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芜湖青弋临中在解放军打过长江后就解散了，学校给我们发了一张油印的毕业证，实际上高二还没有读完，高三更没有上。大约5月份，愿意留下来的老师和学生分别被编入思想改造的学习班，学生在一起为一个大队，老师在一起为一个大队，都有解放军任辅导员，引导大家讨论。有的老师认为抗日国民党军是主力，共产党军队是打游击，辩论挺热烈。这个时间后来就被认定为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入伍时间。这个学习班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军政大学，校长是陈锡联。
大概6月份，在学习班动员报名参军，我就报了名。报名后都给三天假，要求回家与家长商量，但是必须要拿着解放军的批假条，给我批假的解放军没有文化，盖了个章子，是倒的。我当时鞋子烂了，穿的是布鞋，大脚趾已经露出来了，父亲和晚娘当时住在芜湖江边的一栋小楼，我去跟父亲要钱买鞋，也想在参军走之前向父亲要点零用钱。父亲说钱在晚娘手里，要我去跟晚娘要，我坚决不去。被父亲罚跪，我给父亲跪，但是父亲逼我给晚娘跪，我坚决不从，转身离开。这一走，就是8年。
报名参军的三天后我就到芜湖赭山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军政大学集训。赭山是芜湖当地的两座大小山，红色。在赭山头天晚饭吃得很好，当时就提出要选拔空军，体检，坐转椅考察体能。要身体素质好的才能报空勤，空勤不行就地勤。我坐了转椅下来站都站不稳，所以就成为地勤。当晚，出身老革命的炊事员态度非常好，乐呵呵地说要给小伙子们做点好吃的，我这是亲眼看到共产党的老兵跟国民党的兵确实不一样，我想这就是共产党能胜利的原因之一。
集训第一天打背包，第二天背背包爬山，三天训练完成。之后就从芜湖开始上火车，过长江时摆渡，过了长江，就开始坐闷罐车。闷罐车遇到火车就停，要给其他火车让道。坐在闷罐车里，我们谁也不知道要去哪里。一直坐到海边，我第一次见到了海，应该是秦皇岛一带。闷罐车的车门处开了个小缝，大家轮流伸头出去看海。在海边，炊事班发螃蟹并叫大家用水壶去装醋，是两个梭子尖儿的间距有一尺来长的梭子蟹，可是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吃螃蟹，浪费了很多。火车一直向北，共有半个来月的时间，越走越冷。一天晚上到了一个站，灯光里我看到了“长春站”几个字。在长春就下了车，晚上一下车就感觉特别冷，南方来的人还有人穿凉鞋，冷得发抖，大家都把毯子什么都披在身上保暖。我们新兵一起到了长春市自由大路的一个原伪满机关的院落，给大家发了国民党的军大衣。第二天放假，大家一起上街，好多老百姓议论我们，我们都是学生兵，南方来的，当地人很新奇。我们跟着当地人买了西红柿，我第一次生吃西红柿。在自由大路这个院子临时住了一个多礼拜，五六层的楼，挺雄伟，窗户是铁窗框，利用杠杆原理打开和关上。我擦窗户时，因为天气冷，手湿，不小心把手粘住了，这在南方是从来没有的事情。后来我们从自由大路转到一个陆军兵营接受军事训练。列队、齐步走、跑步等。1949年的国庆，新中国的第一个国庆，我们是在长春的街头度过的，我们列队、席地而坐，上空有飞机撒下红红绿绿的传单。

在空军第四航校受训：
1949年10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宣布成立六所航校。经过50多天的紧张筹备，1949年12月1日，各航校统一开学。我们地勤学员便从长春集训后又南下到了在沈阳北陵的第四航学习地勤。第四航校为歼击机航校，北陵机场应该是原日本人修建，跑道边上还有一些散落的飞机部件，有日本的零式飞机的螺旋桨，木质的。在北陵机场，有苏联的“雅克”18，是初级教练机，有单人机，有教练机（两个座舱，前面是学员，后面是教练），也有苏联的喷气式教练机“乌米格”，“乌”在俄语里是“学习”的意思。乌米格是苏联当时最新的战斗机教练机。我们先学飞机理论，每堂课都到不同的教室，每堂课都有教官、翻译、助教三个人一起讲课。一个苏联教官、一个刚刚毕业的俄语翻译、一个国民党起义人员做助教。苏联教官上课，翻译翻不好的时候，起义人员补充或者解释，因为小翻译不懂飞机。记得有一次教官讲解飞机发动机燃料油混合燃烧，讲到“第一次混合、第二次混合，第三次混合”，翻译翻成了“第一次结婚，第二次结婚，第三次结婚”。引起了哄堂大笑，最后还是国民党起义人员给解释清楚了。
在第四航校学习时，蒋介石刚刚逃到台湾不死心，国民党空军对上海进行空中挑衅，轰炸上海一些工业设施，美国飞机也时不时飞过中国领空，他们很猖狂。所以在我们四航校还有一个速成班，很快就学成调往上海机场实战，保护上海。

在浪头机场参加抗美援朝：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开始，我们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为空四师10团，驻扎在辽宁省鞍山市辽阳北大营。同年12月21日，我们空四师10团进驻丹东浪头机场（当时称安东），参加抗美援朝作战。1950年11月30日上午，我们在辽阳机场列队，机场旁的岔道铁轨，先来了辆空的火车头，接着来了一小节火车，走下来的是朱德总司令。我个高，站在第一排，朱德总司令就从我身边走过，他在空军首长的陪同下徒步来检阅部队，在我们出征前给我们鼓劲儿。
那时在辽东，抢修了几个机场，我们每天通勤，奔波在机场和营房之间。早上在大本营吃了早餐，天还没有亮就坐着敞篷汽车赶往机场。我们地勤坐敞篷车，人挤人，站着都能睡觉。飞行员坐有篷的车。
浪头机场就在丹东的鸭绿江边，距离鸭绿江口也就10来公里。初到浪头镇，机场还未修好，营房也没有，我们在浪头镇包了一家餐馆，一天一块钱的伙食，吃得很好，我们地勤都穿着工作服，油啦嘛哈地走在镇上去吃饭。
在浪头机场，我们的飞行员驾米格15，需要2000米的跑道，跑道由北向南，左边过了鸭绿江就是朝鲜境内。我们一到浪头机场就投入了战斗，跑道还未修好，临时用了钢板跑道，一边建机场、修跑道，一边使用钢板跑道参加战斗。钢板上有孔眼，飞机起飞时问题不大，飞机降落时经常会把轮胎刮爆，对飞机损伤还是很大的。所以钢板临时跑道用了不到一个月。飞机每100个起落，就要换轮胎，无论坏不坏。前轮是鼻轮，是最后落地，落地后左右摆，两边有减震筒。我们地勤人员每天检查飞机，都是从机头开始检查，检查到鼻轮的时候，我个子高，弯腰就顶起鼻轮，机械兵就上来检查摆动等状况。机械师负责检查机舱的密封圈，机舱盖儿盖上后，机舱内压力很大，耳朵很难受，军医教我们在机舱里大喊或大声唱歌用来减轻耳膜受到的压力，减轻痛苦。还有飞机副油箱密封圈，我们用的不是防油密封圈，加一次油飞一次，飞一次一下来，密封圈就膨大，无法再使用，必须更换，当时的飞机配件都是国内生产，非常困难，我们就要想尽办法克服困难，应对战斗需要。挂副油箱的地方，也可以挂炸弹，用以执行轰炸任务；但是为了战斗轻装上阵，副油箱在战斗时一起飞拉高后就必须甩掉，就甩在附近的田里，不管里面有多少油，有时我们地勤看到飞机起飞后甩下副油箱，很是心疼。但是，战斗需要，心疼也没有办法。
有时米格的起落架下不来。一次战斗回来，我们一架飞机的起落架下不来，只好冲到跑道尽头的草地上强迫着陆，机肚子受了伤。我看到苏联的专家上了悬梯，一把把起落架拉了下来，用俄语说“撩起可（飞行员）不老好”，意思是“飞行员不好”。这个飞行员因此受了处分。
浪头机场建好后，我们驻扎在机场，兵营的走廊很宽。早餐在兵营吃，中午在跑道上吃，晚饭回兵营吃。后来练夜航，晚饭也在机场的跑道上吃，冬天很冷，一会饭菜就冰冷了。所以得了胃病。我们每天战斗或者训练，都要等自己的飞机飞回，把飞机篷布盖好，封篷布的绳头用密封胶封好并盖上密封印，交给站岗的，第二天早上再开启密封印。每天都要把工作做完才能吃饭，有几次吃饺子，早回来的战友们搞吃饺子比赛，结果比赛吃光了饺子，我们晚回来的没有吃的了，只好现做些鸡蛋糕来填肚子。有些飞行员和地勤关系挺好，夏天时有时一等准备，飞行员和地勤人员都在飞机底下待命，飞行员倒苹果汁给我们地勤喝，解渴降暑，而有些飞行员挺生分。
每架飞机配备机械师、机械员、机械兵各一人，每个大队还配有几个军械师，检查枪械炮弹，特设师是负责电器、雷达、氧气罩等特殊设施。全团只配有两个包伞员，是女兵，全团也就这两个宝贝女兵，一个大眼，一个小眼，我们就这么叫她们，不知道她们叫什么名字。
苏联红军也同时进驻浪头机场，我们各自有各自的跑道，各自指挥。他们用俄语指挥，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并肩战斗。在浪头机场期间，我还见过苏联二战英雄飞行员科尔杜布，他屁股后挂了把佩刀，一走一晃的，听说是用于被俘时自尽的，说明他很英勇，他在德国打下了62架德国飞机，是苏联空军的最高纪录。他还负责带我们的飞行员。我参战时刚从航校毕业，是机械员，后来当了机械师，我也带了好几个通讯员，是从陆军转过来的，他们文化程度比较低，但是都很聪明很机灵，我们要负责培训和带他们，他们学得很快。我后来是代理机械长，管四架飞机。
在浪头机场时，朝鲜境内的机场被炸，有一段时间，有两架朝鲜人民军的飞机和机组人员进驻我们机场，他们的飞机是民用的后三点式，前面是大的螺旋桨，鼻轮在最后，机头比较高，二战期间是用的是后三点式飞机，机枪发射的子弹从螺旋桨中穿出，两者配合太神奇，否则自己先打了自己的螺旋桨。而我们用的苏联米格15飞机是喷气式飞机，是前三点式飞机，鼻轮是在最前面，前低后高。朝鲜的飞机翅膀是帆布的，飞机上喷有朝鲜人民军的徽识。我们和苏联的飞机也都标志着朝鲜人民军的标志，机头前侧是飞机编号，老远就看见多少号飞机回来了。如果飞行员有打下敌机，他的飞机打下几架敌机就给涂上几个小的红五角星，在飞机编号上方和机舱下沿儿的位置，这是荣誉的标志（如图，二级英雄韩德彩打下了五架敌机，就涂有五个小红五角星）。朝鲜飞机一直停在我们机场到三八线谈判时期，他们的机械人员的衣服都很干净，他们没有参加过战斗。
空四师先有10团，后又成立了12团，两个团同时参战。轮流做主攻和掩护、长机和僚机。李汉在10团，是28大队的大队长，是第一个打下了美军飞机的飞行员。张积慧在12团，后来击落美王牌飞行员戴维斯，张积慧打戴维斯时用了减速板，空中刹车。张积慧所驾飞机突然出现在戴维斯机后，把戴维斯打掉，戴维斯未来得及跳伞。当天晚上美在日本为其开追悼会，苏联空军及我们空军上级部门通过广播得到消息，几天后，苏联空军到朝鲜境内找到戴维斯的飞机残骸，找到他的飞机号码以及戴维斯的军号和姓名，然后把打下的戴维斯的飞机拉回浪头。那天是用拖拉机拉的，拖拉机拉着个像房子一样大的木箱，木箱下有滑板。苏联空军守住飞机，不给我们靠近。听说苏联空军想学习美国人的飞机的瞄准镜技术等军事机密，把关键的部件拆下运回苏联。当时苏联的米格15，上升的力量很大，美国飞机的调转灵活性强。美国飞机上的螺丝帽都很精致，米格的螺丝帽却很粗糙。米格15用的N37机关炮弹，穿透力很强，所以一炮就可以击中要害，打掉敌机。美国飞机用的是机关枪，子弹小，杀伤力弱，一排一排子弹扫射，有时只是把飞机打伤。
但是，美国飞机有几次从海上超低空飞行，躲避了我们的雷达，到我们浪头机场附近才突然拉高，然后再俯冲下来向我们机场扫射。我们当时在机窝里，在飞机的翅膀底下做一级准备，一梭子一梭子的子弹打到跑道上。当时苏联高射炮对美机开炮，驱走美机。我们的战斗一级准备都在机窝里，机头的防尘罩是机械兵负责拿开的，地勤人员从机头开始做起飞前的飞机检查。检查好飞机后，飞行员面罩戴好在飞行舱内，地勤人员在飞机翅膀下或者飞机后待命，等待塔台命令，塔台命令是一串的数字暗语。塔台一发命令，飞机就在机窝里马上点火发动，机窝是一个半圆的拱形穹顶，飞机前后都是通的，因为是喷气式飞机，发动时的气流很大，飞机点火发动后，才从机窝滑出，转弯上跑道，起飞，作战。地勤人员就焦急地在地面等待自己的飞机飞回。有时候，永远也等不回自己的飞机和飞行员。战争就是这样残酷。一个有雾的早晨，我检查好飞机，一个年轻的飞行员跟我签字交接后就登机、起飞，那天，他再没有回来！我也失去了我的飞机。
有一次我们地勤人员特别紧张，美国飞机在海平面上超低空飞来，袭击我们的浪头机场，到了鸭绿江边突然拉高升空，苏联的高射炮在四边山头上打敌机；我们的飞机，苏联老大哥的飞机，美国的飞机，都在鸭绿江上空盘旋。我们地勤在机场向天上仰望，分不清谁是谁的飞机，一通乱，心里真的是特别紧张。
三级准备时我们是在跑道旁边的一个小木板房里，大家一起打康乐棋。有一次张积慧也在待命，和我们在一起打康乐棋。
战斗英雄韩德彩也在10团，比我小一岁，他个儿不高，很清秀，是我同乡。有一次我临时保养他的飞机，交接时他签字“韩德彩”后起飞升空，我印象特别深刻。
在抗美援朝后期，我们转场到广州白云机场，因为联合国官员飞过广州上空去谈判，我们要负责领空安全，大概去了一个小队。飞行员开飞机转场，我们地勤就只能坐闷罐车到广州。初到广州，以为到了外国，广州的高楼很高，看到榕树的气根在风里飘，觉得特别稀奇。妇女都梳着一个大辫子，穿着黑色的衣服，光着脚，拉着平板车，很能干。在广州出行时，有时过江，也是妇女划船摆渡。在白云机场机窝附近铺路的也是妇女，光着脚，铺碎石，感觉是到了母系社会。听说男人在家带孩子。
到1953年7月抗美援朝结束，我们每个人都得到军功章，我也得了两枚军功章，三等功。
抗美援朝结束后，我到空军第十七航校任教员，讲飞机构造，当时主要选参加过实战的有经验的地勤人员，负责教学员，实战时飞机哪些部件易损易坏，如何修理和更换。空军第十七航校成立得晚，撤得早，地点在沈阳市的浑河边上的小河沿老圈楼,就是在是解放军463医院的对面,是日本建的一个院子很大的圈楼，我们航校只占了一个角落。
期间，于1957年，我第一次休假也是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休假，回了安徽宿县县城以及蒿沟集。晚娘家的房子已经很烂了，父亲与晚娘又生了好几个孩子，最小的才几个月。我找到了房产管理部门，请人来修房子。此间，也去了趟芜湖，旧地重游，见了个同学。
解放后父亲为安徽省宿县政协委员。
1958年，空军第十七航校解散，我们一部分地勤转业到黑龙江去开垦北大荒，还有一部分地勤选择回乡，有回乡费，比我们转业费要高出很多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