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家利益》11月29日刊文

了解中国的威胁

--- 冲突不是不可避免的，而是被选择的。

作者：卡尔·奇奥瓦科(Carl Ciovacco)

今天的中美关系非常复杂。中国和美国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而且还拥有由最大的国防预算提供动力的最强大的军队。两国在经济上相互交织，中国持有大量美国债务，美国进口大量中国商品。开战或看着对方衰落，对两国都没有好处。在这种经济背景下，军事、政治、甚至经济上仍存在许多摩擦点。美国如何看待来自中国的威胁，本质上是非常主观的，而且是基于美国国内不断变化的威胁论创造。随着大量有关中国威胁的言论嘈杂地在舆论界上流传，未来的关键将是区分那些真正会造成伤害的威胁和那些不会造成伤害的威胁。首先，我们要从一个强有力的起点着手，正视国内偏见的潜在根源，这些根源会影响我们对这一威胁更客观的看法，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透明度的来源同样具有优势。

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在过去20年里有所增长，因为它越来越渴望影响境外的国家。虽然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依然强大，但其对世界的影响力正在减弱。在一个典型的权力过渡过程中，中国正在寻求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而美国愿意，在某些情况下也不愿意放弃它。正如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在霸权衰落理论中著名的描述，当一个国家无法在世界上发挥主导作用，另一个国家崛起并开始掌权，就会发生霸权战争来纠正这种不平衡。这个理论框架将暗示美中之间的冲突，除非解决失衡，纠正不平等的根本概念。然而，中美经济的互联互通将使这一切成为定局。

离心力和向心力

仔细审视一下中美关系就会发现，两国之间既有向心力，也有离心力。这些对立的力量使得将中国指定为美国的朋友或敌人变得极其困难，因为政客和专家们经常使用的是陈词滥调的友敌术语。美国经济的相对衰落和中国的崛起促使中国渴望在众所周知的国际蛋糕中分得更大的份额。这是促使两国分离的力量。然而，两国在经济上变得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它们实际上把自己的马车拴在了一起。

即使这些离心力和向心力在系统层面上相互抵消(这是一个很大的假设)，美国的国内因素也可以成为打破僵局的因素。艾伦·沃尔夫（Alan Wolfe）曾将冷战期间苏联在美国威胁的兴衰更多地归咎于美国国内因素，而非苏联的行动。今天美国的国内因素同样可以打破这种系统的“纽带”，决定当前中美关系的结果。关键是要确定当今美国可能出现哪些国内偏见力量，影响对中国威胁的叙事创作。尽管中国各地存在许多说法，但美国国防部(DoD)预算和反华游说团体的理由存在偏见，将北京描绘成一个威胁。为了消除这种偏见，透明度的来源——文化交流的概念和围绕共同原因的团结——有助于消除人们对威胁的看法。

国防部预算的理由

美国国防预算的维持是将中国描绘成威胁的国内偏见的一个来源。美国的预算是世界上最大的，超过世界第二大预算将近三倍。2017年美国国防部预算为6110亿美元，大致相当于接下来的9个最大国防预算总和，其中中国的预算为2150亿美元，位居第二。一些专家认为，要维持如此庞大的美国预算，就必须有一个巨大的国家行动者威胁。一些人还注意到，美国对数量相对较少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武装分子的如此庞大的国防预算难以合理化。要为如此庞大的预算辩护，就必须有一个与美国实力大体相当的对手。来自中国的全方位三重威胁(军事、经济和政治)的进一步增强，有助于支撑中国国防预算迅速接近7,000亿美元的理由。

反华游说

今天，在美国存在着一股强大的潜流，它围绕着“如果是中国人，那就不好”的心态存在。“这场运动打着经济保护主义和国家安全的幌子。从把“中国制造”的口号描绘成反美和不爱国，到中国正在购买美国港口等关键资源的说法，故事情节的骰子已经下了。随着中国出口行业在本世纪初起飞，中国需要一个地方进行投资，以阻止人民币升值。中国选择了美国国债和美国豪华房地产。除了中国开始大量购买美国证券之外，最引人注目的豪华房地产交易是中国安邦保险集团(Anbang Insurance Group)斥资20亿美元收购纽约著名的华尔道夫酒店(Waldorf Astoria)。将这处标志性的美国房产转让给一家中国公司，有助于推动这群憎恶中国的人带着一丝恶意解读中国的所有行为。这种暗流是当代“反华游说团体”的表现，他们试图将自己描绘成更大爱国运动的一部分。

叙事硬币的另一面——透明度

即使在国内偏见的领域，也存在着几个强有力的透明度来源。国内偏见往往鼓励在中国各地发表更多负面的威胁言论。这些消息来源存在于系统层面，增强了中国意图的清晰度，为潜在威胁和打击误解提供了更清晰的图景。

文化交流

透明度的一个来源是当今中美年轻一代之间的跨领域文化交流。这种交流真正是在文化层面上进行的，不仅包括音乐、食品和电影等流行文化，还包括高等教育，以及基于美国大学中持久联系而与创业型初创企业的联系。在这个空间里，关于中美文化交流如何发展的故事比比皆是。

在这个空间中，一个这样的叙述集中在中国精英青年在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就读的水平不断上升。这种发展的次要影响是中美青年之间日益增长的个人友谊，以及他们毕业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商业伙伴关系。一位专家指出，现在在美国学习的中国人比过去多得多，他们正在与美国人建立友谊和商业伙伴关系。中国的精英们成群结队地把孩子送到美国学习。根据美国国际教育学院(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的数据，常青藤盟校目前招收的中国学生是10年前的8倍。美国和中国学生之间的这种共同教育已经成为未来共同创业的基础，其中许多企业位于硅谷。

另一种关于交换的说法存在于美国快餐领域。虽然美国快餐连锁店向中国扩张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随着这股潮流的发展，文化交流继续加强。麦当劳(McDonalds)和星巴克(Starbucks)过去曾蜂拥至中国，但如今，规模较小的美国食品零售商正在试探运气，试图利用中国对西餐日益增长的兴趣。这包括中国年轻人对牛肉的需求不断上升，以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吃小份量的牛肉。例如，美国食品零售商White Castle在中国的套餐中增加了麻辣豆腐汉堡和樱桃鸭滑块等当地口味。中国居民月收入超过3000元(460美元)，这被认为是中国消费者习惯改变的一个门槛，美国食品零售商从中受益。

围绕电影交流的第三种叙事方式，是中美文化交流迅速发展的又一例证。一些在美国失败的电影在中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环球影业(Universal)和康卡斯特(Comcast)联合出品的2016年电影《魔兽》(Warcraft)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电子游戏改编版，在北美票房仅为4,700万美元，成绩不佳，但在中国却获得了2.2亿美元的票房。另一个例子是2017年的电影《功夫瑜伽》，由中国制片人制作，由成龙主演，通篇融合了中文、英文和音乐。这是一个真正的中美两种文化的拼贴，针对两个市场。电影和音乐高管在推出产品时，越来越多地将中国和美国市场视为潜在市场。

今天这种跨文化交流与上世纪70年代初美国和中国之间发生的情况非常相似。从乒乓外交到基辛格与邓小平、尼克松与毛泽东的高层外交会晤，花时间在一起、相互理解，都有其内在的好处。正如1972年是改善话语和文化交流的分水岭，本世纪头十年和本世纪头十年是领导人之间更加开放的交流、商人之间不断接触和几乎无处不在的产品交流的胜利。

常见原因

透明度和叙事创作的另一个现代来源是两国共同事业的发展。今天，美国和中国能够团结在一起有几个原因——共同扩大经济蛋糕、北韩和打击恐怖主义。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一些关键领域的伙伴关系可以很好地为美国和中国服务。虽然对两国来说，目标的共性当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一致，但在某些领域，目标确实有重叠之处。由于有着相似的利益或共同的目标，这些叙述构成了中美关系表面上的伙伴关系的基础。与上世纪70年代初中美对抗苏联时的共同目标类似，如今的目标已经成为两国之间的中介。

在经济上，美国和中国通过相互合作做得更好。对美国生产商来说，中国庞大的消费群体很有吸引力。不仅中国人的个人购买力增加了(中国人均GDP占美国人均GDP的比例从2000年的8%上升到2016年的近30%)，而且潜在客户的数量也在飞速增长。例如，中国消费者是否具有购买汽车的能力，是衡量他们是否具有购买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中国的私家车数量从2000年的500万辆增加到2015年的1.25亿辆。经济伙伴关系的机会从来没有这么大过。

在军事上，美国一直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帮助朝鲜遏制其核武器野心。由于美国和朝鲜之间的对话在历史上是徒劳的，美国经常要求中国向其盟友施压，要求其停止核计划。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一直保持着默契合作。即使考虑到最近的美国在北韩峰会上，中国将被要求帮助维持和平。同时，本着国家安全的精神，中美两国达成了在反恐领域进行合作的协议。美国和中国在防止伊斯兰极端分子在其领土上实施恐怖袭击方面有着相似的利益。

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乐观是有理由的。今天的反共游说运动可能面临类似的未来。美国人在20世纪60年代意识到，意识形态上的政治迫害对美国的进步和价值观没有任何帮助。同样，反华游说团体如今也面临着一些同样的压力，其成员开始感受到将中国描绘成一个威胁的后果。此外，中美关系透明度的主要来源在经济领域以及通过共同目标的发展而增长。这种经济伙伴关系如何向前发展的一个主要例子可以在汽车行业看到，主要的美国公司押注于中国。作为回报，中国将赌注押在美国公司身上，希望它们能帮助中国实现技术增长，并朝着一个更注重环保、拥有电动汽车的国家迈进。

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开始他到2022年的下一个任期，问题将是，在他的民族主义言论面前，反对中国的游说团体是否会开始变得更大。问题是中国的时机选择。邓小平关于中国追求现代化的著名格言是:“韬光养晦。”“我们必须想知道，习近平是否会选择现在就停止躲藏，让中国在世界上扮演更大的角色。”

在相互矛盾的叙述中，围绕着美国对中国的威胁感知，最终的问题是，偏见或透明度的来源是否会在美国人如何谈论中国的问题上占上风?未来几年是会像上世纪50年代那样，对中国威胁论的偏见占据了主导地位，还是会像上世纪70年代那样，透明和有关中国伙伴关系的讨论赢得了胜利?我们今天确实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我们必须明白，国内的偏见来源是如何人为地制造了条件，为美国对中国威胁的看法提供依据的。

[作者简介；] 卡尔·奇奥瓦科(Carl Ciovacco)目前是华盛顿特区一家大型金融机构的董事。他毕业于西点军校，2003年入侵伊拉克期间曾在美国陆军担任军官。他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获得公共政策硕士学位，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公共和国际事务学院获得博士学位。他在美国政府担任国家安全顾问近十年，主要从事国家威胁评估工作。他的文章发表在《美国利益》(American Interest)、《哈佛国际评论》(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冲突与恐怖主义研究》(Studies in Conflict and Terrorism)、《警务、情报与反恐期刊》(Journal of警务、情报与反恐》(Journal of policy, Intelligence and Counter Terrorism)和《纸上谈心的普通杂志》(The扶手杂志)上，并与孟加拉国现任总理谢赫哈西娜(Sheikh Hasina)合写了一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