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黃河文明到一帶一路（二）60.黃山賄案 ▼

六十、黃山賄案
除了直接打擊貪污腐敗官員，魏忠賢還對與貪腐官員勾結的地方豪強勢力進行了嚴厲的打擊。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黃山案”。
魏忠賢除了要管軍事、管內政，還要完成天啟皇帝交給他的另外一個大任務，就是重修三大殿。這個事兒從萬曆皇帝開始已經準備了二十多年，一直因為經費不足沒有正式動工。真正動工是天啟二年。這需要花很多錢，特別是需要從全國各地採集木料。
皇家采木這個事兒，小木料會從江浙等地採購，但大木頭一般會從雲南、貴州地區採集。那些地方比較偏遠，木材採集的成本也高。其實安徽黃山地區也可以采大木，但是這裡是徽商的發源地，黃山采木業早就被徽商壟斷。徽商在明朝政治中很有影響力，所以朝廷采木總是會避開黃山地區。
東林黨被整肅以後，為了重修三大殿而在黃山采木的事情就被提了出來。黃山吳家是歙縣最大的木材商人，同時也很早就涉足鹽業，是大鹽商。關於徽商利用“開中法”改革涉足鹽業的故事我們在第一卷“葉淇變法”裡面講過了。歙縣是明朝徽州府所在地，也是徽商的大本營。東林黨人的“白手套”汪文言就是歙縣人。吳家能夠在這裡稱雄，其實力可見一斑。
嘉靖、萬曆年間，吳家先後兩次出巨資捐助抗倭軍費，一次捐資二十萬兩白銀；第二次捐資三十萬兩白銀。這種慷慨的捐助換來了幾個南京留守政府的官職，有一些是虛銜，有一些是實職，幫助吳家迅速建立起了跟東林黨的密切關係。
天啟五年九月，東林黨遭到整肅以後，刑部給事中霍維華上疏，提議在黃山地區采木以用於三大殿工程。吳家眾人得知以後大為不安，由家族中比較有影響力的一支吳養春出面，寫信給他家在天津的代理人，安排他們帶三千兩銀子[1]進京去行賄，以期取消在黃山採辦木材的提議。
吳養春的家人吳文節帶着三千兩銀子，又委託在北京做官的程夢庚等人幫忙四處打點。但吳養春以前在幹過兩件極壞的事情，一件是侵吞了其從弟吳養澤的家產。吳養澤及其七歲的兒子都死的十分可疑——後來經過審訊認定吳養澤和他的兒子是被吳養春毒死的。吳養澤死後，吳養春即誣告吳養澤的僕人跟試圖侵占其財產，把吳榮下獄，然後把吳養澤的財產歸為己有；第二是因為懷疑管家經管的賬目有問題，就把管家給打死了[2]。管家的兒子吳孔嘉後來考取了功名，到北京作了一個小官；而吳榮出獄後也到北京投靠了吳孔嘉。這兩人都是吳養春的仇人，得知吳養春家人在北京行賄，就告發了此事。
魏忠賢派人逮捕了吳文節並吳養春一家。吳養春被捕後，又托人花幾萬兩銀子試圖行賄魏忠賢的親信田爾耕，被田爾耕拒絕。經過審訊，認定吳養春害死從弟、打死管家罪名成立；而且吳家曾私設崇文書院，跟東林書院一樣招納大批理學人士研討政治。在朝廷下令關閉天下書院之後，吳養春把書院改稱書館，繼續運行。更重要的是，吳家長期霸占黃山木場，違法倒賣黃山木材——這也是吳家發家致富的根源，累計非法獲利超過六十萬兩。還有這次幫助吳家四處打點的程夢庚等人，也被順帶查出來貪贓十三萬六千兩。
經過追贓，吳養春家產全部罰沒入官，吳家其他分支的非法獲利也被追繳，六十五萬兩銀子被沒收入官；程夢庚等人的家產十三萬六千兩也如數沒收入庫。
這個案子，經過東林黨的翻案，長期以來一直被認為是一個冤案。但吳養春讓家人到北京行賄，希望朝廷不要到黃山來采木的這個行為是客觀存在的，這本身就是嚴重違法。一次就行賄三千兩銀子也不是一個小數目。根據地方官員核查，吳養春家裡在黃山只有三千多畝林場。而整個黃山的林地面積是一百八十萬畝。吳養春家的林場只占了大約黃山林地面積的五百分之一。朝廷到黃山采木，也不會盯着吳養春那三千多畝林地采。如果采木成本由所有黃山木場主分擔的話，那麼吳養春願意付出的三千兩銀子乘以個五百，就是一百五十萬兩銀子。也就是，需要朝廷在黃山采木成本超過一百五十萬兩，吳養春才值得拿出三千兩銀子去行賄以避免朝廷采木。
而且，朝廷采木不是白采的，要付錢的。只不過因為有官員貪污等情弊，最後付的錢趕不上成本。假設采木會虧掉一半的本錢，那麼吳養春這三千兩銀子如果只是為了避免自己那三千畝林地的損失，就需要朝廷在黃山采木成本超過三百萬兩銀子才行。
這顯然是不可能的。最後整個三大殿的重建成本才五百多萬兩銀子。采木成本在整個預算中即便占大頭，也不會超過三百萬兩。這個成本中絕大部分是運費，木材原料成本不會超過一百萬兩。而且朝廷采木也不會就盯着黃山一家采，浙江、福建、廣東、雲南、四川、貴州、河南、河北等地都要采木。之前因為徽商利益集團的阻礙，一直沒有在黃山采木，現在讓黃山地區也分擔一點而已。最後算下來，在黃山地區采木，采個十幾萬兩銀子的木材就頂天了。國家還要付錢來買，最後木場主的成本損失也就幾萬兩銀子。
這幾萬兩銀子的損失，是整個黃山全部木場主需要負擔的成本，分攤到占黃山林地面積只有五百分之一的吳養春頭上，也就是一二百兩甚至幾十兩銀子的損失。
為了可能承擔的幾十兩或幾百兩銀子的損失，就主動拿出三千兩銀子到北京去行賄，想要停止朝廷在黃山采木，這可能嗎？何況這個錢花出去，能不能成功還是一個未知數。顯然，花三千兩銀子，不可能是為了避免幾百兩銀子的損失，而是幾萬兩甚至十幾萬兩銀子的損失，才值得花這個錢去爭取一下。吳養春那三千多畝林地，就算全賣了，也不過價值一兩萬兩銀子，無論如何不必花三千兩銀子去北京行賄讓朝廷取消在黃山采木。
既然東林黨方面提供的材料，帳算不過來，那麼我們就可以懷疑，這背後肯定有隱情。要麼是吳養春實際占的林地遠遠不止三千多畝，要麼就是他是代表整個吳氏家族來行賄的，背後就是吳氏家族霸占黃山林場、盜採黃山木材大發橫財。朝廷到黃山采木，導致的幾萬兩或者十幾萬兩銀子的成本損失，大部分可能要由吳氏家族來承擔。所以他們一聽到霍維華提議到黃山采木，馬上就積極準備出錢行賄，以避免損失。只有把整個或者大部分黃山林地的采木成本都考慮進來，到北京行賄的帳才算的過來。
這就好比今天北京住房限購，影響了北京房價更大幅度的上漲。某個開發商在北京只有一個樓盤，算下來全賣出去能掙個一億元。由於限購讓房價少漲了每平米兩千塊錢，該開發商會因此少賺兩千萬。於是他就出資三個億，去北京市政府到處行賄，希望取消限購。這可能嗎？顯然這是不可能的。如果真的發生了這種事情，那麼我們就可以合理推測，這個開發商要麼實際上通過各種隱蔽的方式，在北京還有很多很多樓盤在開發；要麼他只是北京地區某些大開發商的代理人，負責出面打點而已。吳養春案，也就是這麼一個邏輯。
案件審理完畢之後，就有一個追查吳家非法獲利的問題。魏忠賢給皇帝的奏章說的很明白，需要追查的六十多萬兩銀子不是吳養春一家的，而是整個吳氏家族。“養春之祖守禮，霸占黃山木植，及山場地畝，積年擅利，並隱匿山地，總計贓銀六十餘萬兩。”[3]這是從吳養春的祖父吳守禮開始，多年累計下來的非法獲利。這個數字也並不誇張。嘉靖年間，吳守禮一次就掏出二十萬兩銀子資助抗倭軍費；萬曆年間，吳養春也出資三十萬兩銀子捐助軍費。能夠一次拿出三十萬兩銀子，吳養春的家產在六十萬兩以上當無疑問。東林黨人聲稱，吳養春家裡根本沒有那麼多錢，朝廷派來追查贓款的人都是酷吏，為了完成任務逼迫整個徽州地區的富戶出錢。沒多久，又出現一幫“憤怒的群眾”圍攻追贓官員，打死其兩名家丁，把追贓官員給趕跑了。
吳家的情況，應該跟今天的某些地方黑惡勢力比較類似。我們舉個例子，山西呂梁的黑社會老大張志雄，就是長期霸占呂梁地區的礦產資源大發橫財，根據媒體報道：
“（張志雄）以聚鑫礦業為依託，打着開採陶瓷土礦的名義開採鋁礬土礦。其間，他網羅家族勢力和刑滿釋放人員，有組織實施尋釁滋事、強迫交易等犯罪活動，對妨害其利益和違背其意願的群眾蓄意滋事、隨意毆打，致多人不同程度受傷。同時，僱傭湖北人龔國兵帶領手下非法掠奪他人礦藏，攫取巨額利益，逐步發展成方山縣有名的黑惡勢力……山西省國土廳委託山西省礦業聯合會組織專家評定，聚鑫礦業越界開採破壞鋁土礦資源量38萬多噸，價值9995萬元人民幣。”
在這中間，張志雄也花了大價錢建立自己在官場的“保護傘”網絡，當上了縣人大代表。
對於某些不合作的官方調查，張志雄也會組織“憤怒的群眾”來予以抵制。根據新華社的報道：“2009年12月，方山縣公安局大武派出所民警發現聚鑫礦業存在重大安全隱患，進行調查時，遭到張志雄帶領的數十名工人圍攻。2011年10月，呂梁市國土局發現聚鑫礦業有越界開採嫌疑，國土局執法支隊副支隊長王立新帶隊準備下井核查，遭到張志雄及其團伙的辱罵威脅，調查被迫中止。”
十八大以後，中央掀起“反腐風暴”。首先是在中央的山西高官令計劃被捕入獄，然後他組織的“西山會”朋黨集團被打掉，跟着山西一大片高官落馬，然後一層一層的打擊地市縣中的腐敗分子，張志雄失去了官場保護傘，才最終落網。魏忠賢先在朝廷中清洗東林黨，再打擊吳氏家族，也是這個路徑。
——如果將來中國政府被張志雄這一類人的利益代言人控制了，那麼他們書寫的歷史資料上，估計也是跟“黃山案”一樣，把“張志雄案”寫成一個專制政府試圖對老實巴交的民營企業家進行敲砸勒索，人民群眾非常憤怒而反抗官府暴行的故事。
張志雄的做法，跟吳家依靠霸占黃山林木資源發家，又花錢從政府那裡購買政治頭銜、發動群眾圍攻追贓官員的手法十分類似。吳家被查之後，徽州知府竟然宣布“看破紅塵、棄官出家”，當和尚去了。東林黨人聲稱這是因為知府大人一身正氣，無法忍受酷吏追贓過程中對人民的盤剝才這麼做的。但無法忍受棄官就可以了嘛，出家當什麼和尚？給事中李魯生的彈劾可能更有道理一些：“受事避難為身家之圖”。知府大人害怕自己為地方黑惡勢力提供庇護的事情被追究，找個藉口主動跑路的可能性看起來更大一些。畢竟回家也可能被抓回來，當和尚的話，出家人云遊四方、渺無音訊，還不好說人家是畏罪潛逃。
從黃山案這個視角，我們也可以進一步分析，魏忠賢和東林黨分別是為哪部分人的利益服務的。
首先，魏忠賢的政策有利於相對降低雲南、福建、廣東等偏遠地區的人民的負擔。因為以前采木都要從這些地方采，人民負擔很重。而安徽黃山地區獨享特權可以不用承擔這個義務。在黃山采木就是平攤稅負，徽州地區的木場主們負擔增加一點，其它地方的人民負擔就可以相對減輕一點。這是從全國一盤棋的角度來考慮問題的。而東林黨人則專門照顧徽州這種富商雲集的地方的利益。徽州相對更靠近大運河，采木之後運往北京的成本要低得多。東林黨人就偏偏不讓在這裡采木，而寧可讓朝廷跑到四川雲南去采木，運費因此增加數倍。
第二，魏忠賢的政策對黃山本地的普通林業開採者也更有利。吳家長期霸占黃山木材，把黃山視為自己家的財產，所以才會為了取消黃山采木的政策跑到北京去行賄。其他人要想從黃山采木謀生，恐怕就很難了——人家連皇帝的聖旨都會想辦法搞定，難道你一個普通競爭對手還想不出辦法來把你幹掉？就跟上面講的山西黑惡勢力霸占礦場，對競爭對手採取尋釁滋事、強迫交易等手段一樣。吳養春這種人，因為財產問題，可以打死自己的管家、害死自家的弟弟，可以想象他會用什麼手段對付外姓的競爭對手。整個吳氏家族，在當地經營數十年，在朝廷有東林黨罩着，地方上的政商關係肯定也早就理順了。誰要是未經他們家允許跑到黃山去采木，會是什麼結果？黃山那麼大，普通山民靠山吃山，可能管不過來。但對經營到一定規模的木商，要想打擊驅趕就是很容易的。
所以，老是有一些人說東林黨代表商人的利益，但其實還應該再往下一層問一下：他們代表的是哪一部分商人的利益？很顯然，並不是普通的商人和城市市民，而是通過官商勾結，對下盤剝普通商民，對上抗拒國家稅收，獲取壟斷暴利的那一部分大商人的利益。這跟漢朝的豪強在本質上是一樣的，不過漢朝的豪強主要是基於土地兼併的豪強，明朝後期的豪強是基於商業壟斷的豪強而已。放到今天，其實就是地方黑惡勢力。就像前一段剛被槍斃的四川黑社會老大劉漢，說起來人家也是漢龍集團的董事長，資產四百億，有好多家上市公司，是生意做的很大的大商人。還捐過好幾百萬資助四川地震以後的希望小學建設，各種慈善活動捐款數量在四川商界位居第一名，被稱為四川“首善”。連續三屆當選四川省政協委員、常委。有很多官員，包括中央的高級官員，都很樂於為這樣的“商人”服務。但在這些光鮮的外表背後，劉漢集團卻干着殺人越貨的勾當，是當地一霸，誰要是敢跟他們家搶生意，不是打死就是打殘。讓這種“商人”興旺發達，讓這些官員來掌握國家政權，顯然並不能促進國家社會的進步。說什麼東林黨人代表了中國近代工商業階層的利益，代表國家的發展方向，就是一個笑話。
真正能夠代表明朝中後期工商業階層的利益，能夠促進中國走向近代化的人物，絕對不是東林黨，而是那些反對東林黨或者被東林黨所反對的人，包括海瑞、李贄、張居正、魏忠賢等等。他們不像東林黨那樣，把重視商業發展的口號喊得震天響，而是堅決的主張打擊官僚腐敗、打擊地方黑惡勢力、打擊不正當的商業壟斷，富國強兵，這才能為工商業的健康發展開闢道路。
在推動國家進步的道路上，政府官員的責任，不是去鼓吹工商業有多麼重要，不是去跟商人結成利益同盟，更不是通過削減本來就不多的稅收來弱化國防力量和政府財政。而是通過建立廉潔的官僚體系，提高政府效率，修水利、賑饑荒、養老弱、強軍隊，平整道路、完善驛站，使社會穩定、民生幸福、國家安全、交通便利，打擊包括暴力驅逐、強迫交易在內的各種不正當競爭，建立一個公平的市場環境。那麼剩下的事情，工商業企業家們、技術人員、普通勞動人民，就可以干的很好，要技術進步有技術進步，要商業繁榮有商業繁榮。近代工商業體系，自己就會發展出來。政府該收稅收稅。按照明朝的那個低得可憐的商業稅率，再多收一點，翻個幾倍都沒關係。
東林黨所鼓吹的“藏富於民”是一個謊言，本質上就是藏富於豪強、藏富於官僚、藏富於黑惡勢力。他們當政，既不修水利，也不強國防，更不打擊腐敗和地方豪強，所作所為全都是違反商品經濟發展需求的。商品經濟、近代工商業的發展，遠遠不是一個減稅那麼簡單，它需要一個完善的基礎支撐體系。一個廉潔高效、軍事強大的大一統政權是基礎的基礎。所以德國、俄國、日本的近代工商業大發展，都是以戰爭建立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為契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