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边境士兵曝冲突:遭解放军猛踹 |
送交者: 力挽狂澜 2014年09月04日01:24:23 于 [军事天地] 发送悄悄话 |
印度在控制线开始修长城了,这是真真切切要变成实际国境线?就是修了一工事。偷偷修的。这个可不好拆!中国怎么办? 印度佬一向喜欢占便宜!这个工事好像修了好久了,都那么长,那么高了。估计是一直往中国境内修,维护领土不简单阿,一线士兵辛苦,向你们表示敬意!大家注意一下这是一个骑线制高点,地势很重要。 据了解边防官兵一直都不爽印度在这里修筑,所以把上级都拉来审查情况了。 中印边境士兵激烈对峙 长达19分钟的影像档 印度电视台播出印度、中国边防军人对峙、叫嚣的画面。由于中国士兵搬走印方防御工事的石块,印方士兵一边试图抢回,一边用印地语骂三字经,现场情势剑拔弩张。 对峙视频截图,发生肢体冲突 据媒体取得1份长达19分钟的影像档,虽不知拍摄时间和地点,但内容为肩背步枪的逾20名印度士兵,与约10名中国大陆军人,在石头砌成的防御工事两侧对峙、叫嚣情景。 主播在播报时说,“画面是印中之间实际控制线(Line of Actual Control, LAC)上常见紧张情势的1个指标。 极度嚣张的印度士兵 你现在可看到清晰画面,中国士兵在印方要塞搬走石头,印度士兵则将对方推开。据信是印方现场指挥官告诉中方,他不会让步。我们的士兵很生气,但还是保持和平。 LAC为两国未定边界。这名主播强调,“片段显示,LAC情势有可能极度紧张”。在画面中,印方士兵向陆方士兵表示,这处哨所过去3、40年来都为印度所有。
由于中国士兵不肯退让,印方士兵一边试图抢回遭陆方士兵搬走的石块,一边用印地语(Hindi)骂三字经,现场情势剑拔弩张,有一触即发之势。画面中可看到防御工事一侧插着印度国旗,中国士兵后方山地则有积雪。
印度民众公开求助中国:印度中央政府大吃一惊 印度媒体8月24日文章,原题:喜马偕尔邦政府下令调查部族村民扬言求助中国一事 为家乡发展缓慢而苦恼的针谷(pin valley)的部族村民扬言向中国求助。 此举令印度中央政府恼怒,也促使喜马偕尔邦政府下令对此事进行高级别调查。 地处中国边界附近的桑格姆和昆加里村的村务委员会宣布,他们认为自己遭到邦政府忽视,为了发展,将不得不寻求邻国的帮助。 政府对村民的威胁大吃一惊,于周六要求警方查明事实,找出煽动村民提出亲中国口号的人。 (中央区)警察总监PL·塔库尔说:“我们已要求查清事实真相,并已责令当地警察提交有关村民抗议的具体报告。” 为家乡发展缓慢而苦恼的针谷(pin valley)的部族村民扬言向中国求助。 内政部也要求拉胡尔斯皮提区的行政部门调查此事。 针谷的部族村民生活艰辛,欲求助中国。 这个部族山谷以风景优美出名,当地12个村的村民对历届政府都感到不满,认为当地发展缓慢,而政府对过去3年他们所面临的困难不闻不问。 村民们一直焦虑不安,特别是为过去一年的道路中断。
由于冰川快速融化,针谷的小溪河水暴涨,冲垮基里河的主要桥梁。政府为村民修建的一个人行天桥也被冲走。
印度记者第一次来到中国后:被眼前景象惊呆了
一名在中国居住了5年的印度女记者,在北京胡同里观察形色中国,她作为印度人,边在中国工作,边对比着中印两国的差别,无论是制度的差别还是不同阶层生活的差别,边思考着做印度人好还是中国人好……
回到北新桥头条胡同,那群麻将搭子仍在小卖部门口,闷热的夏夜里他们会一直玩到夜永时分。其中少不了方老太的儿子,他把汗衫卷起,露出圆鼓鼓的肚子。我每天晚上回家的时候,无论时间多晚,都能看到这群人都在外面打麻将。在我经过的时候,他们会停下片刻,然后总有人会轻轻地扬起下巴打声招呼。 夏天过后,就是北京短促的秋天,要不了多久,空气中就会有烧煤发出的那种不祥气息——那是冬季胡同里的标志性味道。寒冷季节即将到来的其他迹象也初现端倪:一大早,上公厕的人穿的是长袖绒衣,而不再是棉质睡衣。
我想起刚搬到这儿时,胡同里的居民对睡衣的喜爱让我不时皱起眉头。对于睡衣来说,胡同是真正的解放者。不用再局限于卧室,全天都有居民穿着它们上街,而且没人觉得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随后,我以他们的视角打量着自己:穿着一套睡衣睡裤,嘴角叼着烟,左胳膊下夹着猫,走路的时候拖鞋在脚下噼啪作响。胡同已经把我同化了。 因此,几天之后,我们和吴先生一家三口坐在一家正宗的川菜馆子里;对着点的菜,我眉头紧锁。“那是什么?是肺吗?”我问道,如鲠在喉。“哦,今晚专门给你们点的。”吴太太露出食尸鬼般的笑容,一边用锃亮的长勺子在热气腾腾的大菜盆中搅拌着。“不光有肺,还有腰子和肝,跟高汤和血炖在一起,加上花椒。”
有那么一刻,她露出了关切的表情。“你能吃花椒,对吧?”她热心地问道。我愁得说不出话来,只能摇了摇头。说实话,我并非不能吃辣。“那就没问题了。”她松了一口气,接着舀起一大勺灰色的抖动着的肉,扣在我勉强伸出的碗里。
让房东挑餐馆、点菜是我们的策略之一。我们让他以为那天晚上是自己做东,等我们吃饱后,胡里奥会推托说去洗手间,其实是溜到收银台把账给结了。待吴先生要结账的时候,我们会得意洋洋地表示钱已经付了,而且在他因为未能结账而垮下脸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露出得意的表情。
几分钟之后,吴先生回来了,脸还有点红,但显然已经没事了。他没理会我们关切的询问,而是大口吃起盘子中的猪肺。半个小时后,我们吃不下了,胡里奥按照计划溜出去“上厕所”,然后暗地里跑到收款台,小声索要账单。“埋单?”收银的女士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跟你一起吃饭的那个老人家在半个小时前已经付过了。”
不知不觉又过了几个月,对于未来,我们还没有什么明确的规划。我来到中国五周年的日子即将到来,牛津大学给了我一个从2007年秋季开始、为期六个月的进修机会。我决定接受。胡里奥在中国生活了近六年之后,开始有了离开的冲动。尽管仍在中国,但我们和这里在心灵上已经拉开了距离,我们想要尝试新的冒险。
奥运会即将举办,我刚到北京时四处可见的“拆”字几乎踪迹全无,因为那些房子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拆了。前门旁化为灰烬的胡同中,一座漂亮的购物中心初具规模。
在印度,大家关注的问题则有所不同。无论报纸编辑还是家里的仆人,他们最常问到的是一个貌似简单的问题:印度能从中国那里学到什么?或者说,印度应该做哪些中国一直在做的事情?中国把美国视为评估自己的国力和成就时的终极标杆;但在印度,中国已经成为了其评价自身进步时常用的参照系。 回到中国,我时常被问及的问题又不大相同,并且是最直接,或许也是最难回答的问题。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总是毫无例外地问我:“哪个更好?中国还是印度?”我在北京广播学院的学生经常问我:“你是更喜欢中国还是印度?”胡同里的街坊们只要逮住机会就会问:“你喜欢住在北京吗?还是更喜欢住在德里?” 最后一个问题以各种形式出现,对于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很久,每次碰到它,我的答案都不尽相同。与娄亚 (音译)和我家附近公厕的保洁员聊过之后,我想到了印度那些可怜的女佣;我对于中国最底层的人仍享有相对的尊严感到惊讶。
在我住的那条胡同里,垃圾工每天来收垃圾的时候都戴着手套。这样一个简单物件——起到保护作用的覆盖物、细菌和皮肤之间的阻碍物——至少让他们得到了一点点自尊。他们的子女基本都在学校接受教育。他们自己或许没有念过什么书,但一般说来,他们的读写能力足以避免最恶劣的盘剥。
一方面这个国家可能拥有大量成功的推销员以及有闯劲的企业家,但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仍然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反理性倾向。这并非本性,它更多的是反对批评、鼓励集体思维的政治和教育制度的产物,我个人认为这是中国最令人反感的一个方面。而缺乏对思想的热爱,缺乏争辩本身所带来的快乐,缺乏虽刺耳却不无理性的异议,这些都是最令我想家的原因。 在中国,那些不认同主流的、官方的观点的人,往往被打上了异议者的烙印,并因此受到怀疑、驱逐和威胁。 身为一个好辩的印度人(那是一个视异见为常态的国家),中国人这种被强加的、整齐划一的思想和态度,是违背我本性的。因此,尽管印度存在着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在某些时候我会坚称自己宁愿做一个印度人,也不愿意忍受中国精神生活的压抑、单调。
然而,当我回到德里呆上几天,立刻又开始渴望回到北京,在那里,女人可以驾驶公共汽车,而且不会有一群性饥渴的年轻男人不停地盯着看、小声嘀咕,但在印度首都的马路上,这种场面几乎随时可以碰到。
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里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或许是史无前例的,但印度在政治上的成就同样如此。印度的民主政治在后殖民国家中之所以近乎独一无二,不仅仅是因为这种制度的存在,在一个因一种理念而非地理、语言或者民族结合在一起的国家里,这种制度得来不易。这种理念甚至赞美多重身份的可能性。在印度,你不仅可以,而且欢迎同时拥有多种或者一种身份。
所以说,印度政治成就的了不起之处就在于:它发展出调节机制,可以处理大范围的多样性以及频繁、活跃的争执必然导致的结果。构成这种机制之基础的指导性共识,或许也是唯一的共识,就是在一个民主社会,你并不需要一定得赞成——除了表达不赞成态度的程序以外。 对于“如果我能选择的话,我是愿意生来就当印度人还是中国人”这个问题,所有这些事实仍然无法帮我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济的增长来获得合法性;但在印度,一个政党统治的合法不过是因为它是民选的。因此,实现许诺不如赢得选举来得重要。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在许多方面都使得印度历届政府无需一定要履行其许诺。但中国领导者不可能负担得起这种奢侈。因此,中国政府对于所面临的政治经济问题会比正常反应更为敏感,这就引出了另一个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中国在新世纪的前途在哪里? 这个问题不是只有我想找到答案,全世界有一堆分析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依据一位作家最近的描述,对中国未来的看法分为“平稳假定”——这种观点认为西方的自由形式是不可避免的,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自然结果——以及“巨变假定”——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现有政体的悖论将不可避免的导致崩溃 不可否认的是,目前的中国充满各种矛盾。社会和经济自由与政治掌控之间存在着摩擦,城市中产阶层充满矛盾的需求和抱负,与农民和民工的存在着碰撞。从建筑到宗教,古老的传统、强加的现代性以及复兴的传统之间令人不安的共存现象四处易见。从瑜伽老师到酒店门童,对于一群群来此淘金的外国人来说,中国正在迅速成为机遇之地;但同时,中国又有数亿的贫困人口随时准备冒着生命危险寻找机会离开故乡。新中国充满了对立,混乱和控制、变革和延续、财富和贫穷、善良与邪恶以一种有可能引发爆炸的混合方式在此共存。 不拘泥于意识形态的条条框框,中国政府(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如此)依经验行事,调和各种矛盾的技巧之娴熟,令人吃惊。他们或许一直在走钢丝,但中国人的杂技技巧可是声名在外的。因此在我看来,崩溃或者民主化都并非不可避免,未来数年内,中国很有可能继续成功地延续其目前的经济增长和改革策略,同时伴以小幅度的政治变革。 其实我生活在中国的那段时间里,时常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并非中国政府的行动迟缓或者僵化,而是它对实用主义的信奉,以及愿意尝试新想法的愿望。与印度的那些共产主义政党对于任何实质上的创新之举(从经济特区到外交政策的新方向等)所表现出的陈腐态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对抗相比,中国的做法尤其令人引人注目。 从农村的合作医疗计划到提议废除户籍制度,中国政府喜欢通过实验来充分检验各种改革措施。当然,究竟是否“行之有效”,最关键的是这些政策将巩固或者至少也是在维持现状。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北京运用了一系列方法。 他们发现,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实现经济的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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