮色中滑入水里，对面就是自由的祖国，我信心百倍，用劲游向对岸去。
不知游了多少时间，忽觉脚触沙滩，我兴奋极了，喉中发出高兴的声音，被守候在战壕
里的抗日将士发现，我听道一声说“有人，开枪!”一片枪声便扫空而过，我立刻伏到
水里，悄悄向下流游去。夜又静下来，我靠拢岸边，穿好衣服，走向村庄。河南老乡还
在树下纳凉，上前一问，此村名叫大王庄，老乡把我带到河防部队。

六　汤恩伯 陈大庆对我审查考验
历尽艰辛，我到了自由的祖国，仍然满怀喜悦。不久，我便消沉了，过河当夜，十分疲
倦，在小学校书桌上睡了一宿。第二天，河防部队连长来看我，详细询问了来投经过，
当天
把我送到营部，又到团部。团长王铁麟，是位和蔼可亲四十余岁的胖子，他对我的举动
颇为赞许，还派了便衣到河对岸去接钟华。我原来告诉钟华等我三天，可惜去人晚了，
钟华已回邯郸。这时，我也得知，于学谦、吴玉桐二人随商人去了郑州。后来钟华几经
周折，到了大后方，入了三台东北大学，以后他和陈树满在重庆，合力办了一份杂志，
叫《今日东北》，以宣传和推动抗日救国大事业。1944年秋，钟华和东北大学一批同学
，投奔太行山根据地，随二野刘邓大军，转战大江南北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建立了功绩。
我在王铁麟团部，被待如上宾，实际也是被观察阶段。十多天后，又经师部送到军部。
军部设在新郑县城南大高庄，这是河南抗日将领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的第二十九军
，军长陈大庆是黄埔军校一期生。我的到来，在军内引起不大不小的一番震动。一是，
在黑夜居然有人不惧黄河风浪，不怕将士枪弹，冒死投靠抗战；二是，这个人自称是东
北人，东北已经沦陷了十一年，十几岁的娃娃怎么可能有如此爱国热情。从军长、干部
到士兵，都对我疑窦重重。先是军法处的军法官对我审问，然后是吴副参谋长、赵科长
、李营长等一批东北籍军官，来看我这个东北小同乡。我不在乎，反正我是要参加抗战。
最初，把我安排在军部的“准星话剧团”补了一名下级的尉官，话剧团的同志们对待我
都很好，每个礼拜都有演出任务，慰劳部队和附近群众。我没有什么艺术才能，只扮演
过普通战士吴得胜和乡民哈二虎。从六月初到十月末，我和话剧团同志们一道，活跃在
抗日最前线，隔河相望，就是日寇铁蹄践踏下的豫州大地。话剧团里有位女同志叫姚萍
，江苏武进人，出于女性的慈爱之心，对我这个远离家乡、漂泊异域的小弟非常关切，
后来我到西北大学念书，她还寄了三千元法币给我，那些不歧视我不排斥我的官长和同
志，时至今日，我仍然尊敬和怀念他们。
十月末，军部对我考查告一段落，把我送到河南叶县，汤恩伯的总司令部。汤恩伯是蒋
介石的亲信将领，抗战时期驻守河南一带，陈伯达写本书，说河南人民有四害：水、旱
、蝗、
汤。把汤恩伯比做洪水蝗虫，为害一方。抗战时期我在河南一年半，就我所见，汤恩伯
部队的军风纪是严整的，汤恩伯驭下极严，因为犯有贪污罪，一天就枪毙了一个上校团
长和一个少将高参，是我亲眼所见。
到了叶县总部，汤恩伯的参谋长宋涛接见我。当然，这是更高一层的对我考查。宋涛中
将是早期保定军官学校毕业，五十多岁的老将军。他用锐利的目光打量我，摸摸我胸脯
，看我慌不慌，叫我说几句东北特有土话，看我是不是真正东北人。到此我完全明白了
，原来他们怀疑我是日本人。这也不奇怪，日本人为灭亡中国，什么卑鄙手段都会用的
。经过总部参谋长这番考验，我被认可了，送到党部充当干事，仍是低级尉官。
1942年是河南省大旱之年，庄稼颗粒无收，灾民靠野菜度日。抗战官兵为了节约粮食，
每天仅吃两顿饭，节余部分粮食，发放给附近居民。我还配合陶干事，到各村大户人家，
查看财主们的粮囤，说服动员富人，出卖粮食，救助乡亲。

七　身陷军统组织接受任务回东北招生
1942年12月，经过参谋长考查和两个月工作考验，汤恩伯总部对我认可了，送我到安徽
临泉的“边区学院”上学。当时的安徽省临泉县，是苏鲁豫皖四省边区的军事政治中心
，汤恩伯的另一个总司令部也设在这里。二十九军军长陈大庆，不知什么时候调来这里
当了秘书长，又是他接见了我，在我的介绍文件上，轻轻一批。本来说上边区学院，可
是却把我送到另一个训练场所，名叫王大湾特种干部训练班。班主任就是汤恩伯，负实
际责任的是教育长周麟祥。这个班也受军统领导，专门训练特工人员，有学员一百六十
人，分两个中队。队长一个姓庞一个姓朱。有教官若干人，尚能记得名字的有朱剑农、
姜勇、陈其善、陈旭东、刘林华等等。学习科目有侦察、化装、通讯、擒拿和日本话。
设备简陋，学员素质很低，上课既无课本，也无讲义。全凭教官空口白话，记住多少算
多少，既不考试，也不检查。我在这个班学习三个月。1943年4月初，周麟祥把我找去
，给我一项任务：回东北招生。同时也派遣另一名学员张凯去平津一带招募学员。从汤
恩伯、周麟祥这个举措来看，是想向平津、华北和东北，发展他们的势力。
1943年4月初，我装扮成商人模样，一袭长袍，一顶草帽，由临泉动身，途经界首、淝
河口镇过黄泛区，进入了沦陷地区。到商丘登上火车，又经开封、新乡、邯郸直抵北京
。途中敌伪宪警盘查严厉，我因怀揣日本大佐横泽高记名片和新民学院学生证，有恃无
恐。回来东北，在沈阳、长春经读书会同志的帮助和串联，招募到六名同学随我入关，
他们是周平凯，奚俗、魏易生、李文忠，高云程和巴彦彬。
我突然回到沈阳、长春，引起一阵小小轰动。高中时代和财职时代的同学们，纷纷来看
我，愿意听我讲祖国抗战的种种情况。其实我也知之甚少，但对久被封闭，只能听敌伪
宣传的“伪满洲国”的青年来说，却如大旱逢甘霖，聊解饥渴。大家一致关切的问题，
是抗战已经进入第六个年头，祖国什么时候能够胜利?是啊，从“九·一八”事变就当
了亡国奴的东北人民，什么时候才能够拨开乌云重见天日?
我把我所知道的国际、国内的形势变化和盘托出，并强调最后胜利是我们的，曙光就在
前面。我的一番说词，很受到老同学赞许，大家得到鼓舞。一时间，我似乎成了一位小
小传奇人物。因为我是自由祖国派回来的……。
这次我回沈阳、长春看到了财职读书会的几位老朋友，崔国强、赵景林、李元实、徐晓
钟等人，除崔国强外，其他三人后来都进入关内到了抗战大后方，在战胜日寇和解放战
争中，对人民做出有益贡献。
我带领六名东北青年，经过山海关、黄泛区和封锁线，一路跋涉，几经盘查，比较顺利
的回到临泉王大湾。教育长周麟祥对我完成任务圆满归来表示满意。六个人被安排入队
学习，我则被分配大队部，专做文件收发整理工作。我在大队部工作五六个月，大队部
改组，我被编到下面分队。在去分队抚沟县的途中，我向分队长周某说明，愿意到敌后
开展工作。经他的同意，我去了开封。1944年，日本人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突向河南
、贵州发动进攻，蒋介石军队连续撤退，这里成了沦陷区，我的一段抗战生涯划个句号。

八　流浪大后方
1944年初，我离开抗日前线，经过一个多月的旅途跋涉，到了四川三台东北大学。这里
有许多东北籍同学。陈树满、李季若、董雨、李逢春、张杰、胡仁、刘延鼎等等。可惜
，好友钟华到重庆沙坪坝，创办《今日东北》期刊去了。我的到来，无疑地在东北同乡
中引起小小骚动。一是我夜凫黄河带点惊险性；二是我来自前线，带点火药味；三是我
进出敌营，
有点神密性。总之，大家喜欢我，看重我。善交际又比较活跃的陈树满同学引导我去见
学校三长——教务长白世昌、训导长吴希庸和文学院长金毓黻。又为我组织一次报告会
，专题讲演《抗战之路》。当时的东北大学，地处川北，虽然受国民党正统思想和地方
封建势力的一定影响，但民主和进步力量十分活跃，学生有很多壁报及社团组织。很可
惜，我到的比较晚，错过了编班时期，又不愿意到新生院，从低年级读起，因此决心到
陪都重庆，找教育部解决学籍问题。
离开三台东大前，陈树满、李季若等同学在一个星期天为我组织了一个话别会。那天，
十多名东北青年来到涪江之滨。畅诉到祖国大后方的感受、政治见解和个人远景前途。
1944年5月，在东大同学帮助下，我搭黄鱼(四川话，白乘车的意思。)风尘仆仆到了重
庆青木关，这里有教育部设置的专为收容和救助东北流亡青年的救济处，免费供给食宿
和按学历分配学校。我的高中同学刘汉璋在这当总干事。二人相见，格外欢喜，畅叙了
别后情况。第二天去重庆沙坪坝。好友钟华在这儿办杂志《今日东北》。他因为办杂志
，不能回东大听课，受到开除学籍处分。(后来，他去了解放区)。钟华呆在重庆，对国
民党大后方统治阶层的黑暗腐败情况，当然更有深一层的体会了解。这无异又给我上了
一堂政治课，推动了我迟早要投向中国共产党的意念。
在青木关“东北青年流亡救济处”有许多和我同样流浪到大后方的东北青年，大家都在
等待教育部分发相应学校。期间，教育部聘请名士文人给我们上课，如王杰夫、刘不同
等反动政客，大放抵毁共产党的反动厥词。也有进步的正义人士如顾先生，他写了两句
名诗“绿水独争黄浪绿，秋心不予壮士寒”，意思说清净绿水不肯和污龊黄水混合；壮
士不怕凛冽寒风。顾先生的铮铮铁骨精神，给我印象极深。1944年8月，我被教育部分
发了——西北大学。

九　西北大学的学生生活
秋风乍起，我搭上甘肃油矿局的汽车，从重庆驶往西北，抗战时期，我国沿海城市遭日
军占领，内地没本事制造汽车，这是一部陈年老货的老爷车，一路上常常抛锚。从重庆
到汉
中，几百里路程，它走了一个月。耗光了我的路费也使我苍老疲惫。九月末，我才到达
城固县西北大学。西北大学，原称西北联大。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平、天津一带的
大专院校纷纷向内地迁移。去云南昆明的如北大、清华、南开大学，组成西南联大；来
西安古城的如北师大、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等组成西北联大。后来，为躲避日本飞机
的狂轰滥炸，一些院系向外县搬迁，来到城固县城的有文、理学院和法商学院，共有十
三个科系，一千二百多学生，是为西北大学。注册组职员看过我的学历证明和分发文件
，把我分配到法商学院政治系三年级，享受代学金待遇。代学金是抗战时期后方大学生
享受免费食宿的专用名词，因为他们多来自沦陷区，失去了家庭的经济供应，国民政府
为了培养这批知识分子，国库拿钱供给，称做贷金。意思是将来他们毕业工作，再还给
国家。
成了大学正规生，我结束了流浪生活，每天规规矩矩上课。王守礼教授的中国外交史、
原政庭的西洋史、许兴凯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王治焘的宪法、赵石萍的市政学，都是我
爱听的课程。老教授们治学严谨，讲课认真。我也常坐图书馆，看些进步书籍，学点革
命理论，还兼修了一门外文——俄语。四年级时，我还当了一年校外兼课教员，缓解一
下经济危机。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全国人
民翘首盼望民主建国，实现和平。而蒋介石却一心想发动内战，夺取胜利果实。1946年
2月，我参加了西北大学的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独裁统治争取自由民主的学生运动。并和
另外4名学生代表一起去渝和校长刘季洪谈判，成为学生自治会一员。四月十五日，学
生自治会赶走了刘季洪和学校当局高层人物，一度接管了西北大学。四月十九日早晨，
国民党军警开进学校。四月二十三日，接到上级党组织指示，我们这些已经暴露的学生
干部不得不转移。当夜，我和王庆新、周希煊两人自城墙翻越而出，直奔西安。
1942年6月，为抗日救国，我投到国民党营垒，1946年5月，因为争民主，闹学潮被诬“
暴徒”受到通缉，以后我和高士兴、齐越、沙林、张玉林等同学回到北京，1946年末，去
了北满解放区。正是，世路崎岖人生几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