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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杂谈:细说南北ZT(2)
送交者: bigtime1 2003年01月09日17:29:54 于 [新 大 陆] 发送悄悄话

宋词元曲,看似一脉相承,实则大相径庭。一雅一俗,貌合神离。

北人不可语词,南人难能唱曲。这“曲”是曲艺的曲,并非说南人连个民歌小调什么的都唱不好。南方的戏曲曲艺,极受方言区域限制。

如越剧,外地人觉得辗转缠绵实在好听,不知她唱什么都听得止不住泪流满面,但即使听得泪流满面也仍不知她到底唱了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南戏始终赢不了北曲,除非它敢于北方化、通俗化,由阳春白雪变为下里巴人,如前面说的京剧。北方本土特产相声、快板书、大鼓书、评书,倒是不受语言限制,不用变就可以风靡全国。


用一种文字记录多种语言,是汉字的最大特点。据说陈诚曾开过一个方言的玩笑,说抗战怎么打这么久?因为日本人越打越多,——有的地方说“一本”,有的地方说“二本”(湖北),有的地方说“四本”,有的地方说“七本”,最多的地方说“十本”.英美国家说得勉强像“九本”.日本人自己说是“你本”,这个“你”有点接近吴方言的“二”,相当于用吴语说“二本”.所有这些发音相似或迥异的方言,都用一个“日”字来表示。


有历史学家认为,汉字是使中国分裂后终归能够重新统一的一种凝聚力。有道理,却非绝对。使用汉字的越南,从中国分离出去了;使用汉字的朝鲜,到底没能与中国统一;至今仍在使用汉字的日本,也没实现它“统一中国”的宏愿。倒是先前并不使用汉字的满州、吐蕃、西域,今天成了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和英国都使用英文、英语,说分家就分家了,没见到什么凝聚力。你可以说它们相隔重洋,扭不到一块,那么美国和加拿大呢?


南人的发明

南方比北方温暖、湿润,阳光充足,植物丰茂,是中国早期文明的发源地。前面已经说过,农业远远领先于北方。北方文化开始超越南方,大约以黄帝为标志。从那以后,北方尤其中原一带成了中华文明的代表。不过,南方并未一蹶不振,相反总是在文明的各个领域露出头角。


传说黄帝令仓颉造字,仓颉大约是北人。字造出来了,可往哪儿写?现在发掘最早的中国文字是甲骨文,也就是刻在龟甲和牛骨上。

龟主要产于南方,牛倒是南北都不少,尤以南方更多,黄牛水牛都不缺。从古文字应用和发展所需的材质来看,南方比北方具有优势。春秋战国时,出现了竹简。这竹子又是南方的物产,可以推断发明用大量的竹子来写书的一定是南人。竹简不光在取材的方便与数量上远胜于甲骨,而且使文字不再作为吃肉啃骨头的副产品,孔夫子做学问也尽可以“远庖厨”了,还使那些图画似的甲骨文、金文一变而为篆书。

一直到三国,篆书仍被当成传统的标准汉字。竹简之外还有丝帛,桑蚕的主要产地在长江流域。据说毛笔是北人蒙恬的发明,他出生齐国,又为秦朝大将,但迄今考古发现的毛笔实物,最早的三例都是从战国楚墓中发掘出来的,时间比蒙恬要早得多。蒙将军只是首创用兔毛作笔罢了,当然这也很了不起,能文能武的。“竹帛烟销帝业虚”之后,人类文明史上最重要的书写工具造出来了,那就是纸。纸的发明者蔡伦,南方桂阳(湖南(林阝)州)人。蔡伦造纸的原料用树皮、麻头、敝布、鱼网,这堆乱七八糟的东西里面,至少有两样是南方特有的:麻头和鱼网。今天宣纸仍主要产于南方,最著名的当然是安徽泾县。

东晋发明黑火药,南宋发明火枪、火铳、火箭。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毕升籍贯无考,但宋代商业书坊的基地在南方,尤其集中在江浙闽一带,第一部用活字印刷的书也是在潭州(长沙)出版。还有指南针,其原理、制作由沈括的《梦溪笔谈》首先提出,他是钱塘(杭州)人。


南方除了“四大发明”,还有三“C”:绸、茶、瓷。桑蚕据汉代及以后的文献说是黄帝元妃嫘祖发明的,不确。北方出土的最早的蚕茧是在仰韶遗迹中(1926年,山西夏县),南方出土的最早的丝织品是新石器时期的遗迹中(1958年,浙江吴兴),南早于北。有些书籍反而据此说北早于南,完全没有道理,除非我们承认蚕茧是丝织品制作成的。茶叶不用说了,只说瓷器。浙江上虞、宁波、慈溪、永嘉都发现了汉代瓷窑,后来更多的瓷窑广布江浙湘鄂蜀赣闽粤等南方诸地,至唐代传至西方。在英语中,中国与瓷器是一个词,有爱国者以为这是西方人对中国的蔑视和污辱:怎能将我泱泱中华大国比作易碎的瓷器呢?其实西方人是耳闻中国(秦)在先,目睹瓷器在后,是以中国之名唤瓷器这稀世之宝,而非用瓷器之名状中国之脆弱。唐代的中国一点都不像爱国者们的心理那样易碎,西方人羡慕都羡慕不过来,蔑视你干嘛?倘若豆腐先于瓷器传到西土,没准中国与豆腐就是同一个词了。顺便说一句,这豆腐也是南人发明的(西汉淮南王刘安,江苏丰县人),虽说大豆的主要产区在北方。南人发明的豆类制品还有豆酱、酱油、豆皮、腐竹,……一直到臭豆腐。豆腐类食品不仅丰富了饮食,更为素食者提供了蛋白质的主要来源。在原创地印度衰落的佛教能够在东土长久不衰,豆腐的功不可没。


北人发明豆汁儿,就是将南人发明的豆浆弄馊了喝,极具风味。

为什么豆浆也要南人来发明?因为豆浆要用磨子来磨,这是南人用的东西。北人不用磨子,用碾子干碾。不过北人发明了吃素油,首先是麻油,南人起先吃不惯,后来跟着吃,就惯了,这是宋代的事。


北人诸子胜巧匠

青铜时代的鼎盛在北方,北方因地域干燥,挖出的青铜器皿一件一件既多又完整。南方就不行了,锈蚀残破往往不便于器识,除非有保存较为完好的墓葬。即使如此,南方出土的珍品也足以令北人过目不忘,如寒光闪闪的越王勾践剑。南方楚国拥有的铜,不会比北方少,才能够毫不客气地“问鼎”中原。楚国最早发明渗碳钢技术,以打造铁兵器。吴国铸剑大师干将,越国铸剑名匠欧冶子,曾为楚王打造“龙渊”、“泰阿”、“工布”三柄铁剑,闻名于北方各国。至战国时代,北方的韩国才造出名噪于世的铁剑。荀子评议楚国的兵器之锋利:“惨如蜂虿”.中国古代的兵器,大多都是南方发明,或由南方完善。不过这些兵器,并没能阻挡北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到了宋金时代,南人只好以头躯迎敌:“金有狼牙棒,宋有天灵盖”,这已经相当于“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了。


北人最重要的发明是马镫。现今发现最早的马镫,是1973年在赤壁对岸乌林出土的东汉晚期的铜马镫,及甘肃武威南滩魏晋墓出土的铁马镫。南方不出产马,骑士远远少于北方,将马镫的发明权归于北人是有说服力的。别看这玩艺儿不起眼,它的发明对于人类军事史的意义,绝不在飞机、大炮和坦克之下。马镫大大促进了骑术的发挥,战斗力骤增,使北方骑兵对南方步兵从此处于绝对优势。而此技传到西方,立刻仿造,促使欧洲形成特有的骑士制度及骑士精神。


先秦时代,南方重科技,格物致用;北方重思想、学说,选用人材。诸子百家,大都出于北方:鲁国的孔子、曾参、子思、墨子、尸佼,齐国的管仲、晏婴、孙武、孙膑、淳于髡、尹文、田骈、鲁仲连,东周洛阳人苏秦,邹人孟子,宋国的庄子、惠施,晋国的史墨、魏舒,魏国的李悝、杨朱、张仪,赵国的慎到、公孙龙、荀子,韩国的鬼谷子、韩非,卫国的吴起、商鞅,郑国的列子、子产、申不害。只有老子是楚国人。战国末期楚国还出了一个跑到北方去的(曷鸟)冠子,他是道家学说的继承人。今天看来,一个老子即完全可与北方诸子匹敌,虽然他对当时社会的直接影响太小,又主张无为而治,与世无争。

楚威王曾厚币迎聘老子学派的庄子,但他“不愿为有国者所羁”,拒绝了。楚国独霸南方,地大物博,惟楚有材,然而“楚材晋用”,人材外流的情况是很严重的,留在本国的或外来的人材也遭受迫害。和氏璧的故事,伍子胥的故事,吴起的故事,张仪的故事,李斯的故事,屈原的故事,楚国流传下来的尽是这些令人遗憾的故事。


相比之下,楚国偏于重用干将、莫邪、欧冶子、公输班一类能工巧匠。鲁班为楚国设计制造舟船,在对越战争中发挥神效。他又发明一种云梯去攻打宋国,不料被他的鲁国同胞、主张“非攻”与“兼爱”

的墨子抵挡和说退。可惜楚国一直到亡都不明其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南方一度流行楚文化热,不知对两千多年前繁荣发达的楚国亡于秦有何反省?


秦汉魏晋,北方一直是文化中心。三国蜀汉虽说“人和”,人材其实远不及北方魏国。建安风骨,竹林七贤,皇帝、皇子都吟诗作赋,文化得不得了,岂是前后两篇出师表可比。诸葛亮舌战群儒的时候就说,咱们不玩这个。他七擒孟获得手,把人家的香蕉都砍了,全种上庄稼。到了晋代,北方的文化开始纵酒,清谈,放浪形骸,专门玩诸葛亮不玩的那种玄的。结果八王之乱,永嘉之祸,文化重心被迫南移。


南北朝时,北魏向慕汉化,“盛修文教,缙绅硕学,济济盈朝,缝掖巨儒,往往杰出,其雅诰奥义,宋及齐、梁不能尚也。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隋书·儒林传》)与此同时,佛教在中国盛兴。南朝梁武帝信佛,虔诚到非要辞去皇位去当和尚不可。菩提达摩跟他讲佛,谈不拢,便跑到北朝的少林寺去面壁,一坐九年,是为禅宗的东土初祖。北魏名著《洛阳伽蓝记》,记北朝都城中大的寺庙几十座,场面壮丽,金碧辉煌,气势盖过南朝。北方还流行造像,开凿了莫高、龙门、云冈三个大石窟群,北方再一次成为文化中心,首先是佛教中心。达摩的禅宗在北方传了五代,成为中国影响最大的佛教教派,后一分为二,即以五世禅宗弘忍的大弟子神秀为首的北方禅宗,以承继弘忍衣钵的慧能为首的南方禅宗。神秀没衣钵而富有学问,仍“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当上了唐王朝的帝师。慧能大字不识几个,口称“本来无一物”,却偷似的怀揣了衣钵躲去南方。

北禅主张渐悟,南禅主张顿悟,简称“南顿”和“北渐”.北渐渐渐在唐末衰落;南顿则流传至今,南宋时还东传日本,发展成为日本禅。


总的来说,北人不重技术发明,斥之为“奇技淫巧”.但北人创造了中国的典章制度,历史上各时期的政治体制,影响较大的改革方案,大都是北人或北方政权制定的:建立分封,建立中央集权,建立九品中正制,建立科举制,建立后宫制,建立太监制,建立外藩制。

北人利用南人的技术,北学为体,南学为用。北人规定穿什么样的衣服,是峨冠博带还是胡服褶裤,是右衽束发而不是南方的左衽披发,还发明和推广妇女缠足。北人用纸币,开银行,设镖局,行跪拜大礼。

北人定祭礼,铸九鼎,立祀庙,修长城,凿石窟,造佛像。北方留给后代的是庞大的都城,威严的皇宫,气派的陵寝;南方只能留下精致的园林,黑瓦白墙的小镇。


南人北人,谁主沉浮

再来讨论南人朝代与北人朝代。注意,不是讨论南朝、北朝。


北人朝代:黄帝-夏商周-三晋、齐、鲁、秦、燕、宋-秦-新莽-魏晋-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宋、夏、辽-金-元-清-民国(北洋政府)。


南人朝代:炎帝-楚、吴、越-汉-吴、蜀-东晋-南朝-十国(除北汉)-南宋-明-民国(国民党政府)-人民共和国。


说明:南北分裂时,无论建立者是南籍或北籍,北方政权归为北人朝代,南方政权归为南人朝代,如三国建立蜀国的刘备,东晋的建立者司马睿,虽都是北人,但其国在南方,应为南人朝代。南北统一时,则无论国都在南在北,皆以建国者的原籍划分,如汉、明等朝在北方建都,但开国皇帝是南方人,故归为南人朝代。


北人朝代,秦(灭周起)50年,新莽15年,魏晋至元末1148年,清初至北洋政府倒台312年,凡1525年。


南人朝代,两汉三国472年,东晋南朝272年,十国87年,南宋152年,明276,南京政府至二十世纪末72年,凡1331年。


南人朝代与北人朝代,相差不过一百多年,年代竟然如此接近。

秦以前,东周南北诸侯国家长期并存,时间上也基本并列。只有夏、商、西周一千余年的北方朝代,可与南方远远地拉开距离。北人朝代年代较为连续,南人朝代的年代则比较破碎,原因是几次南北分裂都以北方统一南方告终。南北统一时的南人朝代,除了个别的短暂的情况外,几乎都建都北方。这样不出三代,其帝王的南人身份就难免发生变化。幸亏我们只问王朝的出处,不追究每代帝王孰南孰北。一般来说,开国皇帝的风格,其建立的体制、章法,对后世皇帝的影响往往极为深刻。如李渊的通达,赵匡胤的宽容,朱元璋的忌刻,造成唐王朝的开放、宋王朝的优士和明王朝的专制。当然这不是绝对的,更不能以血统论名之。朱元璋的继任者建文帝,就比他那嗜杀的祖父厚道多了,不过明王朝到底还是他四叔朱棣那种皇帝吃得开。风气、体系可以因袭,也可以改革变化,这里只是强调肇始者的作用罢了。中国王朝多重视守成,认为“创业难而守成更难”,循祖宗的法度,萧规曹随,也就是“按既定方针办”,能不变都不变,稳定压倒一切。


除了开国之君,朝廷中方针大计的主要设计者和执行者亦值得注意。杨剑宇编著《中国历代宰相录》,尽列史籍上留下记载的宰执上千人,并为数百位著名或有影响力者作传。其中自秦至清的南人宰相195名,北人469名,北人占绝大多数。南北籍之比,具体到每朝为:秦(1:1),两汉(10:52),魏(1:10)、蜀(2:4)、吴(8:2),西晋(0:17),东晋(2:17)、十六国(0:5),南朝(20:23)、北朝(0:58),隋(1:7),唐(8:61),五代(0:21)、十国(17:12),北宋(17:27)、辽(0:23),金(0:35)、南宋(22:6),元(0:28),明(61:21),清(25:44)。


秦代两位名相,一南一北:李斯是楚国人,赵高是赵国人。李斯的出生地为今日之河南上蔡,是自然地理的北方,但楚国却是南方国家,按前面提到的南北划分原则,他应算做南人。汉是南人建立的朝代,立朝之初起用了几位南方籍宰相,他们都是跟着开国皇帝打天下的勋臣,而其后几乎尽用北人为相。两晋只有南渡后的两位南人宰相,其余全为北人。隋唐两代,南人所占比例还是太小。完全由北人(及胡人)担任宰相的朝代是:西晋、十六国、北朝、五代、辽、金、元。

这几个朝代,西晋和元是统一时代的大王朝,其余均为分裂时代的纯北方政权。三国时魏国司徒陈矫,是中国历史上南北大分裂时北方政权中唯一一位重要的南方籍宰执。而分裂时代的南方政权,北人宰执仍能够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如三国时的蜀、吴,东晋,南朝,残唐十国中的南方九国。


北宋的南北比例不再悬殊,说明北方在文化重心上已不复绝对的优势。宋太祖、太宗两朝宰相赵普是北人,“杯酒释兵权”的谋划者,但书读得太少。太祖因痛感对于南方文士的需要,平南后大批起用南人,名臣辈出。南宋是最重相权的朝代,南人当宰相竟大大超过北人,文化中心也终于随着北方领土的丧失彻底南迁。北人张(山聂)诗叹:“我宋用人,亦杂南北。唯南多士,栉比周行。北客凋零,晓星望月。”《宋史·陈亮传》:“公卿将相大抵多江、浙、闽、蜀之人。”北人被普遍认为勇有余而智不足,即所谓“南怯北勇,南智北愚”,大抵自南宋始。故北人想出人头地,只好从军,立功升迁,形成“南政北军”的格局。经过一百多年,北人的后代逐渐演变成为南人,整个南方也就沦为蒙古铁蹄之下。


元末南人反攻成功,建立明朝,朝中政治人物多出于南方。昔日稷下学士、建安文人、洛阳才子汇集的北国风光早没了影,在通往北方的路途上,挤满了进京赴考的江南才子。两百多年的科举试中,南人占压倒优势。而南方籍帅才名将也占多数,这是与此前历代大不相同的,如徐达(开国)、戚继光(抗倭)、袁崇焕(抗清)、吴三桂(投清)、郑成功(攻台)等。但除了帝王将相,明代还有一大左右朝政的政治势力,即太监集团,人数多时竟达十万之众,又占据大内,并组成恐怖特务组织锦衣卫,故明朝又称历史上最大的太监帝国。太监绝大多数是北人,晚明以江南士人为主的东林党与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之争,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南人与北人之争。当然,投靠阉党的南人也不少,如楚党和浙党,如安庆文人阮大铖;而宦官中,亦有支持东林党人的秉笔太监王安,他是保定人。唐时,太监主要出自福建、广东、广西等南方诸地。宋代太监极少,也未有过宦官之患。元以降,太监基本上出自北方。元明清建都北京,太监是皇帝身边的人,应会说北方话,便于服侍和传达圣旨,还必须熟悉北方的气候与生活习俗,“厚重少文”又“忠心耿耿”.

南人后来居上

激烈、长久的党争消耗了王朝的气数,一直持续到明亡、清兵入关之后。本文开始提到的清初时南党与北党的较量,便是这种党争的余焰。“在摄政王多尔衮执政的头几年中,‘南人’与‘北人’的区别变得极为明显了,而省份的区别则已不为人注意了。同时,南人与北人的竞争,也取代了曾经引起官僚党争的‘清流’与‘浊流’的冲突。例如,浙江海宁名门的后裔、有名的降人陈之遴,在当时就这样说过:‘南北各亲其亲,各友其友’.”(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满清占领北京,首先依靠北人官僚,山东、北直隶(河北)、河南、山西等省籍的明臣,成了第一批归顺者,尤以山东籍降臣为众,北方局面迅速被清廷控制。但多尔衮要的是整个中国而非仅占领北方,虽优宠北人,却也对南人摆出唯材是用的姿态,陈名夏、陈之遴、金之俊等江南籍降臣都官居相位(大学士)。他们偏重选拔起用南人官员,在朝中结成南党,终于为清廷所忌,惩处了二陈,南北党争自此平息。有清一代,在用人参政上南北平衡,历史上只有北宋一朝差可比拟。


尽管如此,南北双方的文化差距不减反增,南人的地位越来越高。

蔡冠洛撰《清代七百名人传》(1936年),打破一般正史主要为高官显爵作传的章法,分政治、军事、实业、学术、艺术、革命几大类编,共收清代有影响的名人(除皇帝外)714人,包括南人475名,北人234名,外国人5名。北人中以原不属于中国而又占居统治地位的满洲籍人最多,为128人,另外还有蒙古11人。如仅以传统意义上的北方即华北地区计算,则所收北人竟未能过百,仅为南人的五分之一。


大一统的清朝,入关之初就有南北之分:一个迅速归顺的北方,和一个持续数十年难以平定的南方(南明王朝、三藩反叛、台湾军政府)。南明史可法在扬州向清廷提出“划疆而治”,北方归清朝,南方归明朝,为多尔衮所拒。到了晚清,再次面临南北分裂:太平天国。

当年铁蹄横扫中国无敌手的八旗军早衰败不堪,不得已以南制南,用湘军、淮军打败了装神弄鬼的南方“天朝”.又以南人收复新疆,组建海军,——北洋水师的将领多为福建人。北方拳乱,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太后出逃,南方舆论认为北方已亡:“存我中国者,其惟南方乎!”提出“保南存国”,“南北分疆而离立”.(刘学照《上海庚子时论中的东南意识述论》)辛亥革命,南方诸省纷纷响应,宣告“独立”,在南京成立临时国民政府,如果清廷拒不退位,“南民北清”相持对峙,分裂局面势不堪设想。袁世凯“窃国”称帝,又是南方起兵讨伐,又差点酿成南北分裂。民初有一副对联,嘲笑当时南争北斗的政治乱象:


民由是也,国由是也,何分南北?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


清亡以后,南人继续保持对全国的影响力。在长达数十年的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中,左右各派政治势力消长的军事力量不可小觑。即以国共两大阵营而论,国民党政府授衔上将,包括特级、一级、二级、追赠上将,及中将加上将衔,至1994年共二百余人,其中北人53人,南人165人。南北比例为3:1.共产党政府授衔的元帅、大将、上将,及红军、八路军时期未授军衔的高级军事领导人,至1988年共191人,其中北人33人,南人158人。南北比例几乎为5:1.(据《中国国民党二百上将传》及《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总的来说,国共两党原本都是南方“乱党”,曾相互合作北伐。孙中山在广州“另立中央”,自任“非常大总统”,与北洋政府对抗。国共反目成仇,共产党从南方拉起一支队伍转移到北方,先在陕北,进而华北,然后东北,发展壮大成国民党的强敌。三大战役结束后,国共最后一次和谈,即“北平谈判”,国民党政府拟议“划江而治”,苏俄斯大林也有这个意思,将中国以长江为界分为南北两半。结果和谈破裂,渡江战役打响,北方再次统一南方。


北方代表中国

中国文化、经济的重心在中至晚唐最后一次大举南移,此后再也没有北返。而中国从古到今,除了明初两代皇帝加国民党政府一共短暂的五十余年,北方几乎一直保持着政治中心的地位。即使在东晋南北朝及宋金对峙时代,北方也比南方更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意义:它结束分裂,选择中国的统一者,它确定与周边相邻国家、地区与民族(西域、吐蕃、西夏、蒙古、朝鲜)的关系,它应付一切来自传统中国疆域外侵略威胁,它把外来民族一股脑儿同化成中国人,它规划未来中国的版图。总而言之,北方决定中国的大势走向,南方只是北方的附庸和后院。


我们老爱说,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反倒让西方国家利用了来打我们。没错,是这么回事,但怎么不再继续深入地想下去。四大发明都是南人发明的,象征中国传统物质文明的瓷、茶、绸都出自南方,南方还是粮、棉的主要产地,“两湖熟,天下足”,为什么南方没能成为中国的中心,不能代表中国,反倒一次次被北方征服、统一、主导,让北方代表中国,成为中国的中心?问题出在哪里?难道一副马镫,真的能使南人对文明的所有贡献黯然失色?


我以为,北方是民族及文化融合的一大基地,这是它始终能在气势上压倒南方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前面讨论的南方方言的复杂,很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先秦时代的百越民族,没能像中原及周边区域的诸侯国那样,由华夏诸族相互融合成汉族,即专家们所说的“最纯正”的中原汉族;反而更加分裂,成为相互间连语言都无法顺利沟通的几个族系,沿袭至今。有趣的是,中原的“纯正”汉族逃到南方,也没能促进各系的融合,仍骄傲地固守谁也听不懂的祖宗腔——客家话。可以想象,南人们各自操着“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去和讲着“统一英语”

的北人抗争,在文化上会处于一种怎样的态势。


反观北方,总是在融汇、统合、包容。那些进入中原的外来民族,都无一例外地完成了汉化:匈奴、氐、羌、鲜卑、柔然、突厥、契丹、女真、蒙古、色目、满洲,以及带有欧洲人种特征的“罗马人”,甚至包括世界上最难被同化、连希特勒的种族大屠杀都不曾使其屈服改变的犹太人,他们也在中国北方融入了汉族,尽管留在那里的“纯正”

的汉人已经稀少到几近于没有。而南方,保留了中国最大的少数民族群,几千年都没有太大的改变,“五十六个民族”,这里占了族数和人数上的绝大多数。即连身为“汉族”的大部分南人都未能彻底“汉化”,包括能说好“九声”却说不好“四声半”的广东人,包括被考证坐实为“纯正”汉族的客家人,“汉语”(普通话)讲得还不如北方的满人、回人,甚至不如与汉人混居的蒙人、藏人。汉颜焉能不汗颜!


能吃会喝,能说会道

从饮食方面亦可见一斑。都知道南人善吃,尤以广东人“什么都敢吃”,我相信第一个吃螃蟹的中国人也一定是他们。但敢吃不等于能吃。南人吃大米,吃了至少九千年,你叫他吃麦面,连吃三天就受不了。北人碗里五谷杂粮吃嘛嘛香,这才是真能吃。茶叶是南方物产,传到北方,虽说北人茶品不及南人精细,花茶、大碗茶什么的,毕竟成为风尚。大北方各少数民族,更创造出奶茶、酥油茶的喝法,兼享南北物产之精华。北方的牛奶,却始终未能在南方普及,甚至编造出酥酪吃多了“汗不得出”以至“病多难治”的中医理论。宋元以前南人吃猪肉北人吃羊肉,后来北人发现猪肉好吃,于是牵猪赶羊,都吃上了。你到北方农村的院落里转一转,随便就能找到一头独行特立的猪。而南人至今吃不惯羊肉。北人的拿来主义,显然比南人的排拒主义要大气。


北人虽“短于文”却“长于说”.陈名夏文章做得不赖,讲错一句话送了命。冯铨文章不如他,却会讲话,“一心事二君”之类,故能全身而退。北人常出能说会道之辈,那种“北人嘴钝口讷”的印象,实在错得离谱。京油子,卫嘴子,北京人“什么都敢说”,侃爷“功夫全在一张嘴上”,“侃晕了算”,贫嘴张大民,“我是流氓我怕谁”……。最典型的是相声,简直就是京津人的专利,外地人只能听,学不来那一口京片子。所谓“痞子文学”的玩语言,不是玩文本的叙述语言,玩的是口语对话,大量唇枪舌剑、戏谑调侃、逗趣耍贫的对白,如同相声或轻喜剧,还是以“说之长”掩盖“文之短”.中国古代巧言令色的说客,油嘴滑舌的弄臣,满口谀词的太监,巧舌如簧的纵横家、诡辩家、清谈家,数来数去差不多都是北人。魏国人张仪有一张好嘴,在楚国郁郁不得志,被怀疑偷了和氏璧打个半死。其妻垂泪,他问:“我舌头还在吗?”妻逗笑了:“还在。”他说:“舌头在便是本钱,不愁发不了迹。”果然后来在秦国拜相,靠的就是那条三寸不烂之舌。

南方追求“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境界,崇尚“大音稀声,大巧若拙,大辩若讷”,“道可道,非常道”,讲不出道理的道理最好。申包胥到秦国乞师救楚,嘴笨说不动秦哀公,只好立于庭中大哭七天七夜,感动秦君出兵。


我倒不认为,长于“说”有什么不好,只要不是强词夺理、过于油滑和光说不练。能说会道终归是一种优秀素质,“茶壶煮饺子,有货倒不出”的“沉默的大多数”未必值得欣赏。古希腊古罗马的演说家,在历史和文学上的地位都是很高的。演说和雄辩,奠定了古民主制的基石。中国上千年的科举制是以文取仕,实际取舍系于一人两人:考官或皇上。现代民主制则很大程度上是以言取仕:竞选宣言、电视辩论、议会演说、记者招待会,……竞选人必须面对民众、媒体、对手,过不了“说”这一关成不了一个好的政治人物。现代司法也离不了说,法官一般从优秀律师中选任,而出色的律师除了大量的案头文件准备,主要得凭借法庭上即兴发挥的高度的语言技巧,询问、反诘、陈述、逻辑、乃至语气。宗教亦如此,藏传佛教、天主教的领袖,都必须是语言上的高手,擅长讲经、布道,否则难堪大任。西藏以转世方式相传的历任达赖喇嘛,即使在亲政数年后,仍须通过一次次严格的考试:当着数千僧人的面,与各大寺最出色的学者进行每次数日的辩论。这比在大学做学问拿博士,也要经过的口语答辩难多了。私下里破万卷书、引经据典、行文严谨、深谋远虑固见功力,众目睽睽之下依然口若悬河、旁征博引、信手拈来、妙语连珠更令人折服。这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经验。中国人历来提倡“敏于行而讷于言”,但毕竟还有诸葛亮这样深得人心的人物形象,他的特点恰恰是“拙于行而巧于言”,坐着轮椅摇摇鹅毛扇,却能舌战群儒、骂死王朗。


绕来绕去,又回到说上来了。本篇题为“细说”,其实只能算“杂说”.既然杂说,也就只能说个大概,有的地方说得粗,有的地方说得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我一直以为,南北的区分,及南人北人的异同,既可划得很细,亦可划得很粗。有时千里之别,有时毫厘之分,不可能绝对化。清末民初文化大师辜鸿铭,尝自称“东南西北人”.他生于南方(马来西亚),居于北方(也卒于斯),学于西方(留学欧洲),娶于东方(日本太太),通十余种语言,你能用南人北人来简单归类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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