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终于将日本侵略军“随军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资料呈报给了联合国负责“世界记忆遗产”的相关机构。在盟国战胜法西斯势力近70年的今天，中国的这一行动可算向耻辱柱上的“大日本帝国”身上又敲了两根钉子，使其难以继续轻易扭转腰肢。在日本千方百计掩饰当年种种恶行之际，北京此举就已显得大有必要，习近平当局更不能重蹈当年中日关系暂时好转期间的宣传覆辙。

对于日益右倾化的东京和永田町来说，尽管日本要人分别以“河野讲话”、“村山讲话”等标志性纲领向外界展示了东京在日本历史问题上尚存良知，但是，在自民党于2012年大胜组阁后，以安倍、麻生等为首的政府开始将摆脱“雅尔塔体系”作为日本未来的第一要务。在慰安妇问题上，日本政界异口同声地发出了否定的声音，就在6月9日，安倍更称河野谈话本系“缺乏信念”所致，更为日本“留下祸根”。这与桥下彻、河村隆之等各界人士近年来否认“慰安妇”、“南京大屠杀”的言论形成了遥相呼应之势。

         尽管日本右翼从上到下否认日军罪行，但罪证总是存在的，图为一处日军“慰安所”遗迹

自二战结束以来，美、俄、欧各自瓦解了纳粹德国在欧洲大陆的根基，但凡鼓吹纳粹、否认纳粹屠犹的言论都会直接触犯红线，发言者也难免身败名裂。但亚太地区长期以来仍在世界中心的边缘，加之战后国际左翼运动兴起，日本因坐拥两处原子弹爆炸城市而成为“美国受害者”的符号，又有潘德列茨基等欧洲知名音乐家以《广岛受难者的挽歌》等作品传世，日本开始宣传其“受害者”身份，广岛的宣传更几乎打进美国。

当欧美各国仍为二战期间盟军轰炸德国德累斯顿争论不休时，日本已经堂而皇之地在广岛的“慰灵碑”上称“过去的错误不会再犯”，但究竟是谁犯了错，日方却始终支吾其词，此后日本官方以“包含日本民众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加以掩饰，这才勉强过关。但这一解释却惹恼了日本右翼人士，自2002年以来已有人就这句话去寻这处纪念碑的晦气，更在碑上贴上杜鲁门照片，表示美国“犯错”以致日本受害。

事实上，自东京大审判后，日本对于“大日本帝国”在“东亚共荣”期间的种种行为已再次显得不以为然，关于两颗原子弹的宣传已伴随着日本政府的银弹攻势走遍全球，哪怕在印度的穷乡僻壤，学童都知道在东方有个升起蘑菇云的“Hiroshima”。多年来，日本宣传势头之猛烈，和欧洲对于纳粹暴行的宣传与“种族灭绝犹太人”划上等号一般无异。

相比之下，为民族独立背负了3,500万伤亡的中国民众就没那么幸运了。虽然自1995年后，对于日寇暴行的研究和史料征集有了较大的突破，北京官方、两岸三地学术界及当年盟国的研究部门在南京大屠杀、日军“慰安妇”和“731”细菌部队等问题上的研究开始有所建树，这些研究成果也开始在反击日本右翼人士的行动中起到一定作用。毕竟，日军在华暴行始终有着包括电影、照片在内的详细而明确的佐证，但是，这些资料与其用于反击难以轻易认错的日本右翼人士，倒不如大范围公诸于世，令日本的罪恶为世界所了解更有价值。

不过，环顾北京政权自1949年后对待抗战期间日军暴行的态度，却也不免令人叹息。此前，包括王锦思、经盛鸿在内的大陆自由派学者及一部分港、台人士执意称“1979年前”尤其是毛泽东时期，当局对于以“南京大屠杀”为代表的日军暴行或无意宣传，但事实却绝非如此。根据1958年后的历史教科书显示，南京屠城的暴行早已被写进课本内，而日军屠戮民众的暴行亦在60年代后作为“忆苦思甜”的一环被广为宣传。但在1978年，邓小平访日拜谒日二战最大战犯裕仁天皇、并称“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后，情况即发生变化。

资料显示，自“中美蜜月”开始后，中日亦相当热络，在“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这一思想出现后，中日间竟出现一种“一切都好”的诡异情绪。此前在钓鱼岛问题上，中日渔民对峙的局面也暂时转向“搁置争议”，中日交往更以两国友好应对苏联为主调。直到日本当时的几任首相先后前往靖国神社拜鬼，日本教科书更以“进入中国”取代侵华行为，对于日军暴行的研究才开始升温。当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于1985年落成，华人世界第一部正面描写南京屠城的电影《屠城血证》上映后，外界终于发现北京当局在宣传日寇暴行历史上的一点决心，但这比起日本战后自我鼓吹“受害者”的声浪，已经迟了许久。

不可否认，伴随着二战结束近70年，作为切身受害者的华人对此已有所淡忘，仅在大中华圈内，台湾早已化“日据”为“日治”，香港谈及抗战亦以“三年零八个月”居多。在欧美国家仍掌控话语权的当下，唯有北京尚能在打击日寇暴行这一点上做出些名堂。尽管就大陆国情而言，以上海为代表的部分日本人聚居地带出现过删减历史书中日军暴行的举动，但总的来说，当中共开始积极发声、要求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后，这意味着北京将民族痛史公诸于众的时机已经成熟。

当下，从安倍当局“积极和平主义”的现状来看，此前在东京审判后被钉在耻辱柱上的日本军国主义并没有被固定住，美国战后的政策和日本此后的“努力”让当年审判的钉子并未钉在要害上。相对于世人熟知纳粹恶行，伴随着日本亚文化这一“软实力”的大行其道，加之意识形态的距离始终存在，外界或许会轻易地接受日本对中国“反日教育”的抱怨，却难以理解北京这一行为只是在传授未经歪曲的历史。这也让北京当局就南京屠城和日军“慰安妇”申遗显得大有意义：面对日本的罪行，为把它彻底固定在耻辱柱上，敲多少根钉子都不嫌少。而就这一点来说，无论未来中日关系如何，它都将是一桩不可偏废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