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英，陳毅，周恩來，博古，都曾經奪過毛澤東的權， 但是對毛澤東最光明磊落的是陳毅和周恩來。 陳毅不但四處檢討，還登門認錯。 而項英似乎真的沒有人過錯。 這篇文章澄清一個事實， 毛澤東提前幾個月預見到項英面臨的危險， 反覆苦口婆心勸其挺進敵後，脫離國民黨的接觸， 而項英軟磨硬抗拒不執行命令，能力與人品對比高下立判。 什麼是大浪淘沙， 共產黨革命就是大浪淘沙。 可是偉人有偉人的悲哀， 看着項英走進黃泉路又賠上那麼多江南遊擊隊的核心骨幹心急如焚能不說是一種悲哀嗎。

—————————————————— 

曹征路：項英的悲劇——重訪革命史之三十五

　　“情況萬分緊急，密碼已經燒掉，請黨放心。東進，東進，我們是鐵的新四軍。”

　　正在開會研究施救方案的劉少奇、陳毅、張雲逸、賴傳珠、粟裕，黃克誠等華中總指揮部領導人，看到電報以後久久沉默，相對無語。

　　他們明白，這是軍部報務員的最後訣別。

　　關於皖南事變，有兩個背景是清楚無誤的：

　　一是國民黨溶共、限共、滅共方針的既定步驟，

　　二是共產黨部分領導人“一切服從統一戰線”思想釀就的必然苦果。

　　皖南事變並不是偶然發生的慘劇，在雙方都有兩年發展的軌跡，所以幾十年來爭議並不多。

　　可是到了2013年，《炎黃春秋》雜誌第2期刊登了一篇“小朝整理”的《項英秘書揚帆談皖南事變》，卻要把這段歷史顛倒過來，隨後又經過鳳凰網、騰訊網等傳媒接力，製造了不少混亂。這篇文章將皖南事變說成了疑案，周恩來題詞的“千古奇冤”是冤在共產黨內部，新四軍是“朱毛不要的部隊”，蔣介石給毛澤東幫忙反倒沒落下好，也堪稱網絡傳播的奇葩。

　　在國民黨方面，1938年12月29日汪精衛宣布公開降日後，在重慶舉行的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原則通過了限制異黨活動的決議。至4月10日，國民黨中央秘書處向全黨秘密頒布了《限制異黨活動辦法》的訓令。其訓令一經頒布，在河北、山東、陝甘寧邊區等地，國民黨的頑固派不斷製造與八路軍的軍事磨擦，各類襲擊事件層出不窮。

　　而中共中央所在的陝甘寧邊區，則是國民黨頑固派製造磨擦的重點地區，計派出十九個步兵軍和兩個騎兵軍，另有三個保安旅和十七個保安隊，共約四十萬人對邊區實施長期包圍與封鎖。而由胡宗南統領的這四十萬大軍在整個八年抗戰期間，沒有一次與日軍正面交戰記錄。

　　這位胡宗南被稱為“西北王”，之所以膽敢如此，自然與蔣介石的支持分不開。

　　先看蔣介石日記

　　在汪精衛投敵兩天后，不思考怎麼懲辦漢奸，卻於1938年12月31日的日記中寫道：“共黨乘機擴張勢力，實為內在之殷憂。”六天后又寫道：“目前急患不在敵寇，而在共產黨之到處企圖發展”、“應定切實對策，方足以消弭殷憂也。”

　　也就是說，汪精衛的投敵並沒有引起國民黨的集體憤怒，共產黨的抗日情緒反倒促使蔣介石把其關注的重點，從對日作戰轉到了反共、溶共、滅共的歷史目標上來。

　　蔣介石的立場之變化很快影響到了全國各地。

　　當時河北的“磨擦專家”、河北民防軍總指揮張蔭梧看到訓令興奮無比，說“八路軍怕統一戰線破裂，我們無論怎樣做，進攻都是沒有問題的。”1939年6月11日，乘八路軍反擊日軍掃蕩的機會，竟然喪心病狂地從背後偷襲包圍深縣八路軍後方機關，殺害八路軍官兵400多人。

　　與此同時1000公里外的國民黨第27集團軍楊森部，於6月12日包圍了設在湖南平江嘉義鎮的新四軍留守通訊處，殺害通訊處負責人、新四軍上校參議塗正坤，及活埋八路軍少校副官羅梓銘等六人。

　　而張蔭梧於8月初乘八路軍與圍攻根據地的日軍進行激戰時，兩次從背後襲擊八路軍呂正操部，再次瘋狂地殺害八路軍工作人員。於反擊中，八路軍繳獲了張蔭梧勾結日軍密謀共同向八路軍進攻的密信。忍無可忍之下，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3天后全殲其殘部，共殲滅4500餘人，獨張蔭梧隻身逃跑。其勾結日寇對八路軍實行偷襲夾擊的罪行一經披露，在全國人民的強烈聲討下，蔣介石才不得不將張蔭梧撤職查辦。

　　在1940年，國民黨每次中央會議，對共產黨的限制都是中心議題，是“整理黨務”，是“喚醒黨魂”。國共關係至此，山西、河南一帶屢屢發生大規模衝突，中共只有發動政治抗議。

　　在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大氣候下，蔣介石不敢徹底翻臉，只好命衛立煌與朱德在洛陽談判。朱德提出共黨合法化、保護《新華日報》、釋放被捕中共人員、停止進攻摩擦等要求。這些要求蔣介石雖不可能接受，但在政治上頗有壓力。於是命陳立夫擬出對策，約有三項：

　　第一、統一黨內同志對共產黨問題之認識，使共黨無所施其挑撥離間之技。

　　第二、建立軍事政治根據地，以防範共黨勢力之蔓延，並進而逐漸縮小其占據區域。

　　第三、根絕共黨在後方各省之活動。

　　1940年7月國民黨召開五屆七中全會後的第8天，國民黨拋出了一個“中央提示案”，將陝甘寧邊區改為陝北行政區，歸國民黨陝西省政府指導，劃定八路軍、新四軍的活動區域限制在冀察兩省、魯西北及晉西北一部。該案嚴令八路軍、新四軍在一個月內全部開赴上述規定地區。這也就是說，將共產黨首腦機關及其八路軍、新四軍全部趕到作戰前線。

　　1940年10月19日，從這年的8月20日起，八路軍在華北的正太鐵路沿線同時向日軍發起大規模的交通破襲戰，也就是“百團大戰”。這次戰役的成果在蔣介石看來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共產黨突然冒出來100個團。蔣介石命何應欽、白崇禧聯名向八路軍發出皓電，指責八路軍不守戰區範圍、自由擴充、不服從中央命令、不打敵人而併吞友軍。據此限令第十八集團軍與新四軍於一個月內開到黃河以北地區，非奉命不得擅自越出地境線外。

　　蔣介石真正的心病則是，新四軍所占地盤是蘇、浙、皖三省的戰略黃金地區，一旦戰爭結束，華東重鎮很可能落入中共手中。他一再敦促與駐渝中共代表周恩來交涉，要新四軍搬家。一個月後，朱德等八路軍將領發表佳電，一方面揭露反共陰謀，另一方面表示願將新四軍開往長江以北，向國民黨做軍事讓步。

　　蔣遂於12月9日以委員長命令發布手令，准予寬展時限，令江南之新四軍限於12月31日前開到江北地區，明年1月30日開往黃河以北地區。在黃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團軍則限於12月31日開往黃河以北。到1940年12月下旬，江南的新四軍十萬人馬已大部分北移。於是加緊在華中部署，向新四軍下手便提上議程。

　　蔣介石當時認為新四軍在蘇北的力量比較弱，爭奪華中可“先從蘇北下手，後打皖南”。9月3日起，國民黨江蘇省政府主席韓德勤所部分兩路大舉南下，向奉國民政府命已由蘇南渡江北上的新四軍陳毅、粟裕部發起大規模進攻。新四軍多次呼籲韓德勤停止內戰，並一再退卻。韓德勤自恃兵力遠遠大於新四軍，一再進逼。

　　9月27日，陳毅明確表示：“退到黃橋，決不再退，省韓進逼，只有自衛。”中共中央這時調黃克誠率八路軍第五縱隊南下增援。黃橋決戰前一天，毛澤東致電周恩來說，我們的方針是“韓不攻陳，黃不攻韓；韓若攻陳，黃必攻韓。望先告何應欽停止韓之行動，否則八路軍不能坐視。”

　　10月4日，韓德勤以多出新四軍守軍一倍的兵力向黃橋發動總攻。新四軍在陳毅、粟裕指揮下，經過四天激戰，殲滅韓部主力11000多人。戰後，陳毅請曾任江蘇省長的蘇北著名愛國人士韓國鈞到韓德勤處斡旋，表達善意卻遭到拒絕。韓國鈞回來氣憤地說：“和平無望。你們還是趕快回去準備自衛吧。”

　　國民黨頑固派這次進攻黃橋的慘敗完全是他們自己造成的，劉少奇後來在總結時說：“很明白，如果頑固派在我們的任何一次和平提議之後，停止進攻，那他們也不會弄到那種地步的。”

　　然而當剩下的新四軍軍部及三個支隊共約九千餘人準備北移時，如按照顧祝同畫好的路線，就會走入日軍重炮射程之內，於是周恩來向蔣介石要求改變路線。

　　蔣介石表面答應，卻在發布限期北移手令的第二天密令顧祝同部署，若該軍“不遵令北渡，應立即將其解決，勿再寬容”。12月25日又密令顧祝同、上官雲湘：“在行動中要特別秘密、迅速，徹底消滅新四軍，不使漏網。”1月8日已經合圍時，顧祝同電令上官雲湘：“務嚴令包圍於現地區，限電到十二小時內，一鼓而殲之”。血戰七晝夜之後，新四軍僅二千餘人突出重圍。

　　蔣介石原估計需經三個月戰鬥，才能殲滅新四軍，不料前後不過一個多星期。於是論功行賞，上官雲湘獨得法幣五萬元。1月17日，蔣介石興奮之餘，斷然取消新四軍番號，並將葉挺交軍法審判。1月30日，對此事仍暗中竊喜，遂寫於日記上：“解決新四軍案，撤銷其番號，此為國民革命過程中之大事，其性質或甚於民國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艦事件也。”

　　事實上皖南事變也與中山艦事件一樣，確實是他自導自演的得意之作。

　　再看共產黨方面，也有當年陳獨秀妥協退讓的軌跡可循。

　　在1938年中共“12月會議”之後，王明任書記、周恩來任副書記的長江局成立，實際上推行着一條“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政治路線，宛然獨立於中共中央外的“第二政治局”。王明的這些做法，自然有着配合共產國際的意圖。他擅自發表“中共中央對時局的宣言”，片面強調國共兩黨精誠團結，忽視兩黨之間抗戰路線的區別。他還在中共中央已發布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之後，又提出另外六大綱領，強調“統一指揮、統一紀律、統一武裝、統一待遇、統一作戰計劃”。

　　面對如此微妙的分裂局面，到了1939年1月21日，周恩來在致中共中央書記處的電報中，已經憂心忡忡：“目前事實如殺人、捕人、封報、攻擊邊區、甚至武裝衝突，磨擦日益加甚，此必須迅速解決，以增互信。”意思是中央應當有所表態。

　　其實在1938年9月武漢保衛戰期間，毛澤東曾經委託周恩來給蔣介石一封親筆函，希望蔣介石“團結全民，鞏固與擴大抗日戰線，堅持持久戰爭，動員新生力量，克服困難，準備反攻”。信中一再強調團結的重要性。他相信“國共兩黨之長期團結，必能支持長期戰爭，敵雖凶頑，終必失敗”，表達過共產黨願意長期合作的態度。

　　然而時局的發展，並不以共產黨單方面“以增互信”的良好願望為轉移，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以後，蔣介石已將注意力由抗日轉向防共反共了。

　　在1938年9月召開的六屆六中全會上，中共第一次把“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作為政治紀律提出來。當時項英對六中全會決議、以及新四軍“向北發展”也是舉過手的。

　　當時毛澤東從軍事和政治上大處着眼，多次與項英交談，要求新四軍儘快深入敵後，開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但身負重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東南局書記的項英，不僅居功自傲，剛愎自用，而且在日後的工作中受王明“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影響較深，盲目追隨共產國際路線，相信國民黨，最終釀成大禍。

　　從個人角度看，項英是工人運動的領袖，斯大林十分器重並贈送過手槍，同時他又一直是中共的高層領導，對紅軍長征後堅持南方游擊戰爭以及組建新四軍做出過巨大貢獻。王明回國後，中共領導層的變化十分微妙，所以對毛澤東並不信服。特別是當年的“贛南會議”、“寧都會議”上，他都是代表中央直接對毛澤東進行處置的人，心存芥蒂也屬正常。但不執行中央決定，就是不顧大局了。

　　關於新四軍“向北發展”的方針，六屆六中全會就已經確定了的，但項英一再頂着不執行。

　　1939年2月，周恩來親自向新四軍傳遞“向南鞏固、向東作戰、向北發展”的方針。1939年4月，周恩來又到皖南涇縣雲嶺新四軍總部駐地，進行了廣泛調查研究，從中發現新四軍軍部一面臨敵，三面受圍，蜷縮在橫寬約100公里，縱深不足五十公里的狹長地帶：前方長江沿岸據點被日軍占領，軍部背後又是剿共最得力的國民黨頑固派顧祝同的第三戰區司令部駐地，稍有不測，將沒有迴旋的餘地。在分析上述種種困境後，周恩來在軍部召開的一系列會議上，號召新四軍的幹部克服種種困難，大膽地到敵人後方去：“向北發展，向東作戰，鞏固現有陣地。”周恩來提出的這個方針，得到了新四軍眾多負責幹部的贊同，陳毅、粟裕尤為積極執行，很快就有了一系列成果。

　　1940年1月，劉少奇從延安來到中原後向黨中央建議：抽調八路軍一部南下，江南的新四軍渡江北上，共同大力發展蘇北。但是，項英仍然固執己見，要求留在皖南。

　　面對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1月18日，中央書記處會議專門進行了研究，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等人決定支持劉少奇的意見。2月19日，中央書記處致項英並東南局電，重申兩年前六中全會確定的、後來周恩來在新四軍軍部會議上宣布的“向北發展、向東作戰、鞏固現有陣地”的新四軍發展的方針。10天后，毛澤東和王稼祥又致電項英、葉挺，再次強調指出“你們主要出路在江北，雖已失去良機，但仍然非力爭北不可”，並要求他們“須秘密準備多數渡江，為緊急時用。”

　　對於這個新四軍發展方針，項英表面上沒有反對，但在實際上仍然按兵不動，並將已經進入江南敵後的第一、第三兩團又調回皖南，同時還把中央調來的，以及從前方抽去受訓的幹部留在軍部，對國民黨的種種無禮要求仍然一味地遷就退讓。

　　在延安的毛澤東心急如焚，當即發出了“摩擦中心轉移至華中”的警告，並要求：“以淮河淮南鐵路為界，在此線以西避免武裝鬥爭，在此線以東地區應堅決控制在我手中。”“將來八路軍到達華中後，則應堅決爭取全部蘇北在我手中，陳毅部隊立即應當向蘇北發展。”

　　毛澤東提醒處在國民黨軍隊三面包圍下的新四軍軍部，“顧方有可能利用其優勢兵力向新四軍軍部地區進攻，因此軍部及皖南部隊應預先有所準備，以免遭襲擊，萬不得已時可向蘇南陳支隊靠攏，再向蘇北轉移。”

　　1940年4月3日，一刻不停牽掛着皖南新四軍安危的毛澤東直接致電項英，詢問新四軍“軍部及皖南部隊被某方襲擊時，是否有衝出包圍避免重大損失的辦法?其辦法以向南打游擊為有利，還是以向東會合陳毅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絕對不可能?”等問題。

　　4月15日，毛澤東又電告劉少奇，項英：“顧(祝同)有對皖南江南我軍採取壓迫手段之可能，望項準備應付辦法，唯決不可能先動手，應取自衛原則為有利。”

　　江南的新四軍正處於萬般險境絕地之中，但項英此時卻要求江北的部隊“急返江南，以應大事變。”而陳毅、粟裕則主張“皖南軍部率部即向蘇南靠攏。”10天后，4月26日中央書記處急電項英、陳毅並告劉少奇、張雲逸，強調：“皖南軍部以速移蘇南為宜。”並再次重申一條重要原則：“在團結抗戰期間，我軍不應向友黨後方行動，而應向戰爭區域與敵人後方行動。”

　　局勢日趨惡化，項英也意識到了，但他仍遲疑不決。5月4日，毛澤東對項英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在一切敵後地區和戰爭區域，應強調同一性，不應強調特殊性，否則就會是絕大的錯誤。”“在應對可能的全國性的突然事變的問題上，也只有採取鬥爭的方式，才能使全黨全軍在精神上有所準備，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則，就將再犯一九二七年的錯誤。”

　　此時距事變還有9個月。

　　1940年9月19日，中央發電望葉挺、項英“率部迅即渡江，增援皖東”。三天之後，朱毛又再度電催。當蔣介石磨刀霍霍時，毛澤東更是直接催促渡江，以皖東為根據地。何應欽皓電發表後，毛更明言：“如留皖南，須準備打內戰，並蒙受政治上不利，望考慮。”但項英還是捨不得已經建立的根據地，一心想“株守皖南”。他電告周恩來，希望通過在上層的斡旋減輕壓力，說明他仍對國民黨心存幻想。

　　與此同時，毛澤東要求蘇北的新四軍“積極整軍，沉機觀察”，他還致電周恩來，要他在重慶加強與美、英、蘇等國外交人員聯絡，並“利用時機向國民黨各方奔走呼號，痛切陳詞，以圖挽救。”為皖南新四軍的安危作着最後多方面的努力與安排。

　　此時距事變已不到四個月。

　　在延安晝夜不眠的毛澤東，接二連三致電一直拖延北移的項英。在12月26日的電報中，他對項英尖銳批評道：“你們在困難面前屢次來電請示方針，但中央還在一年以前即將方針給了你們，即向北發展，向敵後發展，你們卻始終不執行。”“如果動搖猶豫，自己無辦法無決心，則在頑敵夾擊下，你們是很危險的，全國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有你們這樣遲疑猶豫無辦法無決心的。在移動中如遇國民黨向你們攻擊，你們要有自衛的準備與決心。這個方針也早已指示你們了。”

　　周恩來也在重慶頻頻會見各方人士，包括國民黨聯絡員張沖，竭盡全力，一次一次地作着為皖南新四軍險境解困的努力，直至在12月25日面見蔣介石本人。12月27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要他繼續向蔣介石交涉，要蔣介石命令李品仙部不得妨礙新四軍北移。一面又以朱德、葉挺的名義急電國民黨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和副長官李品仙，懇請他們從抗戰的大局出發，不要妨礙新四軍的北移。然而，蔣介石要消滅新四軍的決心已定，難以逆轉。

　　此時距事變已不到一周了。

　　正是由於項英的一再拖延，使得顧祝同從容部署兵力，得以全面完成圍殲皖南新四軍的準備。尤其惡劣的是，國民黨部署在長江以南的軍隊故意泄露皖南新四軍即將北移的消息，日軍接訊後迅速將長江封鎖，燒毀大、小渡口全部船隻，江心遍布艦艇，岸上崗哨林立。顧祝同下達“一網打盡，生擒葉項”的命令，在安徽涇縣、太平一帶布成袋形陣地，皖北則由李品仙部布防堵截，而江蘇冷欣部則負責封鎖新四軍到蘇南的去路。

　　1941年1月4日，新四軍軍部及其直屬部隊9000餘人開始北移。行動前項英居然還作了長達三個小時的政治動員報告。

　　這一天，正是屠殺開始的日子。

　　對於項英在政治上軍事上的錯誤，成功突圍的新四軍秘書長的李一氓曾向中央發過六份電報，說明情況：“我軍行動遲緩之原因，自決定北移後，項英同志始終動搖不定，有時想蘇北，有時想皖北，拿保全力量作為不堅決迅速行動之掩護。我個人曾三次進言，催促行動，少數損失可毋庸顧忌，皆被拒絕。且以‘從蘇南你可以穿便衣走，而槍桿子不能化裝’之語加以斥責。並在一次幹部會議上，暗中指出某些幹部不顧保全力量的觀點之不正確云云。”

　　李一氓到新四軍是負有協調項英與葉挺關係的使命的，據他觀察，認為就個人關係而言，項英與葉挺並無太大矛盾。項英對葉挺總體上是尊重的，生活細節上是照顧的，葉挺介紹的幹部項英都有很好安排，葉挺夫婦還為項英張羅介紹對象。雖然兩人曾經有過工作摩擦，可是認為皖南事變的慘劇是由葉、項個人矛盾引起的說法是不靠譜的。確實，“葉挺曾經下過一次決心離開軍部，以後不再回來，他親筆寫給我一封信，表示他很多苦惱，看來這種苦惱也不完全是和項英的個人關係。他說，居士不適於當一個大廟子的方丈，就是暗示一個非黨員不適於當新四軍軍長。這封信我給項英看過，項英沒有太大的反應。”

　　同時李一氓還列舉事例駁斥這種個人矛盾的說法，比如陳毅與饒漱石的關繫緊張並不影響大局，那是部隊經常發生的事。另外，說葉挺作為軍事首長不能適應政委制度也是沒有根據的，葉挺當團長時就開始與黨代表合作，南昌起義時聶榮臻就是黨代表。

　　也就是說，誇大個人因素是無助於我們理解歷史的。葉挺本人在囚禁中得知項英遇害後即說：“項英也是一有志向、有才幹的英雄”，並認為“他的重大失誤不是與我合作不好”。歷史把葉挺推上新四軍軍長這個位置，是國共談判妥協的產物，他是國共雙方都可以接受的人選，是國共雙方爭取的對象。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這也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

　　從中共方面看，深層原因還得從當時黨的領導層對統一戰線的分歧、以及項英在黨內的特殊地位上去找。

　　在新四軍中，主要幹部都是南方游擊隊整編而來，項英是實際上的負責人，事實上新四軍也只有他說了算。項英也多次表示過，他要保全力量，保住這支部隊。換句話說，他已經把這支部隊看作他個人的資本了。在中共高層存在分歧的背景下，項英有着張國燾似的擁兵自重的念頭就一點不奇怪，這與當年張國燾在松潘草地的幾次反覆非常相似。

　　他雖然個人作風樸素，能與官兵同甘共苦，並不代表他是為黨帶兵。他雖然是工人運動的領袖，並不說明他具有天然的無產階級思想和現代政黨意識。他可以對毛澤東個人不服氣，但不可以將個人置於全黨全軍利益之上。所以項英會在危急關頭，拋開部隊，試圖帶領袁國平、周子昆一走了之。儘管最後他又回到部隊，並痛心疾首請求處分，也足以令他半世英名蒙羞。

　　由於通訊阻隔，事變發生後直到1月10日，毛澤東才收到劉少奇9日轉發來的兩封電報：一份是轉發新四軍軍部的“我江南遵令北移被阻，戰況激烈，請向國民黨嚴重交涉。”一份是項英自請處分的電報。當日華中指揮部建議，“項英、袁國平等在緊急關頭已離開部隊，提議中央明令撤項職，並令小饒(饒漱石)在政治上負責，葉(挺)在軍事上負責，以挽危局。”

　　到1月12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指示電：“中央決定(新四軍)一切軍事、政治行動均由葉軍長、饒漱石二人負責，一切行動決心由葉軍長下，項英同志隨軍行動北上。”但到此時，已經回天無力了，葉挺下山與敵談判，被扣留。項英等人又一次離開大部隊另行突圍，最終被自己的警衛員殺害。

　　以上是皖南事變的大體過程，國共兩黨的方針政策都是其來有自，清清楚楚。

　　按新四軍老兵的說法，你向北走他要消滅你，你向東走他還要消滅你，反正他死了心要消滅你。對這一點國內外的輿論也都沒有異議，這從美、英、俄幾國的態度中也都可以看出來。

　　2月7日，距皖南事變發生不過一個月，美國總統羅斯福派出的特使居里來到重慶。居里明確表示：美國贊成統一，反對日本。如果中國分裂，美國很難給予援助，如果內戰擴大，抗戰將更不可能。美英政府對蔣介石的反共限共政策本來是持贊同態度的，但又極其害怕會由此引起大規模的中國內戰，不利於他們利用中國牽制日本。

　　英國駐重慶大使卡爾請周恩來到自己家中面談。隨後，英國政府在收到卡爾的報告後，致電蔣介石警告說：內戰只會加強日軍的進攻。

　　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在會見蔣介石時，代表蘇聯政府向他嚴正指出：進攻新四軍有利於日本侵略者。他還敦請蔣介石注意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對中國來說，內戰將意味着滅亡。

　　在國內外輿論的一片責難聲中和美、英、蘇三國政府的重重外交壓力下，蔣介石突然發現自己在政治上已經陷入了異常孤立的境地。　　被蔣介石無理囚禁達五年之久的新四軍軍長葉挺將軍，於1946年3月4日獲釋。次日凌晨，葉挺即致電延安黨中央、毛澤東，莊重地表達了重新回到黨內的熱切願望。僅僅過了兩天，1946年3月7日清晨，周恩來副主席給葉挺送來了由毛澤東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接受葉挺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批覆電報。

　　“親愛的葉挺同志：5日電悉，欣聞出獄，萬眾歡騰。你為中國人民解放與人民解放事業進行了20餘年的奮鬥，經歷了種種嚴重的考驗，全中國都已熟知你對民族與人民的無限忠誠。茲決定接受你加入中國共產黨為黨員，並向你致以熱烈的慰問與歡迎之忱。”

　　為人進出的門緊鎖着，

　　為狗爬走的洞敞開着，

　　一個聲音高叫着：

　　——爬出來啊，給你自由!

　　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深知道，

　　人的軀體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會期待着，那一天

　　地下的火升騰，

　　把這活棺材和我一起燒掉，

　　我應該在烈火和熱血中，

　　得到永生。

　　葉挺在獄中的明志詩是那一代真正共產黨人的《正氣歌》，至今發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