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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经济学批判系列之三一:用专制暴力维护特权经济
送交者: 求d三真 2017年03月02日22:26:02 于 [新 大 陆] 发送悄悄话

31.用专制暴力维护特权经济

建立在伪科学基础上的实践,必然伴随着血腥的镇压、屠杀等法西斯暴行。依照马克思经济学思想,苏联、中国等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共产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实践,期间充满了残酷的专制暴力、阶级斗争,直接表现为对人性的摧残、人权的侵犯、人道的背叛。

一、永无休止的党内权斗

在实践中,共产党搞共产公有制运动,除了对富人和穷人的剥夺,还伴随着党内、官场相互之间的剥夺,及权利的争斗。在某个时期,他们是战友,能共患苦难,但一旦观点不同出现利益差异,必然反目成仇,你死我活。这是共产党“集众人之私为一人之公”的性质决定的,党内太多的人都做着“天下财,一人占。天下人,一人管”的梦。一时的互相利用、狼狈为奸,都不影响集权专制的野心。斯大林为了打击异己,不断地编织罪名,进行野蛮残忍的政治清洗。在他的眼里,唯我独尊,只有他的思想、他的路线是正确的。只要自己看不顺眼的,都在消灭之列。在上个世纪30年代,斯大林对反对自己的人进行了疯狂的清洗,确定各级地方按指标决定名额加以清洗,具体由内务部而不是法院判决。1934年,参加号称“胜利者代表大会”的1961名十七大代表中,有1108人被枪决;139名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有98人消灭。在整个苏联共产党统治时期,一共229位领导人(包括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非正常死亡57人,被镇压和处死的46人。在卫国战争前,斯大林清洗了5名元帅中的3名,16名集团军司令中的15人,67名军长中的60名,199名师长中的136名,这些均被害。赫鲁晓夫上台后,否定了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否定了赫鲁晓夫,如果苏联共产党不倒台,斗争将继续下去。

中国共产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历史,同样是党内残酷斗争的历史。彭德怀等批评人民公社、大跃进,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成了反党集团,一大批人被无情斗争和迫害;斯大林去世后,面对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清算,毛泽东为了个人崇拜,对许多亲密战友的忠诚表示怀疑,多次炮打“功臣楼”,专门发动 “文革”,将曾经的心腹要员刘少奇当作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埋藏在身边的定时炸弹,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将大批一起造反打天下的人打倒。在召开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时,据说只有三分之一的八大中央委员参加会议。后来,毛泽东又对亲密战友、自己选定的接班人林彪产生怀疑,迫使林彪乘坐的飞机坠落死亡在蒙古温都尔汗。文革后,党内权斗不断,充满着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先是逼着华国锋下台,后来废除了胡耀邦、越紫阳两任总书记,再后来,反腐过程继续夹杂着尖锐的权力斗争,少不了以人划线,还是党外有党、党内有派,至今也看不出有终止的苗头。

二、  日甚一日的特权腐败

在马克思经济学的实践中,苏联和中国都打着为民请命的招牌,搞共产公有制,言下之意是为人民着想,代表人民的利益,所以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即人民政府,挂的也是人民政府的牌子。问题是党也好,官员也罢,拿什么保证这些人一定代表人民的利益,一定会为人民服务。事实上,没有监督约束,不讲法治搞人治的结果,拥有权力的党员、官员都是亚当·斯密笔下的“经济人”,一切为着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视百姓为草芥的共产统治下面,权力不受约束,必然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有受到制度合法保护的腐败,更有私下里疯狂的腐败。斯大林时代,斯大林建立起了一整套保证领导干部层特权的制度: (1)宅第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暑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2)特供权。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应。(3)特教权。凡是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4)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5)特支权。位居金字塔顶端的官员在国家银行有敞开户头,即户主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勃列日涅夫接替赫鲁晓夫后,始终冲在腐败的最前线,他任用了大批亲信,包括自己的许多亲属。女婿丘尔巴诺夫,仅10年时间就从一个普通民警一跃而成为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在1976-1982年间大肆贪污受贿,酿成震惊全国的“驸马案”。整个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的许多书记、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中央委员都卷入了肮脏勾当”。高级领导人彼此勾结、滥用权力、贪污受贿的案件层出不穷。除个别案例外,大多数腐败案件都是勃氏去世后才被揭露出来。

中国的腐败在战争年代就有,建立政权后日趋严重。最早有天津的刘青山、张子善,后来是普遍的特权、特殊化,享受特殊的供给制,文革中群众起来造反,主要是反对各级党政领导的权力腐败,将这些人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2]批斗。事实上,这类人当权后,与原来老婆离婚,重新找女大学生;有人沉湎于歌舞升平、醉生梦死;有人将公权私用,公物占为己有……不过,这些打倒的人在文革后基本上被重新启用,并且升迁,继续利用特权搞腐败。先是利用计划与市场的双轨制,凭借特权搞官倒,将计划内物资拿到市场上按市场价格出售;后来则利用国企改革、股份上市、房地产、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凭借垄断的土地所有权、项目审批权、上市许可权、房地产开发权、高考招生权等,尤其是组织人事权,大肆收贿, 几乎是要什么有什么,想什么来什么,金钱、美女、学历、职称、年龄等无所不包、无所不有。从陈希同到陈良宇,再到薄熙来、周永康等。有人认为,腐败的官员是少数,大多数是清廉的。我认为相反,因为在腐败的制度下面,有特权的人想不腐败都很难。也有人说,现在腐败比毛泽东时期严重得多,我认为从现在向前推算,中国前30年和后30年(所谓改革开放时期)人治等级制的基本制度没变,权力不受约束的局面仍然维持,腐败现象在质上没有区别,量上可能有些差别。总之,制度性腐败一定伴随共产公有制始终。

三、永不熄灭的阶级斗争

共产和公有制本身建立在对阶级的剥夺基础之上,理论上不能证实,实践中自然重重阻碍。但苏联中国等共产党执政的牌子第一反应,往往首先归结为阶级报复或阶级斗争,然后用阶级斗争的专制办法来镇压反对意见。在整个共产公有制的过程中,一直伴随着残酷的阶级斗争。比如,苏联1927年底1928年初,发生了严重的“粮食收购危机”,农民的粮食政府收购不上来,主要原因是工农产品剪刀差引起农产品价格太低,农民不愿意卖粮,造成政府收购粮食的困难。但是,斯大林却归因于“富农捣乱”,得出了“社会主义越接近胜利,阶级斗争越尖锐”的结论。从而,要在党内寻找“富农代理人”,在社会上则乱抓“富农”和“人民敌人”。为不惜代价推行共产公有制,所有持异议者、消极行动者都被视为布哈林同伙加以整肃,过去的反对派,也统统作为敌人列入打击对象。这样一来,阶级斗争越来越复杂,敌人越抓越多,恶性发展,最后变成了 “大清洗运动”。实际上,阶级斗争、阶级镇压,成了共产党领导人巩固其独裁地位的有效手段。

中国的共产公有制运动始终伴随着阶级斗争的环境。共产党建政后即开始镇压 “反革命”,小时候,听家乡的老人讲,只要有人举报,说你帮地主干过坏事,当时共产党的乡长就可以在傍晚将你拉到村头“呯”的一枪处决你,没有经过任何的法律审判。村上戴着帽子的地(地主)、富(富农)、反(反革命)、坏(坏分子)家庭,几十年人前抬不起头,一有运动,就拉出来作为阶级敌人批斗。刘少奇、彭德怀、林彪等,都是阶级敌人在党内的代理人。即使在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仍然在政策上留了一条尾巴,在共产党的文件中提出“阶级斗争并没有消失,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胡耀邦、越紫阳两任总书记都犯了阶级斗争观念薄弱、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抵制不力的错误。在政治上,排斥异己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将对手说成是与无产阶级立场对立的“右倾资产阶级代理人” 。在文革时期,阶级斗争到了极端疯狂的地步,许多无辜的人被当作阶级敌人,打成现行反革命判刑或枪决,有名的如张志新、林昭、遇罗克等。据说,一个人用有毛泽东头像的报纸包了买的猪肉,有人举报他是“反对毛主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遭到了被枪决的命运。今天在中国,尽管比不上“文革”,仍然是高压的封建专制统治,“维稳”(维持稳定)始终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维稳经费持续增加,到处是对民众的监控。主流的意识形态,仍然将“左”看作是方法问题,“右”则属于阶级立场问题,稍微上点纲线就是阶级敌人。

四、 对广大民众的长期剥夺

世界上以马克思经济学为基础,实践共产公有制的国家,都是对民众野蛮剥夺的国家。共产党的历史,就是对民众剥夺的历史。苏联在共产党掌握政权后,首先是通过搞集体农庄,实行土地公有制,剥夺农民的土地,让农民成为无地农民。其次,通过搞工农产品剪刀差剥夺农民。实际情况是低价收购农民生产的粮食,剥夺农民的正当权益。在城里,同样通过共产公有制,使市民成为无产者,是永远的无产阶级。共产党的元首成为事实上的资产最有力支配者,垄断了全国的生产资料。

在中国,对民众的剥夺既与苏联有相同的地方,也有自身的特点。中共对土地的剥夺,不仅包括富农,更包括所有从土改中获得土地的农民。即通过合作化运动,将农民从打土豪中获得的土地再进行充公,实行土地的公有制,农民重新变为无土地者。工农产品剪刀差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到上世纪末。主要特征是国家通过计划低价收购农民的粮食,即使是保护价,也是保护低价。另外在棉花、麻、蚕茧等农产品收购方面,也是长期低价计划收购,剥夺农民种田的利益。在开发区、城市化、房地产,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则更有对农民赤裸裸的剥夺。主要是国家利用对土地所有权的垄断,以极低价购买农民的承包地,转手以高价卖出。据说,同样是建设高速公路,国外土地费用在建设成本中的比重达到80%左右,而中国一般在5%左右,说明失地农民的利益被严重侵犯。在城里,强制拆迁,对拆迁户补偿标准低而引起的抗拒强拆事件屡有发生。在国民收入分配上,财政收入成为增长最快的经济指标,而城镇居民收入普遍低于GDP、企业主利润、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都说明民众利益长期成为共产的对象。还有,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就连巨额的外汇储备,对民众收入也是隐性的剥夺。多年来,中国货币发行量增长一直在20%左右,但民众的收入不到10%,导致实际的收入明显缩水,平白无故的交了货币税,被人悄悄掏了口袋里的钱。可能中国有的学者会提出,通货膨胀并非中国所独有的现象。我认为关键看通货膨胀的决策责任机制,通货膨胀是服从于经济增长还是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再剥夺,以及国家对受损者的利益补偿,是不是为了维护专制特权利益。

五、  对国际社会和平的潜在威胁

马克思经济学在全球基本上没有市场,在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引起了世界恐惧,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上个世纪,苏联共产党利用其在“第三共产国际”的领导权,向众多国家输出暴力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支持朝鲜、越南等与美国等资本主义世界的战争。 “二战”后,斯大林通过对东欧各党反对派的清洗和镇压,强行推广共产公有制和模式。1948年6月28日,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欧洲9国GCD(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指责南共领导执行了一条“背离马列主义的不正确路线”,号召南共内部的“健康力量”取代现领导,建立“国际主义的新领导”。1956年,苏联出兵匈牙利,对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民族主义进行了野蛮镇压,造成了近3000人丧生,2万人受伤,15万人出逃的“匈牙利悲剧”。1968年,苏联纠集波兰、匈牙利、东德、保加利亚四国出动25万大军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用坦克飞机粉碎了浓浓改革春意的“布拉格之春”,扼杀了东欧国家的改革探索。同时,在世界各地,处处与欧美作对,包括支持古巴的社会主义,在美国的门口进行威胁,制造了长期的冷战局面。

中国也是在世界上到处惹事的国家。为了推行共产公有化,平息国内的不满情绪,将矛盾转移,在世界上四处树敌。先是出兵朝鲜,与联合国组成的美国等19国联军打仗。一段时期,跟苏联好得像穿了一条裤子,言必称“苏联老大哥”,斯大林死后反目成仇,咒骂苏联是修正主义国家,直至发生珍宝岛战争。被逐出“共产第三国际”以后,毛泽东要在第三世界当头,向津巴布韦、赞比亚、坦桑尼亚、柬埔寨等输出毛泽东思想,输出中国革命。为了与苏联抗衡,支持柬埔寨波尔布特法西斯 “红色高棉政权”,在“抗美援越”后掉转枪口,大兵压境打越南,发动中越战争。文革后至今,仍然将欧美等国内定为“西方敌对势力”,与西方价值观、自由民主制度为敌。我坚持认为,一个维护特权统治,对人民实行专政的国家,必然是世界和平不安定的因素。如果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对国内民众搞压迫剥削,必然对世界构成威胁。国力软弱时,也许韬光养晦,一旦国力稍有强大,就必然挑战世界,先闹得四邻不安,再处处惹是生非。目的,还是因为心虚,没有底气,害怕丧失特权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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