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当毛泽东一念之差，指示放达赖出境时，他大概没有想到，他心目中那个年轻温和的达赖喇嘛，不是《三国演义》中被诸葛亮七擒七纵、最后归顺的孟获。他也绝不会想到，这个达赖竟然有如此大的能量，能呼风唤雨，将西藏民族问题这样一个本来可以如内蒙古、宁夏等地的民族问题一样慢慢消失的问题，逐渐国际化。原本与外界隔绝的藏人，追随达赖，涌出国门，散布世界各地，使西藏问题变成一个几十年来令北京棘手的国际问题。

　　本月1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会见达赖，又一次让北京头疼了。

　　处理西藏问题，北京不妨改变过去那种生硬、被动而又效果不佳的老套路，换一种新思路。

应汲取处理台湾问题的教训

　　首先，北京当局应汲取在台湾问题上的教训。二三十年前，两岸本可以在“一中”问题上达成某种今日求之而不得的协议。可是当时北京的决策者却寸步不让。等到“昔人已乘黄鹤去”，老一代有“中国意识”的大陆籍国民党人退出历史舞台，北京手中却连一个像样的两岸协议之类的文件都没有，只有一个含糊而有争议的、难以作为正式文件拿上台面的“九二共识”。等到这时，求“一中”而不可得，忽然变成什么都可以让了，退却到只要对岸承认“一中”，一切都可以商量的地步。

　　今日西藏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与此类似。达赖终究是在青海省出生，在国内生活了二十多年，曾经身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多年，多少会有一些“中国情结”，他目前的主张至少在表述上也是海外藏人中最温和的。今日达赖愿意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不管他是出于内心，或是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这客观上对北京是有利的。北京完全可以，也应当将这些东西文件化，以会谈纪要、公报，或协议的形式确定下来。这样做有两个好处：

　　一、 以免达赖和老一代流亡藏人消失后，万一西藏问题仍然存在，会留下类似“九二共识”的遗憾。至于达赖方面希望有一揽子方案，北京完全可以考虑分两步走。先走第一步，将今日达赖接受和承认的东西及时地文件化。至于第二步，可视情况发展而定。

　　二、化解国际上的批评声音。这一协议化和文件化的过程，本身就是对来自国际上的有关西藏主权质疑的一种澄清，不要以为过去已经有了协定就足够了。这种来自达赖的自愿承认，本身就是对“强迫协议”一说的反驳，是有关西藏问题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明。

　　其次，北京方面应当改变与达赖方面打交道的方式。那种居高临下，将达赖方面的人招来训一通话，然后挥之而去的做法，那种不论达赖提出什么，如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概斥之为“分裂祖国”的做法，甚至将与西藏问题毫不相干的“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作为条件向达赖提出，给外人的感觉是，达赖方面有关北京的“蛮横”和“不讲道理”的指责，似乎是事实。

　　北京不妨对达赖所提出的有利言论，不论是否出自内心，均从正面加以肯定，如：“中央赞赏达赖喇嘛回归到爱国的立场上，回归到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立场上，中央政府愿意就恢复达赖喇嘛曾经长期担任的国家领导人地位的问题，与达赖喇嘛进一步协商。”这样既争取了对外宣传上的主动，柔和了自己的对外形象，又以揭示达赖喇嘛身为中国国家领导人历史事实的方式，破解大部分西方人和年轻一代海外藏人对西藏历史认识的盲点，也表明了欢迎达赖回国的立场。而且也是“锁定了筹码”，一旦达赖喇嘛从他所公开承认的立场退却，也等于是自造反复无常的形象。

应善用普世价值进行宣传

　　事实上，绝大部分西方人，包括各国政要、国会议员等，对西藏的历史缺乏最基本的了解。达赖聪明地利用西方国家憎恶共产主义的心理，用“中共军队在1950年进入西藏”这样一个事实陈述，成功地使西方人误以为中共军队入侵了一个与中国毫不相干的国家，西藏从那时起才成为中国一部分。而事实是，中共军队进入西藏，与它进入广东、内蒙古等地一样，不过是改朝换代时，新政权继承前朝的遗产和法统。尽管前朝中央政府在一段时期中，对西藏没有行使实际的管理，但这并不妨碍其继承者的继承遗产和恢复管理权，西藏属于中国版图，也并不是从1950年开始的。对于这种入侵指控，北京羞于谈前朝法统，却大谈“解放了农奴”、“废除了中世纪式的黑暗的政教合一的制度”，这等于是间接承认了达赖对北京的“入侵西藏”和“破坏西藏文化”的指控。因为国际社会会认为，即便人家的制度有问题，也不能以此为借口入侵一个主权国家，更不能颠覆人家的制度和文化。

　　又如，北京应当利用当代国际社会认同的普世价值来对抗达赖方面的宣传。如以政教分离反驳关于限制西藏宗教的指控，以现代化、自由竞争、平权和迁徙自由反驳关于移民和开发的指控，而不是去大谈那些在对外宣传上作用有限的民族优惠政策，因为世界上的通常情况是一个国家中的主体民族歧视和压迫少数民族。外国人很难相信，“共产中国”会倒过来，会在诸如司法量刑、聘任公职、上学、计划生育、文物保护和经济扶助等方面上对少数民族实行比主体民族更优惠的政策。

作者是旅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