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弓 云

　　导语：虽然纳粹的集中营被视为地狱，但地狱中尚有逃生的人。而日本的七三一部队，据说一个能活着离开它的“犯人”都没有，可是，这里就有一个“逃出七三一”的传奇。

　　杀人魔窟

　　如果看过电影《黑太阳731》或者森村诚一的小说《恶魔的饱食》，可能都会对日军罪恶的细菌战部队——由石井四郎指挥的七三一“给水防疫”部队产生深刻的印象。这支部队，因为大量使用中、苏、朝抗日人员和普通百姓作为“马路大”(日文：实验品)进行细菌试验和活体解剖而臭名昭著。

　　七三一部队的旧址今天已经成了纪念馆。在日本投降前夕，日军在这里进行了大屠杀。按照日方记载，被送入七三一的“犯人”们曾经机智地进行过各种反抗，但最终无一能够逃脱死亡的命运。这是因为，慑于人体试验可能带来的舆论冲击和法律审判，日军对送入七三一的人员管理极为严格，严密的监视与不断的试验死亡，使“马路大”们完全没有逃脱的机会。

　　然而，在一次搜索东北抗日联军资料的过程中，我却意外发现，从七三一部队的手中，曾有四名中国抗日组织人员，成功地逃出了魔掌。而且，他们的逃生，还带有国共合作，共同抗敌的色彩。

　　根据刘天光1986年整理的《杀人魔窟——三岛理化研究所》一文描述，这四个成功逃生的人分别是：国民党吉林省党务第三督导区108支部书记长李广德和党员何家训，110支部书记长张人天，以及中共党员、抗联侦察员李遇迟。

　　七三一部队在黑龙江佳木斯市万发屯东北驻有一个特别分队，对外称为“三岛化学研究所”，李广德等四人就被日军关押在这里。1945年8月12日夜，由于苏联红军逼近牡丹江，日军对这里的在押人员进行了大屠杀。为了杀人灭口，连在此处为日军担任做饭、看守的四名白俄与一名朝鲜人也被一并枪杀。

　　日军执行的屠杀计划堪称周密。自从苏联红军开始对日作战，看守就已经两天没有给李广德等人任何食物，以消耗他们的体力，避免可能遇到的抵抗。执行屠杀的是桥本喜一郎等五名富有杀人经验的日本武装特务。他们按照计划分别负责对18间双人牢房的屠杀，第一轮枪击后交换负责的监室，再进行第二轮射击。

　　李广德在为黑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馆提供当时详情的时候，依然能够回忆起，日本武装特务当时在走廊里喝令，“米那，他带”(都有，站起来)“奥马艾，他带”(你，站起来)，然后，就开了枪……

　　然而，这四名抗日志士却在这场大屠杀中死里逃生，成为至今所知落入七三一部队手中后仅有的幸存者。

　　逃出七三一

　　四个人中反应最快的是张人天。作为有军事背景的地下工作者，他在日本特务开枪的瞬间做了一个摆动，结果左臂中弹。在日本特务进行第二轮射击前，张机智地钻到同一囚室已经死亡的难友何振国尸体下面，并用受伤的手臂挡住头部。日本特务的第二轮射击，又有一弹击中他的手臂，但大部分打在了何振国的尸体上。张其他部位没有中弹，是四人中负伤最轻的。

　　何家训先中了两枪，还在挣扎中日军第二次射击，一弹击中其头部，左进右出，带出了四颗牙齿，何血流满地昏死过去。事后发现，这一枪仅仅给他的两腮各穿一洞，并没有伤及其他器官。

　　李广德和李遇迟在同一间囚室。因为两人在对付日方审问时“态度狡猾”，所以日军对其恨之入骨，竞对其将子弹打光。两个人每人都挨了8颗子弹，李广德的一条腿齐膝盖打断，李遇迟胸部被击成重伤。但不可思议的是，两人竟然在这种情况下都活了下来!

　　日军屠杀后，大约是因为从事这种残杀毕竟心中有所畏惧，加上苏军进展神速，特务们并没有敢进入牢房检查，仓促间也没有找到预先准备的汽油焚毁该处建筑，随即匆匆撤离。

　　当时幸存下来的五个人(还有一个是何家训同一间囚室的赵连青)，谁也不敢发出动静，一直装死熬到天亮，确认日本人已经走了，才开始逃生。

　　这时，五个人的行动各有不同。张人天率先设法凿开了囚室的墙壁，这时别的囚室没有任何动静。他认为自己是唯一的幸存者，把被子搭在墙上(墙顶有电网)，翻身而出，逃走了。

　　李广德和李遇迟两人受伤沉重，动弹不得，自揣必死，于是沾着鲜血在囚室的墙壁上写下标语，以留给后人。

　　何、赵二人带伤挖开囚牢，已经是13日。他们没有马上逃走，而是扶持着来寻找其他生存下来的人。他们发现了还活着的李遇迟和李广德，但是无力帮他们打开囚牢。这时，李遇迟又昏迷了过去。李广德对何、赵说：“我已经不行了，李遇迟也不行了，这里不可久留，不要为我们这两个没用的人，让我们民族的力量再受损失了。”

　　何家训、赵连青含泪而去。或许是因为内脏受了伤，能支撑着前来救人的赵连青，却连大门都没走出去就突然死去，何家训在13日下午逃出。

　　李广德不堪忍受痛苦，勉力用自己的床单拧成绳圈，挂在窗户上想自尽。不料，却被苏醒过来的李遇迟救了下来。李遇迟当时四肢都几乎不能动，他用牙齿撕扯李广德，将其从窗户上拉了下来。

　　特殊的“国共合作”

　　说来，李广德和李遇迟的关系有些特别。两个人都对各自的党十分忠诚，因此虽然最初作为难友关系很好，一旦发现对方属于“异类”，立刻变得冷若冰霜。在同一个小小的囚室，两个人经常背对背坐着，互不理睬。

　　在重伤的情况下，两个人都去写标语，李广德写的是：“还我河山”、“中国国民党万岁”;而李遇迟写的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可是，一旦面对日本人，两人立刻统一起来。

　　这里面需要谈到另一个话题，就是他们能够生还，与他们的入狱时间和表现颇有关系。李广德等人是在i945年5月23日，日本特务机关“晓工作”进行的大逮捕中被捕的，因为表现坚强而被送到“三岛化学研究所”。这个所谓的“三岛化学研究所”，实际是日本伪满三江省地方保安局与七三一部队的交接地，送到这里的“犯人”，会受到进一步的逼供。如果不供，就会被作为“马路大”送往哈尔滨的七三一本部，绝无生路。

　　而招供呢?苏军8月15日占领佳木斯后，在“三岛化学研究所”院内，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埋葬坑——所有招供的“犯人”，都被埋在这里，其中很多被砍掉了头。

　　李广德、张人天等人，如果招供，肯定也是这埋葬坑中的一员。而如果被捕时间更早，大约已经被送往七三一本部了。事实上，在苏军进攻东北之前，日方已经停止了李广德等人的审讯，并改善他们的伙食，目的就是让他们的身体恢复到可以进行人体试验的水平。也正是因为这段时间的改善伙食，使本来身体虚弱的李广德等人得以有体力熬过中弹负伤后的艰难时间。

　　而李遇迟被捕于1944年，他是1941年随周保中等人撤退到苏联的东北抗联人员。东北抗日联军领导人和部分骨干撤退到苏联后，被改编为教导旅进行整训。但此后苏日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承认伪满洲国，对抗联回国作战设置了种种无形的限制，抗日联军在东北的活动进入低潮。进入1944年后，随着国际形势变化，苏联感到对日作战可能性大大增加，方才开始支持抗联部队重新进入东北活动，但同时将抗联的主要任务局限于协助苏方收集日军情报。但是由于抗联行动有一段中断的时间，苏中边境地区日军已经大大加强，抗联在行动中损失很大。李遇迟就是在一次越界行动中负伤被俘的。

　　按照时间来说，李遇迟早就应该被送往七三一部队本部了。但是他对敌斗争经验十分丰富，既不妥协又让日军总感到他身上有价值可挖，于是一拖再拖，直到日本投降也没有把他送走。

　　在一致面对日本人的时候，李遇迟给李广德传授进行斗争的策略：对于酷刑一定要扛，直到扛得实在痛苦不堪，再进行交待一一交待什么呢?交待几个“垫背的”铁杆汉奸，但是一定要到挺不住了的时候再说……

　　没有狱中经验的李广德，就用这个办法，“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供出了两个最招人恨的伪满警察。结果这两个“隐藏很深”的家伙几乎被日本人打死，从此不得重用。而李广德借此得到喘息恢复的时间。

　　这一次关键时刻，又是李遇迟救了李广德，他对他说：“你才22岁，中国要做的事儿很多……”李广德深受感动。两个人互相帮衬，终于在14日早晨挖开囚室，逃了出来，并放火引来周围百姓，将他们抢救了下来。

　　李广德、张人天、何家训、李遇迟，可能是从七三一部队魔爪中逃脱的仅有的几个人了。交代一下几人此后的生涯。

　　战后人生

　　李广德，被当地学生李长青抢救到启哲医院脱险。胜利后他不满国民党的争权夺利，感动于李遇迟的帮助，改投共产党门下，成为长春城中的一名敌工人员，曾为保存杨靖宇将军、陈翰章将军的遗首，以及争取60军起义作过贡献。解放后曾因历史问题被劳改，释放后多年上访，终获平反。

　　张人天，逃出后略作治疗就到哈尔滨和齐齐哈尔寻找国民党接收人员，后在国民党于东北组建的地下挺进军中担任军事指挥，曾在三江与民主联军作战，下落不明。

　　何家训，感于光复后东北的混乱无意仕途，回乡劳动，最后一次公开出现是在审判日本战犯的法庭上，指证指挥了五二三大逮捕的日本高级特务沟口嘉夫。沟口后被人民法院判处15年徒刑。

　　李遇迟，被救出后即转交苏联远东军佳木斯驻军司令部，此后情况不明。

　　在写作这篇文章时，有一些意料不到的史实让我颇为惊讶。以东北的抗日活动而言，因为即便在张学良时代，国民党也不曾对东北有多少染指，因此民间一般认为国民党与东北的抗日活动没有太多关系。而事实上，国民党方面在1934年即派出一批干部深入东北展开地下活动，其中以东北党务专员办事处主任罗大愚(原名罗庆春，化名魏先生)活动最为积极。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罗始终在东北敌占区活动，屡次组织被破获，屡次重建，与共产党方面亦有联系。牺牲虽大，成果也大，他甚至发展伪满留学生组成了在日本的调查组，传回大量重要情报，日本调查组负责人、中统东北调查室哈尔滨分室主任伊作衡1943年被捕就义，临刑吟诗日：“杀身应取义，轻死赴国仇。”长春的大学生则研制自动放火器，多次袭击日军仓库和机关。

　　1945年5月23日，曾多次躲过日寇搜索的“不死鸟”罗大愚亦被捕。在这次大逮捕中，被捕的国民党地下抗日人员达200余人。罗被捕后颇有气节，坚定不屈，还在监狱中制作地下抗日刊物悄悄传播，一直坚持到日本投降。光复后，罗大愚和国民党方面在东北的地下组织人员都受到排挤，仅担任辽北省党务专员，后去台湾，1973年去世。

　　事实上，在东北沦陷的14年中，不但有国共在组织抗日，东北民众自身的抵抗也一直没有停止过，甚至还有这样的故事：在整个日本侵华战争期间，辽宁省朝阳境内，有一片由当地豪强王老凿(一说土匪)据守的土地，始终不曾向日方低头，任日军多次讨伐、烧掠而无法征服，被称作“中国地”。这块约200平方千米的“中国地”一直坚持到了抗战胜利，是东北唯一没有沦陷的中国领土。

　　历史，似乎充满了不可想象的事情。

　　外一篇：攻打七三一

　　1941年，日本福冈医学院即将毕业的学生被通知进行军事训练，这批学员预订前往“满洲拓殖公司”，为开拓团的日本移民服务，也有部分成员或进入日军服役。当医生并不需要上战场，为何也要进行军事训练呢?原来，这是因为当时在“满洲”经常有抗联活动，这些医学院学生不得不有备无患。实际上，别说是一般的日军和移民点，连类似七三一部队，防卫森严的细菌战基地，都曾经遭到过抗联的攻击。1934fg9月，一支东北抗日联军部队就曾攻打过位于双城的日军细菌战实验基地。

　　日军细菌战实验基地是七三一部队的前身，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双城县拉林昌东背阴河畔，由于其警备严密，一度被抗联部队误认为是日军的兵工厂。

　　攻打日军细菌战基地的，是哈东支队第7大队，这个大队的大队长刘海涛是赵尚志部下一员悍将。

　　刘海涛是山东人，原名刘保仁，高小毕业，年轻时候闯关东去了东北，成为伐木工人。后来因为好打抱不平得罪了警察被抓进监狱关押半年，出来后就上山落草。“九·一八”后，刘海涛率部投奔孙朝阳部抗日武装义勇队。在这支武装中有一个马夫，就是打入进来试图拉队伍的赵尚志。不久，赵尚志显露他的军事才能之后，被提拔成参谋长，随后带队脱离孙朝阳，建立独立的游击队，成为抗联第3军最早的源头。不久，刘海涛便率部携枪来投，1933年7月，珠河县游击队成立，刘海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珠河县游击队扩编为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1934年6月29日，刘海涛被任命为哈东支队骑兵队指导员。哈东支队1934年秋天整编后，赵尚志任司令，政治部主任韩光，下设5个大队，刘海涛是第7大队大队长。在攻打日军细菌战基地前后，还曾经指挥部队攻打双城的梨树沟，歼敌百余人，缴获短枪50支，壮大了哈东支队声威。1935年11月，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即后来的抗联第3军)第1师师长，率部队在方正、延寿、牡丹江地区开展游击战。

　　攻打日军细菌战基地时，由于发现日军兵力雄厚，抗联未占领整个基地就相机撤出战斗，所以只能算攻入，不能算歼灭和占领。但战斗打响后，在基地内被充作实验对象的中国人发动了暴动，共有16人在抗联队伍的接应下逃出魔窟。考虑到至今没有被送进去七三一基地后生还的可靠案例，这大概也是从日军细菌战实验中侥幸逃出的极少数幸运者了。

　　正是这批幸存者，提供了日军细菌战基地内令人毛骨悚然的内幕。“七七”事变后，党组织派刘海涛赴苏联入斯大林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八分校(即抗联干部学校)学习，他在到达列宁格勒后曾根据营救出来的幸运者的供述，为共产国际提供了一份报告，或许可以算作世界范围内对日本进行细菌战实验和人体实验的第一次公开揭露。

　　由于文化水平所限，刘海涛的报告保留了大量口语特征，但这却让报告显得更加真实，其具体内容现摘录如下：“日军修了数百间房子，窗户是铁的，犯人在内向外看不出去，在房子里，日军用铁条修了无数的铁笼子，将犯人装在铁笼内，一人占一个铁笼，在铁笼内能看见别的犯人，允许说话，亦许小声唱着玩。到这里的犯人不一定是犯了死罪，连两个打吵子或耍钱的(编注：街上吵架或要饭的)，还有面生可疑的，胡子(编注：土匪)，反日分子，都送这个杀人场里来。这个杀人场不光杀双城县和附近的人，由奉天、长春、哈尔滨、三姓、佳木斯等地抓的都送到这来。在外边听里边的机器声音，外边人们认为这是日本新设立的兵工厂，谁都不知道是杀人场，但是因为日本对这个建设特别严密，不说百姓，就是在日本那里深受信任的满洲官员，亦不许知道，连普通日本人亦是不知道的。犯人到这里边吃的还算不坏，一天三次粳米饭和白面馒头，但不给吃盐。犯人得一天有次大便，如没有大便，日本人决不允许，大便以后日本很详细验看大便的成份。三天一次用玻璃管子吸血，每次吸一茶碗血。日本人几天一次使小刀刮耳朵唇，刮完以后很细心地看，还有一个胶皮管子，日本人用手拿着，叫犯人向肚子里吞，将胶皮管子头吞在肚内心的左右为止。在这时间日本使胶皮管向回抽气，由皮管带出肚内白的东西为止，也很细心看这个白的东西。由犯人吸的血，由耳朵刮的东西，肚内抽的东西，日本都拿去。犯人身体好的，抽血十五、六次，身体不好的抽血八、九次就不抽啦。

　　这些不能再用来试验的犯人就送去洗澡，得洗的身上很干净，日本人又说，说犯人你身体有病了，打针吧。然后日本人就拿来很大的药针，不论头、脚、身的前后，狠狠地就是一下子。打上药针的人不过几点钟舌头说话就开始不好使，混身难受，日本人又说他的病不行啦，要赶快拉出去，这个人从此以后就不知去向。但是犯人出去大便时，看见很多男子鞋，还有女子鞋在机器房子周围……

　　在去年将珠河游击区群众使大车载去三百多，不知去向，在这个杀人场杀多少人，谁也不知道，连他们在里头出来的(指暴动越狱的16位人)也是不知道，他们知道经常向里边送人，一回三百、二百的，这不像大狱，官司打好了就能出去，到这里头日本人就按一律处置，抽的血和犯人身体不知有何用处，有说作毒气的，因为我不懂化学，哪能知道作何用?像这等事应当研究一下”。

　　可惜，由于当时国内国际对于日本准备细菌战的情况了解尚不充足，这份报告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但这次袭击引发了日方的恐惧，因此1941年11月，七三一部队成立时选择了哈尔滨近郊更加安全的平房区而不是双城子，并加强了对七三一兵员和文职人员的军事训练。

　　刘海涛后来进入抗联干部学校学习，后又转入列宁格勒步兵学校。1938年回到延安后，刘海涛受到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亲切接见，同年被派往山东工作时毛泽东曾亲往送行。刘海涛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他先后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6、9支队司令员，后任第2旅副旅长，次年升任鲁中军区司令员，转战日照、莒县、赣榆一带，收复蒙阴、东阿，名声大振。1941年11月，刘海涛被汉奸出卖牺牲。

　　值得一提的是出卖刘海涛的两名汉奸，都有可耻下场。至此，作为可能是唯一能够打进日军细菌武器试验场的抗联将领，刘海涛终于可以含笑九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