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危机的发展，尤其是俄罗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收回克里米亚半岛，成为冷战之后欧洲的最大动荡，引起《经济学人》悲叹出现“新世界秩序”。我的个人看法，是此事再次证明哈佛大学已故政治学者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

《华盛顿邮报》承认：乌克兰危机结束了冷战后欧美不少领袖对俄罗斯在文化上属于“有缺陷的西方国家”的误认，而重归把俄罗斯看成“非我族类”的长期共识。冷战之后坐了20多年冷板凳的俄国问题专家，则纷纷提出俄罗斯文化“例外论”，与西方的分歧矛盾难以调和。美俄之间重启某种新型冷战，华盛顿动员欧洲新旧盟友围堵俄罗斯，是无法避免的连锁反应。

然而，所有论客都承认，普京的“扩张主义”，绝不是苏联共产主义翻版，而是基于俄罗斯民众强烈认同的东正教斯拉夫文化传统。普京在关于克里米亚公投回归的讲话中，特地提到西方通过类似公投，剥夺塞尔维亚领土科索沃的先例。大部分人都没有注意到，科索沃正是塞尔维亚东正教的发源地，就像基辅罗斯是俄国东正教摇篮一样，所以引起普京的强烈个人情感，也彰显了当前乌克兰危机的“文明冲突”色彩。

从这一角度，乌克兰危机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对世局的冲击，都可以比拟于十多年前的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

九一一事件展示伊斯兰极端主义是美国和西方世界的首要安全威胁。华盛顿因此针对穆斯林国家发动了两场旷日持久的战争，除了极大地消耗了美国的军力财力，更急剧强化了西方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文明冲突”，其结果延续至今。

这一“文明冲突”的最大国际赢家，无疑是北京。回顾九一一前夕，美国获得冷战全胜，美中反苏同盟解体，中国的经济起飞引起华盛顿警觉。陈水扁上台后全力鼓吹台独，小布什总统的“火神”谋士集团积极响应。2001年4月，布什本人公开宣布美国将“竭尽全力（whatever it takes）”，帮助台湾抵御中国大陆。海南撞机事件之后，中美到了直接军事冲突的边缘。

九一一事件在一夜之间改变了上述情况，华盛顿的“反恐”战争，为北京提供了十年和平发展环境，特别是极大地缓和了台海危机，强化深化了两岸经贸关系。虽然近日反《服贸协议》占领立法院行动，无绿营逆转两岸经济一体化的用意，不少美国论客提出台湾今天已经落到了“不战而降”的地位。

奥巴马上台之后，努力结束两场在穆斯林国家的战争，缓和与伊斯兰世界的“文明冲突”，而启动面向亚太地区的战略枢轴转向。一言以蔽之，便是再次把中国看成美国霸权的最大威胁。东海和南中国海领土领海争议升温，为华盛顿开辟了很大的机会。

如今华盛顿在乌克兰面对另一场“文明冲突”的突然升级，而必须做出相应的战略调整。这场危机固然对北京外交造成若干尴尬，尤其是克里米亚公投，但总的战略效果却与九一一事件并无二致，都迫使美国重新策划对外战略重点，降低北京受到的战略压力。

与九一一之后新保守主义劫持布什政府不同，奥巴马和东北部知识精英把中国视为首要战略威胁的看法难以改变。《纽约时报》便发表芝加哥大学大牌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畅销书《以色列游说集团和美国外交政策》的合著者）的评论，主张“为遏制中国，美国应让出乌克兰”。美国著名智库“欧亚集团”（Eurasian Group）总裁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也认为“中国是远比俄国更大的威胁”。从基辛格到布热津斯基等外交大佬纷纷建议乌克兰“芬兰化”，也有这样的用意。

但是，俄罗斯把乌克兰入欧看成是东正教斯拉夫文明的生存性威胁，普京在乌克兰本土虽然成事不足，但是败事有余，特别是利用东部俄裔俄语居民，从事“颜色革命”模式的街头暴力，大有可为。伊朗、阿富汗、叙利亚等热点，也是现成的外交“劫材”。除了强烈的冷战旧习，华盛顿为了加深欧洲和俄国的对立，也势必要强化北约针对俄国的军事部署。未来世局的一大看点，便是华盛顿战略中北京与莫斯科的优先次序。

最后必须指出，九一一之后，北京决不能与政治伊斯兰结盟来制约美国。乌克兰危机之中，强化与俄罗斯的权宜同盟，也不符合中国的根本地缘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