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乐

後周显德三年（公元957年）起，赵匡胤历任殿前都指挥使、殿前都点检等职。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周世宗柴荣病卒，年仅七岁的恭帝柴宗训继位。赵匡胤效法郭威，在赵光义、赵普、石守信、王审琦诸将的支持下发动“陈桥驿兵变”，黄袍加身，从孤兒寡母手中夺取权柄，成为北宋创业垂统的开国皇帝。

 赵匡胤篡周一事，史称“陈桥兵变”。关於此一历史事件，各種官修史书的记载如下。

 《旧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周恭帝本纪》载：“（显德）七年（公元960年）春正月辛酉朔，文武百僚进名奉贺，镇、定二州驰奏，契丹入寇，河东贼军自土门东下，與蕃寇合势，诏今上（指赵匡胤）率兵北征。癸卯，发京师，是夕宿於陈桥驿。未曙，军变，将士大噪呼丌岁，擐甲将刃，推戴今上升大位，扶策升马，拥迫南行”。於是，周恭帝下诏禅位。

 《新五代史》卷十二《周恭帝本纪》载“（显德）七年春正月甲辰，（周恭帝）逊於位，宋兴”。

 《宋史》卷一《太祖本纪》载：“（显德）七年春，北汉结契丹入寇，命出师御之。次陈桥驿，军中知星者苗训引门吏楚昭辅视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荡者久之。夜五鼓，军士集驿门，宣言策点检为天子，或止之，众不聽。迟明，逼寝所，太宗入白。太祖起。诸校露刃列於庭，曰：”诸军无主，願策太尉为天子。”未及对，有以黄衣加太祖身，众皆罗拜，呼丌岁，即掖太祖乘马。太祖揽辔谓诸将曰：“我有号令，尔能从乎？”皆下马曰：“唯命。”太祖曰：“太后、主上，吾皆北面事之，汝辈不得驚犯，大臣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廷府库，士庶之家，不得侵掠。用令有重赏，违即孥戮汝。”诸将皆载拜，肃队以入。副都指挥使韩通谋御之，王彦升遽杀通於其第。太祖进登明德门，令甲士归营，乃退居公署。有顷，诸将拥宰相范质等至，太祖见之，呜咽流涕曰：“违负天地，今至於此！”质等未及对，列校罗彦瑰按剑厉声谓质等曰：“我辈无主，今日须得天子。”质等相顾，计无从出，乃降阶列拜，召文武百僚，至哺，班定。翰林承旨陶谷出周恭帝禅位制书於袖中，宣徽使引太祖就庭，北面拜受已，乃掖太祖升崇元殿，服衮冕，即皇帝位。迁恭帝及符後於西宫，易其帝号曰郑王，而尊符後为周太后。”

上述史书记载虽然略有出入，然皆将赵匡胤黄袍加身，说成是因其部下持刃威胁，赵是被黄袍加身，拥迫南行的，甚至是顺天应人的正义之举。其实，“陈桥兵变”显然是赵匡胤與赵匡义蓄谋已久，精心策劃的一次军事政变，《续资治通鉴》卷一的《考異}称：“�啤�辽史·穆宗记》，应历十年（公元960年）正月无用兵事。又，《辽史·萧思温传》云：周师陷易、瀛、莫等州，人皆震骇，往往遁入西山。是年闻周丧，燕民始安。以事势度之，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周师取三关，辽人败衄之餘，群情震恐，断不能甫逾月即举兵南下也。《辽史》不载此事，得其实矣）。

 从这则史料可知，其实並无“北汉结契丹入寇”之事。纵然镇、定二州確有此警报，也是赵匡胤等人自导自演的产物。

 在五代十国之时，天下大乱，纲维横决，将领拥兵自重，乃至篡夺政权之事屡见不鲜。“陈桥兵变”只不过是这種篡夺政权的翻版而已。实际上，对於武将拥兵自重，谋朝篡位之事，周世宗並非全无防备。当时周太祖郭威的女婿张永德任殿前都点检。张氏立有军功，他掌握的殿前诸班，乃是最精锐的禁军。由於有“点检作天子”之传言，周世宗遂削去张永德之军职，改任其为宰相，以赵匡胤任殿前都点检。然而在礼崩乐壞之乱世，无论何人掌握军权，都有可能谋朝篡位。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要保持忠诚实属不易。张永德靠不住，难道赵匡胤就靠得住吗？周世宗实在无法预料，即使他试图防微杜渐，採取预防措施，他死後过了半年，新换的殿前都点检还是篡周自立，建立宋朝，做了皇帝。

“陈桥兵变”发生後，後周大臣之反应各異。有的试图反抗，旋即遭到镇压。如《宋史》卷一《太祖本纪》中提到的副都指挥使韩通，得悉此事後，慌忙趕回家中，准备率众抵抗。结果，赵匡胤的部将王彦升骑马趕入其家，将韩通及其妻子一併杀害。有的大臣对此事深感悲痛。如宰相范质，退朝後知道发生了兵变，抓着另一个宰相王溥的手说：“仓卒遣将，吾辈之罪也。”幾乎抓出血。虽然范质和其它大部分官僚一样，最後都向赵匡胤俯首称臣，但並非因为他们认为赵氏黄袍加身“应天顺人”，而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当时赵匡胤手握重兵，周恭帝與太后不过是孤兒寡母，根本无法平息兵变，保卫政权。在这種情况下，他们如欲保住身家性命，除了接受现实，效忠新帝，实在别无选择，他们这样做，根本不是因为赵匡胤称帝一事“应天顺人”。

 其实，赵匡胤发动兵变，是蓄谋已久，精心部署的。在赵普與赵匡义的策劃下，北征军回师开封。石守信、王审琦等人在城内事先得到密报，早已有所准备。唯有宰相范质、王溥、魏仁浦才感到兵变突如其来，一时束手无策，他们纵然心有不服，也只能接受现实，归顺新朝。�啤端问贰ざ盘�后传》记载，当赵匡胤的母亲杜氏聽到兵变成功的消息，欣喜地说：“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由此可见兵变是经过周密部署的，而决非仓卒而成之事。

 於是，赵匡胤在一夜之间由後周的臣子，变成黄袍加身的天子。赵匡胤是五代时期继唐明宗李嗣源、唐废帝王从珂、周太祖郭威之後，由军士拥立的第四个皇帝。赵匡胤的陈桥兵变與李嗣源的邺城兵变、王从珂的凤翔兵变、郭威的澶州兵变的性质並无不同，其夺取政权的手段简直如出一辙。如果说陈桥兵变與之前数次兵变有何不同的话，陈桥兵变的发动者的手段更为高明，计劃更为周密而已。如澶州兵变一时找不到黄袍，遂代之以黄旗，而陈桥兵变则事先早就准备黄袍，故预谋之迹更为明显。至於军队的纪律，與从前截然不同。以前数次兵变，军队进入京城後，无不大肆纵火抢掠，人民深受其害。时人将此種破壞行为称为“夯市”。由此可见，即使是正史的记载也不可尽信，因为历代史官大都遵循“为尊者讳”的原则编撰史书，凡是前朝的君主均有意加以贬抑，凡是本朝的君主都要维护其形象，遂出现隐恶扬善的情况。人们总是希望史书能够反映历史真相，但写历史的人又有幾个不食人间烟火，不顾安危利害秉笔直书呢？

 ��说赵匡胤尝言“誓不杀士大夫”。但是细考史实，他並未能完全实践自己的誓言。在《宋史，太祖本纪》裡，就记载了不少杀士大夫的事例。如干德四年（966）五月甲戌，“光禄少卿郭圮坐赃弃市”。八月庚戌，“枢密直学士冯瓒、绫锦副使李美、殿中侍御史李楫，为宰相赵普陷，以赃论死。会赦，流沙门岛，逢恩不还”。郭圮为光禄少卿，职掌皇室的酒宴膳事，显系文官，但却因贪污而被斩首示众。其它三人也是担任文职，冯瓒还屡受赵匡胤表彰。惟因赵普嫉恨，本来也要处死，後来虽被赦免死罪，但三人仍被流放到荒无人烟的沙门岛，即使皇帝推恩时也不能还，其实质與判处死刑无甚区别。因此，宋太祖虽然優礼文士，但却並非完全不杀士大夫。

 在皇权专制的时代，皇帝與士大夫之间的关系是尊卑分明，皇帝需要士大夫协助其治理天下，士大夫需要迎合皇帝获得功名利禄。皇帝对士大夫召之即来，挥之即去，需要利用其才智时，皇帝可以对士大夫優礼有加，一旦皇帝认为该士大夫拂逆聖意，或功高震主，或出於维护政权利益的需要，皇帝可以随时将其弃如敝屣，甚至将其诛杀。

 因此，皇帝與士大夫之间乃是利用與被利用的关系，双方属主从关系，並无平等可言，皇帝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可以随时牺牲文士的性命，宋太祖为了笼络赵普而牺牲上述三位文臣就是典型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