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知名的美國蓋洛普諮詢公司近日發布調查稱，美國人對中國的好感度達到53%，近30年來首次超過50%。該公司稱，這一高度具有標誌性，如今已有占多數的美國民眾對中國持正面看法。

　　據蓋洛普觀察，儘管近年來美國民眾對中國好感度有所上升，但直到2016年，對中國有好感的美國人數量還是在半數以下（44%）。2017年形勢明顯變化，當年美國民眾對中國持正面看法者升至50%。而在今年的最新調查中，這個比例進一步升至53%。

　　從44%向上爬升至53%，短短幾年好感度驟升近10%，蓋洛普提到一種可能，或許是因為美國民眾對中國經濟實力所感到的恐懼有所減少。

　　無獨有偶，2017年4月，美國獨立民調機構皮尤研究中心同樣發布美國人對華好感度調查，調查顯示，超半數美國人把因中國而損失工作崗位視為嚴重問題，但比例較2015年和2012年的調查都有降低。皮尤認為，這種趨勢與美國公眾對美國經濟越來越樂觀是一致的。

　　事實上，好感度是一個頗為主觀的指標，影響好感度的因素範圍也很廣泛，經濟只是其中一個重要方面，政治、社會、文化領域同樣會影響到好感度。甚至一個偶然事件也會影響到好感度。蓋洛普此次公布數據提到一個轉折，“2017年形勢明顯變化”。這一年究竟發生了什麼？

　　2017年1月，特朗普正式就任美國第45任總統，由於其眾所周知的“美國優先”，這一年的中美關係也經歷了若干波折，包括貿易上的分歧增加，“薩德”、南海問題、台灣問題等，都輪番上陣干擾中美關係前行。

　　今年1月，特朗普又在其上任後的首份國情咨文中把中國、俄羅斯稱作是美國的競爭對手。而更早些時候，特朗普政府首份《國防戰略》報告也公開表示，美國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是俄羅斯與中國。當美國的一些執政者還在以冷戰思維看待中國發展之際，緣何美國民眾對華好感度發生了轉折？

　　中國人民大學歐盟“讓·莫內講席”教授王義桅對此分析說，美國民眾對中國好感度上升的一個重要原因還是由於不喜歡特朗普。他說，此次調查的對象是美國民眾，民眾評價好感度大多基於當下和過去的觀感做判斷，不會受到太多意識形態左右。這與精英階層形成反差，精英更多考慮意識形態，強調美國的未來戰略，因此在西方也主要是精英在講“中國威脅”。這次調查更多反映了民眾情緒，精英和普通大眾的視角還是不一樣的。

　　在王義桅看來，對比過去一年多的美國國內情況，民眾在見證槍擊案件頻發、國家政策走向孤立等事實後，看到中國正在蒸蒸日上，感受到了自身與中國形成的對照。

　　西方焦慮保守，中國自信開放

　　特朗普政府2017年主打經濟、移民、軍事安全三張“美國優先”牌，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以及巴黎氣候協定，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提出質疑，拒絕伊朗核協議，結果是疏遠了盟友，損耗了自身的國際形象。

　　而在地球另一端，中國發起成立亞投行，在氣候保護問題上採取積極行動，“一帶一路”倡議不斷開花結果，在亞洲、非洲、歐洲和拉丁美洲各國的公路、發電廠、橋梁、網絡和其他項目上投入1萬多億美元以擴大市場。這些都在國際上樹立起了中國開放包容與改革者的形象。

　　王義桅說，西方呈現出保守、意識形態導向等面貌，包括民粹泛起、英國脫歐、意大利右翼政黨占優等等狀況的出現，也都在美國民眾心中投下陰影。西方整體信心在下降，但民眾與精英看待內外部變化的態度存在不同。美國民眾對華好感度在上升，精英卻越來越焦慮，這也顯示出美國社會的一種分裂。

　　王義桅認為，面對中國崛起，西方的適應性相較過去肯定已經有所上升，西方能夠接受一定程度上的中國話語權增加，畢竟去年的中國經濟總量已經是英國、印度、法國等六國的總和，但全面適應中國崛起的過程仍將很漫長。

　　“西方民眾較其精英由於沒有意識形態、戰略考量等框架限制，適應中國變化的速度會更快一些。精英們對中國表現出不適應、不甘心等反彈也是必然，不過身處不同階段、居於不同行業的精英也有所不同，比如經濟領域往往更快適應變化，戰略領域可能就要稍慢一些。”王義桅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