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以为给北京添堵就符合美国利益


对中美关系来说，2010年是值得铭记的一年。自那年起，两国关系的战略基础逐渐受到侵蚀，用来描述两国关系处理方式的词汇也出现变化：“承诺”一词的使用次数逐渐减少，中间一度出现“避险”的概念，及后变成了“威慑”。如今，两国使用的词汇都是“强制外交”。

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士认为，中国的亚太政策并未日趋强硬。我并不赞同他们的意见。但不幸的是，以“切香肠”或“蚕食”

形容中国的行为虽未免流于陈腔滥调，却有些道理，因为中国正试图逐步把东海和南海的格局恢复旧状。当然，日本和其他国家也并非没有采取过挑衅中国的不智行为。

这就引发了几个疑问，其中包括：中国为何（或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其向来成功的政策？过去三十多年来，这项政策推动中国整体国力大涨，同时并未令别国疑虑大增。

这个问题和其他问题都值得认真研究。但正当各方试图设法度过这个不稳定的时期，我想谈三点。首先，亚洲的问题不单单在于中国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而且还有相互冲突、独断自负的民族主义。

其次，我们不应简单地把问题界定为“美国应如何应对中国？”实际上，地区和国际体系已经做出反应，并令中国付出重大代价。中国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对于这些代价，以及可能日益沉重的其他代价，中国愿意承受多久？

最后，美国不应该做出对每个国家都有害的行动，尤其是损害地区盟友的行动；在作出回应时，也不应该漠视冷战时期的教训。

在亚洲，区内各国缺乏互信，很多国家积怨已久。这是一个充满多元社会和政体的地区，其中多国政府通过宣扬民族主义争取国内支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如此，中国和地区其他国家领导人也是如此。结果，中国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确实是个问题，但更大的挑战在于多国的民族主义产生相互作用，令许多亚洲政体和社会变得自负强硬。美国需要小心谨慎，在反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同时，也不能任由别国民族主义失控。

关于第二点，过去五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全面恶化：与许多国家的双边关系都要打负分，如缅甸、越南、印尼、菲律宾、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印度、新加坡和日本，与韩国的关系颇为复杂，但也谈不上可以加分。

中俄关系或许可以加点分，但我仍然认为，中俄关系存在结构性弱点。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寻求推进三中全会制定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打击强大的腐败集团，并打算在10月举行的四中全会上把改革推到一个新阶段。如果把中国外交上的损失与国内的繁重任务相对比，就能看到中国的外部环境并不能契合国内需要。

解决第三类问题（适当和有效的反应），没有什么简单的办法。

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不要抱持错误观念，以为只要给北京添麻烦，就一定符合我们的利益，不应该把目前相对平静稳定的地区，变成中国要面临的新问题。想借香港“占领中环”运动或台湾“太阳花学运”之机浑水摸鱼，有可能挑起中国的最坏反应，而且这种结果也并非那些运动的本意，这会令运动看起来是外国势力所推动，而非本土自发。

总之，如果中国想改善中美关系，最简单、最快捷和最互惠互利的途径就是先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而对美国来说，其管理方针需要以具建设性的方式影响其盟国的行为，而且必须认识到亚洲的问题并不仅仅涉及中国，而是区内多国民族主义相互冲突、以及多国存在不安全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