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溝橋事變後掀起了全國抗日大潮，在大潮下涌動着一股“日蔣和談”的暗流。這股暗流逆大勢而動，甚至這股“和談”逆流雙方一度非常接近，讓我們撥開歷史的帷幕，看清舞台背後的粉墨登場的演員真面目。在前文中，筆者詳述了“桐計劃”的來龍去脈，日蔣和平運動也是沿着一條“內在理路”前進的。日寇非常清楚國民政府派系林立，當時中國社會一盤散沙軍閥混戰的社會現實，所以和談對象也不僅僅是蔣介石本人，那麼在七七事變之後，日蔣和談是沿着怎樣的一條軌道在行進呢？

“日蔣和平”運動初期

盧溝橋事變後日寇瘋狂叫囂“三個月滅亡中國”。“淞滬會戰”1937年8月13日至11月8日這一期間，日軍傷亡數字累計從8月13日至11月8日合計：40372名。不得不重新考慮其戰略目標，1937年10月1日日本內閣四相會議通過《處理中國事變綱要》，綱要中提出：“外交措施的目標在於迅速促使中國重新考慮，將中國誘導到我方所期待的境地：對中國及第三國，進行及時和談與工作。在事變結束方面，使中國取消抗日政策與容共政策”。第一輪對蔣“誘降”開始了。

“淞滬會戰”開始後國民黨大本營副總參謀長白崇禧和作戰組長劉斐曾經向蔣介石建議會戰適可而止，及時向吳福線陣地轉移，以使更好的打擊敵人和保存實力，蔣介石也答應了。

十月初旬上午下達轉移的命令，第二天下午，蔣介石突然召集軍事會議，說據外交部意見，九國公約國家正在開會，要部隊繼續打下去，九國公約國家會出面制裁日本，只要堅持一下戰爭可以早日結束。因此收回撤退命令，這一下進退失據導致國軍精銳傷亡慘重，整個“淞滬會戰”國民黨軍傷亡33萬多人。

1937年10月21日，日本外相廣田弘毅會見德駐日大使狄克遜，日本政府謀求德國政府斡旋商談“和平”，向對方表示：“假如有一個與中國友善的國家，如德國和意大利勸說南京政府覓取和平解決，日本也是歡迎的。”

“淞滬會戰”後國軍撤退到南京，劉斐針對南京地理形式和淞滬會戰後國軍情況，提出：南京是首都，不守不行，但是象徵性的守一下，守軍十二個團就夠了，頂多十八個團。白崇禧表示支持劉的意見，蔣介石也同意了。1但蔣又出現了反覆，11月5日，陶德曼受命會晤蔣介石討論議和問題，並轉達日本的“和平”條件，包括：內蒙自治、華北至滿洲國邊境至平津鐵路線南建成非軍事區、擴大上海非軍事區等。

蔣介石不敢全盤接受這些條件，又不願斷然拒絕，他向陶德曼表示：以日方條件為和談基礎，但華北主權不受侵犯。時任三十六師長的宋希濂回憶蔣對他說：“如果我軍自動退出南京，日軍不是以武力攻占的。萬一將來和談時，它就不能以戰勝者自居而對我進行要脅。”2決定打一下，增加與日寇談判本錢，以宋希濂三十六師為例撤到南京不足三千人，補充了四千人，但這些新兵連槍都不會開，上戰場前現學的開槍，戰鬥力可想而知。

又一次進退失據，日寇又希望以屠殺消滅“中國人抵抗意圖”，其結果就是後來的“南京大屠殺”。

12月中旬攻陷南京，日寇氣焰十分囂張。21日日內閣會議上，以廣田外相等為代表的主戰派完全壓倒主和派，會議決定向國民黨追加四項條件：設非軍事區和特殊政權、日中滿三方締結經濟協定、中國放棄抗日政策、中國向日本賠款。已把中國作為徹底戰敗的對象，甚至狄克遜也認為“要中國政府接受條件是極端不可能的。”蔣介石在得知日本新條件後，難堪地表示：“倭所提條件如此苛刻，決無接受餘地。”

1938年1月11日日本政府和大本營聯席會議在天皇裕仁親臨下，通過《處理中國事變的根本方針》，本日發表要點為：“如中國現中央政府不來求和，則今後帝國不以此政府為解決事變的對手。將扶助建立新的中國政權。”限中國於15日答覆。日外務次官崛內歉介通知德駐日大使，托其轉告中國政府於1月15日前，必須對日所提條件做出答覆，否則，日本將保留自由行動的權力。1月13日外交部部長王寵惠在漢口對德國大使陶德曼表示：“中國政府希望知道日本所提和談基本條件的性質和內容，以便加以仔細研究，做出確切決定。”

同年1月16日，日寇首相近衛文麿發表《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聲稱：拋開國民政府同“帝國合作之中國新政府”密切聯繫。作為近衛聲明的回應，1月17日國民黨行政院院長孔祥熙在武漢就日本政府16日聲明對記者談話，表示：“中國從未有戰事，故無論何時，日本停止軍事行動，中國可準備議和。”

日方於1938年1月24日發出政府聲明回應：無論什麼情況，日本決不與國民政府交涉，絕不許第三國出面調解。失敗情緒籠罩國民黨，蔣介石在此種背景下仍然企圖尋覓日本政府斡旋商談“和平”，只不過懾於全國抗戰的氣勢，採取了更隱蔽的和談途徑。派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及第一科科長董道寧於3月27日在香港與日方日本滿鐵公司駐南京代表西義顯、伊藤芳男、松本重治密談後返抵漢口，向蔣介石報告日本對華政策之真意。

蔣表示：“我們絕不是絕對反對和平，但不能在反共以後再進行和平。只要能夠停戰，必然進行反共。”並再次派高宗武等赴香港與日方繼續協商。4月16日高宗武、董道寧自漢口到香港，向日方代表西義顯、伊藤芳男轉達蔣介石對蔣日和談條件，並請立即轉告影佐禎昭。高說：“蔣介石認為：東北與內蒙問題，可留待他日再談；惟河北省立即交還中國，長城以南中國的領土與主權完整，日方應予以尊重。上項條件如獲日方諒解，則先行停戰，再商細則。”希望不公開地保持接觸，蔣方認為“日本對中國作戰真實企圖有兩點：(一)保障對蘇關係的安全；(二)確保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和互相依賴。這兩項的主要目的，原則上我是承認的。”

4月27日，西義顯回到東京，向參謀本部報告會談情況。由於日軍在台兒莊戰鬥中傷亡慘重，軍部正調兵進攻徐州，氣焰十分囂張，西義顯只好空手返港。7月初，高宗武去東京與參謀本部中國班班長今井武夫、陸軍大臣坂垣征四郎、參謀長多田駿會談，由於日方堅持蔣下台為前提條件，高無奈回國。

一個多月的徐州會戰的艱難，使近衛文麿明白“要中國政府接受這些條件是極端不可能的”，同意內閣改組後新上台的外相宇垣一成提出的“不拘泥於近衛第一次聲明”的要求。宇垣上任後宣稱：“只要中國放棄抗日政策，承認日本在華特殊地位，日方願意考慮和平問題。”

宇垣與蔣介石和張群均有舊交，當宇垣發表聲明說“中國方面有根本變化時，可能考慮和平問題”時，張群首先致電祝賀宇垣上台，並提出求和試探，表示汪精衛或他本人可以出面與日本談判。

宇垣考慮汪、張二人是人所共知的親日派，由他們出面反而不利於和談，因而希望由孔祥熙出面。6月23日，孔祥熙派秘書喬輔三去香港，與日本總領事中村本一會談。於是，日本駐港總領事中村豐一和孔祥熙的秘書喬輔三於6月23日起在香港進行了秘密會談。會談中日方仍舊堅持已提出的亡華條件，堅持近衛聲明中排斥蔣介石的觀點，直到9月，會談仍舊成僵持局面。

不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賈存德和孔祥熙是同鄉，又是師生。從1928年就在孔祥熙手下做事。賈存德各方面的關係很多。1937年夏賈存德從他一個朝鮮朋友韋竹軒那裡獲取了日本駐滬武官處一份極重要的情報，其中有“對華作戰協議書”和“江陰要塞圖”，以及日寇日本武官處訓令上海武官處相機殺害日本人以引起淞滬事變等信息。尤其是“江陰要塞圖”，連水的深淺都標註在水面圖上，對日軍在此地作戰有極大的意義。

賈存德也並未因此而被日軍發現和引起有關人士懷疑，孔祥熙更加對賈存德器重。1938年春賈存德為了搞情報通過韋竹軒結識了日本人萱野長知，其參加過孫中山組織的同盟會，也與孔祥熙認識。賈存德在上海還有一個幫手——杜月笙，他每月從孔祥熙手裡領五十萬後來增加到八十萬的活動經費。

孔祥熙給賈一份密碼本，在孔令侃要求下，賈每次給孔祥熙發完電報順便給孔令侃一份。3不過賈代表孔祥熙與日“和談”也因為日方堅持蔣下台而告終。由於日本軍部反對，宇垣外交被迫中斷，宇垣也於9月29日辭職，由近衛文麿首相兼任外相。

7月蘇日在張鼓峰爆發大規模武裝衝突，日本意識到必須重新調整對華戰略，縮減在華兵力以便集中精力對蘇。1938年10月10日,日內閣會議決定設立以外務、大藏、陸軍、海軍各大臣為副總裁的“對華中央機關”即“對支院”(後改稱“興亞院”），策動地方實力派和“第一流人物”的和平工作，尤其是對唐紹儀、吳佩孚、靳雲鵬等人本的“謀略”。

針對唐紹儀、靳雲鵬、吳佩孚的和平運動

日寇認為唐紹儀、吳佩孚、靳雲鵬等人是“中國革命初期的政治家、政界元老”，尚有餘威，這些人一旦活動起來將動搖國民黨的根基，國民黨政權有瓦解的可能。

唐紹儀1874年成為30名赴美留學生之一，後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學習，與美國總統胡佛是同學，曾任民國第一任內閣總理等，1934年卸職寓居在上海。抗戰前蔣介石因唐紹儀與胡佛有舊，想請唐出任駐美國大使，借美國之力調停中日。

唐提出收買美國參眾兩院、收買美國輿論須得數百萬美元，因其要價太高，事情作罷。後來蔣介石要唐秘密與日寇謀和，唐答應去辦。南京失陷後，蔣要唐與日寇秘密談判。唐令其女婿諸昌年與日寇磋商條件。日寇提出蔣介石下野唐紹儀出任國府主席。唐曾經說：“我們只希望中國、印度同等富強，希望日本堅守亞洲大陸以反對歐洲侵略者。到那時，那些實際上是由外界力量引起卻嫁禍於日本的國際紛爭，在亞洲將不復存在。”因此日寇“對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土肥原賢二曾秘密到上海拜訪唐，準備拉他出來為日寇效力。唐顧慮“日本人將來可能要同蔣政權和解，或者打算建立一個純粹的傀儡政府。”而不願與日本合作，因此唐曾經堅決拒絕參加南京的“維新政府”。但又在土肥原的鼓動下起草了一個“和平通電”。

1938年7月唐紹儀的女兒去漢口拜見蔣介石、汪精衛、戴季陶、居正建議他們去香港與唐紹儀商談中日議和，公開與日寇議和，在抗日大潮下公開與日寇議和與漢奸沒有什麼兩樣。

7月19日美國大使館傳出：唐紹儀與日本人有約定：一、保證漢口落入日本人手中；二、在南京建立一個融合各方面的新政權；三、這個新政權有遵循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的自由。還傳出唐紹儀勸蔣介石“退位”。

這一切是蔣介石所不能容忍的，蔣介石派特務假扮古董商於1938年9月20日用利斧砍死唐，事後給唐一筆巨款作為喪葬費。宇垣一成在其日記寫道：巨星隕落，影響對支那的工作，是東亞的一個損失，中國前途更加暗淡。

靳雲鵬在北洋時期，兩度當過國務總理，掌握過軍權、政權。在北洋派中僅次於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曾經顯赫一時。

1918年曾任段祺瑞政府的參戰公署參謀長，代表段祺瑞政府與日本簽訂了中日軍事協定，允許戰時日本在中國有駐兵權力，並與日商勾結創辦中日合辦的膠東魯大礦業公司。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與日本財閥大倉系繼承德國在膠濟鐵路沿線掠奪廠礦經營權。靳雲鵬隱居在天津，日本情報部門估計靳會在唐紹儀生前起草的《和平宣言》上簽名，並通電。結果靳以：“禮佛有年，不問世事”為由辭絕，保全了其最後的名節。日寇將目光轉向吳佩孚。

吳佩孚是北洋軍閥直系的統帥之一，1927年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被國民革命軍打敗後，從1930年以來就隱居在北京。其不善經營加之排場極大，養了一群舊部，時間長了入不敷出，其老婆又極貪財。

長城抗戰後吳的部下陳延傑等就與日寇在北平的特務通貞大佐、岡野增次郎勾結起來，向日寇要錢要物，號召舊部、勾結土匪希望吳重返政治舞台。而日寇說只要能組織起隊伍要多少錢都不是問題，然而因事不機密，吳的部下被軍統特務抓走，槍斃的槍斃、坐牢的坐牢，但是從日本情報機構的弄來的十幾萬經費，有八萬進了吳佩孚老婆張佩蘭的腰包。

全面抗戰後1938年吳佩孚已經66歲，土肥原機關動用巨額經費發起擁吳的工作。華北最早的漢奸組織殷汝耕的“冀東防共自治政府”一年三節加上吳的生日，都贈送五千元。

但日寇內部也有不同意見，有的認為：“吳佩孚其人及其政治勢力的評價太高了，這是老中國通的錯覺。吳佩孚在中國的政治勢力已經凋謝了。吳佩孚即使借反共名義出馬。其對重慶的影響也微乎其微。”也有人估計“如吳佩孚出馬，可能聚集到他的門下的大約四五萬人。”因此“以吳為大總統的中央政府恐怕沒有現實性”。

土肥原機關卻對吳寄予厚望，吳佩孚發出狂言說：“我的勢力深入華北各地，只要我一聲號召，馬上可大軍雲集。”吳佩孚一方面想重新出山享受權力欲，一方面長期縱橫中國政壇可謂老奸巨猾又不肯聽任日寇擺布。

1939年秋，日本專門派川芳本郎大佐拉攏吳。吳說：“如果民意讓我出山我就出。”吳的部下因為長期接受日寇錢財也千方百計請吳出山，吳卻百般推脫。吳說：“你想拉我上賊船，你要我投降，日本小鬼的把戲，那樣瞞得過我。”“不把政權交出來，我是不會出來的！我吳某不是三歲的小孩子，由你們擺布！”4還向日寇提出要三十萬軍隊指揮，這一切是日寇不能容忍的。土肥原發誓要“把這傢伙幹掉”。

恰巧吳患牙病請日本醫生開刀，結果死了。當時盛傳是日本人暗殺。但戰後今井武夫極力否認，這也就成為一樁懸案。也恰是吳死了，吳不死，在其妻的攛掇之下會作出什麼決定也就不可知了。

前排左起今井武夫、汪精衛、影佐禎昭後排左起第二人是梅思平、第四人是周佛海、第五人是陳公博

日蔣“和平運動”第二期

1938年10月21日，日本內閣會議在《關於時局的處理方案》中提出：“今後，不僅要用武力，更要傾注政治、經濟、文化等國家的總力，向建設新中國邁進。”11月3日，日本發表《政府聲明——雖國民政府，亦不拒絕》，第二次近衛聲明宣布：“如果國民政府拋棄以往的一貫政策，更換人事組織，取得新生的成果，參加新秩序的建設，我方不予拒絕。”向國民黨招手但是暗示要汪不要蔣。

11月3日，近衛發表“關於東亞新秩序”的聲明，號召國民黨內親日派出面公開與日本合作，共同建設東亞新秩序。受此影響，汪精衛脫離抗日陣營，走上了叛國投敵的道路，於1940年3月底在南京成立偽政權，正式淪為漢奸。

汪精衛能從重慶出逃到河內疑點頗多，戴笠手下的特務都是吃乾飯的？被蔣介石派往汪偽政權的唐生明（黃埔畢業唐生智的弟弟）回憶其見到汪精衛時，汪精衛提起其秘書曾仲銘被軍統特務暗殺時，頗為心痛的說：“很不應該。我走出來是和他（指蔣介石）說過的，他也認為國家在那樣情況下不能再打下去，把國家的命運那樣當兒戲也就斷送了，我們怎麼能對得起後代子孫。我離開重慶時，是冠冕堂皇走的，又不是偷偷摸摸出來的，為什麼派人打我們？”5

高宗武晚年對汪為其證婚、從南京撤退怕他沒票甘願把自己的船票讓給他，一直心存感激。汪可以為友，但不可以共事——無大節！

正因此汪精衛於1939年3月27日在河內發表《舉一個例》，其中說：“我發表艷電，被目為主和，主和是我對於國事的主張了。這是我一個人的主張嗎？不是，是最高機關經過討論，而共同的主張。這話有證據嗎？證據何止千百！今舉一個例罷。時間二十六年十二月六日上午九時地址漢口中央銀行出席于右任、居正、孔祥熙、何應欽、列席、陳果夫、陳布雷、徐堪、翁文灝、邵力子、陳立夫、董顯光、徐謨。

徐次長謨報告：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於上月二十八號，接得德國政府訓令，來見孔院長，二十九號上午，又見王部長，據稱‘彼奉政府訓令云：德國駐日大使在東京曾與日本陸軍、外務兩大臣談話，探詢日本是否想結束現在局勢，並問日本政府欲結束現在局勢，是在何種條件之下，方能結束；日本政府遂提出條件數項，囑德國轉達於中國當局。其條件為：（一）內蒙自治。（二）華北不駐兵區域須擴大，但華北行政權仍全部屬於中央，惟希望將來勿派仇日之人物為華北之最高首領。現在能結束，便如此做法。若將來華北有新政權之成立，應任其存在；但截至今日止，日方尚無在華北設立新政權之意。至於目前正在談判中之礦產開發，仍繼續辦理。（三）上海停戰區域須擴大；至於如何擴大，日本未提及，但上海行政權仍舊。（四）對於排日問題，此問題希望照去年張群部長與川樾所表示之態度做去，詳細辦法系技術問題。（五）防共問題，日方希望對此問題有相當辦法。（六）關稅改善問題。（七）中國政府要尊重外人在中國之權利云云。

陶大使見孔院長、王部長後，表示希望可以往見蔣委員長，遂即去電請示，蔣委員長立即復請陶大使前往一談。本人乃於三十日陪陶大使同往南京。在部中與陶大使私人談活，陶大使謂，中國抵抗日本至今，已表示出抗戰精神，如今已到結束的時機。歐戰時，德國本有幾次好機會可以講和，但終自信自己力量，不肯講和，直至凡爾賽條約簽訂的時候，任人提出條件，德國不能不接受。

陶大使又引希特勒意見，希望中國考慮；並謂在彼看，日本之條件並不苛刻。十二月二日抵京，本人先見蔣委員長，蔣委員長對本人所述加以考慮後，謂要與在京各級將領一商。下午四時又去，在座者已有顧墨三（顧祝同）、白健生（白崇禧）、唐孟瀟（唐生智）、徐次辰（徐謨）。蔣委員長叫本人報告德大使來京的任務。

本人報告後，各人就問有否旁的條件，有否限制我國的軍備。本人答稱，據德大使所說，只是現在所提出的條件，並無其他別的附件，如能答應，便可停戰。蔣委員長先問孟瀟的意見，唐未即答。又問健生有何意見，白謂只是如此條件，那麼為何打仗？本人答：陶大使所提者只是此數項條件。蔣委員長又問次辰有何意見？徐答只是如此條件，可以答應。又問墨三，顧答可以答應。再向孟瀟，唐亦稱讚同各人意見。蔣委員長邀表示：（一）德之調停不應拒絕，並謂如此尚不算是亡國條件；（二）華北政權要保存。……”6

日寇的和平運動成功誘使汪精衛投敵叛國，不僅如此日寇還加緊對各地方軍閥的“和平運動”。

參加與閻錫山安平會談的日本軍方代表

對地方實力派軍閥的“和平運動”

閻錫山1907年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板垣征四郎是其教官、岡村寧次當過其隊長、土肥原賢二是其同學。全面抗戰前就曾經向日寇購買過武器。1930年閻錫山、馮玉祥“倒蔣”失敗後，閻錫山被迫下野，避居大連。

這時其跟土肥原經常會面，閻錫山指派李慶芳經常和土肥原會面，定了三條密約：（1）閻錫山贊助日本關東軍占領中國東北；（2）日本關東軍支持閻錫山將來擔任華北首領；（3）日本關東軍部將設法護送閻錫山返回山西，籌備一切。

1931年8月5日日寇用飛機送閻錫山回山西。蔣介石得知閻錫山回晉大怒，令何應欽和孔祥熙告知孔祥熙立刻離晉；劉峙、韓復榘也發出通電反對閻錫山回晉；張學良派兵進抵龍泉關。形勢對閻錫山極為不利，但閻泰然自若。

不久9.18事變爆發，進抵龍泉關的東北軍撤走，蔣介石也不和閻錫山算賬了。全面抗戰後閻錫山秉承其“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的哲學，說：“一切事物不能做得太絕，抗日要準備聯日，擁蔣要準備反蔣，聯共又要準備剿共。”一切為了其自身在山西的統治，日寇逼得緊就抗日，松一點就挾與日本人和談與蔣介石討價還價，甚至剿共抬高其身價。山西老百姓評價抗戰初期“中央軍是既擾民也抗日；晉綏軍是光擾民不抗日；八路軍是既抗日又不擾民。”

在日軍威逼到閻錫山核心利益的時候晉綏軍也抗日，廣大中下層官兵還是很英勇的，但在閻錫山錯誤指揮，片面抗戰保存實力的背景下，戰果就有些那個了。“閻錫山對日本是亦抗亦勾，日本對閻錫山是亦打亦拉。”7岡村寧次說：“中國事變爆發，日軍進入山西省時，他也決不離開山西，盤踞於該省西部沿黃河線交通不便之山地，不與日軍作戰，且暗地聯繫日軍以圖保存實力。”8

1939年中國派遣軍成立後，日寇總參謀長板垣征四郎對閻錫山的和平工作起名為“伯工作”，利用閻錫山的侄子拉攏閻錫山。日寇判斷：“對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進行的懷柔工作，在分裂瓦解重慶將領工作中是有可能的，而且對其他方面的影響也很大。”日本陸軍省、興亞院、及中國派遣軍總部責成華北方面軍第一司令官岩松義雄中將和參謀長花谷正少將，“靈活運用他們豐富的對華謀略經驗，以極大熱情努力推動工作。”目標在於：“通過閻錫山的加入南京政府，以促使抱機會主義態度的反蔣將領挺身而出，從而打開重慶崩潰的缺口。”9

閻錫山對其心腹趙承綬說：“抗日蔣介石藉機消滅異己，青年幹部左傾的去延安，右傾的去重慶升官發財。”這段話表明了閻錫山的處境，日寇此時提出歸還閻錫山和其屬下財產房屋“誘和”，雙方你來我往。終於在1942年4月6日，在吉縣的安平村舉行會談，除閻錫山外，閻方代表有：趙承綬、王靖國、關紹之、梁延武、劉迪吉。日方：山西派遣軍司令岩松義雄、參謀茂川、松井等五人，還有偽職人員蘇體仁等。

閻錫山首先聲明：一、亞洲同盟是中日兩國的共同利益日本是盟主等等……岩松義雄以勝利者的姿態說：“你應該看清楚現在的形勢，大東亞聖戰日本已有必勝的把握。二、你發表聲明通電，脫離蔣介石政府，加入大東亞共榮圈。三、日本已經準備好相應的武器彈藥、物資和現金。你如能馬上表明態度，立即交付聯銀幣300萬，步槍1000枝。”閻錫山以“還需再加考慮”等理由推脫。

岩松義雄大怒：“珍珠港一戰美國都被打垮，更何況蔣介石！你和日本合作正是時候，你不要再有所觀望。走，我們馬上回太原去！”一邊說一邊拉着閻錫山的衣袖，這會沒法開了，在偽山西省省長蘇體仁的建議下休會。

閻錫山上廁所的時候，底下人告訴他日本人的騾馬開過來，閻錫山以為是炮兵——其實是日寇交付閻錫山的步槍和幾百萬偽鈔，其順着事先修好的小路逃走。日寇大罵閻錫山無禮，聲稱必須要給他懲罰，憤憤而去。

後來將閻錫山與岩松義雄握手的照片用飛機廣為散發，企圖煽動蔣介石討伐閻錫山。日軍又在山西廣泛張貼布告“宣布斷絕與閻錫山的友好關係”，派兵向閻駐汾南第三十四軍猛攻。閻錫山連忙給岩松義雄寫信，“千萬不要把同情你們的敵人當做敵人。”岩松義雄怕把閻錫山逼得太急不利於誘降，撤兵了事。

整個抗戰期間閻錫山始終與日寇勾勾搭搭，但一直沒正式投降，這一方面源於其軍閥本性堅持“三個雞蛋跳舞”保存實力，一方面也有中共對其連拉再打有關。

土八路駐山西代錶王世英得知閻錫山與日寇的和平運動後，明確表明態度“我們共產黨人領導全國人民抗戰到底，誰投降我們就打誰。”總之閻錫山抗戰期間沒有公開與日寇簽訂“和平條約”，這點比汪精衛還是強了許多。

1939年8月日寇派出曾在桂系李、白和龍雲手下任職的中國要人做他們的“和平”工作。其於8月28日、29日與龍雲談了五個小時，另外同白崇禧談了五次，同李宗仁面談兩次。9月初將三位將軍的態度交於中國派遣軍總部。

大意是：三位將軍對更換蔣介石並不介意，但在目前形勢下必須慎重。不可輕舉妄動。回答還是極為風趣的：由於日本不能再打下去，所以用甜言蜜語引誘人。但從事實表現來看，始終是要吞併中國。如近衛前首相在去年的聲明就可證明，意思就是吞併……如果真正希望停戰，必須恢復戰區一切狀態。日本窮困的情況中國是非常清楚的，只有拋棄仇恨，恢復友好才是謀求自救的方法，以友誼的援助作為停止戰爭的條件那是不可能的。10不得不說李宗仁、白崇禧、龍雲將軍比閻錫山強太多，但是還是不如中共堅決，中共始終堅持“打到鴨綠江邊”。

武漢會戰後日寇的方法

第一階段的日蔣“和平運動”始終是把蔣介石排除在外的，1939年武漢會戰之後進入相持階段。日本軍費開支37年是327000000日元；38年5960000000日元；39年6160000000日元；40年6810000000日元，占歲出的70%以上。111938年日本原有的388噸黃金儲備只剩下25噸，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將六億八千萬日元（全年八億六千萬）的黃金送到美國。12

沒有黃金作為最大的貿易夥伴美國是不可能賣給你製造武器的原材料的。1937年10月到1938年3月日本進行了第一次“中國事變軍需動員”。除了原有的軍需工廠外還動用了3800家民營工廠，民營工廠的利用率達到平時的2.5倍，但是仍然達不到要求，輕型裝甲車完成了43%，坦克完成66%，飛機完成66%，武器彈藥完成60—70%。

為了進行武漢會戰，“連學校教練用的步槍都被收回”。更大的問題是人員不足，日本在1937年擴編了7個師，38年又擴編了10個師。日本陸軍省軍務部門統計，1938年8月1日，侵華日軍中的現役兵僅占11.%，預備役兵占20.9%，後備役占45.2%，補充役兵占20.9%。13

失去了充分保障軍隊軍事物資供應的能力，從而“加重了中央統帥部首腦的痛苦和壓力”，以致其參謀總長和陸相自稱：“外強中乾是我國今日的寫照，時間一長就維持不住了”。現實促使日本侵華政策的轉變：對國民黨以軍事打擊為主、政治誘降為輔，改為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把以主要兵力進行正面戰場的作戰，改為轉移兵力進行敵戰場的“治安”作戰。

日本侵略集團中的一些人開始意識到：把蔣介石排除在“和平工作”之外實為失策，因為汪精衛影響太小，號召力太弱，“即使把蔣介石推翻了，這一潮流還將繼續向前”，“從中得利的只有在思想上、組織上都武裝得最好的中國共產黨。”

當時負責策動汪精衛投降的今井武夫說：“從本質上講，同重慶政府達成全面和平才是最終目標。”與今井武夫有相似觀點的還有參謀本部二科戰爭指導班的秩父宮雍仁中佐與挖堀場中佐、第七科的鈴木卓爾中佐、第八科的武田功中佐、陸軍省軍事科的西浦進中佐和軍務科的永開八津次中佐。

這些人通過討論得出的結果是：要解決陷入泥潭的事變，“不管你願不願意，非得和重慶直接談判不可”。堀場中佐所在的戰爭指導班，在陸軍中從開始就一貫持有不以蔣介石為對手就解決不了事實的見解。

例如近衛發表“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後，反對近衛內閣；1938年秩父宮曾向天皇申述：應“以蔣介石為對手，立即無條件停戰”。再如，堀場對汪派有看法。1939年6月堀場和今井武夫同乘一輛車，今井告知汪要到日本來，堀場對此很有意見，認為為時尚早，對建立汪政權持批評態度。所以，他起草的文件中，總是指出汪派缺乏武力和財力，將招致新、舊政府的長期對抗，這和外務省以及海軍方面追隨政府高唱日華和平、決心建立新中央政府，主張迅速建立政權是極不協調的。

在1939年9月15日日軍參謀本部以《建立中央政府為中心處理事變的最高方針》為題起草的文件寫有：“建立新中央政府的合作，其實質包括促成重慶停戰的指導，吸收其武力、財力。”

10月30日，省部的有關科長以下人員一致同意了上述名稱的文件。於是，把汪工作和重慶工作同時並進，力爭在新中央政府建立前或不得已時在建立後，使日軍和重慶軍達成停戰，並指導汪、蔣合流。這就是巧妙的指導這兩項工作向停戰、汪蔣合流、全面“和平”方向發展。14於是，得出了“我們必須做的，是挽救並設法利用蔣”的結語。

國際上1938年12月24日美國中國問題研究會發表聲明：“自武漢失陷”，“日本無力繼續作戰，故亟盼和平。英國有勸降中國議和之可能，美國大致支持英國之主張。”美、英希望犧牲中國利益換取日寇不侵犯其利益。

面對日寇伸出的“和平”意願，蔣介石在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在重慶舉行的會議上聲稱，仍要“堅持抗戰到底”，但這個“底”按蔣介石的解釋就是恢復七七事變以前的狀態。據美聯社紐約官員電稱，胡適大使在紐約律師俱樂部演講說：“中國自廣州漢口陷落後，曾向日本作非正式之合議建議，但因日方所提條件，在中國刁難接受，故決計繼續抗戰。”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會議確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針，原則通過《防制異黨活動辦法》，決定設置防共委員會，嚴密限制共產黨和一切進步力量的言論和行動。

1939年1月到11月，國民黨軍再山東、河北、河南、湖北等地殺害中共黨政軍1600餘人。39年12月3日閻錫山的晉綏軍進攻駐晉西南地區的決死隊第二縱隊和八路軍第一一五師晉西獨立支隊，破壞永和、石樓、洪洞、蒲縣等縣的抗日民主政權和“犧盟會”等抗日群眾團體，殺害抗日幹部和八路軍傷病員，製造“十二月事變”（即“晉西事變”）。

第一次反共高潮開始，對於這一切毛澤東洞若觀火，毛澤東說：“原因在於共產黨是投降的最大障礙物，不反共則不能投降。”

武漢會戰後日蔣雙方“和平”運動各路人馬紛紛出動，大有你方唱罷我登場之勢。有蔣介石好友浙江財閥錢永銘與日本外相之間的“錢永銘工作”；賈存德又為孔祥熙搭上汪偽政府實業部部長王子惠這條線（王后辭去實業部部長專門奔波於中日之間，為了“中日和平”可謂不辭辛苦）。

盛異頤時任行政院院長宮邸秘書處第六組負責人,負責代表孔祥熙與滬、港秘密談判人員聯繫，其本人亦親自去香港與日方進行過秘密談判；北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與羅斯福總統是同學，其利用其身份來往於日蔣兩邊試圖調解“中日和平”，司徒雷登這條線因為其沒有羅斯福的授權而失敗；“錢永銘工作”因為日本特殊的政治體制決定軍方決定權大於政府決定權而失敗；王子惠這條線與“桐工作計劃”同時進行。

所有這些“和平”運動中唯有“桐計劃”日蔣雙方最為接近，“和平”只在一線之間。日蔣“和平”最為接近的“桐工作計劃”的大幕拉開了。

尾注

1《抗戰初期的南京保衛戰》作者劉斐《文史資料第12輯》中央文史出版社出版第6頁；

2《南京守城戰役親歷記》作者宋希濂《文史資料第12輯》中央文史出版社出版第19頁；

3《孔祥熙與日寇勾結活動的片段》作者賈存德《文史資料第29輯》71頁；

4《吳佩孚與日偽的勾結》陶葊《文史資料第35輯》中央文史出版社出版222頁；《我奉蔣介石命參加汪偽政權的經過》作者唐生明《文史資料40輯》17頁；

6《中日關係五十年大事記》第二卷張蓬生主編文化藝術出版社276-277頁；

7《抗戰時期閻錫山和日寇的勾結》作者南桂馨趙承綬《史資料選輯第五輯》121頁；

8《岡村寧次回憶錄》稻葉正夫編天津市政協編譯會譯中華書局1981年版出版97頁；

9《華北治安戰》第一冊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輯天津市政協編譯組翻譯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121頁；

10《大本營陸軍本部》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編輯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翻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506頁；

11《日本經濟史》守屋典郎著周錫卿譯三聯出版社1963年版336頁；

12《中國事變陸軍作戰》第一冊朝雲新聞社1975年版122、102頁；

13《中國事變陸軍作戰》第三冊朝雲新聞社1975年版149頁；

14《中國事變陸軍作戰》第一冊朝雲新聞社1975年版116～11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