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俊刚：新加坡模式和中国模式

2015年07月29日

联合早报

吴俊刚专栏

比较具体的说，本文所要讨论的是新加坡式的贤能政治和中国式的贤能政治。这里所谓的贤能政治就是目前在中国清华大学执教的贝丹宁教授（Daniel A. Bell）所指的Political Meritocracy。1990年代初期，贝丹宁曾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执教数年，对新加坡政治有一定的了解。

新加坡的用人唯才制或简称唯才制度（meritocracy），大家都耳熟能详。简单地说，任用人的标准是看一个人的能力、实际工作表现，甚至人品德行，而不是看家庭背景，或是靠裙带关系或财富。这是一种民主社会人人可以接受的原则。我们的公共服务体系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原则择优录取，考核升迁的。但是，在政治上，如何落实这个原则却似乎很少人关注。所以，贝丹宁的新著颇值一读。

政治上选贤任能的课题之所以被忽视，或者说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是因为在很大的程度上，我们已经被西方的政治理论洗了脑，满脑子充斥的概念只是一人一票，两党制，透明度，制衡，政党轮替等等。好像这些就是民主政治的全部。但选举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似乎少人理会。然而，这才是关键所在，也是新加坡建国元勋们最揪心的事情之一。

理论上，选举就是要选贤任能，而民主选举则是通过一人一票的方式和过程，来选举一个贤能的政府来治理国家，为百姓谋幸福。这应该也是每个选民心目中的理想。但在实际操作上，民主选举的结果往往却与人们的愿望背道而驰。在很多国家，民主选举选出来的多数不是贤能政府，而是平庸或无能政府。

贝丹宁因此把目光聚焦到新加坡式和中国式的贤能政治。最近，他出版了新书《中国模式——贤能政治与民主的局限》（The China Model-Political Meritocracy and the Limits of Democracy），深入探讨选贤任能的课题，比较西方民主和中国的一党制在选贤任能方面的优劣，当中也涉及对新加坡模式的观察。

贝丹宁的“中国模式”指的不是中国的政治现状，而是把中国所实行的选拔方法作为一种理想模式来讨论。很明显，他是偏向选贤任能的做法的，因为他观察到一人一票制在这方面的明显缺陷。作为一个来自加拿大的西方人，他服膺民主，因此，他的理想是民主与贤能政治的结合。问题是该怎么做？做得到吗？在一人一票已经成了根深蒂固教条的欧美，这确乎是不可能的。但贝丹宁认为，对西方国家来说，中国模式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中国更有条件实行贤能政治

在他看来，像新加坡这样的小国实行“一人一票”没有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选的领导是什么样的人。对于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可以有一些民主，但是基本上应该靠“贤能政治”。换言之，地方上可以有民主选举，但中央政府领导人则应通过贤能制度选拔。

比较令新加坡读者感兴趣的，也许是贝丹宁对新加坡式的贤能政治的看法。他认为，新加坡的贤能政治和民选制度之间存有一种内在的矛盾。如果有朝一日人民行动党在大选中失去了多数，这个矛盾就可能显现。理由是，新加坡的贤能政治是建立在一党独大的基础上，由于长期的稳定性，让行动党能够实行有系统的领袖培养计划，让有潜质的人历经几届大选的磨练，这和一个多党制政体是难以匹配的。因为，多党政体往往造成政党轮替，政权更迭。

换言之，如果政党不断轮替的情况在新加坡发生，建立在行动党稳定执政基础上的贤能政治就难以为继。新加坡人才有限，这些人如果觉得投身政治，要经历那么长时间的磨练，结果又不确定，他们可能就会对政治敬而远之，或者为了赢得大选而不作长期的规划。因此，相形之下，一党执政的中国反而更有条件实行贤能政治。

选贤任能，其实是中国历史上延续千年的政治传统，基本的机制就是科举制度。这本来是个很好的制度，只是被扭曲了而失效。比如八股取士，能写好八股文的才子未必就是治国人才。所以，考核制度重要，方法也同样重要。今天中国的干部遴选培养和考核制度，或许可以视为是回归到选贤任能的儒家传统。

但严重的腐败问题说明，现行制度还有很多缺陷，必须不断完善。比如，中共领导人知道，腐败是可能亡党亡国的，因此必会下定决心整治，同时完善防腐败、反腐败的措施和机制。贝丹宁认为，如果这个模式能持续改进，日趋完善，那么“中国模式”有朝一日就可能成为“一人一票”以外人们可以选择的一个替代模式。

至于新加坡模式，我们的确必须认识到，我们的贤能政治是建立在行动党长期执政的基础上。这个稳定性让政府能够作长期的政策规划，以及实行痛苦的改革，比如历次的经济结构重组，劳动力政策调整，以及遇上经济衰退时的公积金大幅下调等等。如果政府没有把握在实行这些痛苦而必要的措施后，还能继续赢得下届大选，那很可能就会转而采取软措施，应付一下短期的问题，把长期问题撇到一边。希腊等国面对的就是这样的情境。

一党独大和与之俱来的稳定性到底能维持多久，这是个没有人能肯定回答的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属于一个“例外”（exceptional）。这个例外得力于各反对党的长期积弱。正如贝丹宁所观察到的，一旦新加坡政治也走上“常态”，政党频繁轮替，政权不断更迭，像其他许多多党制国家一样，那么，例外就可能立即消失，不凡将会归于平庸。因为，没有一个无法长期执政的政党能够或有意愿实行长期的政策。

新加坡模式到底能持续到什么时候？新加坡政治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些都是未可知的。中国模式是否能最终演变成一个其他国家也会效仿采用的模式？这也是进行式，没人能预见得到。两个模式未来的命运如何，我们也只能持续观察。

作者是新加坡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

新加坡的贤能政治是建立在行动党长期执政的基础上。这个稳定性让政府能够作长期的政策规划，以及实行痛苦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