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0年代的解冻，中美双边关系经历了恢复，发展，高涨，颓废，一直到今天的公开敌对，完成了一个演化大周期。对于这个演化过程，汉语论坛上的舆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纯利益论的说法，就是把国家间的关系简化为利益，甚至是短期利益的博弈，因而得出盟友只是一时，而利益是永久的这种论调，却忽视了历史上长期盟邦的存在，北约和欧盟就是很好的例证，都有几十年的历史。另一种是意识形态的说法，就是把国家关系简化成意识与体制的博弈，甚至是一种情绪化民意的博弈，而忘掉了超越意识形态的国家关系遍地都是。美国与沙特阿拉伯没有任何意识形态或价值观上的共同点，却也构成了长期的盟友关系。萨达姆和本拉登也得到美国不菲的资助。我们的结论就是国家间的关系远比这两种说法要错综复杂得多，它们是建立在一系列客观环境的依托之上的。这些依托会随着时间和环境演变，其结果会有效地改变国家关系的性质。

当代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是建立在三个大依托之上，或者说三个大共识之上的，它们分别是苏联霸权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两国经济活动的互补结构，以及精英之间的文化共识。事到如今，这三个依托已经荡然无存，因此无论两国领袖的主观意愿如何，两国友好关系只能是空中楼阁了。

首先，前苏联的解体是上世纪能与两次大战相比的重大历史事件，它的发生自有其内在和外力的因素，因此，在反对苏联霸权为依托的中美关系肯定会由此遭受影响。历史不能被改变，但有关国家仍然有制定应对政策的选择。前苏联解体后留下的地缘政治空间总会得到填补，但美国与中国却选择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战略。

应该说北约东扩与欧盟膨胀是成功的战略，起码在西欧保持稳定，大西洋联盟保持稳定的基础上赢得了中欧甚至东欧的经济起飞。诚然，南斯拉夫的分裂产生过短期的战争，但是在北约与欧盟的努力下，欧洲的和平终究得到了保证。

对于中国来说，前苏联的解体使它在客观上成为远东的地区性强权，无论从军事还是经济层面上都是如此。而这种强权的地位并不一定意味着在地缘政治上成为美国的对手。理性的选择似乎应该是让中国与日韩携起手来，在市场经济的原则下向西发展，使亚洲部分的原苏联加盟国整合到一个统一的亚洲市场上去，并且在军事层面上形成一种与北约相似的集体安全组织。这样的选择会使中国的周边免于军事或领土冲突，东盟加中日韩会成为一个亚洲的统一市场。很可惜的是邓小平及其继承者并未采纳这一种战略选择，恰恰相反，中国的领导阶层急于向俄罗斯寻找一种超伙伴关系，使得中国的海洋邻国们率先对它产生战略上的不信任，而美国也要面对中国与东亚盟友之间的冲突了。要记住，冷战期间，中国与东亚各国在反对苏联霸权的主题上是取得共识的。

显然，中国在苏联解体后采取的外交战略是与俄罗斯建立一种超伙伴的战略关系，我们可以相信这种政策的制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可以被看成是中国外交政策大转向的里程碑，而这种战略的制定，似乎没有与日本，韩国和海洋亚洲的伙伴们，甚至是非常重要的战略伙伴们进行过实质性的磋商。我们可以猜想中俄接近的理由，比如中国对油气能源的依赖，或者对更新俄式军事装备的需要，但是这一切的确破坏了中美关系中的互信程度，使中国扮演了一个朝三暮四的不可靠伙伴的形象。坦率说来，中俄互相接近给中国带来的战略弊端远大于经济或军事层面的战术性利益，但是，主导这种战略选择的是拥有主权的中国政府，当然其后果也是由它来承受的。

然后，上个世纪后期开始的中美和解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建立在经济互补这个大依托之上的。对于美国来说，这个大交易的规模可以与战后对欧洲援助的马歇尔计划和对中东国家的石油交易相提并论。说到底，这是一种基于美元流通的大交易。中国的人口红利以及青年一代的教育程度使它变成了一个世界制造业中心，如同1950年代的西欧，1960年代的日本以及1970年代的东亚四小龙。中东的能源，亚洲的制造和欧美的消费形成了一个几乎完美的商品与货币流动空间。自然，这种动态的经济平衡不可能永久持续下去，各经济体间的矛盾与冲突也会破坏这种平衡的基础。经过几十年的演变，美国与中东，与欧洲和与中国的经济关系都出现了结构性的冲突，但是，中东是美国的顾客，欧洲是美国的盟友，它们之间的关系被一系列经济军事法律的纽带来加固的。历史证明，G7峰会是个非常好的对话平台，在那里美国与它的主要经济伙伴可以和平地调整各自的经济政策来维持这个市场体系的稳定性。而对于中国，历届美国政府似乎都没有找到一种类似的谈判机制。双边谈判会陷入一种非黑即白的无果争论，而中国似乎也没有意愿加入到多边经济谈判的框架里去。当互补的经济演变成互竞，而又缺乏有效的对话机制的时候，经济与贸易的冲突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最终，促使中美友好的因素中有一种默契的精英共识。当美国小提琴家来中国拍摄"从毛到莫扎特"这部电影的时候，全世界都得到这样一种信息，就是中国并非是意识形态上的铁板一块。绕开敏感的话题，比如台湾的前途，两国共事的精英和官僚们都拥有共同的文化基础。莫扎特既非中国人也非美国人，但他所传递的价值却能被两国的精英所共同接受。换句话说，抛开官方媒体的陈词滥调，中国的精英与他们的美国同事一样信仰个人自由和普世文化。

而近年来，我们能清楚地看到这些接受普世价值的中国精英正在遭受当局系统性的排斥，使他们远离决策中心。而他们的继任者们所传递给外界的信息是一种唯我独尊的文化意识，一切不起源于中国的思想，马列主义除外，都在媒体与学术界中被清除出去。这种趋势会影响一代人的价值观，致使在国际对话的场合，双方会因为缺乏共同文化背景而造成众多误解。

时至今日，维系中美友好的三个依托已经当然无存。两国关系将如何在互相冲突的环境下继续演化，是双方都必须面对的一个话题，甚至是一个紧急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