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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經濟學批判系列之三一:用專制暴力維護特權經濟
送交者: 求d三真 2017年03月02日22:26:02 於 [新 大 陸] 發送悄悄話

31.用專制暴力維護特權經濟

建立在偽科學基礎上的實踐,必然伴隨着血腥的鎮壓、屠殺等法西斯暴行。依照馬克思經濟學思想,蘇聯、中國等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在共產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實踐,期間充滿了殘酷的專制暴力、階級鬥爭,直接表現為對人性的摧殘、人權的侵犯、人道的背叛。

一、永無休止的黨內權鬥

在實踐中,共產黨搞共產公有制運動,除了對富人和窮人的剝奪,還伴隨着黨內、官場相互之間的剝奪,及權利的爭鬥。在某個時期,他們是戰友,能共患苦難,但一旦觀點不同出現利益差異,必然反目成仇,你死我活。這是共產黨“集眾人之私為一人之公”的性質決定的,黨內太多的人都做着“天下財,一人占。天下人,一人管”的夢。一時的互相利用、狼狽為奸,都不影響集權專制的野心。斯大林為了打擊異己,不斷地編織罪名,進行野蠻殘忍的政治清洗。在他的眼裡,唯我獨尊,只有他的思想、他的路線是正確的。只要自己看不順眼的,都在消滅之列。在上個世紀30年代,斯大林對反對自己的人進行了瘋狂的清洗,確定各級地方按指標決定名額加以清洗,具體由內務部而不是法院判決。1934年,參加號稱“勝利者代表大會”的1961名十七大代表中,有1108人被槍決;139名中央委員、候補委員中有98人消滅。在整個蘇聯共產黨統治時期,一共229位領導人(包括政治局委員、組織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非正常死亡57人,被鎮壓和處死的46人。在衛國戰爭前,斯大林清洗了5名元帥中的3名,16名集團軍司令中的15人,67名軍長中的60名,199名師長中的136名,這些均被害。赫魯曉夫上台後,否定了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否定了赫魯曉夫,如果蘇聯共產黨不倒台,鬥爭將繼續下去。

中國共產公有制、計劃經濟的歷史,同樣是黨內殘酷鬥爭的歷史。彭德懷等批評人民公社、大躍進,被戴上了“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成了反黨集團,一大批人被無情鬥爭和迫害;斯大林去世後,面對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清算,毛澤東為了個人崇拜,對許多親密戰友的忠誠表示懷疑,多次炮打“功臣樓”,專門發動 “文革”,將曾經的心腹要員劉少奇當作是中國的赫魯曉夫,埋藏在身邊的定時炸彈,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將大批一起造反打天下的人打倒。在召開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時,據說只有三分之一的八大中央委員參加會議。後來,毛澤東又對親密戰友、自己選定的接班人林彪產生懷疑,迫使林彪乘坐的飛機墜落死亡在蒙古溫都爾汗。文革後,黨內權鬥不斷,充滿着勾心鬥角、爾虞我詐,先是逼着華國鋒下台,後來廢除了胡耀邦、越紫陽兩任總書記,再後來,反腐過程繼續夾雜着尖銳的權力鬥爭,少不了以人劃線,還是黨外有黨、黨內有派,至今也看不出有終止的苗頭。

二、  日甚一日的特權腐敗

在馬克思經濟學的實踐中,蘇聯和中國都打着為民請命的招牌,搞共產公有制,言下之意是為人民着想,代表人民的利益,所以黨是為人民服務的黨,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政府,即人民政府,掛的也是人民政府的牌子。問題是黨也好,官員也罷,拿什麼保證這些人一定代表人民的利益,一定會為人民服務。事實上,沒有監督約束,不講法治搞人治的結果,擁有權力的黨員、官員都是亞當·斯密筆下的“經濟人”,一切為着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視百姓為草芥的共產統治下面,權力不受約束,必然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有受到制度合法保護的腐敗,更有私下裡瘋狂的腐敗。斯大林時代,斯大林建立起了一整套保證領導幹部層特權的制度: (1)宅第權。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員均有一處或幾處別墅。凡是名勝地、風景區、海濱、避暑勝地,幾乎全部被大小官員的別墅所占據。(2)特供權。各級黨政機關均有特設的內部商店、餐廳、冷庫等供應網絡,按照官職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應。(3)特教權。凡是高級官員的子女,從幼兒園到大學均有培養他們的專門機構或保送入學的制度。高級軍官的兒子則直接送軍事院校培養。(4)特繼權。官員特別是高級官員可以免費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華住房和別墅,供他們終身享用。(5)特支權。位居金字塔頂端的官員在國家銀行有敞開戶頭,即戶主可以不受限制隨意提取款項的戶頭。勃列日涅夫接替赫魯曉夫後,始終沖在腐敗的最前線,他任用了大批親信,包括自己的許多親屬。女婿丘爾巴諾夫,僅10年時間就從一個普通民警一躍而成為內務部第一副部長,在1976-1982年間大肆貪污受賄,釀成震驚全國的“駙馬案”。整個勃列日涅夫時代,“蘇共的許多書記、州委書記、邊疆區委書記、中央委員都捲入了骯髒勾當”。高級領導人彼此勾結、濫用權力、貪污受賄的案件層出不窮。除個別案例外,大多數腐敗案件都是勃氏去世後才被揭露出來。

中國的腐敗在戰爭年代就有,建立政權後日趨嚴重。最早有天津的劉青山、張子善,後來是普遍的特權、特殊化,享受特殊的供給制,文革中群眾起來造反,主要是反對各級黨政領導的權力腐敗,將這些人作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2]批鬥。事實上,這類人當權後,與原來老婆離婚,重新找女大學生;有人沉湎於歌舞昇平、醉生夢死;有人將公權私用,公物占為己有……不過,這些打倒的人在文革後基本上被重新啟用,並且升遷,繼續利用特權搞腐敗。先是利用計劃與市場的雙軌制,憑藉特權搞官倒,將計劃內物資拿到市場上按市場價格出售;後來則利用國企改革、股份上市、房地產、城市化,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憑藉壟斷的土地所有權、項目審批權、上市許可權、房地產開發權、高考招生權等,尤其是組織人事權,大肆收賄, 幾乎是要什麼有什麼,想什麼來什麼,金錢、美女、學歷、職稱、年齡等無所不包、無所不有。從陳希同到陳良宇,再到薄熙來、周永康等。有人認為,腐敗的官員是少數,大多數是清廉的。我認為相反,因為在腐敗的制度下面,有特權的人想不腐敗都很難。也有人說,現在腐敗比毛澤東時期嚴重得多,我認為從現在向前推算,中國前30年和後30年(所謂改革開放時期)人治等級制的基本制度沒變,權力不受約束的局面仍然維持,腐敗現象在質上沒有區別,量上可能有些差別。總之,制度性腐敗一定伴隨共產公有制始終。

三、永不熄滅的階級鬥爭

共產和公有制本身建立在對階級的剝奪基礎之上,理論上不能證實,實踐中自然重重阻礙。但蘇聯中國等共產黨執政的牌子第一反應,往往首先歸結為階級報復或階級鬥爭,然後用階級鬥爭的專制辦法來鎮壓反對意見。在整個共產公有制的過程中,一直伴隨着殘酷的階級鬥爭。比如,蘇聯1927年底1928年初,發生了嚴重的“糧食收購危機”,農民的糧食政府收購不上來,主要原因是工農產品剪刀差引起農產品價格太低,農民不願意賣糧,造成政府收購糧食的困難。但是,斯大林卻歸因於“富農搗亂”,得出了“社會主義越接近勝利,階級鬥爭越尖銳”的結論。從而,要在黨內尋找“富農代理人”,在社會上則亂抓“富農”和“人民敵人”。為不惜代價推行共產公有制,所有持異議者、消極行動者都被視為布哈林同夥加以整肅,過去的反對派,也統統作為敵人列入打擊對象。這樣一來,階級鬥爭越來越複雜,敵人越抓越多,惡性發展,最後變成了 “大清洗運動”。實際上,階級鬥爭、階級鎮壓,成了共產黨領導人鞏固其獨裁地位的有效手段。

中國的共產公有制運動始終伴隨着階級鬥爭的環境。共產黨建政後即開始鎮壓 “反革命”,小時候,聽家鄉的老人講,只要有人舉報,說你幫地主幹過壞事,當時共產黨的鄉長就可以在傍晚將你拉到村頭“呯”的一槍處決你,沒有經過任何的法律審判。村上戴着帽子的地(地主)、富(富農)、反(反革命)、壞(壞分子)家庭,幾十年人前抬不起頭,一有運動,就拉出來作為階級敵人批鬥。劉少奇、彭德懷、林彪等,都是階級敵人在黨內的代理人。即使在文革結束以後,鄧小平仍然在政策上留了一條尾巴,在共產黨的文件中提出“階級鬥爭並沒有消失,仍在一定範圍內存在”。胡耀邦、越紫陽兩任總書記都犯了階級鬥爭觀念薄弱、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抵制不力的錯誤。在政治上,排斥異己的最有效辦法,就是將對手說成是與無產階級立場對立的“右傾資產階級代理人” 。在文革時期,階級鬥爭到了極端瘋狂的地步,許多無辜的人被當作階級敵人,打成現行反革命判刑或槍決,有名的如張志新、林昭、遇羅克等。據說,一個人用有毛澤東頭像的報紙包了買的豬肉,有人舉報他是“反對毛主席”,被打成現行反革命,遭到了被槍決的命運。今天在中國,儘管比不上“文革”,仍然是高壓的封建專制統治,“維穩”(維持穩定)始終作為壓倒一切的任務,維穩經費持續增加,到處是對民眾的監控。主流的意識形態,仍然將“左”看作是方法問題,“右”則屬於階級立場問題,稍微上點綱線就是階級敵人。

四、 對廣大民眾的長期剝奪

世界上以馬克思經濟學為基礎,實踐共產公有制的國家,都是對民眾野蠻剝奪的國家。共產黨的歷史,就是對民眾剝奪的歷史。蘇聯在共產黨掌握政權後,首先是通過搞集體農莊,實行土地公有制,剝奪農民的土地,讓農民成為無地農民。其次,通過搞工農產品剪刀差剝奪農民。實際情況是低價收購農民生產的糧食,剝奪農民的正當權益。在城裡,同樣通過共產公有制,使市民成為無產者,是永遠的無產階級。共產黨的元首成為事實上的資產最有力支配者,壟斷了全國的生產資料。

在中國,對民眾的剝奪既與蘇聯有相同的地方,也有自身的特點。中共對土地的剝奪,不僅包括富農,更包括所有從土改中獲得土地的農民。即通過合作化運動,將農民從打土豪中獲得的土地再進行充公,實行土地的公有制,農民重新變為無土地者。工農產品剪刀差從上個世紀50年代開始,一直到上世紀末。主要特徵是國家通過計劃低價收購農民的糧食,即使是保護價,也是保護低價。另外在棉花、麻、蠶繭等農產品收購方面,也是長期低價計劃收購,剝奪農民種田的利益。在開發區、城市化、房地產,鐵路、公路等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則更有對農民赤裸裸的剝奪。主要是國家利用對土地所有權的壟斷,以極低價購買農民的承包地,轉手以高價賣出。據說,同樣是建設高速公路,國外土地費用在建設成本中的比重達到80%左右,而中國一般在5%左右,說明失地農民的利益被嚴重侵犯。在城裡,強制拆遷,對拆遷戶補償標準低而引起的抗拒強拆事件屢有發生。在國民收入分配上,財政收入成為增長最快的經濟指標,而城鎮居民收入普遍低於GDP、企業主利潤、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都說明民眾利益長期成為共產的對象。還有,居高不下的通貨膨脹,就連巨額的外匯儲備,對民眾收入也是隱性的剝奪。多年來,中國貨幣發行量增長一直在20%左右,但民眾的收入不到10%,導致實際的收入明顯縮水,平白無故的交了貨幣稅,被人悄悄掏了口袋裡的錢。可能中國有的學者會提出,通貨膨脹並非中國所獨有的現象。我認為關鍵看通貨膨脹的決策責任機制,通貨膨脹是服從於經濟增長還是國民收入的再分配、再剝奪,以及國家對受損者的利益補償,是不是為了維護專制特權利益。

五、  對國際社會和平的潛在威脅

馬克思經濟學在全球基本上沒有市場,在蘇聯、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引起了世界恐懼,構成了嚴重的威脅。上個世紀,蘇聯共產黨利用其在“第三共產國際”的領導權,向眾多國家輸出暴力革命和共產主義運動,支持朝鮮、越南等與美國等資本主義世界的戰爭。 “二戰”後,斯大林通過對東歐各黨反對派的清洗和鎮壓,強行推廣共產公有制和模式。1948年6月28日,在布加勒斯特舉行的歐洲9國GCD(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第二次會議通過了《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狀況的決議》,指責南共領導執行了一條“背離馬列主義的不正確路線”,號召南共內部的“健康力量”取代現領導,建立“國際主義的新領導”。1956年,蘇聯出兵匈牙利,對反對蘇聯大國沙文主義的民族主義進行了野蠻鎮壓,造成了近3000人喪生,2萬人受傷,15萬人出逃的“匈牙利悲劇”。1968年,蘇聯糾集波蘭、匈牙利、東德、保加利亞四國出動25萬大軍占領捷克斯洛伐克全境,用坦克飛機粉碎了濃濃改革春意的“布拉格之春”,扼殺了東歐國家的改革探索。同時,在世界各地,處處與歐美作對,包括支持古巴的社會主義,在美國的門口進行威脅,製造了長期的冷戰局面。

中國也是在世界上到處惹事的國家。為了推行共產公有化,平息國內的不滿情緒,將矛盾轉移,在世界上四處樹敵。先是出兵朝鮮,與聯合國組成的美國等19國聯軍打仗。一段時期,跟蘇聯好得像穿了一條褲子,言必稱“蘇聯老大哥”,斯大林死後反目成仇,咒罵蘇聯是修正主義國家,直至發生珍寶島戰爭。被逐出“共產第三國際”以後,毛澤東要在第三世界當頭,向津巴布韋、贊比亞、坦桑尼亞、柬埔寨等輸出毛澤東思想,輸出中國革命。為了與蘇聯抗衡,支持柬埔寨波爾布特法西斯 “紅色高棉政權”,在“抗美援越”後掉轉槍口,大兵壓境打越南,發動中越戰爭。文革後至今,仍然將歐美等國內定為“西方敵對勢力”,與西方價值觀、自由民主制度為敵。我堅持認為,一個維護特權統治,對人民實行專政的國家,必然是世界和平不安定的因素。如果一個政黨、一個政權,對國內民眾搞壓迫剝削,必然對世界構成威脅。國力軟弱時,也許韜光養晦,一旦國力稍有強大,就必然挑戰世界,先鬧得四鄰不安,再處處惹是生非。目的,還是因為心虛,沒有底氣,害怕喪失特權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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