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馬里蘭大學畢業典禮，中國留學生楊舒平受校長之邀進行演講，聲稱一落機抵達美國之後，本來打算戴上五個自備的防廢氣口罩；然而當她呼吸了第一口美國的空氣，她把口罩放下了——“空氣是異常清新甜美，感覺暢快極了”；她表示非常驚訝：：“因為我感受到自由，以往在中國時上街必須帶口罩，否則即會生病”；“我自由了！眼鏡不再有霧氣！不再有呼吸困難！不再有壓抑——每一口空氣都擁有自由的快樂。今天我站在這裡，我情不自禁回想起得到自由的感受…在這我感受到言論自由的新鮮空氣！”

“我來美國之前，從歷史課讀到了美國獨立宣言，然而這些字眼——‘生命’、‘自由’、‘追求幸福’，這些抽象的詞彙對我完全沒有意義，直至來到了美國，我學到了原來自由自在地表達自己的想法，在美國是神聖的權利，我可以對有爭議的事情表達自己的觀點，可以挑戰導師的觀點，可以在網上批評自己的教授”；楊舒平提到自己在美國的生活，感受到的文化衝擊，並總結說：“民主與言論自由不是與生俱來擁有的，而是有如新鮮空氣一樣，是要奮鬥爭取（與守護）的”。

這番肺腑之言，換來了中共以至美國中國學生的“追殺”；馬大中國學生會的前主席朱力涵攻擊這是“詆毀中國搏眼球”、“好自為之”、恐嚇“小心在美國出門也要戴口罩”；中共黨媒攻擊為“辱華”、“把美國人對中國的‘成見’在一次放大”、“中國就有如朝鮮一樣”、“出了國應只會更愛國”、“等你在美國受到侮辱吧”、“人醜事多”、“賣國求榮”……一眾中國網民竟恐嚇楊舒平“別回中國”。

的確在中國的網絡，這些言論都經過了中共的審查，所以“中國網民”能夠表達的事情，未必能完全反映中國人的想法；然而自1989年六四至今的中國人特別是中國學生，卻有更多是黨國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而楊舒平這種勇敢而值得尊敬的人，卻是少數中的少數；中共不但成功推動洗腦教育，不止在中國建立了言論的防火長城，甚至在海外也建立了一套非常有效的制度，即以大使館與海外中國人所組成的網絡，去造勢以至狙擊任何敢講真話的華人；於是中國學生既敢怒亦不敢言，而敢言的就必然會被迫害，於是多數的學生更不敢反抗，更不敢講真話，更不敢質疑中共，甚至用盡一切的力量，去阻止身邊所有敢去反抗的人。

上述事情早在香港已經成為常態：中共透過中聯辦與地區勢力的組織，恐嚇來香港讀書的中國學生；留學生為了在大陸的家人，以至返大陸後的生活，都不敢反抗；很多人幻想透過更多海外留學生，中國人將會追求自由與民主；然而黨國為留學生提供的既得利益，加上留學期間的思鄉情結，再加上語言與文化上的區隔，令中共成功把絕大多數留學生，都變為黨國制度的支持者，而非批判者。

這就是民族主義的禍害——因為把歐美國家與文化，都視為“非我”的敵，而把“中國”視為有如自己的“父母親”，因此批判中共有如批判中國有如批判自己的父母，而別人的制度再好，終歸都是“別人的家”，和自己沒有直接的關係之餘，你還會被“歧視”——這些言論，大都耳熟能詳，幾乎大部分中國學生都會說出類近的觀點，有如“倒模”一樣。

別人的家都是衰的，我的家再衰也是好的，這就是中共利用民族主義二分法，把中國人綁作自己支持者的手段：你批評中國，就是不愛國；你批判中國的空氣是臭的，稱讚美國的空氣是香的，是“以偏蓋全”，是“偏頗”。你不斷批判中國，即“敵視中國”，是“歧視”、是“法西斯”；在中國人眼中，把中國說成是有如朝鮮一樣，是“侮辱”——認真想想，朝鮮和中國的最大分別是什麼？兩個監獄的分別，只是有錢與沒有錢，吃得飽與吃不飽的分別；的確兩者不能相提並論，但五十步笑百步又有何意義？

要改變中國，在中國大陸的控制範圍內做不到，如今卻連在香港與海外都做不到，根本不見有人盡力去經營；單靠“紀念六四”或傳統的示威遊行，對這些中國留學生作用不大。但願這些有志改變中國的人，要想想新的策略，先從海外開始；如連海外都做不到，又如何幻想在中共全面控制的中國內，能夠做得到“建設民主中國”呢？

文章轉自自由亞洲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